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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晓梦的长诗《钓鱼城》，各位评论家和诗人们就其结构、体式、语言和风格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全面的评说，我就从一个读者和一个较多涉及同类题材的诗歌同道的角度，谈几点我的看法。
首先，这部作品给我很大的内心冲击，这种冲击来自一种文化气质和精神力量的充分彰显。作为一位诗人的心力之作，这部作品固然有着独特的个人色彩，同时在这种个性之中，又涵纳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内容，包含着强烈的精神意味和心灵动力。我一直视川渝为一体，它的文化中有一种奇崛险峻、坚毅卓绝的特质，精神气象有特别磊落的一面、爽朗开敞的一面，又有不辞勤苦与牺牲、勇于承担的一面。有一句话叫作“川人自古不负国”，正道出了那种忠诚豪壮、血性昂扬的性格特点，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川渝之人为何能征善战，人杰辈出。远的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就有四位出自川渝——朱德、刘伯承、陈毅和聂荣臻，而且都是文武兼备，武略指挥若定，文韬章句咸通，有一种奇异的奔放和人生的瑰丽。而读《钓鱼城》这首长诗，我就清晰地、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脉传和发扬，被这种热烈、激奋和瑰丽深深打动。
其次，这部长诗写的是一次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从题材上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军事文学作品，但它富有智慧地很好地处理了题材，在开辟此类诗歌的写作空间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战争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在历史书写上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但战争又是非常残酷的，无数财富毁于一旦，众多生灵涂炭。所以在以具体战事作为文学创作对象时，通常便会浓墨重彩于对这种残酷和毁灭的渲染，写战事双方的排兵布阵，写黄昏日暮中前途渺茫的时空感受，写将领与士兵血肉纷飞的阵前生死，而且大多还要更具体地写到兵器、战术、搏斗与战斗的细节——这几乎成为军事题材写作必不可少的征象。如果没有战场经验和对军事的研究与理解，便容易写得空疏荒诞，事实上许多战争文学作品，涉及这部分内容的也多是凭空想象，看起来热闹丰富，实际上虚假空泛。而赵晓梦在作品里避开了这个套路，很好地把这个问题放下了，非常聪明地直接突破了军事题材的坚硬外壳，而进入历史与战争的人性层面——实际上，战争最深的根源与最激烈的活动，存在于人的生命的本体。这个作品虽然超越了具体的战争细节，超越了具体的流血牺牲，超越了胜负，超越了这个题材，但它仍然确凿无疑是一部军事文学作品，我在阅读中仍能见到金汤之城池、玄铁之利器，视野里仍有战云笼罩，仍有矛盾互现，杀伐相交。
再次，这个作品给当代汉语长诗写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例证。应当说，所有的诗歌写作者都有写作长诗的野心，但真正能写成长诗的并不多。常见的，或者是许多首短诗的集合，其实只是组诗，或者是篇幅很长其实只是拉长的短诗。之所以说写作长诗是一种“野心”，主要在于长诗的难度较短诗写作是几何倍增的。像音乐一样，它不是许多单曲的排列堆叠，而是结构复杂、体量宏大、体式完备的交响曲；像建设一样，它不是一条路的延伸和几栋楼宇的建筑，而是许多交叉的道路和众多亭台楼阁的整体呈现。赵晓梦这首作品诗稿是一千三百行，确实是一首真正的长诗，我阅读的感受是结构很完整，而气息又非常贯通，诗思纵横漫流，心目之间，意气干云。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处理结构，但是这种表达的强度，所要维持的那种写作的力量，在我，就是觉得太难了，让人惊讶。
晓梦本人肯定有许多感受，也肯定有他具体的方法，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作者本人有史有见，胸中风云鼓荡，才有那种持续标榜、辞气俱爽的状态。这也印证了大家提到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特质，所谓：赤子情怀，历史眼界，诗人胸襟。
即席发言，2020年6月9日改定
姜念光，山东金乡人，先后毕业于某军校军事指挥专业、北京大学艺术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作品见于各种文学报刊与图书。2000年参加《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白马》《我们的暴雨星辰》等，另有散文随笔、批评文章及学术文章若干。曾获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现任《解放军文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