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我一生最亲近的两个女人——祖母和母亲，据我所知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的。祖母1935年从拉脱维亚的济卢佩（Zilupe, Latvia）移民到基尼烈（Kinneret，位于现以色列北部）的基布兹（Kibbutz），作为基布兹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和男女同胞一起从事公路建设、农耕和挤奶方面的工作。就是在怀着身孕挤牛奶时，她出现了首次宫缩，不久后就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之后她继续工作了很多年，一直到79岁。她当过基布兹服装仓库的管理员、集体食堂的厨子，再后来是基布兹椰枣厂的包装工。她有四个儿子，从出生起就在基布兹集体社区的儿童之家长大。当我父亲弟兄几个去祖父母的小公寓探望他们时，祖母会做他们最爱的蛋糕和饼干，以此表达作为母亲巨大的快乐和幸福（虽说她一直想要个女儿！）。虽然她毕生所做的各种工作都特别辛苦，但她从不抱怨。我对祖母的乐观心态和无比旺盛的精力记忆犹新——她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工作很长时间，常常还是在酷热的天气里。

我母亲4岁丧母，时至今日一直把母职视为“首要职业”，并引以为豪。她接受的是师范教育，嫁给我父亲后，随他搬到了基布兹。由于没有教师工作可做，她便有什么活做什么了。我出生后，母亲成功领导了一场运动，废除了基布兹的幼儿集体睡眠制度——孩子睡在儿童之家，晚上由男女值班员轮班看管，通过对讲系统来发现并回应孩子夜间的需要。对我母亲而言，想到孩子没法睡在她身边是难以忍受的。后来，我们全家搬离了基布兹，父母离了婚。母亲虽然受过教师培训，但从未做过这一行。她做的都是管理和销售一类的工作，经济上能够自足——这一点在离婚后显得尤为重要。“永远要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从小到大，她一直这般叮嘱我。

我自身对工作和家庭的态度，深受这两位亲爱的女士，以及她们所示范的妇女、工作与家庭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性别平等热潮的影响。我青少年时期接触的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女孩力量”（girl power）思想（我卧室的墙上贴满了《查理的天使》［ Charlie's Angels ，也译作《霹雳娇娃》］、辛迪·劳珀［Cyndi Lauper］、麦当娜［Madonna］和蒂娜·特纳［Tina Turner］的海报）与在职场和家庭领域都“放手去做”的赋权妇女形象（我记得那会儿很热衷《上班女郎》［ Working Girl ］和《婴儿热》［ Baby Boom ］这类电影）。

本科最后一年，我在一家广告机构开始了第一份带薪工作，从那时起就一直坚持工作，包括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各种兼职，以及2003年博士毕业后开始的全职学术工作。情同此心，给两个儿子做他们最爱的饼干和蛋糕或履行其他作为母亲的职责时，我也深感幸福。和祖母、母亲一样，有份职业对我从来不是问题。但与她们不同的是，有了母亲的鼎力支持，我有幸能够追求自己选择和热爱的职业。而且不像她们，我会抱怨工作！

本书采访的妇女们选择了和我截然不同的道路：放弃有偿工作，成为全职妈妈。不过，我们的经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虽然我在以色列长大，而她们大多在英国，也有些在美国、欧洲和拉美长大，但我们接触了类似的思想和社会愿景，以及很多类似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女性气质的流行再现。我们这一代成长于女权运动觉醒和日益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下，同时经历了它们的好处和弊端，以及二者的紧密交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精神创伤。本书讲述的就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塑造这些妇女——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一代人——工作和家庭经历的各种限制。

十分感谢愿意同我分享私人经历的男士和女士。没有他们的慷慨和坦率，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我也非常感激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帮助的一些人。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Sara De Benedictis）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十分高兴有此机会与她共事。前沿经济学咨询公司（Frontier Economics）的吉利恩·波尔（Gillian Paull）利用英国劳动力调查（UK Labour Force Survey）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慷慨地分享了她在英国劳动政策方面的专业意见。理查德·斯图帕特（Richard Stupart）坚持不懈地为本书所用图片争取版权。同样要感谢詹姆斯·迪利（James Deeley）在项目各个阶段提供的行政支持，感谢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Hila Shkolnik-Brener）和埃莉诺·卡特赖特（Eleanor Cartwright）对本书封面的帮助。

