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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乡下的乐趣

啊!乡村,我何时才能见到你?

——维吉尔

“先生当然是等邮车上巴黎去的啰?”卖早餐的客店老板问道。

“今天的或明天的都行。”于连说。

在他装作不在乎的时候,邮车来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是你,我可怜的法尔科。”一个从日内瓦来的旅客,对一个和于连同上车的旅客说。

“我还以为你在里昂郊区定居了。”法尔科说,“罗讷河附近的山谷不是风景幽美吗?”

“说什么定居,我逃还来不及呢。”

“怎么!你逃什么?你,圣吉罗,一副老实模样,你还会犯什么罪呀?”法尔科笑着说。

“的确,这和犯罪也差不多。我在逃避讨厌的外省生活。我喜欢树林中的新鲜空气,田园式的悠闲安静;你老说我有浪漫思想。我从来不喜欢听人家谈政治,现在,政治却把我赶出来了。”

“你是哪个党派的?”

“哪个也不是,这就叫我倒了霉。其实,我的政治就是喜欢音乐、图画,一本好书对我是件大事;我快满四十四岁了。还有几年好活?十五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罢了。那好!我想三十年后,大臣们总该能干一点了,至少也该是和今天一样的好人吧。英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将来总会有一个国王要扩大自己的特权,要当议员的雄心壮志,米拉波赢得的光荣和几十万法郎,总会使外省的阔佬睡不着觉,他们把这叫作自由,叫作热爱人民。要当贵族或者宫廷侍从的欲望,总会使极端保王党四处奔波的。国家就是一条大船,人人都想掌舵,因为有利可图。但是,一个普通来客难道不该有一席之地吗?”

“谈事实吧,谈事实吧,连你这样喜欢安静的人都容不下,那也未免太可笑了。难道是最近一次选举把你从外省赶走的?”

“我倒霉的时间还更早呢。四年前我才四十岁,已经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大了四岁,钱倒恐怕要少五万,因为我不得不亏本卖掉蒙弗勒里城堡,城堡得天独厚,就在罗讷河附近。

“在巴黎的时候,我厌倦了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厌倦了永远演不完的喜剧。我渴望过简单淳朴的生活。于是。我在罗讷河附近的山区买了一块土地,风景幽美,简直举世无双。

“半年来,村里的教士和附近的乡绅都来巴结我:我请他们晚餐。我离开巴黎,我对他们说,是为了这辈子不谈政治,也不听人家谈政治。你们看,我不订报纸。邮差来得越少,我越高兴。

“村里的教士却不是这样打算的,不久,数不清的冒昧要求,没完没了的麻烦事都找上门来了。我本想每年施舍两三百法郎救济穷人,他们却要我捐献给宗教团体,什么圣约瑟会、圣母会,等等等等,我拒绝了,结果就遭了殃。我也真傻,居然生气了。这下可好,我早上不出去欣赏山景则已,一去总会有烦恼事打破我的梦想,把我拉回到庸人的坏事的现实世界来。比如说,我喜欢听祈祷丰收的游行歌,这可能是一支希腊曲子,但是游行的队伍不为我的田地祝福,因为乡村教士说过,我是个不信神的人。一个虔诚信教的老农妇有一头母牛死了,她只怪我的池塘离得太近,因为我是从巴黎来的不信宗教的哲学家,于是一个星期之后,我发现我池塘里的鱼全都肚皮朝天,给人用石灰毒死了。形形色色的麻烦事,层出不穷。乡村的法官是个好人,但是他怕丢掉他的差事,打起官司来总判我输。田园的平静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地狱。一旦看到圣公会的带头人乡村教士抛弃了我,自由党的带头人退休上尉也不支持我,什么坏事都落到我头上来了,甚至我养活了一年的泥瓦匠也欺侮我,大车修理工给我修犁,也肆无忌惮地敲我的竹杠。

“为了找个靠山,打赢几场官司,我就加入了自由党,但是,你看,什么鬼选举又来了,他们要我去投票……”

“选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不对,选一个我太了解的人。我拒绝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从这时起,瞧,自由党也纠缠不休,真叫我无法容忍。我相信,假如乡村教士灵机一动,要控告我谋杀了我的女仆,圣公会和自由党都会各出十个证人,发誓说亲眼看见我犯罪的。”

“你要在乡下过日子,却不肯讨好你的邻居,甚至不肯听他们的闲言碎语。那怎么行!……”

“到底,错误在改正了。蒙弗莱里在出卖,如果需要的话,我情愿损失五万法郎,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离开这个口是心非、令人心烦意乱的活地狱。我要去寻找田园式的清静,也许全法国只有一个地方找得到,那就是爱丽舍田园大道朝街的四层楼上。不过我还在担心,会不会因为送圣餐面包给教区,又要在鲁尔区重新卷入政治了。”

