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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在英格兰北部一间公营房屋 [1] 里由当泥瓦工的父亲和当夜班护士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夜间工作，因此白天可以照看孩子。“我妈从来不会歇着，跟我爸两人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干。我小时候家境困难啊。”劳拉回忆道，“他们没什么休闲爱好，也没闲钱去追求闲情逸致。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可以乘旅行拖车去度假。主保佑他们！”
劳拉记得，在她十几岁时，英国电视上满屏幕都是1984—1985年矿工罢工的场面。她说，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一个有些不一样的新时代”。随着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加强私有化、放宽市场管制，以及向国际贸易和资本开放市场的积极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迅速从许多社会供应领域撤出。在美国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推动下，福特主义模式
被中小型企业取代，制造业基础衰落，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主导产业。结果，大量男人失业，而从前只收男人的劳动力市场向青年妇女开放，为她们带来了一大波新机遇。
妇女选择、赋权和独立的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青年女人的学力也渐渐得到重视。劳拉一辈的年轻妇女接触到“女孩力量”的说法，即坚信妇女不仅能在劳务市场中大展身手，而且能够事业与母职两不误。 [2] 那种“自信、迷人的中层（女）经理形象——拥有两个快乐的孩子（在学校或日托所），一个有条不紊地运转的家（多亏所有省力的新型家居技术）和有幸支持她的丈夫” [3] ——遍布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妇女杂志。
劳拉以及我为本书而采访的其他大多数妇女，便是在这类形象和文化观念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中长大成人的。随着全球劳务市场和英国经济出现这些变化，加上受到“女孩力量”前景的鼓动，劳拉的父母满心期望女儿能过得比他们（本能过得）更好。他们督促她取得好成绩，考上大学。正如瓦莱丽·沃克丁（Valerie Walkerdine）、海伦·卢西（Helen Lucey）和琼·梅洛迪（June Melody）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劳工阶层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进入专业领域的职业希望，令他们有机会摆脱平庸的、苦苦煎熬的工人阶层生活”。 [4] 劳拉成绩优异，1992年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她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以一等学位从古典文学和英语专业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软件程序员，在一家总部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跨国公司供职。她很喜欢那份工作，得心应手地干了九年。然后她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伦敦。36岁，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劳拉辞掉了带薪工作。在过去七年里，劳拉已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劳拉从没想过“既要上班，又要带小孩，还要请全职保姆”的人生。她并不想效法她认识的那些全职工作的模范妈妈。劳拉自己的母亲就是那类“楷模”之一，但劳拉“不想像她那般事情缠身、永远累死累活”。而她婆婆（她称之为“进取心强的事业型妇女”）“从来不在子女身边”。她以前上班的那家国际公司，女员工在竭力兼顾育儿责任和事业需要时，看上去“身心俱疲、压力重重，时常灰心丧气”。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其他那些似乎能将事业和母职无缝对接的女人，劳拉觉得，只能说“太完美”也“太不现实”了。后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那些“兼顾型女性”（juggling women）形象对劳拉也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她们只是极力试图“两头兼顾”，而从未真正实现工作与生活的理想平衡 [5] ——艾利森·皮尔逊（Allison Pearson）2002年的畅销小说《凯特的外遇日记》（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后改编为电影）便是最通俗的写照之一。 [6] 劳拉“从未想要照着那些女人的路去走”。
但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全职妈妈。她是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女青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被妇女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观念深深鼓舞。 [7] 她接受高等教育，真心希望在职业上发展并实现自我。与母亲不同的是，劳拉 有能力 一边雇用优质托儿服务，一边追求理想的职业，而且很快意识到了作为新式中产阶级妇女，她所肩负的期望：“社会期望你，尤其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胜任一切。期望你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我能为自己辩解，说那压根儿是胡扯！”劳拉沉吟道，不过很快摒弃了这个想法，说道，“但我不能真的［不顾社会的看法］，对吧？”
劳拉无法摆脱那些强烈的社会期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简单存在于“外部”的外界信息。相反，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所犀利指出的，“‘外部’信息进入‘内部’，改造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和自我意识”。 [8] 媒体、政策和日常生活中传播的关于妇女、工作和家庭的主流信息和观念，深刻塑造了劳拉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在拼命学习而拿到“所有那些该死的资格证”之后，劳拉期望自己“有一番作为”，而 不是 当居家主妇。
