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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
那场战争发生在13世纪中叶的中国南方。那是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的早春二月，在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的半岛上，有一个山一样完整的石头城，叫作钓鱼城。其得名于一个巨人钓鱼拯救灾民的神话传说故事，现在这个传说变成了传奇。
面对横扫天下无敌手的蒙古帝国十万铁骑，守城的南宋军民在长达半年的抵抗时间里，创造了以弱胜强、震惊世界的战绩，不仅击毙蒙军前锋总帅汪德臣，更是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阵亡城下。蒙哥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战死沙场的皇帝。正因为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世界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急弯——为争夺汗位，正在欧亚大陆征战的蒙军各部急速撤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的蒙哥之弟忽必烈和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大将兀良合台，以及正在叙利亚与埃及军队作战的旭烈兀均匆忙回师，与留守蒙古草原的幼弟阿里不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战。蒙古帝国企图急速灭宋的战略计划由此破产，蒙古占领欧亚、侵吞非洲的梦想也被粉碎。因此，这座位于今天重庆市合川区的弹丸之地，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和“上帝折鞭处”，中国人则称它为：延续南宋国祚二十年的城、独钓中原的城、支撑南宋王朝半壁江山的城、改变世界历史的城。明朝诗人胡应先曾作诗赞曰：“孤城百仞接云烟，撑拄巴渝半壁天。率土已为元社稷，一隅犹守宋山川。虽然地利夸奇险，终藉人谋妙斡旋。欲剔残碑寻战绩，苔荒径断总茫然。”（明·胡应先《钓鱼城怀古》）。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说：“钓鱼城在一个世界规模的军事事件中发挥了影响，一根钓竿钓起了世界。”诗人、教授邱正伦则称：“钓鱼城是加盖在世界史扉页上的一枚图章。”
毫无疑问，钓鱼城配得上这些溢美之词。因为，它的传奇故事远未结束。在1259年的战争结束后，钓鱼城直到1279年才开城投降，其间经历了大大小小二百余场战斗，蒙古军始终未能攻破此城。最后的投降，既有江山改朝换代的大势所趋，也有天要亡宋的“气候原因”。据史料记载，当年钓鱼城地区连续两年秋旱冬旱，城中断粮缺水，民间“易子而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守城将领为一城军民生计不得不开城投降。尽管如此，钓鱼城也是建立元朝多年的忽必烈在南宋大地上拿下的最后一个军事堡垒。钓鱼城投降的第二个月，发生在广东沿海的“崖山海战”结束，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跳海自尽，开国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彻底结束，中国进入元朝一统天下的时代。而钓鱼城最后“不能投降又投降”的经过，至今在民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也是史家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
从1235年（南宋端平二年），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以谴责南宋破坏盟约为借口，命令皇子阔端率军进攻四川，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处在四川对敌前线的钓鱼城就一直战事不断，到1279年开城投降，历时近半个世纪，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成功防守范例。明代学人邹智评点钓鱼城独钓中原的意义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我的一千三百行长诗《钓鱼城》，正是以这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为背景，试图用诗歌的形式，还原发生在中世纪中国大地上这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较量。当然，这也是首部以“钓鱼城之战”为题材创作的长诗。
以一城之力支撑一个王朝的半壁河山，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面对如此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历史事件，我该如何来完成我的创作呢？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写作和当年蒙哥伐宋一样，想好了开头却没有料到结局。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写作。不仅写作时间长，写作的准备时间更长。因为，我就在钓鱼城下出生、长大，当年宋蒙两军交战的“三槽山黑石峡”，就在我家门口的龙洞沱沥鼻峡。对我来说，钓鱼城是学生时代春游的目的地，是回乡探亲必经的指路牌，我熟悉它古老而又年轻的模样，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门每一段历史。
