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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间，时光的脚步渡过了20世纪的长河，转眼又是一个春天，一个鼓噪而寂寞的春天。窗外依然是夜色下日复一日的喧嚣，屋子里柔和的灯光下，一群年轻的朋友聚在我身旁，围绕“财智时代”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记得早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先生曾预言，20世纪是没有英雄的世纪，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并称之为“真文明”。英雄往往出于市场经济的草泽之中，当历史的车轮悄然驶入21世纪的时候，我深信，一个真正的文明终于到来了。这种文明的特点，我把它概括为：财智时代。
其实“财智时代”的说法，对于有些先行一步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知识的价值早已被世人所承认，由此而勃发的知识产业也说明了智慧的力量。但在知识和财富的天平上，能够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并且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又能在人生中不迷失自己的方向，恐怕并不像我们日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也是我为什么还要说几句的原因。
今天每一个成功的人，都会在心里赞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确，这是一个人性空前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的时代。作为一名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已经泡了十几年的知识分子，我深深感到自己的确遭遇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正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就像万里黄河一样，经过历史的九曲十八弯，到了秦晋高原的时候，突然遇见了壶口奇观，于是奔腾直下三千尺，挟泥裹沙，气势磅礴。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期处在一个量变的过程，是积累的过程。我越来越强烈地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就文化和精神层面而言，真正能够与今天相媲美的时代只有一次，就是群星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所谓春秋战国，按照中国的分代史来说，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的前夜。正是因为这个转换，才有了小国八百、诸侯三千，才有了合纵连横、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产生了很多非常伟大的思想和实践。当这些伟大的思想和实践沉淀下来的时候，几乎构成了今天中华民族赖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和文化财富的基础。相比起春秋战国这个高峰，可以说几千年下来，大都是平缓的河流，都是一种传承，但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又遇到了一个黄河壶口，也就是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了开放的社会，从一个物质极其匮乏和短缺的社会走向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从一个几乎只能够纵向传承文明的时代到了一个像喇叭口一样交融互动的、八面来风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大交汇、大冲突、大整合的背景下，终于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到来了。
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我们越来越看到两股力量的强大，一个是财富，一个是智慧。这两者的联姻、碰撞、交融，共同演奏出一阙动人心魄的交响乐。通过历史发展的脉络回顾昨天、展望明天，也许我们会理解得更为深刻一些。
如果说目前的中国，正掀起一个疯狂的财富浪潮，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以美国《财富》杂志在中国上海所举办的财富论坛为最高标志，在这个背景下，几乎中国所有的传媒都开辟了冠以“财富”字头的周刊、专栏。“财富”从人们避之不及的“肮脏”字眼一夜间变得分外夺目璀璨，而中国的新闻界，每年最热闹的大戏之一，就是美国的《福布斯》一旦公布中国富人排行榜的时候，就会在整个中国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新闻狂炒和追逐财富的浪潮。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财富运动、富翁竞逐中，鱼龙混杂，回过头来看，中国从早期的《福布斯》介绍十大富翁到现在，有多少泡沫富翁，又有多少纸扎的富翁啊。而据我了解，由于首富具有无穷的含金量，一些“聪明过人”的老板竟跑到美国去“作秀”，把自己包装成富翁，通过洋人以夷制华，再返销到中国来。当然，选择这一“终南捷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空手套白狼”的致富梦想。这说明：第一，这的确是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压抑了几千年的逐利之心不再耻于言利了；第二，几乎是所有世俗的人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财富高，以财富来界定一个人是否成功，以财富的多少来界定一个人成功的大小。在这样一种坐标之下，整个社会都发生了一场非常剧烈的变革，包括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无意于对这一变迁进行道德评价，但却像观察一个因加入添加剂正发生着剧烈化学反应的烧瓶一样，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十分难得的有效观察和认识人类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大时代。