我在为写作本书调研期间，在伦敦北部一家小咖啡馆里初次约见了劳拉。我问她可否允许我给采访录音，“行啊，”她咯咯笑着说，“我要跟你讲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本书所基于的前提，是劳拉这类妇女所做的决定 有 “不得了”的地方，或至少令人十分困惑的地方。尽管相比于1960年，如今这类女性只占少数，但英国的全职妈妈中有五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全职妈妈中四分之一拥有大学学位，依旧令人震惊。 [9] 那么，为什么在大力提倡妇女家庭和生计两手抓的文化和政策环境中长大，而且负担得起家政或托儿服务，本不必辞去带薪工作的高学历妇女们，会做出这种倒退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前，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提出过类似的疑问。她问，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妇女，明明有能力和学识去探索和创造，却再度回归家庭？” [10] 弗里丹在风靡一时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中找到了答案：“快乐主妇”压抑的形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演化为一种奥秘” [11] ，阻碍了妇女追求职业梦想。1957年参与弗里丹问卷调查的妇女沮丧、不满、不快乐。“无奈放弃了家庭以外的世界”令她们有种空虚感。 [12] 然而，60多年过去了，这一奥秘已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今的文化环境所极力推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就像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畅销书劝导女性的那样——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13] 随着桑德伯格（以及后文将会提到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人提出“女性主义”宣言，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日益高涨 [14] ，媒体和政策领域也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哪些因素阻碍了女性“拥有一切”，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激烈争论。 [15] 工作生活平衡、弹性和性别多元化成为讨论职场女性的时兴词汇。西方的政府和企业都支持妇女参与或留在劳动岗位。此外，鼓励妇女留在岗位、重返职场和争取高级领导职位越发被认为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益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商学院和政界人士都在积极倡导创建或维持多元化劳动力的商业案例。 [16]
像劳拉一样，我为本书采访的其他妇女也非常清楚，她们做出的选择本质上有悖于当代主流文化中的理想妇女形象。她们从小到大接触、见识到的关于女性“恰当”角色和地位的信息，与她们母亲——贝蒂·弗里丹采访的那一辈妇女——所接触的大不相同。她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劳拉）读过《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 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或类似的当代“女性主义”宣言，对于职场女性平等问题一清二楚，有些还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她们知道，如今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不但从统计学来说已成常态，而且常规观念就是，只有事业 和 家庭双丰收的女人才算真正实现圆满，顺应了女性主义学者安杰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所谓的“新性别契约”（the new sexual contract）。 [17]
因此，当我问这些女人60多年前弗里丹问受访者的那个问题，即她们目前生活中比较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时，她们的反应往往是疑惑，有时甚至是尴尬。“说满意有点怪。”前律师塔尼娅告诉我。“这个不好说。”前记者玛吉答道。前医生苏珊先是陷入沉默，然后过了一分钟才狼狈地说：“哦，我是不是，该给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曾是财务总监，过去三年全职当妈的萨拉闷闷不乐地承认这个问题“问得好”，但“糟糕的事实”是，她答不上来。受访妇女们回应该问题时表现出的不安、困惑和尴尬，至少部分是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母亲大多要么被迫放弃工作去照顾孩子，要么承担不起辞职的后果，而与此不同，她们是 可以 选择的。
一直以来，女权运动为了创造条件，使妇女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追求自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我采访的这一代妇女确实尝到了斗争果实。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动了高校入学人数以及（尤其是中产）女性劳动人数的急剧上升。在英国，妇女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从1971年的52.8%上升至2018年的71.2%，而在美国，则从1971年的43.4%上升至2016年的56.8%。 [18] 但是，虽然常说妇女的就业形势一片大好 [19] ，但那指的是整体妇女，不代表母亲。在英国，虽然女性就业率较高，但是母亲的就业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0] 未加入劳务市场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三（72%）是母亲，而且母亲退出职场的可能性约为无子女女性的两倍（专业人士的比例是11%比6%，非专业人士则是24%比13%）（见表1）。 [21]
表1 英国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母亲和无子女女性比较 *