但越是熟悉就越是陌生。山一样完整的石头城就矗立在那里，从1240年南宋朝廷重庆知府彭大雅命甘润在山上修筑山寨，到1243年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冉氏兄弟冉琎、冉璞建议，依托钓鱼山险峻地形和嘉陵江、渠江、涪江三面环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修筑钓鱼城，历经数年经营，成为余玠“山城防御体系”中的蜀口关键，胜过十万雄兵。在随后的三十年里，面对横扫天下的蒙古帝国铁骑，历经二百多场鏖战，这座城从未被攻破。
熟悉的城一直都在。但那些在历史中隐身的人，我却猜不透。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轶闻趣事，但攻城——守城——开城，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环节，却让他们整整博弈了三十六年。至少两代人的青春都曾在这座山上吐出芳华，至少两代人的生死都曾在城墙上烙下血痕。天下很大，唯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让人欲罢不能。
只有书写能最大限度满足好奇心。于是我开始了长达十余年有意识的准备，有关钓鱼城、有关两宋、有关蒙古汗国和元朝的书籍与资料，收集了几百万字之多。书柜里的书码了一层又一层，电脑里的文件夹建了一个又一个，但那城人仍然在历史的深处捂紧心跳，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却无法让他们开口。
战争旷日持久，累及苍生；我的写作旷日持久，胡须飘飞。从2018年春节第二天的开始，到9月中旬的基本成型，中间不断从头再来的沮丧，在我和那城人身上拧出水来。直到清晨的淋浴喷头，将夜晚的疲惫洗去；直到一个人的模样突然眉目清晰，将所有的喧哗收纳，将所有的名字抹去。我忽然意识到，钓鱼城再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城人再多也只有一个人居住，他们再忙也不过只干了一件用石头钓鱼的事。
围绕一块石头钓鱼！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自己在凋谢世道上的不堪命运。每个人都在钓鱼，每个人都在被垂钓，成为垂钓者，成为鱼，世道的起落容不得他们转身。那些高与下、贫与富、贵与贱的身份，在石头冷漠的表情里没有区别，也没有去路与退路。他们可能是垂钓者，也可能是被钓的鱼，身份的转换来得突然，可能白天是钓鱼人，晚上就成为被钓的鱼。石头与鱼的较量，人与石头的较量，鱼与人的较量，在合州东十里的钓鱼山编织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食物链。
所有的纠结挣扎，所有的呼啸沧桑，全都在这里，把这个弹丸之地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满满当当的三十六年，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短，短暂得只够他们做一件事，一件钓鱼的事。对后世的我们来说，三十六年是个遥远的数字、漫长的数字，以至于我们要用七百六十年（还会更长）的时间来咀嚼、来回味。
2018年9月，我生平第一部长诗、一千三百行的《钓鱼城》终于成型，终于穿越七百多年的时光，让诗歌与那城人、那些生命有了一次隔空对话。记得那是一个秋雨开始绵绵的夜晚，自中午开始蔓延的酒意还未散去，又增添了几分小感动。那个夜晚，我终于睡了一回安稳觉。
但是，醒来的天空，依然在飘雨。醒来的身体里，钓鱼城的石头还是没能搬走。
发生在1259年的那场“钓鱼城之战”，除了绝壁坚城硌得蒙古人生痛，还有百年难遇的极端天气降临，水土不服的蒙古军因痢疾、霍乱大量非战斗减员。没想到的是，当年蒙哥汗遇到的一下就望不到头的暴雨、酷暑和洪水，在七百五十九年后的2018年再次全部归来。他们的战争因为暴雨酷暑暂停，我的写作因为暴雨酷暑暂停；他们暂停是因为连天暴雨迷失道路眼睛，我暂停是因为楼顶搭建的书房漏雨连书桌都不得安生。这些天气的异常和巧合，使我自认为更贴近那座城和那些人。
那是怎样的一城人呢？我无数次登临钓鱼城，每次都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他们用三十六年的时间，围绕一块石头钓鱼或者被钓，丝毫不顾及历史在他们的挣扎纠结中改朝换代，也不顾及客观条件的一变再变，明知不可为偏要为，偏要单纯用力。无论是攻城的“上帝之鞭”蒙哥汗，还是守城的“四川虓将”张珏，他们无不与石头拧巴，与自己拧巴。
蒙哥汗围攻钓鱼城受挫，本可以采纳属下建议，用一部分兵力围城，主力继续顺嘉陵江、长江而下江汉与忽必烈汇合，但他没有。他有帝王天生的骄傲和自信。骄傲和自信源于他那些辉煌既往：“长子西征”时在里海附近活捉钦察首领八赤蛮，横扫斡罗斯等地；血雨腥风中争得帝位，即位后励精图治，命弟忽必烈南下征服大理等国，命弟旭烈兀率大军西征，先后灭亡中亚西亚多个王朝，兵锋抵达今天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即将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交战。1258年，蒙哥汗发动全面伐宋战争，与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分三路攻宋。蒙哥汗亲率的中路军进入四川后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川北大部分地区。这些辉煌战果让他自信天下还没有蒙古铁蹄征服不了的城池。但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却是，一个皇帝御驾亲征竟然奈何不了一块石头，大军受阻于一个弹丸之地，分明让他感到脸上无光，分明让他觉得劝说的人都在嘲笑他的无能。自己下不了台，他的命运只好下台。
