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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用来掩盖思想的。
——玛拉格里达
刚到玻璃市，于连就怪自己不该对德·雷纳夫人不公平。“要是这个女人软弱无能，斗不过她的丈夫德·雷纳先生，那我会瞧不起一个弱者的。但她像一个外交家一样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而我却反倒同情那个打了败仗的敌人。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心胸狭窄的小市民啊！因为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虚荣心受了伤，因为德·雷纳先生和我一样是个男人，是个比我更出名的男人，我却同情他了：多愚蠢啊！”
谢朗先生离职之后，不得不搬出了神甫的住宅，于是当地最重要的自由党人，争先恐后向他提供一席之地，他却都一一谢绝了。他自己租了两间房子，他的书籍堆得满屋都是。于连要让玻璃市的人看看，神甫应该如何受到尊敬，就到他父亲家里取了十二块松木板，沿着大街背到神甫家去。他还向一个老伙计借了工具，很快就做好了一种书架，把谢朗先生的书籍都摆到架上。
“我还以为世俗的浮华虚荣腐蚀了你的心呢！”老神甫高兴得流着眼泪说，“现在看来，你可以将功抵过了，你不知道你年幼无知地穿上了那套华丽的仪仗队制服，给你招来了多少敌人啊！”
德·雷纳先生交代过，要于连住在他家里。没有人猜得到发生过什么事，于连到玻璃市的第三天，一个来头不小的人物上了楼，一直走进他的房间，那是专区区长德·莫吉隆先生。他东拉西扯，谈天说地，大发牢骚，说什么人心险恶，管钱的人贪污腐化，可怜的法兰西面临危机，足足聊了两个小时，于连才总算看出了一点他的来意。他们已经走到了楼梯口，这个似倒霉非倒霉的家庭教师，不卑不亢，又不失礼地送一位未来的省长下楼，也不知道将来哪一省有幸，会得到这位省长的关怀，但目前有幸的是于连，多蒙省长关怀他的前途，并且称赞他对名利的淡泊态度，等等等等。最后德·莫吉隆先生和蔼亲热地把他抱在怀里，建议他离开德·雷纳先生，到另外一个有孩子要受“教育”的官员家里去，如果他肯答应，这位官员一定会像菲利普国王一样感谢上天，不是因为老天爷使他生了那么多孩子，而是因为孩子们有幸和于连先生出生在同一个地方。这些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可以得到八百法郎的薪水，并且不是一个月付一次，那样做太不大方了，而是一个季度付一次，并且总是先付钱后上课。
现在轮到于连说话了，他已经不耐烦地等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回答非常圆滑，特别是冗长得像主教的训词。他说得面面俱到，但是一点也不直截了当。他的话里听得出对德·雷纳先生的尊敬，同时对玻璃市的公众也非常看重，而对大名鼎鼎的专区区长却又非常感激。区长碰到了一个比他自己还更滑头的对手，大为意外，他想方设法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却是徒劳无功。于连非常开心地抓住机会，看看自己的本领是否过硬，又换汤不换药地再说了一遍。一个口若悬河的大臣在议会回答质询时，眼看会议快要结束，唯恐节外生枝，就滔滔不绝地大说空话，拖延时间，但比起于连来，他也要自愧不如了。德·莫吉隆先生刚走，于连就笑得前仰后翻。他趁自己圆滑的余兴未尽，赶快给德·雷纳先生写了一封九页的长信，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自己听到的话，并且谦虚地向他请教。“这个混蛋没有说是谁要请我教书！那准是瓦尔诺先生，他以为我被迫住到玻璃市来，一定是他的匿名信起了作用。”
于连高兴得像一个猎人，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六点钟，在打猎场上发现了不计其数的猎物一样，赶快把信寄走，就去向谢朗先生讨教了。但不等他走到神甫家里，偏爱他的老天爷却另有安排，叫他在路上碰到了瓦尔诺先生，于是他就向所长诉起苦来，说是他的心都碎了，一个像他这样贫穷的小伙子，本来应该全心全意听从上天的安排，去从事神圣的宗教职业，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又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事，为了配得上在天主的园地里效劳，为了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学者之林，一定要先受教育，一定要花不少钱去贝藏松神学院待上两年，因此，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义不容辞的，是要开源节流，积蓄一笔钱，而要开源，一个季度先付八百法郎的新水，当然比每个月只靠六百法郎吃饭要容易得多。