* 由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吉利恩·波尔整理。数据基于英国2017年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调查的结果。为使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和无子女妇女的年龄描述更具可比性，样本限制在50岁以下妇女。
** 由于四舍五入，表格所列总和可能达不到100%。
美国的形势也差不多：母亲离开职场的可能性大约是无子女女性的两倍。 [22] 美国妇女中，20多岁在职场的比例很高，但到了30多岁或40岁出头还在工作的就少了，那个年龄段通常要养育幼儿。 [23] 此外，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母亲的占比虽然从1975—2000年稳步上升，但在那之后已趋于平稳。 [24]
因此，总体来说，就像英国经济学家吉利恩·波尔所指出的，“做母亲的妇女留在岗位上的可能性，远低于一般劳动力市场动态的预期”。 [25] 此外，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新美国”（New America）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劳特所指出的，“现在母亲身份成了比性别更能预测工资差距的指标”。 [26] 大多数母亲回归职场后发现，生育前具备的优势（学历、早期职业成就）在当了母亲后消失殆尽。她们退出职场的这些年使收入高峰中断，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损失惨痛。因此，虽然从进入大学到生育之前，妇女可以在工作的公共领域享有相对公平，但有了孩子后，平等地位便好像止步不前了。
如今，英国有超过200万的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17%）过去是专业人士。 [27] 最近的研究表明，英国收入前20%的家庭中，越来越多妇女辞掉工作去照顾孩子，不再从事任何正式的带薪工作。 [28] 配偶收入在英国前四分之一的母亲中，竟有25%当了全职妈妈——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 [29] 在美国，接受管理或专业岗位教育的妇女中，有14%未进入职场。 [30] 为什么那些负担得起育儿开销的高学历女性会放弃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仿佛接纳了全职主妇的角色呢？
对此有大量解释。一些人认为，妇女的辞职决定和其他关系到工作和家庭的决定一样，都是基于个人偏好、心理因素和生理特性做出的个人选择。 [31] 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的“偏好理论”就认定，在英国和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就业模式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偏好。 [32] 哈基姆认为，部分妇女偏好“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其他则偏好“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或者希望兼顾工作与家庭（“适应型”）。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大众媒体的响应。例如，2015年一项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有未满18岁子女的美国妇女中，超过半数的人“偏好”留在家里，打理家务、照顾家人。 [33] 博客和社交媒体上常常能看到女人们说自己当全职妈妈是基于个体、私人偏好做出的积极选择。 [34] 类似地，名人当全职妈妈的访谈和书籍一般也把她们描述成自由选择的个体，在母亲的天性和“自然”偏好的驱使下，把母职奉为全职工作，自在而真诚地接纳了这一新角色。 [35] 此类描述中的性别本质论，常常也出现在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男女进入不同职业轨道的解释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谷歌一位软件工程师撰写的长达十页的“宣言”。该宣言于2017年8月被曝光，把科技和领导领域妇女的匮乏，解释成至少部分是男女天生的生理差异所致。 [36] 尽管这份宣言的发表激起了公众强烈抗议，但它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支持。 [37]
其他解释认为，当了母亲后，自信心和对工作的投入都会下降。“职场妈妈”网（Workingmums.co.uk）进行的一项研究断言，自信是“重返职场的三大障碍之一” [38] ；而《赫芬顿邮报》（ Huffington Post ）报道的另一则研究发现，“休产假的妈妈们在孩子11个月大时自信心严重崩塌”，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融入职场”。 [39] 媒体、职场和政策领域关于职场性别平等的讨论，焦点常常在于妇女易有“冒牌者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和“野心差距”（ambition gap） [40] 的问题，进而探讨女人缺乏自信和从容的解决之道。另一些人，包括哈佛商学院进行的一项前沿研究，则认为女人对于成功和权力的定义与男性有着本质性的差别。 [41] 更有甚者将女人“逃离”职场描述为对传统妇女角色的怀旧回归，或对日益苛刻的职场要求做出的理智反应。例如，《纽约》（ New York ）杂志就把妇女当“复古型主妇”、投身家庭的选择描述为“解决工作与生活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的女性主义办法”。 [42] 2017年，《卫报》（ Guardian ）评论员维多利亚·科伦·米切尔（Victoria Coren Mitchell）重提这一观点，探讨“如果全职妈妈再度成为常规期望”，妇女能否重获幸福感和自信心，并引用了一个“无法反驳”的观点：“至少以前当妇女主要的志向是生儿育女时，她们大部分都能实现愿望。但现在还期望她们事业圆满，明明如今连能指望得到稳定工作的都寥寥无几。” [43]
与此同时，尽管零零星星，但一些政策、媒体报道和影视作品还是对这些流行解释提出了质疑。例如，改编自女性主义作家梅格·沃利策尔（Meg Wolitzer）的同名小说、2017年上映的电影《贤妻》（ The Wife ），就讲述了女主角琼（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饰）的复杂故事。她早早结束了前途无量的写作生涯，转而辅佐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丈夫和打理家庭。另一个受欢迎的代表，是改编自莉安·莫里亚蒂（Liane Moriarty）的同名小说、HBO于2017年出品的电视剧《大小谎言》（ Big Little Lies ）。它有力地戳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当全职妈妈是由于野心和信心不足，是出于天性和个人偏好才放弃事业选择母职和家庭的谎言。