十八岁从军钓鱼城的陕西凤州人张珏，历经战火洗礼，从一个小兵成长为一代名将，人称“四川虓将”。在他坐镇钓鱼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有一炮击伤蒙哥的英雄壮举，还多次粉碎蒙古兵的大举进犯，收复附近多个山城，四川形势一度好转，保卫了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如此一个魁雄有谋善用兵的虎将，在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元兵围攻重庆他拒绝投降，部将打开城门他巷战力尽，回家欲取鸩酒自杀，左右匿之不与。趁天黑以小舟东走涪州（今重庆涪陵），船开不久，又为自己不能死于重庆而后悔，用手中长刀猛砍舱底想举家自沉，被船工和亲随夺去扔入江中；又想跳江自杀，被人挽持不得死。第二天天亮时，不幸被元朝水军万户铁木儿擒获。被俘后的张珏在关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押往大都（今北京），最后死于安西赵老庵。“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得知张珏之死甚为感叹，作《悼制置使张珏》诗云：“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灭，功业竞何如？”然而，今天能看到的史书，关于张珏之死法和死地疑点实在太多，记载也不尽相同。我想，这是因为他的挣扎和纠结，在谁都不会好好说话的混乱年代里，真相没人知道，也不会留下蛛丝马迹。
历史已成过去，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它，而不能武断地认为我们掌握的就是历史。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有图未必有真相。我宁愿单纯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都会有扭捏和拧巴的一面，人最难迈过的是自己那道坎。只是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别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
这些“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啊，实在太多！在江山改朝换代的时间刻度上，我只选择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九个人：蒙哥、出卑、汪德臣、余玠、王坚、张珏、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他们在起落的世道上，都曾有过大好前程，最后都被不堪的命运葬送。
而我的书写，不过是近到他们身旁，以他们的名义开口说话。让我宽慰的是，作为当年战场遗址的钓鱼城至今保存较为完整，让我的追述有了凭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一字城墙、水军码头、范家堰南宋衙署等钓鱼城古战场遗址遗迹的考古发掘不断带来惊喜，深埋地下的历史随着记载时间的文物出土，不断修正着人们对它的认知。它庞大的身躯让我相信，面对侵犯，抵抗不过是出于本能；它一直矗立在那里，从未变节。
后人回望历史，无法摆脱过后方知、自以为是的精明。重塑历史，无疑会使历史发生偏差，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往往掺杂了后人太多的“私货”，从而让历史在不断复述中被误读。每扒一次，真相就被灰尘覆盖一次，最终成为蚕茧里的蛹。
我写钓鱼城，不是去重构历史，也不是去解读历史。我要做的，就是跟随历史的当事人，见证正在发生的历史。
说通俗一点，就是以诗歌的名义，去分担历史紧要关头，那些人的挣扎、痛苦、纠结、恐惧、无助、不安、坦然和勇敢。试图用语言贴近他们的心跳、呼吸和喜怒哀乐！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存在，与他们同步同行，甚至同吃同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还原他们的生活日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他们所有的决策和决定。
在那场长达三十六年的战争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不是战争开场蒙哥汗的意外死亡，也不是中间张珏独钓中原的豪气与担当，而是结尾处王立开城投降的彷徨与挣扎，无奈与痛苦。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能投降的投降”的成功范例。三年不通王命的孤独抗战，连续两年的秋旱冬旱，还有当时四川在战乱中仅剩的数十万人中有“十七万人避难钓鱼城”，两千人一年的口粮养活不了那么多人。