“如果是波拿巴时代,决不会出这些咄咄怪事!”法尔科说,眼睛闪出愤怒和惋惜的光芒。

“说得好,不过,你那个波拿巴,他为什么保不住自己的江山呢?我今天吃的苦头,都是他造成的啊。”

听到这里,于连更加全神贯注。从头一句话他就听出来:波拿巴分子法尔科是德·雷纳先生幼年时代的老朋友,一八一六年才断绝关系的,而哲学家圣吉罗大约是某省科长的兄弟,这个科长通过投标把公产捞到了手。

“这一切都是你的波拿巴造成的,”圣吉罗接着说,“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已经四十岁了,还有五十万法郎,却不能在外省安身,过平静的日子,反被教士和乡绅赶了出来。”

“啊!千万不要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叫道,“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他统治的十三年那么高。那时,人的一切作为都是伟大的。”

“你的皇帝,让他见鬼去吧!”那个四十四岁的人又说,“他只有在战场上才伟大,还有一八〇二年整顿财政时也是伟大的。从此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伟大可言呢?他的宫廷侍臣,他在杜伊勒里宫的排场和接见仪式,不过只是君主政体繁文缛节的翻版而已。这个版本经过修改,也许还可以用上一两个世纪。但是贵族和教士却想开倒车,退回到老版本上去,可惜他们缺少一个铁腕人物,来兜销他们的旧货。”

“这真是过时的印刷厂老板的陈词滥调!”

“谁把我从土地上赶走的?”印刷厂老板怒气冲冲地说,“就是教士!拿破仑和教皇签了协议,把他们召回来,但不像国家对待医生、律师、天文学家一样,不只把他们当作普通公民,而且还管他们是怎样谋生的。假如你的波拿巴没有乱封男爵、伯爵,今天会有这么多仗势欺人的乡绅吗?不,封官晋爵已经过时了。除了教士以外,最令人生气的,逼得我加入自由党的,正是这些乡下的小贵族。”

谈话没完没了,这个话题还可以在法国谈上半个世纪。因为圣吉罗老是翻来覆去地说,不可能在外省过好日子,于连就不好意思地提出德·雷纳先生来作反证。

“当然,年轻人,你说得不错!”法尔科叫道,“他是为了不做铁砧才做铁锤的,而且是厉害的铁锤。不过我看那个瓦尔诺比他还更厉害。你认识那个坏蛋吗?那才真坏呢。有朝一日,他会取代你那个德·雷纳先生,免了职的老市长拿新市长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是自食其果,”圣吉罗说,“那么,年轻人,你对玻璃市很熟悉了?那好!波拿巴,老天会惩罚他,和他那套骗人的君主政体!是他给德·雷纳和谢朗他们打了天下,又要让瓦尔诺和马斯隆他们坐天下了。”

谈到阴险的政治使于连吃了一惊,也打断了他美妙的梦想。

他远远看见了巴黎,但他最初的印象并不是心情激动。未来还要和过去作斗争:他要为自己的命运建筑一个空中楼阁,但还忘不了刚在玻璃市度过的二十四个小时。他发誓永远不抛弃他情妇的孩子,如果教士胆敢恢复共和国,对贵族进行迫害的话,他就不惜任何牺牲也要保护他们。

他到玻璃市的夜晚,把梯子靠在德·雷纳夫人卧室窗子旁边时,假如住在里面的是一个陌生人,或者就是德·雷纳先生,那后果又会如何呢?

但头两个小时,他的情人认真希望他走,他却赖在她的身边,在黑暗中讲个没完没了,回忆起来,这是多大的乐趣!像于连这样的心灵,一生都忘不了这样的往事。至于这次见面的其他情景,却已经和十四个月前初恋的时期混成一片,难解难分了。

于连还沉醉在梦想中,猛然一下惊醒过来,因为马车停了。他们已经到了卢梭街的车站,邮车刚进院子。

“我要到马梅松宫去。”他叫住一辆双轮轻便马车。

“这么晚了,先生,你去干什么呀?”

“这关你什么事!快走!”

