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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细雨蒙蒙的初春，沙尼·奥加德教授受我之邀，登临本人主持的上海市精品课程“媒介与社会性别”（该课程于2018年获得国家在线精品课程）的课堂，声情并茂地为近百名同学做了题为“长发飘飘的妇女与全职母亲——当代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母亲及劳工再现”的英文演讲。时光流转，一别数年，疫情期间，我意外接到理想国编辑的邮件，请我帮助审读刘昱翻译的沙尼·奥加德的论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我欣然接受编辑的约请，无论是理想国的品质，还是曾经在耶鲁大学偶遇出版社朋友的因缘际会，以及对奥加德教授研究的兴趣，无一不令我从容提笔，畅谈奥加德教授的论著。
中英文对照审校之后，我建议编辑将此书的motherhood翻译为“母职”，而不以“家庭”一词宏观概括；intensive motherhood翻译为“高强度母职”来体现母职的劳累与艰辛；representation翻译为“再现”，言下之意是媒体或公共政策对经验事实的再表现，其意味着不是客观表达，而是经过多重权力过滤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再表现，翻译为“再现”更加直观和言简意赅；全书women都翻译为“妇女”，而不能与“女性”这个修辞混用，因为women蕴含着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妇女，不是生理上的female女性性别，这个区分对社会性别研究是基本的常识。本书译者很严谨，字字句句认真琢磨，编辑也相当用心。此次笔者也深感荣幸，酷暑季节受邀先读伦敦政经奥加德教授的佳作为快。
奥加德教授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论著与她2015年初春在新闻学院课堂的演讲内容一脉相承。五年前，奥加德教授首先从为什么要研究家庭主妇和劳工形象的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讲起，她认为媒介内容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这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接着，她勾勒了20世纪60—90年代媒介再现的母亲与劳工的历史脉络。在20世纪6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是西方媒介再现的妇女的主要形象，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妇女放弃她们自己的事业和梦想。20世纪70—8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这一形象逐渐在媒介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头发飞扬的妇女形象”，也就是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这种形象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妇女不仅有工作在肩，而且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也不能缺席和卸责。事实上，母亲之所以走进工作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所促使的。所以，这种“事业型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需求，但是这种再现忽视了“事业型母亲”背后的困难和挣扎。例如，这些母亲无暇照料孩子，往往需要请保姆，而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困难重重，且费用极高，诸多困境都在媒介再现中被掩藏了。一方面，媒介再现强调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妇女可以成功地将“母亲”和“职员”这两个角色进行有机结合。其实，双肩挑的重担已经让妇女难以喘息，她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而媒介再现的文本和现实很有差距。与此同时，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又表现出“选择辞职”，退出社会的公领域而返回到家庭的私领域。问题在于，这种再现营造出一种妇女可以自主选择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工的基调。但现实生活的情况是，妇女被资本的力量所操控。在这一再现中，妇女所付出的代价、无底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是被媒介文本所遮蔽的。奥加德最后总结道，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妇女争取权利，选择走上社会，却被男权社会否定，但她们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看似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故而，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人，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