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上天把他安排在德·雷纳家的孩子身边，尤其是使他对孩子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等于是说，他不应该见异思迁，另谋高就吗？……
于连说得头头是道，几乎达到了珠圆玉润的完美程度，这种动听的词令已经取代了帝国时期的迅速行动，结果说得多了，于连一听自己的声音都觉得腻味。
一到家里，于连看到瓦尔诺先生一个身穿号衣的仆人，正在到处找他，手里拿着一张请他当天赴宴的柬帖。
于连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人的家里，仅仅在几天以前，他还在想如何能够用棍子痛打他一顿，而自己却不至于被带上法庭呢。
虽然宴会定在一点钟，于连却觉得十二点半就到收容所所长的办公室去，似乎更有礼貌。他看到所长架子十足地坐在一大堆文件夹中间。他的连鬓胡子又粗又黑，头发又浓又密，一顶希腊便帽歪戴在头顶上，一个烟斗大得出奇，一双拖鞋还绣了花，一条纯金的表链纵横交叉地挂在胸前，那副派头就像一个自以为官运亨通的外省财主，但这一切于连都不屑一顾，他却更想要打他一顿。
他彬彬有礼地请求见见瓦尔诺夫人，夫人正在梳妆打扮，不能见客。但是他也并不吃亏，就在一旁看着贫民收容所所长整容。然后他们同到瓦尔诺夫人房里，夫人含着眼泪，让她的孩子们见过礼。这个女人是玻璃市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的脸宽得像个男人，但是为了这次盛宴，却涂上了胭脂。她要使她脸上流露出母亲的感情。
于连想到的却是德·雷纳夫人。他对什么都不信任，看到的是正面，回忆起来的却是反面，正反对比，往往使他感动得流下眼泪。一看到贫民收容所所长的房子，这种不信任感竟变本加厉了。主人请他参观。室内的一切都是华贵的，崭新的，主人还告诉他每件家具的价钱。但是于连却看到了不光彩的一面，闻到了偷盗的铜臭味。这里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仆人在内，都在装模作样，唯恐给人看穿底细。
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务官、宪兵队长，还有两三个公职人员，都同太太一齐来了。接着来了几个有钱的自由党人。宴会开始了。于连本来已经很不自在，甚至想到宴会厅隔壁就是收容所的贫民，摆在他面前的这些低级趣味的大鱼大肉，也许就是克扣贫民的口粮买来待客的。
“此时此刻，他们也许正在挨饿。”他心里想，喉咙觉得很紧，东西吃不下去，话也说不出来。一刻钟后，情况变得更糟，远远传来几声下流的歌曲，应该承认，歌声难登大雅之堂，因为那是一个贫民唱的。瓦尔诺先生瞧了一个仆人一眼，那个穿得花团锦簇的仆人立刻退了出去，不久之后，就听不见歌声了。这时，一个仆人给于连送上一杯莱茵葡萄酒，瓦尔诺夫人特意告诉他，这种酒是从产地买来的，卖九法郎一瓶。于连拿着绿色的酒杯，对瓦尔诺先生说：
“不再唱那种下流的歌曲了。”
“当然！我想不会再唱了。”所长得意扬扬地答道，“我要他们安静一点。”
这句话对于连来说太过分了，他的外表能够随遇而安，他的内心却做不到。虽然他经常弄虚作假，但还是感到有一大滴眼泪沿着脸颊流了下来。
他设法用绿色的玻璃杯遮掩他的眼泪，但怎么也不可能硬下心肠来品尝莱茵美酒。“连唱歌也不许！”他心里自言自语，“我的天啦！你怎么忍受得了！”
侥幸，没有人注意到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感情冲动。税务官哼一首保王党的歌。大家乱哄哄地齐声合唱歌曲中的叠句，这时，于连受到了良心的责备：“瞧！这就是你追求的名利地位，只有这样你才能升官，只有和这伙人同流合污，你才能发财！你的职位也许可以挣到两万法郎，但是在你大块吃肉的时候，却不得不禁止穷人唱歌：你克扣可怜人的口粮，来大办宴席，而你吃得越多，他们就越倒霉！——啊！拿破仑！你的时代多么美好！只要在战场上不怕危险，就可以青云直上！而在今天，却要卑鄙龌龊地加重穷人的痛苦！”
我得承认，于连独白时表现出来的软弱，并没有赢得我的同情。他不愧是黄手套党人的同伙，党人阴谋改变一个大国的现状，却不肯忍受一点点轻伤。