我想对几位阅读了书稿的全部或部分草稿，并提供了建设性反馈的人士表示感谢。衷心感谢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见解独到、富有启发的慷慨反馈和不断鼓励，以及凯瑟琳·罗滕贝格（Catherine Rottenberg）详尽、犀利、一贯振奋人心且富有建设性的评论。特别要感谢沙伊·阿朗（Shai Aran）在阅读部分手稿后对内容和形式给出的极好建议。我也要感谢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让·拉德韦（Jan Radway），以及我的读书会的成员巴特·卡默茨（Bart Cammaerts）、利耶·舒利阿拉基（Lilie Chouliaraki）、埃伦·黑尔斯佩尔（Ellen Helsper）、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彼得·伦特（Peter Lunt）对各章草稿的点评。

纳塔莉·阿朗（Natalie Aran）、克伦·达尔蒙（Keren Darmon）、迪娜·东布（Dina Domb）、米利·马尔（Milly Marr）、莉萨·罗伯茨（Lisa Roberts）、亚历克斯·辛普森（Alex Simpson）和凯特·赖特（Kate Wright）几位朋友把我介绍给受访者或能够征集受访者的平台——真心感谢他们的帮助。另外非常感谢斯韦特兰娜·斯米尔诺娃（Svetlana Smirnova）花费数小时给书稿精心排版，还有辛西娅·利特尔（Cynthia Little），十分荣幸由她来审校和编辑手稿（包括这篇致谢！）。

我很感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传媒学院的研究委员会基金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基金，承担了这项研究的部分开销。还要感谢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管理员希瑟·道森（Heather Dawson）提供非常有用的建议。

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要特别感谢埃里克·施瓦茨（Eric Schwartz）从项目初期以来的热情支持和主动提议出版本书。还要感谢埃里克迁就了我对本书封面的各项要求。同时感谢卡罗琳·韦泽尔（Caroline Wazer）和洛厄尔·弗赖伊（Lowell Frye）的鼎力协助，感谢卢纳娅·韦瑟斯通（Lunaea Weatherstone）为本书精心撰写的文案，以及本·科尔斯塔德（Ben Kolstad）对生产流程的监制。

感谢我亲爱的朋友玛雅·贝克尔（Maya Becker）、罗莎琳德·吉尔、凯瑟琳·罗滕贝格、阿维塔·莎勒（Avital Shaal）、希拉·什科尼克—布雷纳和萨吉特·施奈德（Sagit Schneider）给予我无私的爱、关心和鼓励，她们对我的支持说不尽，道不完。何其有幸能与这些睿智、聪慧、慷慨大方的女士建立美好友谊。

我深爱的儿子约阿夫（Yoav）和阿萨夫（Assaf）是我一直以来的支柱：他们总是给予我包容、关爱和谅解，助我识破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巨大谎言，而且从我们家很多奇妙的失衡中发现了有趣之处。他们也是很棒的（志愿！）研究助手，常常帮我搜罗描绘母亲的影片和广告。非常感谢丈夫阿姆农·阿朗（Amnon Aran）给予我的支持、关心和爱，以及他为我们烹制的许多营养又可口的饭菜。我有幸得到亲爱的母亲阿塔利亚·沃尔夫（Atalya Wolf）、父亲内肯米亚·奥加德（Nechemya Orgad）、科比·沃尔夫（Kobi Wolf），以及亲爱的兄长伊塔马尔·奥加德（Itamar Orgad）一家的支持。

本书献给艾琳·艾尔德（Eileen Aird），她是灵感、指导、关怀和无穷女性主义能量的巨大来源。承蒙厚爱，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