真正的有情人都会想到拿破仑战败后住过的马梅松宫。因此,在我看来,巴黎人的感情是可笑的,他们总希望邻人关心他们,超过了关心自己。我不敢描写于连到了马梅松宫多么激动。他哭了。怎么!尽管这些年砌起了可恶的白墙,把马梅松宫的花园分割得七零八落!——是的,对于连来说,正如对后人一样,拿破仑打胜仗的阿尔科也好,战败流放的圣赫勒拿岛也好,马梅松宫也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晚上,于连在进剧场之前,犹疑了好久,他对这个使人堕落的地方,有些离奇的想法。

深深的不信任感使他不能欣赏生气勃勃的巴黎,只有他的英雄遗留下来的、死气沉沉的丰碑,反能使他深深感动。

“现在,我已经到了玩弄阴谋诡计、口是心非的中心!这里的统治者就是德·弗里莱神甫的保护人。”

第三天晚上,他本来打算观光之后再去见皮拉尔神甫,到底还是寻根问底的好奇心占了上风。神甫用不大热心的口气对他说明在德·拉莫尔先生家里过的是怎么一种生活。

“要是过了几个月你还不能起作用,那就回神学院去,不过走的还是大门。现在,你要去住到侯爵家里,他是法兰西的名门望族。你要穿黑衣服,好像戴孝似的,而不是像个出家人。我要介绍你去另一个神学院,你每星期去三次,继续研究神学。每天中午,你要去侯爵的图书室,为他起草函件,处理打官司的问题,他每收到一封信,都会简单批示如何答复。我认为,三个月后,你起草的回信,十之七八他会同意签字的。晚上八点,你把他的办公桌收拾好,到了十点,你就自由了。”

“也有可能,”皮拉尔神甫接着说,“会来个把年老的女人或者和气的男人,他们含糊地说你会得到好处,或者干脆送钱给你,要你给他们看侯爵收到的信……”

“啊,先生!”于连叫了起来,脸都涨红了。

“真是稀奇,”神甫苦笑着说,“你这样穷,又在神学院待了一年,居然还会感到义愤。恐怕你是睁眼瞎吧!”

“难道是血气方刚?”神甫仿佛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道,“奇怪的是,”他瞧着于连,接着又说,“侯爵认识你……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一开始就给你一千金币的薪水。他做事随兴所至,这是他的缺点。他的孩子气差不多和你不相上下呢。只要他高兴,你的薪水以后还会加到八千法郎。”

“不过你也感觉得到,”神甫不无酸意地接着说,“他给你这么多钱,并不是因为你的眼睛漂亮。问题是要对他有用。我若是你,我一定少说话,尤其是不要以不知为知。”

“啊!”神甫说,“我为你打听了一下,我还没告诉你德·拉莫尔侯爵的家庭情况。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十九岁的儿子,儿子风度翩翩,得意扬扬,中午从来不知道下午要做什么。他聪明、勇敢,去西班牙打过仗。侯爵希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你做他儿子诺贝伯爵的朋友。我说过你的拉丁文很好,也许他打算要你教他儿子几句西塞罗和维吉尔的名言。”

“我若是你,我决不让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取笑。他表面上彬彬有礼,但是话里有点带刺,你可不能一听就信,总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表态。”

“不瞒你说,这位年轻的德·拉莫尔伯爵起初会看不起你的,因为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而他的祖先却是宫廷贵族,在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他的一位祖先为了宫廷政变,还光荣地在河滩广场砍了头。你呢,你只是玻璃市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是他父亲雇用的人。好好衡量一下轻重,读读莫雷里《历史大词典》中他们的家史,在他们家吃喝的清客,时不时都要提到他家族的掌故,他们说这是‘引经据典’。”

“诺贝·德·拉莫尔伯爵先生是轻骑兵上尉,未来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如果他和你开玩笑,你要注意回答的方式,不要事后怪我没提醒你。”

“在我看来,”于连的脸红得非常厉害,“我根本不必回答一个瞧不起我的人。”

“你还想不到这种瞧不起是怎么回事,听起来还像是过分的客套话呢。如果你是个傻瓜,你上了当还不知道;如果你想捞到一点好处,那就只好甘心上当。”

“如果我不习惯这一套,”于连问道,“一走了之,回到神学院一〇三号斗室里去,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人呢?”

“恐怕,”神甫答道,“这里的清客都要说你的坏话了,不过不要紧,我会出面的。我会这样,我会说是我决定的。”

于连听到皮拉尔先生的口气好像有苦难言,几乎有点不怀好意,心里觉得难过,因为这种口气使他代人受过的好意也大为减色了。

事实上,神甫喜欢于连,感到于心不安,而他这样直接干预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又感到一种宗教上的恐惧。

“你还会见到,”他仿佛有难言之隐,还用同样勉为其难的口气接着说,“还会见到德·拉莫尔侯爵夫人。她是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虔诚、高傲,十分讲究礼节,但实际上很少可取之处,她是德·肖纳老公爵的女儿,公爵的贵族偏见是非常出名的。这位贵夫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最突出的缩影。她毫不讳言,她唯一的光荣历史就是祖先参加过十字军东征。至于钱财,她倒不大放在心上:你觉得奇怪吗?我们现在不是在外省,我的朋友。”