我们知道，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拼的是人和粮食。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就是例子。而过去蒙（元）军攻城掠地后抢了就走，现在宋室江山只剩下钓鱼城这个最后的堡垒未陷落，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围城，城里军民无法出城耕种，也无法到城下的三江取水。钓鱼城当初开凿的大小十四个天池、九十二眼水井，在连年干旱里，除八角井未枯竭外，其余均断流，这么多人的吃喝问题换谁都无法解决。饥饿和干旱随时会夺去这城人的性命，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投降也是死路一条。因为城下围城的元军不是别人，正是与钓鱼城有着“血海深仇”的元东川军。主帅汪良臣，正是当年被钓鱼城飞石击毙的蒙军总帅汪德臣四弟，而蒙哥临终前所留唯一“遗言”，“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以后，若克此城，当屠城剖赤而尽诛之”，成为他们冠冕堂皇的屠城理由。
一方面是以死壮烈殉国成全自己的气节名声，一方面是一城军民囿于粮食和水的生死去向，还有敌人的咆哮、城内哀鸿遍野的紧迫现实，如石头一样压得年轻的主帅王立喘不过气来。困惑、彷徨中，一位乱世佳人走到王立身边，用一双手工皮靴解开了他的心结，解开了“不能投降的投降”的死结。这个被后人称为熊耳夫人的女人，真实的名字已无人知晓。几年前王立率兵收复泸州神臂城时，杀守城元军千户熊耳，因见其夫人貌美如花，又自称姓王，便收为同姓义妹带回钓鱼城，当美妾宠养在府中。一城人的生死和王立的魂不守舍，让她动了恻隐之心，说出了隐藏的身份秘密。原来她姓宗，是元西川军王相李德辉舅父的女儿，他们之间是表兄妹关系。熊耳夫人比李德辉小十多岁，熊耳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受到这位表哥的照顾，相互关系很好，表哥的鞋子都出自她的手工。正是这样的特殊身份，她建议王立以一城人的生死为重，向元西川军投降，由她表哥李德辉出面，或许能保全一城人的性命。
历史的转折竟然如此简单：一个女人的一双手工皮靴，就轻松做到了蒙哥汗亲率千军万马也做不到的事。城门打开的那一刻，发生在这里的大小两百多场血腥厮杀结束了；固若金汤的钓鱼城被拆除，一个王朝的偏安历史随之结束。有关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的功过是非争议却持续至今。在他们身后，有活菩萨的香火赞誉，也有“宋朝的叛徒”“汉族败类”和“红颜祸水”的千古唾骂。
这个“美丽忧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其中一个，是我初中历史老师讲的。事隔多年，之所以还清楚记得，或许是熊耳夫人满足了小男生对“美女特务”的全部想象。在这位已记不起名字的老师口中，她断然否定了钓鱼城因为干旱饿死人的说法，她说，钓鱼城最神奇的不是大小天池常年水不枯竭，而是护国寺古桂树旁的那口龙井，从山顶直通城下嘉陵江，王坚就是从龙井里钓起大鱼把蒙哥汗吓死的。后来我们每次春游都要趴到井口往下看，黑乎乎的井里什么也没有——因为老有游客往下扔石头听回响，井口现在被石板盖住了。虽然没能看出名堂，但我们还是对那时候的人能从坚硬的山岩上打个三百多米深的圆洞直通江底表示怀疑。夸夸其谈的老师继续说，熊耳夫人其实是元军派来的奸细，故意用美色勾引守城将军王立。一天黄昏，王立在从重庆回钓鱼城的路上，走到现在合川大桥那个位置，看见一个绝色女子欲跳河自杀，连忙把她救起。从女子的哭诉中得知，她被元军糟蹋了，不想活了。女人的身世和美貌，让风华正茂的王立将军顿生怜香惜玉之情，将她带上山，后来慢慢发展为“压寨夫人”。不想这个“狐狸精”暗地里四处活动，煽动城里军民闹事，里应外合传递消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打开钓鱼城城门，围城的元兵蜂拥杀入，钓鱼城就此城破沦陷。讲到最后，女老师给了熊耳夫人一记“红颜祸水”的耳光，用“色字头上一把刀”给王立和我们这些小男生做了“忠告”。
依稀记得，这位身材微胖的老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激情澎湃，手舞足蹈，眉飞色舞，肢体语言和口才一样丰富，远比我描写的更精彩。正如她所说，历史一点也不枯燥，巨头开会就是吵架，邦交就是“细娃儿过家家”。她让我们在一个个故事中记住了历史，很有趣，也很好玩。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历史的真相在这些有趣、好玩的戏说和复述中走远。
但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或许真的不如有趣重要，因为有趣让历史在民间口头文学里有了强大生命力，而严肃面孔只能躺在书页里泛黄，而且未必就是真相。
所以我说，钓鱼城长达三十六年的战争历程里，其实只有一个人存在。那个人是你，是我，也是他。城因人而生，人因城而流传。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城的故事，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比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浩大的人与物，最后都归于一个人、一座城。
而城与人终结的地方，恰恰是诗歌的开始。只是放下笔的身体里，钓鱼城的石头还是没能搬走。
2018年2—3月一稿
2019年10月20日
修定于三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