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下的乐趣

啊！乡村，我何时才能见到你？

——维吉尔

“先生当然是等邮车上巴黎去的啰？”卖早餐的客店老板问道。

“今天的或明天的都行。”于连说。

在他装作不在乎的时候，邮车来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是你，我可怜的法尔科。”一个从日内瓦来的旅客，对一个和于连同上车的旅客说。

“我还以为你在里昂郊区定居了。”法尔科说，“罗讷河附近的山谷不是风景幽美吗？”

“说什么定居，我逃还来不及呢。”

“怎么！你逃什么？你，圣吉罗，一副老实模样，你还会犯什么罪呀？”法尔科笑着说。

“的确，这和犯罪也差不多。我在逃避讨厌的外省生活。我喜欢树林中的新鲜空气，田园式的悠闲安静；你老说我有浪漫思想。我从来不喜欢听人家谈政治，现在，政治却把我赶出来了。”

“你是哪个党派的？”

“哪个也不是，这就叫我倒了霉。其实，我的政治就是喜欢音乐、图画，一本好书对我是件大事；我快满四十四岁了。还有几年好活？十五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罢了。那好！我想三十年后，大臣们总该能干一点了，至少也该是和今天一样的好人吧。英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将来总会有一个国王要扩大自己的特权，要当议员的雄心壮志，米拉波赢得的光荣和几十万法郎，总会使外省的阔佬睡不着觉，他们把这叫作自由，叫作热爱人民。要当贵族或者宫廷侍从的欲望，总会使极端保王党四处奔波的。国家就是一条大船，人人都想掌舵，因为有利可图。但是，一个普通来客难道不该有一席之地吗？”

“谈事实吧，谈事实吧，连你这样喜欢安静的人都容不下，那也未免太可笑了。难道是最近一次选举把你从外省赶走的？”

“我倒霉的时间还更早呢。四年前我才四十岁，已经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大了四岁，钱倒恐怕要少五万，因为我不得不亏本卖掉蒙弗勒里城堡，城堡得天独厚，就在罗讷河附近。

“在巴黎的时候，我厌倦了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厌倦了永远演不完的喜剧。我渴望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于是。我在罗讷河附近的山区买了一块土地，风景幽美，简直举世无双。

“半年来，村里的教士和附近的乡绅都来巴结我：我请他们晚餐。我离开巴黎，我对他们说，是为了这辈子不谈政治，也不听人家谈政治。你们看，我不订报纸。邮差来得越少，我越高兴。

“村里的教士却不是这样打算的，不久，数不清的冒昧要求，没完没了的麻烦事都找上门来了。我本想每年施舍两三百法郎救济穷人，他们却要我捐献给宗教团体，什么圣约瑟会、圣母会，等等等等，我拒绝了，结果就遭了殃。我也真傻，居然生气了。这下可好，我早上不出去欣赏山景则已，一去总会有烦恼事打破我的梦想，把我拉回到庸人的坏事的现实世界来。比如说，我喜欢听祈祷丰收的游行歌，这可能是一支希腊曲子，但是游行的队伍不为我的田地祝福，因为乡村教士说过，我是个不信神的人。一个虔诚信教的老农妇有一头母牛死了，她只怪我的池塘离得太近，因为我是从巴黎来的不信宗教的哲学家，于是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我池塘里的鱼全都肚皮朝天，给人用石灰毒死了。形形色色的麻烦事，层出不穷。乡村的法官是个好人，但是他怕丢掉他的差事，打起官司来总判我输。田园的平静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地狱。一旦看到圣公会的带头人乡村教士抛弃了我，自由党的带头人退休上尉也不支持我，什么坏事都落到我头上来了，甚至我养活了一年的泥瓦匠也欺侮我，大车修理工给我修犁，也肆无忌惮地敲我的竹杠。

“为了找个靠山，打赢几场官司，我就加入了自由党，但是，你看，什么鬼选举又来了，他们要我去投票……”

“选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不对，选一个我太了解的人。我拒绝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从这时起，瞧，自由党也纠缠不休，真叫我无法容忍。我相信，假如乡村教士灵机一动，要控告我谋杀了我的女仆，圣公会和自由党都会各出十个证人，发誓说亲眼看见我犯罪的。”

“你要在乡下过日子，却不肯讨好你的邻居，甚至不肯听他们的闲言碎语。那怎么行！……”

“到底，错误在改正了。蒙弗莱里在出卖，如果需要的话，我情愿损失五万法郎，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离开这个口是心非、令人心烦意乱的活地狱。我要去寻找田园式的清静，也许全法国只有一个地方找得到，那就是爱丽舍田园大道朝街的四层楼上。不过我还在担心，会不会因为送圣餐面包给教区，又要在鲁尔区重新卷入政治了。”