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蒙特雷市（Monterey），围绕四位母亲展开，其中两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光彩照人的前公司律师塞莱斯特（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饰）和活泼、高度敏感的马德琳（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饰）。尽管马德琳在社区剧院兼职演出，但她认为同有事业的母亲相比，那不值一提。基于此前《绝望主妇》（ Desperate Housewives ）等剧的大获成功，以及更大范围流行文化对母职描述的变化（于第4章中讨论），该剧揭露了这些母亲婚姻生活中的深层苦恼，以及在亮丽豪华的海滨别墅、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完美”家庭的外表之下，她们对于男人暴力的屈服。尤其是魅力四射的塞莱斯特，作为这个美国郊区小镇人人羡慕的对象，拥有“完美”的丈夫和双胞胎儿子，却被曝遭受着丈夫的家暴和虐待。第四集，在同市长会面时，塞莱斯特代表马德琳反对市长威胁禁止话剧演出的做法。塞莱斯特游刃有余地掌控了整个案子，赢得了众人的赞叹。会面结束后，她按着马德琳汽车的喇叭，兴奋地尖叫：“我又活过来了！”然后哭了出来，宣告心声：“这么说很惭愧，但是当妈妈对我来说还不够。就是不够。差得远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争论，大多没谈到 现实 中高学历妈妈辞职的亲身经历，也没有认识到她们的个人选择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和压力、经济结构以及就业常态的限制。
一个例外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2007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选择退出？妇女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真实原因》（ 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 [44] 斯通对毕业于常春藤大学、成就非凡、在各自单位担任高管，却于生育后离职的女性展开深度访谈，发现了工作环境对于她们辞职决定的负面影响。 [45] 尽管如此，如今距离《选择退出？》的出版已过去十多年，而这十多年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变化：全球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全球范围内保守势力和极右政治势力的崛起，反对女性主义成果和言论的声势日益壮大。与此同时，过去十多年中，女性主义出现复兴，而且日益盛行。 [46] 这点在随处可见、广受欢迎的#MeToo运动——一股位高权重的女人和男人公开、坦然地加入女性主义阵营的热潮——以及一系列文化再现中可见一斑，后者的许多案例在本书中会有进一步探讨。另外，斯通没有讨论受访妇女的经历是否受到媒体和政策对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建构的影响，以及是如何被影响的。同样，学界许多对于媒体上性别、工作与家庭形象或话语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到人们的亲身经历。 [47] 近年来研究关注的， 要么 是经历， 要么 是再现，而非两者之间的关联，也没有明确解释 为什么 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生了孩子就离开职场，以及这带来了哪些后果。
那么，妇女、工作和家庭的文化与政策再现，与劳拉这类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放弃职业生涯的决定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一决定带来了哪些后果？在本书中，我将通过探讨高学历离职妈妈的亲身经历这一盲区，并将她们的第一手陈述与当代英美媒体和政策中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与形象对比分析，从而解答这些问题。
妇女的切身经历与文化再现之间的关联，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中，早期的研究强调母职和工作的再现往往背离、掩盖了妇女的亲身经历，从而助长了父权体制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延续。贝蒂·弗里丹著名的调查就揭露了美国妇女无声的绝望与20世纪50年代压迫性的美国幸福主妇形象之间的鲜明反差。后来，美国的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和安妮·马畅（Anne Machung），以及英国的罗莎琳德·科沃德（Rosalind Coward）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媒体上主导了大众想象的成功职场妈妈形象（尤其是妇女杂志上的那些），与女性的现实经历显然不符。 [48] 霍克希尔德写道，职场妈妈的快乐形象掩盖了“女人、男人和孩子在无奈处理不平等时所承受的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与巨大而隐秘的情感代价”。 [49]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关注点，似乎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妇女的亲身经历和日常生活，转向了对媒体文本的分析。至于媒体再现的内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的切身经历，则几乎没有实证研究。 [50] 尤其是自21世纪初以来，对于母职和工作的当代再现与妇女在这两方面的经历之间的关联，研究仍几乎是空白。 [51]
本书中，我把焦点再度对准了媒体再现与现实经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给妇女的情感、身份认同和广义的性别权力关系带来的影响。本研究深受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鼓舞和启发。 [52]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价值，在于能把“局部环境下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 [53] 在书里著名的一段话中，米尔斯解释说，“个人烦恼指个体性格，以及他与他人的直接关系范围内的矛盾”，而“公共问题指超出个体的局部环境或他的内心活动以外的矛盾”。 [54] 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的任务便是找出造成我们最私密的个人烦恼的宏观社会因素，并把单个个体的“个人烦恼”与历史和社会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超越当前的自己。 [55]
