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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过去的经验中，用诗歌抒写历史题材，作者是很难写明白的，往往通过描述一下历史事件，然后再来点比较生硬的“升华”，这就不可能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读了晓梦的长诗《钓鱼城》，确实受到了震撼，写得真是不一般。
我想，《钓鱼城》中是不是有这么几个方面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怎么理解。晓梦在写《钓鱼城》之前做了那么多功课，搞了那么多研究，除了因为他是合川人，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之外，还有很多属于学术上的研究，而做完这些研究之后，他采取的方式是舍弃或者说放弃了很多东西。他并不是被这些历史事件纠缠不休，然后迷失在里面，找不到自己解决写作问题的方向，他不是这样。他是很坚定地找到了他自己写作需要的一个独特东西之后，把有可能干扰他写作的部分果断抛弃掉了。我是觉得文学和历史在这个文本里又有一次全新的汇合，按当代历史学家的一些新的理念，他们也把文学作为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的一位学者写过一本书《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其中有个重要结论就是：在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更能够创造出真实的历史。文学创作出历史，他认为是真实的。包括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写《晚清七十年》，也是借鉴了文学的方式，他把自己称作历史的说书人，把历史当作一个文学描述的对象。历史的文本实际也是一种文学的文本，倒过来说也一样。当然，《史记》大家都知道，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也都知道，文学和历史在中国过去的各个朝代都是不分家的。现在，文学和历史这两个学科上，也是有一种互相致以敬意的方式，一些文学家对历史也是非常敬畏的。茨威格认为，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位作家都别想超过历史本身。我觉得晓梦的文学观、历史观在这些方面都非常合适、合理地把握了尺度，然后他在这么一个尺度下，来面对、认识钓鱼城这一段历史。这是我认为这首长诗能够成功的第一要素。
第二，《钓鱼城》这首长诗重点写的是人，不是执着于事件。而且每个人物内心中最纠结的部分是什么，诗人都找到了。蒙哥就不用说了，包括守城的人也不用说了，包括汪德臣这位攻城队伍中那样一员大将，有一句诗说：“我所谓的天赋就是鞭子给予的尺度。”在蒙哥的指挥下，你个人再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不可能由你来左右局面。所以把历史现场中，每个人内心最纠结、最悲凉、最困难的那些东西，都找到了，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第三，晓梦对历史和人两方面都有深入思考。包括刚才谈到的钓和被钓的关系，包括人的命运，包括人和自然。有趣的是《钓鱼城》里面写到了战争与天气的关系。下雨、干旱都是和战争的结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在自然面前，你能够左右和做到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但有可能就是这部分有限的东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大家都知道的滑铁卢战役，格鲁希将军的三分钟决定了战役的胜负。《钓鱼城》中的人物蒙哥的决定，也决定了这段历史。
今天来讲，我们每个阅读这首长诗的人，在阅读过程中就不仅是阅读历史事件本身，而需要由此引发出对自己、对命运、对时代、对现实的新思考。如果不是着迷于这些思考的话，这个长诗就没有很好产生现实意义。我们还原历史干什么？不是为了还原而还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肯定是为了我们对人、对命运、对现实有更深入的理解。
当然，《钓鱼城》是对历史的书写，同时它也是一次文学的创造，更可贵的是它还包孕了很多思考的种子。
即席发言，2020年6月2日改定
宗仁发，1960年11月出生，吉林辽源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长春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主编、编审。著有文学评论集《寻找“希望的言语”》《陶罐·路灯·纪念碑》，诗集《追踪夸父》，随笔集《思想与拉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