在这场财富时代的洪流中，很多知识分子也勇敢地跳进去，以至于我们的学者守不住清贫的课堂，以至于我们的艺术家纷纷挽着裤腿下海，开始彻底地扬弃、迅速地别离以往所谓的自尊和清高。当所有的人都开始渴望尝试一个共同的选择的时候，这就预示着时代要改变了，时势要出英雄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广东省曾当过七八年的记者，有幸目睹和经历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孕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曾经帮过最早下海的老板们，他们曾经是农民包工头或城市贫民，或是游离于传统体制外门槛外的边缘人，为了改变命运，他们最先商海弄潮。站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立场，我充满激情地帮助他们，在帮助他们致富的同时还为他们讴歌。何处是农村，何处是城市，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富有和成功礼赞。但是后来，我又非常难堪地看到，当这些并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人登上了市场经济的主流舞台的时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道德滑坡，使沉渣泛起。更可悲的是，当这些人成了主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不惜纡尊降贵以附骥尾，更有甚者，甘于随波逐流，还自喻为“狗群里学狼叫”，自嘲“只有先流氓化，然后才能绅士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开始反思：自己昨天的歌颂是否错了？第二个使我反思的是，中国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光靠这批“贵在大胆”来夺取财富的所谓代表有没有出路？当我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也把这种暴发户获得成功的道路当成必然之路、当成“终南之道”的时候，我就不禁开始为这个民族担心，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担心。但理智又告诉我，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下海，只有通过下海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以后，才能再来引导这个时代，使中国早一点走出浊浪滚滚的江流，走上一条健康的、良性的、高雅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重建文明、重建文化。也就是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种背景注定了我们这代人下海的目的不能与纯粹的暴发户等量齐观，一切不只是为了钱。所以当初我下海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经济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下海不为钱是假的，只为钱又迷失了自我。当顺带获得了财富的时候，我主要获得了什么呢？事业越成功，我越忘不了要三省其身，扪心自问。
我一直坚信这么一句话：“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这些年混迹商海，颇感欣慰的一点是，我不仅维护了个人的自尊，也维护了知识的尊严。事实证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微妙的时代。当知识女神与所谓的财神进行沟通的时候，她已经不只是一个仅为婢女的陪衬了。一叶知秋，财神对缪斯的礼拜，我从自身感受到了，也从王志纲工作室这个知识分子团队的身上感受到了。
正当我们这支知识先遣队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的时候，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一个个脚踩数码和风险资本风火轮的、信息时代的“红孩儿”杀进了中国。这些大把烧钱的知识精英被媒体称为“知识英雄”，当这些数码英雄进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北京中关村发出了新的宣言：知本家时代到来了，资本家时代过去了。人人都为它感到震动并欢呼不已，很多青年人热血沸腾。当张朝阳作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登上《财富》论坛演讲的时候，许多年轻人都认为，挣大钱实在是天底下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洗牌，传统行业——首先是传统的媒体行业，已经留不住人了，大批的人为了期权都纷纷地进入网络行业，报纸上成天充斥着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将造就多少个亿万富翁，真是“粪土当年万户侯”。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
也许是比年轻人多了一分冷静和保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网络经济真有那么神吗？但简单的批判无济于事，于是我就用一个最笨的办法，学当年被毛泽东贬官、但不信一亩地能打出数万斤粮食的彭德怀在自己的院子里开了半亩试验田一样，索性也做了个工作室的网站，还有中国智网。经过反复折腾，几乎是施了最好的“肥”，用了最好的“良种”，到秋后一算账，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B2B，什么叫做B2C，什么叫做门户网站，什么叫做垂直网站……一句话，什么叫做网络经济。我也同彭大将军一样，好不容易弄明白了新型化肥可使亩产多500公斤粮食，但不可能多产5 000公斤这个浅显的道理。于是，在2000年初数码还甚热的当儿，我在国内一次颇具规格的网络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对网络经济的看法：第一，互联网绝不是对传统经济的颠覆，它只是一种工具及手段。二者的差别就好比传统经济是蒸汽机车，而互联网添加的新经济是磁悬浮列车一样。第二，互联网作为一种泡沫，再也吹不下去了。我估计最迟在2001年，将会有大批的网站破产，精神病院里面将会增加一些被称为CEO的病人。可以想象，我的断言如同一勺水浇到油锅里，自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不满。
