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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新一点的思想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平淡无奇的语言。谁要独出心裁就该倒霉。
——福布拉斯
经过了几个月的考验，于连已经从管家手里领到第三季度的薪水。德·拉莫尔先生派他照管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地产工作。于连经常出差。他主要负责和德·弗里莱神甫打官司的通信事宜。皮拉尔神甫已经对他做过交代。
侯爵在各种文件的边上，潦草地批上几个字，就给于连送来，于连根据批语写好回信，侯爵几乎每次都在信上签字。
在巴黎的神学院，教师都怪于连不大用功，但是依然把他当作最出色的学生。于连的抱负不得施展，于是满脸热诚，投入各种各样的工作。不久就失去了从外省带来的红润脸色。在神学院的年轻同学看来，他的脸色苍白反倒成了一个优点；他觉得他们远远不像贝藏松的同学那样坏，不像他们那样拜倒在金币之下，他们却担心他得了肺病。侯爵曾经给了他一匹马。
于连怕骑马给他们看见不好，就说医生规定要他骑马锻炼的。皮拉尔神甫带他去过好几个冉森派教堂。于连感到惊讶，原来在他心里，宗教的观念和口是心非、唯利是图是难解难分的。现在，他不得不钦佩这些虔诚、严格、从不考虑收支的人。好几个冉森派教徒把他当朋友，给他出主意。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他在冉森派教徒中认识了一个阿塔米拉伯爵，他身高将近六英尺，是在本国判处死刑的自由党人，但却是个虔诚的教徒。既信宗教，又爱自由，这个冰炭同炉的现象使于连很难理解。
于连和年轻的伯爵疏远了。诺贝发现于连回答他朋友开的玩笑，简直叫他们吃不消。于连对玛蒂德小姐失过一两次礼之后，硬规定自己不再先开口对她说话。德·拉莫尔府上的人对他总是礼貌周到，无可指责，但他却感到不被人看重。他有外省人的常识，用一句俗话来解释这种现象：“只有新的才是好的。”
也许他比初来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点，要不然，就是巴黎上流社会一开始所产生的魅力已经消失了。
只要他一放下工作，就会觉得无聊透顶，这是上流社会与众不同的文明礼节造成的感情枯萎，这种礼节令人称羡，规矩合度，按照不同的地位，等级分明。但是稍微敏感一点的心灵，就会看出礼节的矫揉造作。
当然，你可以责备外省人土里土气，不够文明，不过他们的答话总有一点人情味。而在德·拉莫尔府上，虽然从来没有人伤害于连的自尊心，但往往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拿起蜡烛走回房间，真恨不得放声大哭一场。在外省，如果你碰到了什么倒霉的事，只要你走进一家咖啡店，连伙计都会对你表示关心。不过，虽然这件倒霉事有伤你的自尊心，他表示同情的时候，却会翻来覆去提到使你觉得痛苦的字眼。巴黎人不会这样不识趣，他们要笑你，也不会让你听见，但他们总是把你当作外人。
我们避而不谈一大堆本来会使于连出丑的小事，因为于连是个不怕出丑的小人物。过分的敏感使他出尽了洋相。他要消愁解闷，就去采取预防措施：他每天练习手枪射击，他成了著名的击剑教师的得意门生。只要一有空闲，他不像从前那样去读书，而是跑到骑马场去，要骑最难骑的劣马。他同骑师遛马时，几乎每次都给马摔到地上。
侯爵觉得他是一把好手，在为他拼命工作，不乱说话，人又聪明，渐渐就派他去接办那些有点难解决的事务。侯爵在国家大事允许他歇口气的时候，就把聪明才智用在做生意上；他的消息灵通，证券交易所的买卖做得得心应手；他买下了房产、林产；不过他很容易发脾气。他把成百金币送人，却为了几百法郎打官司。有些阔佬心胸开阔。做生意追求的不是效果，而是乐趣。侯爵需要一个好帮手，能把他的金钱事务安排得条理分明，了如指掌。
德·拉莫尔夫人做事虽然四平八稳，有时她也会笑于连。过分敏感往往会做出“难以预料”的事，而这正是贵妇人最害怕的，因为这种行为不合规矩。而两三次，侯爵为于连说话了：“如果他在你的客厅里显得可笑，那他在办公室里却是一把好手。”而于连呢，他自信看出了侯爵夫人的心事。只要一通报德·拉如玛特男爵来到，她就会换上一副笑脸。对什么都感兴趣。男爵是个冷冰冰的人，脸上毫无表情。他长得又瘦又小又丑，穿得却非常讲究，他一生出入宫廷，通常对任何事都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德·拉莫尔夫人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位女婿，那她有生以来头一回会感到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