讲座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对话，彼此感同身受，都是工作的母亲（working mother），是带着生活压力和阅历来做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不仅是为妇女而研究，而且和妇女一起介入式地研究，特别容易形成共识。奥加德教授以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阐释，探索媒介再现背后的多种权力关系的操纵，不仅是文本的社会意义的分析，还关注社会的物质进程对媒介再现的塑造，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值得借鉴。
暑假展读奥加德教授所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感触颇多，内心共鸣阵阵激发笔者一定要为此书写一序言，以回应作者的现实关怀与理论沉思。本书聚焦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何看待回归家庭的全职主妇。常听到一些人说：“全职妈妈不用工作，在家待着，有什么好抱怨的？不要生在蜜罐里还不知福！”而女性主义者则以社会的倒退来谴责妇女放弃工作回归家庭的社会现象，这与妇女为争取平等的同工同酬、独立的经济地位等女性主义目标背道而驰了。但这个回归家庭的景观持续递增，英国就有超过200万的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17%）过去是专业人士（英文版第7页）。中国育儿服务平台宝宝树发布《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报告中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占比58.6%，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达到80%以上。
家庭作为经济与情感共同体，世代的言情小说或是善男信女的怀春岁月都曾经期盼其成为人生最安全、最温柔的避风港。但在读过本书之后，那些憧憬步入温馨家庭的事业型女士估计要对家庭的预期大打折扣。而作为工作母亲的笔者，却深感奥加德教授的敏锐洞察与现实关怀。走出家庭，迈入职场，获得公共空间的位置去和男人平起平坐，这曾经是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而且妇女们确信，一旦这一目标达成，社会性别的平等地位绝对实现。当下，中英两国的妇女受教育人数与妇女就业人数都比过去有所增加，妇女比过去实现了更多自身价值，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们并非一劳永逸地迎来了家庭关系内部社会性别地位的平等。职业妇女一旦投身于履行家庭母职，那么她自己追求的工作前景必然断裂，两者兼顾且能取得双赢的妇女少之又少。但凡有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妇女，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这曾经是东方中国都市双职工家庭的一种模式，但英国家庭文化是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父母参与看护孙辈并非常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对那些因照顾家庭而必须履行高强度母职的异性恋已婚妇女来说，从来没有谁把若干离职回家的妇女劳动写进国家经济的GDP统计或是持续的国泰民安功劳簿，谁也不会来为脱离市场经济搏击的她们树碑立传。但这些妇女以自身的业务素养和品位全心全意地养育着下一代，让丈夫们得以从容地从家务劳役中解放出来去职场拼搏，让男性们可以甩手奋斗他们的社会权力地位。我们从中国获得的资料或是日本、韩国的影视文本中都发现，丈夫们正是因为有保障的经济地位，反过来又可以强制性地支配离职妈妈在家庭履行高强度的母职，并为自己脱身家务劳役，甚至肆意在家庭暴力发威，更甚是为婚姻外寻找小三、小四获得正当性理由。家庭被视为私人空间，也就意味着公共权力没有资格介入家庭空间，父权可以任意支配家庭内部成员但公众无法干涉。监督的黑暗空间令妻子和子女在家庭里得不到公权力的保护，父权的随意妄为和其他成员必须服从的被动性毁灭了家庭作为爱巢、避风港的价值和意义。尝试离婚的妇女如果要获得子女的监护权，那就是太劳累、太昂贵的解放之路，而通过离婚逃脱责任的丈夫却能再次轻松选择青年妇女共筑爱巢，父权制的优越可以继续由男人达成的支配权力维系下去。
奥加德教授此书通过民族志的深度访谈路径，去倾听都市离职后进入家庭担当全职主妇的妇女心声，去探索高学历离职妈妈这一特权阶级的日常体验盲区。作者要去感受这个社群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家庭内部的压力、经济结构以及就业常态的限制。为寻找受访者，她“在伦敦中产、中上阶层很多学校的家长邮件列表，集中高学历妈妈的伦敦各种社交媒体妈妈群，以及这些街区当地的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休闲、运动俱乐部的布告栏上发布了招募信息”（英文版第18页）。作者深度访谈了35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3—17年，平均离职时间为8年，仅有一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其余都曾经是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等（英文版第18页）。与高学历离职妈妈近距离地倾心相谈，奥加德教授要去追问：当代英国媒体与国家政策中关于社会性别、工作与母职的再现关联与鸿沟在哪里？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的结构性压抑、矛盾与再次踏入职场的困扰等等问题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勾连？