14年后，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阶级中隐藏的伤害》（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其中写道：“宏观社会中必定存在某种引力、某种磁体，它进入并塑造人们的日常经历。” [56] 文化、媒体、政治和政策话语便构成了社会磁体的一股向心力。它们充斥着我们的想象和生活，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经历。 [57] 我采访的那些妇女很少反思这一磁体对她们思想、欲望、情感和自我意识造成的影响，但她们的自述带有这类话语的痕迹，似乎后者已然进入了她们的想象，影响深远地塑造了她们的生活观感。这些女人经常把自身经历及其根源说成是私人问题，但是她们最私密的“烦恼”显然是由“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衍生而来，并塑造形成的。 [58] 换句话说，是受到先进资本主义的关键结构力量和冲突，以及描述、证实、维系并偶尔质疑这些结构的媒体与政策话语、叙事和图像的影响。
在探讨这些妇女的亲身经历与文化、政策再现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我借鉴了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沃勒克·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的观点。她反对将经验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证据，或者阐释的基点。 [59] 我同斯科特一样，希望揭露经验的 建构性 本质：受访女性的主体性是如何造就的，她们的愿景、幻想和深层次的欲望受到媒体、政策再现（与其他因素）及其承载的文化理念怎样的引导。需要指出的是，我极力避免对立地看待文化再现和受访者的经历，好像前者单一而死板，只会重复现有规范，而后者则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相反，我认为文化再现 和 受访者表述，以及这两者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矛盾、复杂而又多变的。因此，本书的目的在于找到女性的个体经历与媒体、政策上描述和讨论的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公共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展示二者的脱节。只有通过建立这些联系，我们才能认识到，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大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这不仅仅是每个女人的私人问题” [60] ，继而去寻求这些“个人烦恼”的社会性和制度性解决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研究的并 不是 妇女对特定媒体或政策文本的了解程度。相反，我分析的是她们切身经历与文化和政策再现之间的关系，这比前者要复杂得多，往往难以捉摸，但很有意义。在此过程中，我受到女性主义学者贾尼丝·拉德威的早期作品《阅读浪漫小说》 [61] 很深的启发和影响，该书探讨了言情小说的虚构世界与妇女读者所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另外我也参考了学者瓦莱丽·沃克丁的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 [62] ，后者颇为中肯地解释了社会、文化与心理是如何深切交织在一起的。拉德威和沃克丁的研究都强调了媒体，尤其是大众文化是如何让女性通过情感上的自我调节，在虚幻世界解决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痛苦经历、渴望和矛盾的。反过来，这类文化再现提供的幻想和解决办法，只是利用和鼓动了妇女们生活中已有的欲求，它们本身也受到宏观文化和社会力量的塑造和影响。
我住在伦敦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每天早上，当我送孩子们去附近的学校时，就会看到那些全职妈妈。借着等上课铃响，老师们过来带走孩子的功夫，我偶尔会在校园里和其中一个聊上几句。在这些接触中，我总能清晰地感受到“职场”与“非职场”妈妈的典型差异：全职妈妈们一般身穿全套运动服，准备送完孩子就去慢跑，或者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T恤；而我通常穿得比较正式，准备奔赴接下来一整天的大学教学和会议。然而，甚至不仅是着装，生活节奏的差异也彰显着我们的不同：我一般匆匆忙忙的，因为10点要上课或者开会，所以学校9点的铃声一响，我就得匆忙赶去上班。而全职妈妈们送走孩子后则会闲逛聊天，或者一起到附近的咖啡馆或某位妈妈家里喝早茶。虽然我没有陷入过传说中的“妈妈战争”——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针锋相对的通俗说法 [63] ——但确实感受到我们之间显著的差别。有一回，一位全职妈妈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早茶。当我谢过她，说我得上班，因此去不了时，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真可怜。”我被她的话弄糊涂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可怜我。难道她以前的工作经历过于惨痛或艰辛？我常常好奇她和其他女性为什么当了全职妈妈，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就像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一样——我在前面提到过她的研究——我没有勇气去深究，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不管怎么问，都可能被当作指手画脚或自以为是。
直到班里的一次家长会，我才有机会和其中一位全职妈妈多聊几句，而且超出了学校的话题。她告诉我，自己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在英格兰北部长大，梦想是不要再当父母那样的劳动工人。她自豪地说起如何被一所知名大学录取，并顺利毕业，之后在伦敦一家公司做会计。几年后，她在公司里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如今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然后我们结了婚，我怀孕了，工作就干不了了，”她说，“你看他现在到什么地步了，再看看我！”她讽刺地收尾道。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一直没来得及问她：她说的“工作就干不了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她会放弃多年的求学、专业训练和小有成就的事业，好似心甘情愿地去当全职主妇？再说，如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为什么又要愤愤不平？我很好奇这个女人的经历，但严格来说，是好奇她们这一类女人：受过良好教育，却在成家后辞职，并且不再从事有偿工作的女人。
