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的地位!先生,难道不算什么?它使傻瓜尊敬,孩子发呆,有钱人羡慕,聪明人瞧不起。
——巴纳夫
德·雷纳先生想赢得做好官的名声,机会真是再好没有:高出杜河水面一百尺的环山大道,正需要筑一道加固的厚墙。环山大道居高临下,风景极美,是法国屈指可数的胜地。但是一到春天,雨水在路面上冲出了一道道深沟,使得大道难以通行。大家都说行路难,德·雷纳先生不得不筑一道二十尺高、二百多尺长的防护墙,这会使他的政绩流芳百世。
为了把防护墙筑得高出路面,德·雷纳先生不得不到巴黎去了三趟,因为前两任的内务大臣曾经扬言,他们恨透了玻璃市的环山大道,但是现在,防护墙已经高出路面四尺了。仿佛不把现任的和前任的大臣放在眼里似的,此时此刻正在防护墙上铺方石板呢。
我有多少回胸靠着这蓝灰色的大石,一面回想载歌载舞的巴黎良宵,一面凝视杜河两岸的美景!远远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左岸有五六条小溪,蜿蜒曲折地流过山谷。溪水由高而低,形成了一叠一叠的瀑布,流入杜河。山间太阳很热;烈日当头,游客还可以冥思遐想,因为平台上有梧桐树的浓荫蔽日。梧桐长得很快,葱茏密茂,绿得发蓝,这全靠市长先生运来的土壤,填在防护墙后,因为他不管市议会反对不反对,硬把环山大道加宽了六尺(虽说他是极端保王党,而我是自由党,但他做了好事,我还该说好话);因此,在他看来,环山大道的平台,比起圣日耳曼·昂·莱的王家平台来,毫不逊色,连玻璃市贫民收容所所长,鸿运高照的瓦尔诺先生,也欣然同意。
环山大道的官方名称是“精忠路”,大家可以在十几、二十块大理石指路牌上,看到这三个字;这又使德·雷纳先生多得了一枚十字勋章;可是我呢,我对精忠路不满意的是:市政当局在修剪这些茁壮挺拔的梧桐时,简直是粗暴得伤筋动骨了。梧桐树要是能像在英国那样高耸入云,真是再好不过;精忠路上的树梢,却都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看起来像是菜园子里的普通蔬菜。但市长大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本地区的树木,每年都要剃两次头,毫不容情地切断枝丫。当地的自由党人硬说(不免夸大其词):马斯隆神甫把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习以为常,因此,公家的园丁就更不肯手下留情了。
这个年轻的神甫是省里几年前派来的,负责监视修道院的谢朗神甫,还有附近的几个本堂神甫。有一个远征过意大利的老军医,退伍后来到玻璃市,据市长先生说,他是个双料的革命派: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拥护拿破仑的波拿巴分子。有一天,他居然当着市长的面,大发牢骚,说什么不应该定期把这些美丽的树木,砍得缺胳膊少腿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德·雷纳先生高傲得有分寸地答道,他晓得怎样对一个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医生说话,才算得体,“我喜欢荫凉,我叫人修剪我的树木,就是要树叶能遮阴蔽日,我想不出树木还有什么用处,如果不能像胡桃木那样带来收益的话。”
“带来收益”,这正是在玻璃市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仅仅这一句话,就说出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习以为常的思想。
在这座清秀得似乎一尘不染的小城里,“带来收益”却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从外地来的游客,醉心于周围的幽谷美景,耳目为之一新,起初会以为当地居民对美的感受一定不同寻常;的确,他们谈起话来,三句不离家乡的美丽,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把美看得很重;但这只是因为美景能够吸引游客,使他们的钱落入旅店老板的腰包,再通过一套收税的办法,就给全城“带来收益”了。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德·雷纳先生在精忠路散步,他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德·雷纳夫人一面听着她丈夫一本正经讲的话,一面不放心地看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大孩子大约十一岁,时常走得离防护墙太近,好像要爬上去。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喊出了阿多夫的名字,大孩子就打消了他跃跃欲试的念头。德·雷纳夫人看来是个三十岁的女人,但还是相当漂亮。
“这位巴黎来的先生要后悔莫及的,”德·雷纳先生有点生气地说,他的脸都气得发白了,“我在朝中并不是没有人的……”
虽然我不惜花二百页的篇幅来描写外省,但决不会傻到这种地步,要勉强你们听外省人啰里啰唆、转弯抹角、莫测高深的对话。
玻璃市市长这样讨厌的那位巴黎来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他两天前想方设法,不但钻进了玻璃市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还钻进了市长和当地大老板合办的免费医院。
“不过,”德·雷纳夫人畏畏缩缩地说,“那位巴黎来的先生有什么可以吹毛求疵的?您管穷人的福利,不是天公地道、小心谨慎的吗?”
“他来翻箱倒柜,就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然后再写文章,登到自由党的报上去。”
“您不是从来不看那些报纸的吗,我的朋友?”
“可是人家会来找我们谈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这就要‘妨碍我们做好事’了。至于我,我永远也不能原谅那个神甫。”
德·雷纳夫妇在精忠路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