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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梦的长诗《钓鱼城》最早我是在《草堂》诗刊上读到的，读了以后非常兴奋，然后就多方了解钓鱼城的有关情况。说实话，这方面的很多情况，以前并不了解。所以非常感谢晓梦的长诗。发生在13世纪宋朝末期的这场宋蒙之战，诚如晓梦所说的，是一种“历史的紧要关头”，而且还是“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具有直接扭转世界历史的巨大意义。一个诗人，不管是其所置身其中的现实，还是其所面对与处理的题材，能够相遇“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无疑是非常幸运的。晓梦就有这样的幸运，而且还非常珍惜这一幸运，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长诗。
关于以长诗的方式处理历史题材，尤其是重要和标志性的历史题材，使我想起自己曾经建议过两位诗人朋友，好好写写南京的石头城和夫子庙，我至今还认为这是两个非常好的长诗题材，可惜他们一直没有写，很是遗憾。我以为这方面，还是四川的诗人们做得好。看到晓梦的《钓鱼城》后，这一印象更加强烈。这些年来，对川渝一带久远或近期历史文化的书写，像梁平、龚学敏，都曾有过长诗杰作，现在又有了晓梦的《钓鱼城》，已经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
晓梦诗中钓鱼城的故事，很容易让我想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写的特洛伊战争，而且钓鱼城之战的世界历史意义，显然要大于后者，很有挖掘性。这场战争发生在蒙宋之间，不仅具有文明冲突的意义，还关乎整个欧亚板块格局的变化。蒙古人特别有意思，他们虽然征服了很多国家，但都只停留在武力和版图的意义上，根本不是文明意义上的征服。比如他们到了中东一带以后，很容易就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所以，这个题材包蕴的内涵特别丰厚，值得我们充分开掘。至于具体的开掘方式，一种就是用历史写实的方式呈现，拘泥于历史铺排；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超越性的写意。晓梦长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够对这样一个历史故事进行超越性的写作，在大的框架、人物形象、历史细节的基础上，用现代性的人性价值观、出色的历史想象力和内心独白为主的叙述方式进行多维度的超越，这也是他提供给我们类似题材长诗创作的重要经验。
晓梦给我们的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烈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使他书写这一历史的时候酣畅淋漓、饱满充沛。晓梦的《钓鱼城》为什么从头到尾会很充沛？诗的调性、语言，往往有一种非常自然和谐的气息，像是一曲协奏曲或交响曲意义上的音乐。我以为这源自他的个体性，而且这种个体性的核心，还是他的人性价值观。《钓鱼城》对历史有自己的个体性理解，这是一种以人性为核心、奠基于人性的历史理解。王立和熊耳夫人在最后打开城门降元，实际上就是他不愿意让自己和数十万钓鱼城里的民众“殉宋”，做气数已尽的宋朝的陪葬品。宋乃赵家的天下。唐、宋、元、明、清，一朝一姓，对于百姓来说，兴亡皆苦，所以王朝更迭，不干甚事。这样一来，降元的王立，以民为本，历史紧要关头王立的选择，倒更是一种让人钦佩的英雄壮举。《钓鱼城》贯穿始终的，都是晓梦的人性立场与人性关切。晓梦是以人性来面对、深入和评价“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的。所以，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应该坚守人性价值观，我们应该体恤百姓民众，这是晓梦给我们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还有一点，就是其中的时间意识。时间主题实际上是《钓鱼城》中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诗歌中经常会出现“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一诗句，主旋律一般地贯穿始终。这种突出时间意识的紧张，这种贯穿性的主题和结构方式，在每个部分、每节诗里面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知道，时间意识内在于人性，但也可能超越人性。时间无限，而人，却是有限的。而且这种时间意识发展到诗的最后一部分，是以女性的方式，把时间和历史的紧张给消解掉了。所以这首诗的诸多独白，有攻城方，也有守城方，最后再从女性的角度来结束一切。诗歌中的多种声音，有蒙古人的声音，有汉人的声音，有两个朝代的声音，另外还有性别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混成交响，而以人性的、女性的方式结束，意味深长。诗歌中的所有人物，都处身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当然他们并不自知；诗人和现在的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也是“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诗人何为？我们何为？晓梦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谢谢大家！
即席发言，2020年6月18日改定
何言宏，江苏淮阴人，文学博士后。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介入的写作》《知识人的精神事务》等。主编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丛书”“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