在研究期间，时而会听到同事或朋友讥讽中产妈妈，对特权阶级妇女抱着常见的轻蔑态度：“中产妇女这个少数人群有什么好研究的？她们想要的都有了，所以辞职了呗。”事实上，本书讲述的大多数妇女不是笼统的中产妈妈，而是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在单收入家庭的那些，大多还住在全球物价最高的首都之一的富裕郊区。她们中很多人没有房贷或房租的压力，而且用得起有偿家政服务——这是大部分英国人都无法奢望的。为什么研究她们的经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一下 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 这个一般问题和 为什么研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 这个特殊问题。
女性主义对“研究上层”（studying up）的解释，以及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对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社会学研究，为研究特权阶级有何意义这个一般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 [64] 首先，拉蒙特注意到，中上阶层人士（以及引申开来，“大不列颠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所定义的英国“传统中产阶级” [65] ，我的许多受访者都属于这一阶层）往往掌握着先进工业化社会中很多宝贵资源的分配权。在我的研究中，很多受访妇女曾经执掌大权，在影响他人的生活上起到关键作用——她们曾是高级律师、会计师、经理、记者、医生或教师。她们的丈夫也身居高位，在工作机构或广义的社会中掌握了许多特别宝贵的资源。因此研究这些特权阶层的男女在当代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职场和家庭制度——下如何生存、如何维护以及偶尔反抗，对于更深入地了解制度，尤其是改变制度至关重要。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尔（Laura Na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第一位获终身教职的女教师）1972年在“研究上层”的著作中写到的，研究强权体制的运作原理为激发愤慨情绪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愤慨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生命力所在。 [66]
其次，拉蒙特指出，大众传媒和广告（以及后面会谈到的政策话语）都把中上阶层文化奉为其他阶层的模板，后者在标榜自身时要么极力模仿，要么极力排斥。确实，本书谈到的很多媒体和政策再现实例也证明，中产和中上阶层全职主妇的生活常被媒体或政策话语树立为其他阶层的榜样（尽管并非全然如此）。
第三，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研究美国双职工家庭，特别是中产夫妇时指出，如果连 这些 人都觉得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那么其他“挣得更少，工作更少弹性、更不稳定、更难赚钱、依赖更差的托儿服务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上加难”。 [67] 本书所基于的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在结论部分也会回到这个问题：如果连我采访的高学历特权阶级妇女都无法抵抗她们遭遇的男权体制，连 她们 都难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渴望，这对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非特权女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但是，既然高学历全职妈妈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路线选择（毕竟在后工业化的自由社会中，大多数妈妈还是选择带薪工作）上显然都是少数群体，为什么还要研究她们呢？为什么要关注这些高端特权阶级的妇女？弗里丹曾在她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产妇女身上注意到，她们的“饥渴”是“食物无法满足的”，因为那并非是“缺乏物质条件所造成的”。 [68] 我同意弗里丹的看法，那种认为本书研究的女性由于享有特权且自愿选择了全职妈妈道路，因此便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或者她们的纠结完全是自作自受、与人无尤的观点，并没有意识到享受特权的 同时 也可能遭受压迫，而自愿选择并 不 意味着公平。 [69]
朱迪丝·哈巴克（Judith Hubback）的真实经历在此是个合适的例子。哈巴克于1936年以一等荣誉（英国教育体系中的最好成绩）学位从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嫁给了高级公务员戴维·哈巴克（David Hubback）。丈夫回报优渥的工作令她颇为羡慕，而她成了个失意的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母亲。1957年（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 Feminine Mystique ］的六年前），哈巴克根据她对2000名女毕业生的调查，出版了《上过大学的妻子》（ Wives Who Went to College ）一书。该书探讨了这些充满潜力、享有特权的妇女所遭遇的解放、独立和平等梦想的破灭。她调查的大多数女人和她一样，痛惜自己的潜力被浪费了。《上过大学的妻子》“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70] ，也开启了朱迪丝·哈巴克作为分析心理学家的新职业生涯。然而，她的丈夫戴维·哈巴克却不屑一顾：“她有个好丈夫、好家庭、三个好孩子，而且成绩都不错，怎么可能抑郁？有这样的条件还抱怨，根本就是任性。” [71]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哀悼辞掉工作、转当全职妈妈的高学历妇女的处境，而是想揭示这些妇女在特权生活 中 经历的矛盾、纠结和种种压迫。仅仅因为她们是特权阶级，而且做出了非常规的选择，便忽视或弱化这种屈服的严重性，则是与戴维的言论一样，没能意识到选择终归是在种种限制下做出的。 [72]