“如果是波拿巴时代，决不会出这些咄咄怪事！”法尔科说，眼睛闪出愤怒和惋惜的光芒。

“说得好，不过，你那个波拿巴，他为什么保不住自己的江山呢？我今天吃的苦头，都是他造成的啊。”

听到这里，于连更加全神贯注。从头一句话他就听出来：波拿巴分子法尔科是德·雷纳先生幼年时代的老朋友，一八一六年才断绝关系的，而哲学家圣吉罗大约是某省科长的兄弟，这个科长通过投标把公产捞到了手。

“这一切都是你的波拿巴造成的，”圣吉罗接着说，“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已经四十岁了，还有五十万法郎，却不能在外省安身，过平静的日子，反被教士和乡绅赶了出来。”

“啊！千万不要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叫道，“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他统治的十三年那么高。那时，人的一切作为都是伟大的。”

“你的皇帝，让他见鬼去吧！”那个四十四岁的人又说，“他只有在战场上才伟大，还有一八〇二年整顿财政时也是伟大的。从此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伟大可言呢？他的宫廷侍臣，他在杜伊勒里宫的排场和接见仪式，不过只是君主政体繁文缛节的翻版而已。这个版本经过修改，也许还可以用上一两个世纪。但是贵族和教士却想开倒车，退回到老版本上去，可惜他们缺少一个铁腕人物，来兜销他们的旧货。”

“这真是过时的印刷厂老板的陈词滥调！”

“谁把我从土地上赶走的？”印刷厂老板怒气冲冲地说，“就是教士！拿破仑和教皇签了协议，把他们召回来，但不像国家对待医生、律师、天文学家一样，不只把他们当作普通公民，而且还管他们是怎样谋生的。假如你的波拿巴没有乱封男爵、伯爵，今天会有这么多仗势欺人的乡绅吗？不，封官晋爵已经过时了。除了教士以外，最令人生气的，逼得我加入自由党的，正是这些乡下的小贵族。”

谈话没完没了，这个话题还可以在法国谈上半个世纪。因为圣吉罗老是翻来覆去地说，不可能在外省过好日子，于连就不好意思地提出德·雷纳先生来作反证。

“当然，年轻人，你说得不错！”法尔科叫道，“他是为了不做铁砧才做铁锤的，而且是厉害的铁锤。不过我看那个瓦尔诺比他还更厉害。你认识那个坏蛋吗？那才真坏呢。有朝一日，他会取代你那个德·雷纳先生，免了职的老市长拿新市长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是自食其果，”圣吉罗说，“那么，年轻人，你对玻璃市很熟悉了？那好！波拿巴，老天会惩罚他，和他那套骗人的君主政体！是他给德·雷纳和谢朗他们打了天下，又要让瓦尔诺和马斯隆他们坐天下了。”

谈到阴险的政治使于连吃了一惊，也打断了他美妙的梦想。

他远远看见了巴黎，但他最初的印象并不是心情激动。未来还要和过去作斗争：他要为自己的命运建筑一个空中楼阁，但还忘不了刚在玻璃市度过的二十四个小时。他发誓永远不抛弃他情妇的孩子，如果教士胆敢恢复共和国，对贵族进行迫害的话，他就不惜任何牺牲也要保护他们。

他到玻璃市的夜晚，把梯子靠在德·雷纳夫人卧室窗子旁边时，假如住在里面的是一个陌生人，或者就是德·雷纳先生，那后果又会如何呢？

但头两个小时，他的情人认真希望他走，他却赖在她的身边，在黑暗中讲个没完没了，回忆起来，这是多大的乐趣！像于连这样的心灵，一生都忘不了这样的往事。至于这次见面的其他情景，却已经和十四个月前初恋的时期混成一片，难解难分了。

于连还沉醉在梦想中，猛然一下惊醒过来，因为马车停了。他们已经到了卢梭街的车站，邮车刚进院子。

“我要到马梅松宫去。”他叫住一辆双轮轻便马车。

“这么晚了，先生，你去干什么呀？”

“这关你什么事！快走！”

真正的有情人都会想到拿破仑战败后住过的马梅松宫。因此，在我看来，巴黎人的感情是可笑的，他们总希望邻人关心他们，超过了关心自己。我不敢描写于连到了马梅松宫多么激动。他哭了。怎么！尽管这些年砌起了可恶的白墙，把马梅松宫的花园分割得七零八落！——是的，对于连来说，正如对后人一样，拿破仑打胜仗的阿尔科也好，战败流放的圣赫勒拿岛也好，马梅松宫也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晚上，于连在进剧场之前，犹疑了好久，他对这个使人堕落的地方，有些离奇的想法。