突然一下，于连想起了他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人家请他来参加这高朋满座的宴会，并不是让他来胡思乱想，不说一句话的。
一个退出了印花布行业的商人，同时是贝藏松学院和于泽斯学院的通讯员，从餐桌的另一头问于连，听说他读《新约全书》成绩惊人，这是不是传闻之误。
忽然一下出现了一片寂静，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这位两个学院的通讯员手里。他一听于连的回答，就随口念出了半句拉丁文。于连接着背了下去：他的记忆丝毫不差，这种奇才使得酒醉肉饱的人赞不绝口。于连看了看夫人们容光焕发的脸，好几张脸并不难看。他特别看中了那个唱歌的税务官的妻子。
“真对不起，我在夫人们面前用拉丁文献丑了。”他说时瞧着她，“如果两个学院的通讯员吕比尧先生高兴的话，他可以随便念一句拉丁文，我不再用拉丁文往下背，而是当场把他的话翻译出来，给夫人们听听。”
这第二个表演使他的光荣达到了顶点。
在座的有好几个阔绰的自由党人，但幸而他们的孩子有可能得奖学金，于是听了最近一次传道说教之后，他们忽然就改变了政治观点。虽然他们这一招很高明。德·雷纳先生却从来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好人只是久闻于连的大名，又在国王驾临那一天看到了他的马上英姿，因此，现在就成了他热烈的捧场人。“这些傻瓜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听我念《圣经》怎么也不厌烦？”他心里想。他想不到他们正是因为不懂才觉得有趣，还边听边笑，但是于连却厌倦了。
六点钟一响，他就一本正经地站了起来，说是利戈里奥主教的新神学里有一章他还没有读熟，明天却要背给谢朗神甫听。“因为我的职务，”他欢欢喜喜地加了一句，“就是要人背书，自己也背书。”
大家笑得厉害，表示对他佩服，这就是玻璃市流行的风气。于连已经站了起来，大家也就不顾尊卑上下的礼节，跟着站起，这就是天才得到的尊敬。瓦尔诺夫人留他多待一刻钟，一定要他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入门，他们背得乱七八糟，非常好笑，但只有他一个人心里明白。他也懒得指出他们的错误。“对宗教的基本知识，居然这样一窍不通！”他心里想。他要告别，以为到底可以脱身了，不料还得再听一篇拉封丹的寓言。
“这个作家不大重视道德，”于连对瓦尔诺夫人说，“有的寓言居然嘲笑让·舒阿尔神甫。在他看来，世上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东西。难怪有些正派的评论家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于连离开之前，还得到四五张赴宴的请帖。“这个年轻人为本省增光添彩！”客人们兴高采烈，异口同声地叫道。他们甚至谈到要从公积金中拨款，让他去巴黎深造。
这个贸然提出的建议还在餐厅里余音不绝，于连却已经轻快地走到了车马出入的大门口。“啊！低级趣味！低级趣味！”他低声地一连说了三四遍，又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觉得心里爽快。
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精神贵族，而长久以来，德·雷纳先生家虽然待之以礼，他却发现他们笑中有刺，目中无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今昔对比，他觉得简直是天渊之别。“但我怎能忘记，”他边走边想，“他的钱是从贫民身上搜刮来的，而且还不许他们唱歌呢！德·雷纳先生虽然也是一样，但还不至于把每瓶酒的价钱都告诉客人，来表示阔气吧？而这个瓦尔诺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列举他的财产，只要他的妻子在场，他就故意把房屋产业，全都说成是‘她的’！”
这个女人多么喜欢做表面上的房主业主呵！但午宴时一个仆人打碎了一个高脚杯，“害得她十二只玻璃酒杯不成套了”，她却小气得不顾体面，对仆人大发脾气，而这个仆人也不成体统，回话时根本不把主人放在眼里。
“这是一伙怎么样的人啊！”于连自言自语，“即使他们把搜刮来的钱财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做了他们的家庭教师，总有一天，我会暴露思想的，我心里瞧不起他们，怎能控制自己不表现出来呢！”