因此，虽然我所采访的女人或男人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确实，依靠一个人收入生活是大多数家庭所负担不起的——但同时，它们揭露和代表的也是大多数后工业化自由民主国家中受过教育的妇女和伴侣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套用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职业男性的观察
[73]
，我采访的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关于她们
个人
，更是关于她们这一代“有抱负”的妇女的矛盾心态、压力和经历。因此，我采用的妇女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不在于其他妇女是否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而在于我的研究对象能否作为妇女、工作与家庭“这一宏观问题上的突破口，给我们一些启示或教训”。
[74]
理解了这些妇女的选择和亲身经历，再对照一下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大背景，便能发现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体制的“断层”
，它们限制了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换句话说，妇女未必要“回归家庭”才会对本书妇女在叙述中提出的问题燃起兴趣或产生共鸣，因为它们凝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性别、工作与家庭危机的很多关键方面。
[75]
要找到足够多愿意和我交流的生育后辞职的妇女，实属不易。没有什么明确的机构环境，像工作单位等等，可以锁定这类妇女。因此，为了寻找受访者，我在伦敦中产/中上阶层社区很多学校的家长邮件列表、可能集中了高学历妈妈的伦敦各种社交媒体妈妈群，以及这些街区当地的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休闲/运动俱乐部的布告栏上发布了招募信息。
我深度访谈了35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3～17年，平均不工作时长为8年。除了一位，其他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曾是各行各业不同资历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我采访的妇女有一定年龄跨度，但大部分是40岁出头的，最小的35岁，最大的51岁。她们育有1～4个孩子，年龄在2～20岁。大多数是白人，有3位混血和1位黑人。所有受访者都是异性恋，都用异性恋的婚姻、家庭和育儿规范来描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价值观。大部分受访者是英国人，但有略多于四分之一（10人）是移民，她们为了寻求职业或其他发展机遇来到伦敦，经常是跟着丈夫工作调动搬过来的，其中包括6名欧洲人、3名美国人和1名拉丁美洲人。除了两名离婚妇女，其他人的丈夫都有经济实力供她们当全职主妇——她们的丈夫大多是高级律师、银行家、财务总监，或者科技和传媒公司的高管（附录一列出了受访者的主要特征）。
我另外采访了5名男性，他们的妻子或伴侣也是从职业人士转型为全职太太的，但他们并非受访妇女的丈夫或伴侣。因为我认为，受访妇女们之所以能够坦诚相告，部分是因为知道我 不会 采访她们的丈夫。5名男性受访者都是白人，年龄在45～49岁，在科技或金融公司担任高管职位。我本想多采访一些男士，但跟他们约谈实在太难。即便我通过朋友和熟人联系到的那些，也大多“不靠谱”，尽管我多次想安排采访，他们还是不肯面谈。虽然男性受访者数量偏少，但我把从这5次采访中得到的一些见解，融入了讨论的不同方面，诸如他们的工作日程和家务分工，并展示他们与妇女受访者视角的异同点，以及同媒体或政策表述的关联（或无关）。尤其在全书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丈夫对于他们口中妻子安逸生活的愤懑和怨怼——这点在男人和女人的访谈中渐渐构成了一个较大的主题。尽管如此，由于我只采访了5名男士（相比于35名妇女），而丈夫们的观点大多是由妇女转述的，所以对男士感受和想法的表述或有不足之处。说到底，本书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妇女的叙述上。
遵循前文斯科特对经验权威性的批判，以及社会学家莱斯·巴克（Les Back）所主张的访谈不是了解社会本质的渠道或让研究对象“发声”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学方法，我把采访视为一个场合，人们通过做出评判、拿出依据，试图合理化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76] 我想倾听辞职妇女的心声，不是为了获取什么本原或最终的真相，而是想知道，对于辞职决定及其给她们生活和身份带来的后果，她们是如何 自圆其说 的。我还想探究她们在阐述自己的经历时，沿用或选取了哪些符号资源、判断标准或依据。
约半数的妇女邀请我到家中会面，其余的则选在离家不远的咖啡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到妇女们家里拜访令我获得了对她们作为母亲、妻子兼家庭主管生活的宝贵认识——这些角色会在第三、第四两章详细探讨。大多数采访是白天进行的，那时候孩子们在上学或上幼儿园，丈夫在上班，因此她们可以畅所欲言而几乎没人打扰。在咖啡馆的采访，以及有一回在社区中心做的采访，由于噪音、干扰和缺乏隐私，进展得艰难一些。虽说如此，大多数约在家外见面的受访者都特别开朗、坦率，往往还比较情绪化。她们在采访过程中常常落泪——离开家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场所、日常生活中各种烦恼的聚集地，似乎给了她们短暂的喘息和释放情感、反思自我的空间。事实上，在采访结束时，很多人说感觉像做了场（心理）治疗，有些还主动问我能否推荐她们也是全职妈妈的朋友联系我做采访。大约三分之一的妇女后来发邮件给我，说采访让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思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当情感的闸门打开后，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一位妇女写道。
这些采访为时90～150分钟，目的是探讨这些妇女的人生轨迹和影响她们做出辞职决定的因素。我想尽可能给予受访者们时间和空间，来阐述她们所认为的人生中最核心、最重要，以及/或者最困难的事情。因此，我大多采用开放式问题，为她们以最契合自己、最准确的说法表达这些内容，以及我尽可能细致地理解她们的世界观留有余地（更多细节请参见本书附录三）。
我注意到，由于我选了不同的道路——一边全职工作，一边抚养孩子——或许无意中会显得对她们的选择指手画脚，因而在采访中引起对方防卫、紧张或敌对的情绪。我不否认，采访环境的安排、受访者的心理预期、我与她们不同的职业和家庭路线，都对她们的表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整体上，这些妇女的讲述轻松、适意而诚恳，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和快慰。她们的叙述非常丰富、坦率，且带有思考，多数时候我只需要倾听。