深深的不信任感使他不能欣赏生气勃勃的巴黎，只有他的英雄遗留下来的、死气沉沉的丰碑，反能使他深深感动。

“现在，我已经到了玩弄阴谋诡计、口是心非的中心！这里的统治者就是德·弗里莱神甫的保护人。”

第三天晚上，他本来打算观光之后再去见皮拉尔神甫，到底还是寻根问底的好奇心占了上风。神甫用不大热心的口气对他说明在德·拉莫尔先生家里过的是怎么一种生活。

“要是过了几个月你还不能起作用，那就回神学院去，不过走的还是大门。现在，你要去住到侯爵家里，他是法兰西的名门望族。你要穿黑衣服，好像戴孝似的，而不是像个出家人。我要介绍你去另一个神学院，你每星期去三次，继续研究神学。每天中午，你要去侯爵的图书室，为他起草函件，处理打官司的问题，他每收到一封信，都会简单批示如何答复。我认为，三个月后，你起草的回信，十之七八他会同意签字的。晚上八点，你把他的办公桌收拾好，到了十点，你就自由了。”

“也有可能，”皮拉尔神甫接着说，“会来个把年老的女人或者和气的男人，他们含糊地说你会得到好处，或者干脆送钱给你，要你给他们看侯爵收到的信……”

“啊，先生！”于连叫了起来，脸都涨红了。

“真是稀奇，”神甫苦笑着说，“你这样穷，又在神学院待了一年，居然还会感到义愤。恐怕你是睁眼瞎吧！”

“难道是血气方刚？”神甫仿佛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道，“奇怪的是，”他瞧着于连，接着又说，“侯爵认识你……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一开始就给你一千金币的薪水。他做事随兴所至，这是他的缺点。他的孩子气差不多和你不相上下呢。只要他高兴，你的薪水以后还会加到八千法郎。”

“不过你也感觉得到，”神甫不无酸意地接着说，“他给你这么多钱，并不是因为你的眼睛漂亮。问题是要对他有用。我若是你，我一定少说话，尤其是不要以不知为知。”

“啊！”神甫说，“我为你打听了一下，我还没告诉你德·拉莫尔侯爵的家庭情况。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十九岁的儿子，儿子风度翩翩，得意扬扬，中午从来不知道下午要做什么。他聪明、勇敢，去西班牙打过仗。侯爵希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你做他儿子诺贝伯爵的朋友。我说过你的拉丁文很好，也许他打算要你教他儿子几句西塞罗和维吉尔的名言。”

“我若是你，我决不让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取笑。他表面上彬彬有礼，但是话里有点带刺，你可不能一听就信，总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表态。”

“不瞒你说，这位年轻的德·拉莫尔伯爵起初会看不起你的，因为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而他的祖先却是宫廷贵族，在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他的一位祖先为了宫廷政变，还光荣地在河滩广场砍了头。你呢，你只是玻璃市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是他父亲雇用的人。好好衡量一下轻重，读读莫雷里《历史大词典》中他们的家史，在他们家吃喝的清客，时不时都要提到他家族的掌故，他们说这是‘引经据典’。”

“诺贝·德·拉莫尔伯爵先生是轻骑兵上尉，未来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如果他和你开玩笑，你要注意回答的方式，不要事后怪我没提醒你。”

“在我看来，”于连的脸红得非常厉害，“我根本不必回答一个瞧不起我的人。”

“你还想不到这种瞧不起是怎么回事，听起来还像是过分的客套话呢。如果你是个傻瓜，你上了当还不知道；如果你想捞到一点好处，那就只好甘心上当。”

“如果我不习惯这一套，”于连问道，“一走了之，回到神学院一〇三号斗室里去，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人呢？”

“恐怕，”神甫答道，“这里的清客都要说你的坏话了，不过不要紧，我会出面的。我会这样，我会说是我决定的。”

于连听到皮拉尔先生的口气好像有苦难言，几乎有点不怀好意，心里觉得难过，因为这种口气使他代人受过的好意也大为减色了。

事实上，神甫喜欢于连，感到于心不安，而他这样直接干预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又感到一种宗教上的恐惧。

“你还会见到，”他仿佛有难言之隐，还用同样勉为其难的口气接着说，“还会见到德·拉莫尔侯爵夫人。她是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虔诚、高傲，十分讲究礼节，但实际上很少可取之处，她是德·肖纳老公爵的女儿，公爵的贵族偏见是非常出名的。这位贵夫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最突出的缩影。她毫不讳言，她唯一的光荣历史就是祖先参加过十字军东征。至于钱财，她倒不大放在心上：你觉得奇怪吗？我们现在不是在外省，我的朋友。”