有鉴于此，奥加德教授的论著在两个方面为“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贡献了扎实的经验素材和深刻的理论探索。首先，奥加德教授阅读了深广的社会学研究文献，运用民族志的深度访谈方法，开辟了特权阶级妇女的母职和工作的当代媒体再现与妇女自身体验的关联性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给予作者灵感与共鸣，奥加德教授受益于米尔斯所秉持的社会学价值在于能把“局部环境下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她要把高学历离职妇女的个人私密的压力、情感冲突等等之类的“个体化”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关联起来，揭示履行母职的家庭妇女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如何被塑造，媒体再现、公共政策并没有充分真实地表达全职妈妈的辛酸与情感欲望，她们的家庭劳动体验与媒体再现、国家宏观政策两者完全脱节。例如《傲骨贤妻》（ The Good Wife ）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Alicia Florrick）在担当13年全职妈妈后重返职场还如鱼得水，与现实生活中高学历离职妈妈忙碌于履行母职而疏离社交、疏离业务，或者再也回不去职场重振雄风的具体问题相比，《傲骨贤妻》简直就是在虚饰性地美化、淡化全职妈妈事业退化的矛盾困境。作者访谈到的生活里的全职妈妈已经淹没了贾尼丝·拉德威（Janice Radway）所著《阅读浪漫小说》（ Reading the Romance ）中的替代性满足之需要。那个小镇的妇女们以阅读浪漫小说得到的虚幻情欲快感填补现实生活中丈夫们对家庭关怀的缺失。奥加德教授面前的全职妈妈们的精力和时间已经投入到处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问题之中，育儿与家务的重担让家庭主妇们无暇顾及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媒体、职场和政府政策中流传的性别平等的再现，其核心要义是妇女需要克服内心的障碍和‘自己造成的’创伤，这些阻碍了她们变得自信、赋权和成功”（英文版第176页）。媒介再现与国家宏观政策往往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考量，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平等并非关键的公共议题，家庭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私领域，高学历离职妈妈们的诉求及其得不到实现的绝望都完全是个体化的声音，与国家措施无涉。奥加德教授不愿意持续保持沉默，她要展露这个特权社群全职妈妈苦心履行母职与丧失事业追求后的诸多矛盾与失望，以具体的经验故事来促进媒体的公正再现和公共政策的关注。犹如愤怒于现实的不公乃女性主义的灵魂一样，奥加德教授对媒体与政策的扭曲传播的批判，是向资本操控的社会表达出高贵的不满。
其次，奥加德教授对高强度母职的讨论实际引发了一个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问题，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有逻辑关联性。妇女的独立收入必然威胁父权制的延续，回归家庭的逻辑实则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袂构筑的陷阱，职业妇女回归家庭的再生产没有得到社会任何支援，只能在家庭内部思虑丈夫的改变。从奥加德教授的研究中可以洞察到，英国高学历离职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们在就业阶段的劳动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可见性剥夺，而辞职回家之后，她们失去了自我奋斗获取生存机会的搏击。全职妈妈已经被市场经济体系抛弃，职业妇女不论在过往的职场上如何叱咤风云，一旦脱离市场拼搏回归家庭，经济层面就完全依附于丈夫的薪水，从而成为由男人单薪供养的家庭主妇。无论有多少特权，这一经济性依赖关系重新塑造了全职妈妈被支配的家庭地位，而全职妈妈如果要脱离带薪水的丈夫去面对资本主义的市场则已经缺少竞争力。市场外的家庭并非安然稳态的一方净土，职场的剥夺是明晰可见的市场压制，家庭这个圣域则充满隐形的剥夺和父权压制，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在家庭空间里并没有特权。对丈夫而言，的确要坚持主妇赞美论，他们觉得家庭是全职妈妈远离资本主义压制的港湾。但奥加德教授批判这一观点乃错误的幻想，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不相关领域，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关联并不因为不可见就令全职妈妈们获得自由与解放。异性恋家庭内部男女二元关系中的婚姻生活，最终的平等必须是夫妻关系的平等，既然是在一种关系内的平等，那么妇女单方面的解放或是男士单方面的解放都不能导致二元关系内的平等。女性主义长期致力于启蒙与鼓舞妇女自强不息地去获得法律、教育、经济的独立地位，而对男女二元关系内部的协调与尊重的强调与努力却相当匮乏。奥加德教授的论著展现了特权阶级妇女在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压抑与沮丧，根源就是妇女牺牲事业的前景而回归家庭履行高强度母职，成全了丈夫追求事业的雄心壮志与市场捞金。