采访都录了音，并且逐字逐句记了下来，包括停顿、笑声和词句的重复——所有这些在表达受访者无法言喻的感情和瞬间时尤为重要。为保证调查的保密性和匿名性，可能认出调查对象的细节（例如公司名或所在伦敦街区名）皆已删除或修改。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具体分析妇女们的叙述，大多会谈到细节，以便尽可能还原她们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情境。我将尽己所能地以理解、共情和关怀的态度对待她们，但我也会努力解释我感到她们在否认或难以言表的那些体会，点出一些她们未能谈到的问题，来更好地理解她们已提及的问题。我的分析绝不构成对受访个体的评判或批判，而只是想对造成这些妇女生活和经历的状况或背景做一个解释。我会分析她们的经历与宏观文化、政策叙事和话语之间的联系与矛盾、一致与分歧。
我研究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媒体和政策再现，目的不在于详尽地再现受访妇女的经历和主体性形成的所有文化背景，而是有选择地分析对她们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的文化或政策再现。因此，我的目标是找出和妇女的亲身经历相呼应和/或相冲突的媒体、政策再现和话语的 例证 （见附录二）。我所说的 文化和媒体再现 （cultur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是指流传于杂志、电影、通俗小说、自助/指南类书籍、名人、广告、社交媒体和通俗学术作品等当代媒体领域的叙事或形象。而 政策再现 （policy representations），则是指政府的政策报告、讲话和声明，以及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方针报告和文件，比如职场性别平等政策的报告。有些例子引用了政治言论，如政治领袖的演讲。凡是提到这些，都是与政策讨论有关。在附录三中，我列出了更多细节，关于受访者样本、访谈如何进行和分析、如何选择媒体和政策再现的样本并分析，以便同受访者的讲述相对照等。
研究之初，我以为自己显然与受访妇女们不同。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经历以及讲述和改变经历的能力虽有差异， 但 也有很重要的共性和延续性。出于这个原因，我有意避免用“有工作的妈妈”和“不工作的妈妈”的叫法，而称她们为从事或不从事有偿工作的妈妈。毕竟受访妇女们的叙述显示她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证实了女权运动长期以来所抗争的：家务、生育、情感和母职劳动总是受到贬低，而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成了常态。 [77] 倘若真如本书所示，话语实实在在地塑造了身份和经历，那么我们的用词就该慎之又慎。
接下来每一章都会围绕性别、工作与家庭 再现 的某个核心主题（文化意象），与妇女在这些方面的 实际经历 之间的不一致展开。对比在各章标题中表示出来：前一半对应文化或政策再现中的意象，后一半对应妇女经历的一个核心方面。虽然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不同的主题，但各章主题在媒体、政策再现和妇女的叙述中，都有一定的关联或重叠。例如，第2章探讨了女人们用“平衡型妇女”（balanced woman）的文化理想要求自己，把失败看作自己的不正常，哪怕她们未能成为“平衡型妇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和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不平等。第4章再度挖掘了家庭内部不平等这一主题，展示了女性实际生活中作为妻子的经历与文化和政策话语高调宣扬的母职之间的反差。鉴于各章主题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有时我会在不同章节用到同一则媒体或政策实例，或同一则访谈语录。此外，有些核心的文化论据，如（多位受访者提到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影响深远的作品《向前一步》就出现在多个章节，用于探讨不同的问题。
第一部分，“回归家庭：被迫的选择”（第1章和第2章）关注的是妇女的辞职选择：在文化和政策大环境都鼓励妇女生育后继续工作的当口，她们和丈夫要怎么解释这种“选择”？为什么她们没能实现女人应该既事业有成又当“好妈妈”的期望？对于“平衡型妇女”的要求与这一决定之间的矛盾，她们是怎么化解的？
第二部分，“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第3章和第4章），则着眼于妇女回归家庭之后，是如何变成 家庭主管 ，把家庭当小型企业来经营的。这一部分探究了她们在成为全职妈妈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在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文化信息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是如何协调全职妈妈（尤其是全职太太）的新身份的。
在第三部分，“回归何处？被压抑的渴望”（第5章和第6章）中，我分析了这些妇女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生活的设想，发现她们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憧憬和幻想都是一团模糊，这种迷茫也是当代关于未来工作和性别平等的主流叙事造成的。在结论部分，我反思了本书讨论的（再现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脱节如何体现了——借用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 [78] 的说法——当代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残酷乐观主义想象。这种想象点燃了一种希望，引诱妇女们去向往它所提供的可能，但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质疑和解决妨碍她们实现理想的社会结构问题。 [79] 更重要的是，它把妇女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了：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种种结构性因素，却依然把这一（充满矛盾与痛苦的）选择归咎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只能从自身寻找。
最后，我讨论了社会对于受访妇女生活中的失望和愤怒持续而一致的缄默。我分析了一些有助于打破沉默、表达失望的结构性条件，尤其在职场和家庭方面，以及文化和政策再现中必要的改进。本书中妇女的故事所要表达的，不再是呼吁妇女通过调整自己的感受、心态和行为来获取平等，而是呼吁重建限制了她们主体性的不平等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