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按照德·雷纳夫人的吩咐，参加许多大同小异的宴会。于连成了出风头的人物，大家不再怪他上次穿仪仗队的制服了，甚至可以说，正是那次小不慎造成了他这次大胜利。不久以后，玻璃市议论纷纷的，只是谁能争夺到这个博学多才的年轻人，是德·雷纳先生呢，还是贫民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再加上马斯隆神甫，多少年来，成了威震全市的三巨头。谁见了市长不眼红？自由党人牢骚更多。不过说来说去，市长到底是个贵族，生来出人头地，而瓦尔诺先生的父亲，留下来的遗产还不到六百法郎呢。年轻的时候，谁不可怜瓦尔诺穿一身蹩脚的苹果绿衣服？而今天，要羡慕他的诺曼底骏马，他的金链条，他的巴黎时装，他的繁荣昌盛，恐怕还不容易转过弯子来吧！
在这个新世界的人流中，于连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老实人，他是几何学家，名叫格罗，据说是雅各宾派。……于连曾经发誓，逢人不说真心话，因此对格罗也只是半信半疑，适可而止。他收到从韦尔吉送来的大包拉丁文练习。他得到劝告，要他多去看看他的父亲，他也勉为其难地照办了。总而言之，他总算差不多挽回了他的名誉。一天早上，他还在睡觉，忽然有两只手蒙住了他的眼睛，一下把他惊醒了。
来的不是别人，是德·雷纳夫人进城了，她让孩子们照应他们心爱的兔子，自己抢先一步，四级一跨地跑上楼来，走进了于连的房间。这真是一刻千金，可惜时间太短：等到孩子们抱着乡下带来的兔子，上楼来给他们的朋友看时，德·雷纳夫人早已下楼了。于连欢迎他们大家，甚至包括兔子在内。他们仿佛是全家久别之后，重新团聚。他觉得自己真爱这些孩子，他喜欢同他们谈天说地。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声音怎么这样悦耳，他们的小动作怎么这样单纯而又高尚。他需要洗净头脑，把他在玻璃市呼吸到的污浊空气，看到的庸俗举动，听到的肮脏思想，全都一扫而光。在城里总是担心缺衣少食，总是贫富斗争。请他赴宴的人家谈起烤肉来，真是言者无耻，听者恶心。
“你们这些贵族，你们有什么理由可以骄傲！”他对德·雷纳夫人说。他还对她讲他参加宴会时受的罪。
“那么，你真出足了风头啦！”她一想到瓦尔诺夫人每次见到于连都要涂脂抹粉，不由得不开心地笑起来。“我想，她是在打你的主意呢。”她又画龙点睛地说。
这顿午餐吃得味美无比。有孩子们在场，表面上看起来碍手碍脚，实际上却增加了共同的幸福感。这些可怜的孩子重新见到了于连，不知道如何表示他们的快乐才好。仆人早就告诉了他们，瓦尔诺愿意多出二百法郎，把于连拉过去“教育”他的孩子。
午餐吃到一半，大病刚愈的斯坦尼拉-扎维埃脸色还有点苍白，忽然问起他的母亲来，他的银餐具和喝水用的平底大口杯值多少钱。
“为什么问这个？”
“我要把刀叉卖掉，好把钱给于连先生，免得他教育我们‘吃了亏’。”
于连眼里含着泪珠，对他又吻又抱。他的母亲索性哭了起来。这时，于连把斯坦尼拉抱到膝盖上，对他解释不该用“吃亏”“上当”这类字眼，因为那是下人常用的口头语。一见德·雷纳夫人破涕为笑，于连就设法用些形象生动的例子，来解说什么叫“吃亏上当”，使孩子们听得更加开心。
“我懂了，”斯坦尼拉说，“狐狸说乌鸦会唱歌，乌鸦一张口，嘴里的干酪就掉到地上，给狐狸叼了去，这就是‘吃亏’‘上当’了。”
德·雷纳夫人高兴得如醉如狂，她接二连三地吻她的孩子们，这样一来，她的身子就难免要靠到于连身上。
忽然一下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德·雷纳先生。他板着脸，一肚子的不高兴，和这里的欢乐气氛形成了黑白分明的对比，他一出现，欢乐立刻逃之夭夭。德·雷纳夫人吓得脸色惨白：她感到人证俱在，无法抵赖。于连抢过话来，提高嗓门，对市长先生讲斯坦尼拉打算卖掉他那套银餐具和大口杯的事。他明知这个故事不受欢迎。首先，德·雷纳先生早已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一听到人家谈银子就会皱眉头。“一提金银，”他经常说，“那总是要我掏腰包的敲门砖。”
不过这一次还不止是金钱的问题；他内心的猜疑也增加了。他不在家，家里反倒一片欢腾，这对一个自尊心碰都碰不得一下的人，是多么难堪啊！他的妻子对他夸奖于连，说他多么有本事，有办法使他的学生接受新观念，这是火上加油。
“对，对，我明白了，他使我的孩子讨厌我；他很容易显得比我可爱百倍，因为我到底是可恶的家长。这个世纪的一切，都在‘合法的’权力脸上抹黑。倒霉的法兰西！”
德·雷纳夫人懒得去考虑，她的丈夫对她的态度有什么细微的变化。她刚刚隐约看到，她有可能和于连在一起过上一天。她在城里有一大堆东西要买，就说一定要上馆子去吃晚餐，不管她的丈夫说什么，做什么，她都坚持自己的主意。孩子们一听到“上馆子”，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即使现得假装正经的人不也乐坏了吗！