没想到不幸而言中！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个泡沫破灭了，知识英雄们一夜之间又成了悲剧人物，光环消失了。当新经济的梦破灭以后，很多人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说知本家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又像哈雷彗星一样，同我们擦肩而去了？当别人欢呼的时候，我常常保持一分冷静；而当别人困惑的时候，我又多了一分自信。我的答案是：恰恰相反，知识经济时代真正到来了。但我不喜欢用知本家、知识经济这些概念。我认为是双重本位——财富和智慧的互相为用，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富是生产力之母，智慧是生产力之父，只有这两者的搭配和作用，才能生出一窝活泼可爱的新生产力的时代产儿来，也就进入了我所讲的财智时代。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离开新华社“军转民”以来，已经十几个年头了。记得我刚开始下海的时候，曾把自己的职业定位为“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市场策划人”，以至于有朋友戏谑道：“嗬，要独立，要自由，还要挣票子，天下的好事哪能都让你给占了？！”
商海浮沉，九九归一。经过这些年的折腾，策划于我来说已不单纯是一个找饭吃的借口、一个职业，而且还成了一个极具成长性的行业。在很多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策划人，而且还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仿佛是一场梦，策划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直到今天，很多人一提起策划竟会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来。一会儿捧到天上，一会儿踩到地下，策划也没有逃过这个轮回。
也许是策划这个词与智慧的距离太近了吧，从它一诞生起，就注定要惹来无数的是非和纠葛，毕竟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智慧历来是有一点自负的。正因如此，策划作为一个行业，也从来没有平静过。曾经不止一次地有人关心我说，别再提策划了，你从事的其实是战略和策略层面的事情，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策划，该给自己换个称谓了。是啊，在这个新概念满天飞的时代，换个说法又有什么难的呢？策划就像一件被人们弄脏了的衣服，谁还愿意披着它呢？每当听到这样的劝告，我的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天之苍苍，其正色耶？”我也想问一句：策划，你怎么了？
记得当初我试图去把握、界定和概括自己的职业和所要探索的领域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首先会从祖先留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的宝库里去寻找一种最贴切的语言和词汇，来界定这个全新的领域和职业。我呢，就相当于一个赶海的小孩，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壳，把它捡回来。这个贝壳当时不叫策划，可是我发现现有的词汇都很难概括我所正在从事的工作，CI、广告、创意、市场调查、咨询、点子、营销……都不是，正好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于是，我找到了“策划”这两个字来概括和体现我们所从事的职业。策，策动、政策、谋略、计策；划，谋划、规划、计划。这两个字组合起来非常神奇，可以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策划一夜之间竟如阿拉丁神灯，突然焕发出无穷无尽的魔力来，令很多人都头晕目眩、欢呼雀跃。记得我曾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大概情节是这样的：一个成天做着发财梦的西部牛仔，在自家的沼泽丛林中打猎时，伴随“嘣”的一声枪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地壳被震开了，“哗”的一声石油喷了出来，他一下子就发达起来，成了阿拉伯酋长式的富翁。策划业的情形也很有些类似，由于社会的发展正好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财智时代的前夜，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寻找外脑了，正在这个时候，油井打开了，推动石油开采的就是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策划开始风靡中国了。做一个策划人，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情啊。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从事与这个行业有关的人，都好像是听到了一声口令——“向左转”，什么广告、创意、CI、营销等，都在各自的名字里加上了“策划”，全部转正。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革命党来了，一夜之间来了个策划时代，所有的报纸、媒体都充斥着对策划的赞美之声。“点子大王”、“公关大师”也成了策划大腕，很多人都往这边靠。接着又评出了十大策划人，我一不小心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从良性的一面看，说明策划这个包裹含金量极高，而且很好用。它几乎可以囊括所有智力行当，甚至连阴阳八卦也能厕身其间。非良性的一面，就是巫婆神汉、东邪西毒、南拳北腿，纷纷往里面拥。到这个时候，肯定是一个“五胡乱华”的时代到来了。一边是企业家们对策划的求贤若渴，一边是市场的极大空缺。大浪淘沙，直接的结果是一些求贤若渴的企业尝够了假革命党的欺骗，而的确也有一些策划人不争气，把心思都用在别的上面了。接下来就是反弹，新闻界首当其冲，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拼命地讨伐策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有坐在城头观山景，听得城外乱纷纷，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令人感到好笑但又笑不起来的是，有的人像演戏的小丑一样，当策划这个行业吃香的时候，纷纷地投靠“革命军”，所有的人都“剪辫子”，后来“张勋”来了以后，又纷纷地把“猪尾巴”给留起来，然后拼命地说：“是他叫我剪的。”当时策划业的投机者们有不少正急匆匆把“策划”这两个字抛在一边，好像跟自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关系一样。这就是围绕策划上演的一幕幕时代的人间喜剧。