“你在她的客厅里还会见到许多大人物,他们谈起君主来,口气非常随便,简直令人吃惊。至于德·拉莫尔夫人,她每次提到一位君主,尤其是提到一位王妃,总要放低声音,表示敬意。因此,我劝你在她面前,千万不能说菲力普二世或亨利八世的坏话。他们当过国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权利受到尊敬,尤其是你我这样出身微贱的人,更要加倍尊敬。不过话又说回来,”皮拉尔先生加了一句,“我们是教士,因为她会把你看作教士。有了这个身份,她要灵魂升天,就把我们当作不可缺少的奴才了。”

“先生,”于连说,“这样看来,我在巴黎的时间恐怕不会太长。”

“那好,但是你要注意:像我们这样穿道袍的人,如果没有大人物撑腰,是不会有前途的。在你的性格中,有一种无以名之的东西,至少在我看来,你如果不能出人头地,就要受人迫害。对你而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你不要搞错了。人家看得出来,他们和你谈话,并没有得到你的好感;而在我们这个重社交的国家里,你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好感和尊敬,就只会得到人家的恶感,注定了要遭殃。”

“你要想想,若不是德·拉莫尔侯爵心血来潮提拔了你,你在贝藏松会落到什么地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他为你做的事是多么不寻常,只要你不是个冷血动物,你就会对他和他全家终身感恩图报呢。多少个可怜的神甫比你更有学问,他们在巴黎生活多年,只靠做弥撒挣十五个苏,还得在索邦神学院讲道挣十个苏!……你还记得去年冬天我对你讲的,杜布瓦红衣主教早年过的艰苦日子吗?难道你那么骄傲,认为自己比他本领更大?”

“就拿我来说,我本事不大,只喜欢安静,原来打算老死在神学院;因为我太幼稚,居然对学院有了感情。那好!但我一提出辞职,就要一无所有了。你知道我存了多少钱吗?只有五百二十个法郎,不多也不少;我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认识的人。多亏这位没见过面的德·拉莫尔先生拉了我一把,他只消说一句话,我就得到了一个教区,教民都是不做坏事的有钱人,我的收入太高,工作太少,使我感到惭愧。我对你讲了这么久,其实只是希望你做事不要冒失。”

“还要说一句话: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朝一日,你和我可能会闹翻的,甚至不再谈话。”

“如果侯爵夫人目中无人,或者她的儿子恶意取笑,使你实在忍受不了,我建议你到巴黎三十里外的神学院去完成学业,巴黎以北比南边好。因为北边更加文明,比较公正,”他放低了声音又说,“我得承认,离巴黎的报纸越近,那些公子哥儿们越不敢胡作非为。”

“如果我们乐意继续见面,而侯爵府又不合适的话,我想请你来做我的助理神甫,和我平分教区的收入。我欠你这份情,你的情不止是给我一半,”他打断了于连感激的话,接着又说,“因为你在贝藏松不同寻常地要把你的全部财产给我。假如我当时没有五百二十法郎,而是身无分文的话,你就救了我了。”

神甫说话的口气不再严厉。于连非常惭愧,觉得眼泪快要流出来,他恨不得扑到他朋友的怀里,他情不自禁地装出男子汉的气概说:

“我的父亲从小恨我,那是我最大的不幸;不过我不再怪命运,先生,因为见到了你,我又找到了一个父亲。”

“那好,那好,”神甫不好意思地说,然后,忽然想起一句当院长时说过的话,“不要说命运,我的孩子,要说天意。”

马车停住了,车夫下车去敲大门上的铜门环:这是德·拉莫尔侯爵府;为了人家容易找到,这几个字还刻在大门上方的黑色大理石上。

于连不喜欢这副架势。“他们怕雅各宾派!他们一见篱笆,就看到了罗伯斯庇尔和囚车;他们真会把人笑死,但他们居然敢这样炫耀门第,仿佛是要骚乱的群众来放枪似的。”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皮拉尔神甫。

“啊!可怜的孩子,你不久就要当我的助手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可怕的想法!”

“我觉得这很简单。”于连说。

看门人的神气,尤其是庭院的整洁,使于连赞叹不已。这一天的太阳也好。

“多么华丽的建筑!”于连对他的朋友说。

这是圣日耳曼区一座貌不惊人的公馆,是在伏尔泰去世前盖好的。时髦和美,真是相距千里! SH22xwD022EvHCtnXn/X+reaHfsYt2eejxF7dKykpOSUHKE/Ovz+d3uMuqWsei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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