国家顺理成章地都没有任何减轻养育子女负担的政策举措，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合谋塑造了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的劳动结构。履行高强度母职的妇女被压抑的核心在于家庭结构中的劳动是不被市场经济计算的，属于为爱付出的免费劳动。免费劳动是母职实践的核心环节，爱丈夫、爱孩子是母性的卓越光辉，不可计较的爱的付出乃人伦之美与母职所必须。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正是由全职妈妈无工资的倾情劳动、子嗣再生产与奉献奠定的，核心就是男人支配女人的劳动力。全职妈妈已经从市场经济体系中被排斥，履行母职是她们的核心课业，依附男人的经济来捍卫家庭的良性运转成为回归家庭后唯一的出路。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最正当的托词，遮蔽了分工不公平的矛盾，母职的担当就势必成为全职妈妈们最不可告假的责任，而丈夫则以奔波养家的职场竞争优胜者的姿态豁免家务劳役。如果全职妈妈对家庭的日常照料与孩子的文化启蒙没有达到丈夫的要求，那么责任就在于全职妈妈的不到位。体力的付出与精神的重担是全职妈妈不可推卸的差事，家庭仍然是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们离职后另一个为爱受累、隐性、不可休假的职场。那些曾经指向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妇女社会运动的抗争与呐喊烟消云散了，对不公平的愤怒火焰萎缩为全职妈妈向事业有成的工作爸爸讨价还价般地寻觅一点情义来履行父亲的家庭参与义务。可见家庭这个空间内谁劳动是问题的枢纽所在，妇女要从家务劳役中获得解放，必须是关于劳动制度设计的战略达成，而非男人态度的改变或者更加冠冕堂皇的性别分工的合理协作。奥加德教授旁征博引地提炼出她所亲自访谈的田野蕴含的残酷现实：“男人做父亲的经历和实践与政策、学术和流行观念中的‘称职父亲’仍有着相当的差距。”（英文版第204页）“尽管承诺要做‘新父亲’，但养家糊口的疲惫和经济压力致使很多父亲退回了父权式习惯”（英文版第204页）。也如作者的判断（英文版第205页）：虽然父职研究所（the Fatherhood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奥沙利文（Jack O'Sulivan）曾在2013年宣称，男人即将展开“非凡转型”（extraordinary transformation），但从若干经验研究的现状来看，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女性主义长期倾注于妇女的平等权利抗争，但聚焦男人家务劳动的责任担当的启蒙教育或政策措施尤为罕见。如果要改善婚姻内的男女平等关系，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制度化设计和妇女母职劳动的国家付费建制化是保证夫妻双方获得尊重与平等的保障路径之一。因此，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积淀相当关键，否则罕有平等关系的实践。中国学者已有男人妥协的论述出版，如蔡玉萍、彭铟旖（2019）出版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还有笔者正在研究的都市医院护工的案例，都从一个侧面看到最前沿的男女平等关系不是从特权阶级开始，而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打工族。在都市经济高压环境之中，进城打工的丈夫们因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商品房市场体系的劣势导致其支配权力被削弱，不得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都市资本的残酷现实瓦解了父权制的特权，丈夫地位的一切优越性转变为与打工妻子同甘苦、共患难。女护工们一再表示，如果回到乡村，丈夫的父权制本性又将暴露无遗，那是环境造就的男性特权。北欧国家倡导执行良久的“亲子假”，倒是让特权丈夫回归家庭体验照护家庭、参与家务劳动的切实政策实践。唯有如此，才能让优越的丈夫履行家庭父职，分担家务劳役，感同身受地理解母职的重担和辛苦，从家庭内部营建平等与尊重的夫妻关系。
奥加德教授所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以都市田野的追踪来再现了英国特权阶级已婚妇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全球还有许多不同阶级地位的妇女或是男人深陷不平等的泥淖之中。妇女、男人的解放运动都是问题重重、长路漫漫，但任何一个社群的研究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都不可否认。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是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不平等社会应尽的绵薄之力，无论遭遇“父权制”守护者怎样的百般诋毁、歪曲、贬低与中伤，各类妇女与男人社群的解放都是女性主义学者的现实关怀。如果家庭没有终结，那么家庭内部平等夫妻关系的倡导与构建就是当下女性主义努力的目标。奥加德教授率先垂范，切盼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再次对话、切磋于课堂，学术交流无止境！
曹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富布莱特学者）
Orgad Shani（2019）,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蔡玉萍、彭铟旖（2019），《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