但当今天很多人急不可待地同“策划”划清界限的时候，当很多人觉得“策划”这两个字已经人老珠黄的时候，我反而要说：“我还是一个策划人。我们所从事的，还是策划。”倒不是存心做一个逆潮流而居的“遗老”，促使我不愿意改个说法的原因也很简单：至今我仍认为，只有这个概念最能够概括中国文化和智慧的神韵，只有这个概念才能够有效地从外延到内涵把握和概括我们所从事的几乎一切已知、未知的领域和行为。如果有更合适的词汇，我倒也想试一试。遗憾的是，现在我还没有找到。
既然策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是，我们这些策划人，更要通过自身丰富的实践，通过自己不断的探索，最终给中国式的策划这个神奇的概念赋予应有的丰富内涵，使那些投机者、钻营者、攻击者无计可施，让这个现在有点讨人嫌的词最终变成一个褒义词，至少是一个中性的词，还策划一个本来面目。
策划，说到底是一门实践科学、应用科学。它既然来自于实践，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实践的烙印。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策划往往会南辕北辙。策划本身又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什么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必然性。客观地说，策划在实践中的作用往往是一种催化剂、添加剂、引爆剂，但这种作用通常只有落实在战略的层面上，转化为功能和具体的操作，才更能显出它的价值。
在多年的策划实践中，我们更擅长于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制定和引导，我想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战略，也可以是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战略是靠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来支撑的，而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又是最艰难的，也是最令人着迷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在知识领域往往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学，一个是术。所谓“学”，就是高楼深院里搞学问。它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自成一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中国自古就不缺少经邦济世之学，也不缺少孤影青灯含辛茹苦治学的人。学而优则仕。学本身是个体面的职业，也同时是一个跃龙门的途径。当然，弄不好就会成为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很多知识分子觉得光靠秀才人情纸半张，难以在物质上充实，难以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下海的现象。当知识分子从精神的象牙塔里走出来的时候，常常又会束手无策，因为他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东西——术。没有功能之术，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至于不少人为术而伤学，因术而弃学，常常术是获得了，但文化人最宝贵的独立精神和操守却被典当了。当然也有不少如鱼得水的，他们大多是治术之人，比如广告设计，或者本来就是商人的料，但因历史所限，误入“歧途”治了学。为术要伤学，囿于学又难展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知识持有者有没有“外圆内方”的生存之道呢？我认为有，它可以被归结为“道”。它介乎学与术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即承学之上启术之下，左右逢源于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十字路口和超级平台。
根据这个认识，工作室解决任何实际的前提，都要先破解“道”的问题。“道”运用于实践，又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势把握。如果没有对规律的把握，难以说“道”，对于一艘没有航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对于一个盲从者来说，就好像一个蹩脚的冲浪运动员，可能还没起来就早已被浪打翻了，看你怎么把握这个潮涨潮落，然后顺势而为。接着呢，是理念创新、策略设计、要素整合、操作监理。这些东西都涉及到对学和术的整合，所以我们既不能小看学，也不能小看术，但仅有这两个极端，没有中间的层面是很尴尬的，因此才有了我们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和把握。
正是因为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道”，常常使我们的行为和风格有些与众不同。有的人觉得从我们这里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有的人则不免有些失望。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道”能够包打天下，只不过我们的策划更接近事物的本源罢了。
于是，就产生了个疑问。很多与我们合作过的企业家们，包括一些关心我们的人，在心满意足于我们提供的服务之余，常常还不太明白我们的作用和意义。前不久在广东私企商会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不少商界巨头“逼”着我这个商会首席顾问为我的职业属性解码。这一“逼”竟逼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来。我的回答是：企业是鸡，项目是蛋，任何蛋都是鸡下的。策划人不能贪功，也无法贪功。但企业老板在卧榻之旁，为何却允许他人（即我们这些策划人）酣睡呢？如果一定要回答你们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你们换“芯片”，我们“孵”你们的脑袋。同样是这个脑袋，同样是这个机制，同样是这些资源，当我们帮你把思路换了以后，你就从电脑的486、586变成了奔腾三、奔腾四，仅此而已，这就叫做财智时代。