“你在她的客厅里还会见到许多大人物，他们谈起君主来，口气非常随便，简直令人吃惊。至于德·拉莫尔夫人，她每次提到一位君主，尤其是提到一位王妃，总要放低声音，表示敬意。因此，我劝你在她面前，千万不能说菲力普二世或亨利八世的坏话。他们当过国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权利受到尊敬，尤其是你我这样出身微贱的人，更要加倍尊敬。不过话又说回来，”皮拉尔先生加了一句，“我们是教士，因为她会把你看作教士。有了这个身份，她要灵魂升天，就把我们当作不可缺少的奴才了。”

“先生，”于连说，“这样看来，我在巴黎的时间恐怕不会太长。”

“那好，但是你要注意：像我们这样穿道袍的人，如果没有大人物撑腰，是不会有前途的。在你的性格中，有一种无以名之的东西，至少在我看来，你如果不能出人头地，就要受人迫害。对你而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你不要搞错了。人家看得出来，他们和你谈话，并没有得到你的好感；而在我们这个重社交的国家里，你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好感和尊敬，就只会得到人家的恶感，注定了要遭殃。”

“你要想想，若不是德·拉莫尔侯爵心血来潮提拔了你，你在贝藏松会落到什么地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他为你做的事是多么不寻常，只要你不是个冷血动物，你就会对他和他全家终身感恩图报呢。多少个可怜的神甫比你更有学问，他们在巴黎生活多年，只靠做弥撒挣十五个苏，还得在索邦神学院讲道挣十个苏！……你还记得去年冬天我对你讲的，杜布瓦红衣主教早年过的艰苦日子吗？难道你那么骄傲，认为自己比他本领更大？”

“就拿我来说，我本事不大，只喜欢安静，原来打算老死在神学院；因为我太幼稚，居然对学院有了感情。那好！但我一提出辞职，就要一无所有了。你知道我存了多少钱吗？只有五百二十个法郎，不多也不少；我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认识的人。多亏这位没见过面的德·拉莫尔先生拉了我一把，他只消说一句话，我就得到了一个教区，教民都是不做坏事的有钱人，我的收入太高，工作太少，使我感到惭愧。我对你讲了这么久，其实只是希望你做事不要冒失。”

“还要说一句话：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朝一日，你和我可能会闹翻的，甚至不再谈话。”

“如果侯爵夫人目中无人，或者她的儿子恶意取笑，使你实在忍受不了，我建议你到巴黎三十里外的神学院去完成学业，巴黎以北比南边好。因为北边更加文明，比较公正，”他放低了声音又说，“我得承认，离巴黎的报纸越近，那些公子哥儿们越不敢胡作非为。”

“如果我们乐意继续见面，而侯爵府又不合适的话，我想请你来做我的助理神甫，和我平分教区的收入。我欠你这份情，你的情不止是给我一半，”他打断了于连感激的话，接着又说，“因为你在贝藏松不同寻常地要把你的全部财产给我。假如我当时没有五百二十法郎，而是身无分文的话，你就救了我了。”

神甫说话的口气不再严厉。于连非常惭愧，觉得眼泪快要流出来，他恨不得扑到他朋友的怀里，他情不自禁地装出男子汉的气概说：

“我的父亲从小恨我，那是我最大的不幸；不过我不再怪命运，先生，因为见到了你，我又找到了一个父亲。”

“那好，那好，”神甫不好意思地说，然后，忽然想起一句当院长时说过的话，“不要说命运，我的孩子，要说天意。”

马车停住了，车夫下车去敲大门上的铜门环：这是德·拉莫尔侯爵府；为了人家容易找到，这几个字还刻在大门上方的黑色大理石上。

于连不喜欢这副架势。“他们怕雅各宾派！他们一见篱笆，就看到了罗伯斯庇尔和囚车；他们真会把人笑死，但他们居然敢这样炫耀门第，仿佛是要骚乱的群众来放枪似的。”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皮拉尔神甫。

“啊！可怜的孩子，你不久就要当我的助手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可怕的想法！”

“我觉得这很简单。”于连说。

看门人的神气，尤其是庭院的整洁，使于连赞叹不已。这一天的太阳也好。

“多么华丽的建筑！”于连对他的朋友说。

这是圣日耳曼区一座貌不惊人的公馆，是在伏尔泰去世前盖好的。时髦和美，真是相距千里！ wNqbwTnJ0FbcymYDjUKCBSZOR2z4xz2vk2G47/WskzWc2X2i7mTAtudqedzREG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