其实，任何一个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他都是非凡人物，或者说，他本身就具备策划人的素质，就像一个好的导演同时也常常是一个好的编剧一样。他之所以能不断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肯定是把握住了现实中的某种规律。但他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呢？这是分工协作所使然，也是信息爆炸、机会风险频生的知识经济所使然。作为企业分外看重的外脑机构，我们之所以能为企业家所倚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获得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特权。我们同企业家合作的第一课就是消化企业家。由于我这个特殊的职业，使我常常能够在两三个小时里吸纳和消化企业家用血肉、灵魂数十年打拼出来的精华，再转化为我的能量。但是也许有人要问：你们凭什么能够消化企业家呢？
首先，要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升、强化、发展的。其次，要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谓临床经验就是个案对象，没有两位企业家是一样的：南派、北派、国有、民营、国内、国外；有的处于原始积累时期，有的处于灿烂发展时期，有的处于衰亡再生阶段；有的长于公关，有的长于整合，有的长于管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再次，未来是个整合时代，所以要有一套非常科学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变线性思维为发散性思维，变封闭性思维为开放性思维，变“量入为出”思维为“量出为入”思维。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木桶中有长板，也有短板，一般人的做法都是取长补短。其实恰恰错了，按整合思维，最佳的处理方法是以企业核心能力，即以最长的桶壁为据，到市场上去整合其他的资源，是扬长补短，而不是截长补短。最后保证木桶与最长的板一般高，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方法论以及具体的操作推进，企业家得到的绝对是满满一桶水。同样的资金，同样的力量，结出的是完全不同的花朵。在工作室多年的积累中，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可以琢磨出一套相对先进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来。正是这个法宝，既解决了人的有限性，同时又释放了自身的无限性。
消化企业家，再造企业家，也许是工作室在跟市场经济对接时一个鲜明的特点。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也充分体现了财智时代的特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仅有智，没有企业家的长袖善舞等于纸上谈兵。仅有财富，没有智慧的加盟，财富也走不远。然而千金易得，一智难求，没有哪一个人和机构是天生的万事通。所以像工作室这样的团队，更注重在理论、思想和文化上的积累，常常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或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事业。因此，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做一个自选动作的创造者，当这个自选动作创造出来以后，就会把它尽可能无保留地传递给社会，成为标准动作，唤起工农千百万。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矛盾的选择，这不犯了“教会师傅，饿死徒弟”的忌了吗？我的解释是，这叫做“教会徒弟，饿瘪师傅”。只有肚子随时处于饥饿状态，才会去觅食，才会去努力，才会去奋斗，天道酬勤，因此我们常常有幸能沉淀下一些东西，能够不断地将精神产品和精神成果奉献给大家。知识私有易，公有难；秉持后者，我们也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
很久以来，我就把工作室定位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并且一再强调“我们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之所以敢做这个梦，是基于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感悟和认识。当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对平静下来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文化上，将会有大量的东西供后人消化和整理。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喧嚣的时代，但喧嚣过后的三五十年内，我预感到，中国很可能真正出现一批巨匠和大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巨匠和大师呢？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批探索者，留下了很多素材、气氛和环境，使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从这点讲，可能我们只是一个探路者、一批过渡性的人。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命运的安排。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这个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的财智时代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