德·雷纳先生等他的妻子走进了头一家时装店，就去拜访自己的朋友。他回来时比早上出去时更闷闷不乐。他相信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和于连的事。其实，谁也不敢对他提起流言蜚语中最伤人的那部分。大家对市长说来说去的无非是：于连到底是拿他家的六百法郎呢，还是接受贫民收容所所长提出的八百法郎。
这位所长在人多的场合碰到了德·雷纳先生，就故意表示“冷淡”。他是这方面的老手，做得无可非议。在外省做事千万不能鲁莽，感情用事非常少见，万一感情冲动，也要使它石沉大海。
瓦尔诺先生是在巴黎方圆一百里内外，被人叫作“神气”活现的人。他生来胆大脸厚，粗俗不堪。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他春风得意的生涯，使他更加肆无忌惮。简直可以说，他是奉了德·雷纳先生的命令，来统治玻璃市的，但是他比市长活跃得多，好管闲事，从不脸红，不停地上蹿下跳，写信投走，说东道西，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没有个人的抱负，但在教会当权人的眼里，他到底却动摇了市长的信誉。几乎可以说，他把几个最愚蠢的老板、最无知的法官、走江湖的医生，总而言之，把各行各业最不要脸的人都聚在一起，对他们说：“我们来统治吧。”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德·雷纳先生的名声。粗俗不堪的瓦尔诺却满不在乎，甚至年轻的马斯隆神甫当众拆穿他的谎言，他也若无其事。
不过，瓦尔诺先生虽然官运亨通，却需要做出一些鸡毛蒜皮的无礼行动，以便转移公众的视线，免得人家义正词严地对真正重要的大事提出批评。自从阿佩尔先生来后，这一类活动也随着他的担心而大大增加了。他到贝藏松去了三次，每次邮班他都要寄好几封信，他还要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半明半黑的晚上，来他家里把信带走。他使年高德劭的谢朗神甫失去了职位，这也许是个错误。因为他这种报复的行为，使得好几个出身高贵的女信徒，认为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坏人。再说，他这件事得到了代主教德·弗里莱先生的大力支持，也使他对代主教不得不言听计从，为他干一些莫名其妙的差事。他政治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写一封匿名信，他何乐而不为呢？更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对他说，要把于连请到家里来教书，这可以为她的虚荣心锦上添花。
在这种情况下，瓦尔诺先生预料到难免要跟德·雷纳先生摊牌，化友为仇。市长自然会说粗话骂他，这点他倒不怕，不过，市长还会写信到省里去，甚至会给巴黎写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某个大臣的亲戚会从天而降，接管玻璃市的贫民收容所。瓦尔诺先生想到应该接近自由党人，因此请了好几位来参加于连背书的那次宴会。他们可能会大力支持他反对市长。但是，选举可能会意外地举行，又想当所长，又要投自由党的票，那显然是势难两全的。德·雷纳夫人善于推测政治斗争的内幕，就挽着于连的胳膊，一路细细讲来，他们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精忠路”，在那里过了好几个小时，心安理得，几乎就像在韦尔吉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瓦尔诺先生尽力避免和他的老上司闹翻，他对市长显出非常大胆的神气。这一次，他这套办法算是成功了，不过市长的脾气也更坏了。
虚荣心和爱财心的斗争，使德·雷纳先生“上馆子”的时候再难过也没有了。恰恰相反，他的孩子们那时却再开心不过。这个鲜明的对照结果刺痛了他的心。
“我看得出，我在自己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他一走进馆子，就装腔作势地说。
他的妻子也不答话，只是把他拉到旁边，对他说明一定要打发于连走。她刚度过的幸福时光，使她从容不迫、坚定不移地执行她深思熟虑了半个月的行动计划。而玻璃市这位可怜的市长，却觉得从头到脚都苦恼得说不出，因为他明明知道，全城的人都公开嘲笑他爱财如命。瓦尔诺先生慷慨大方，好像是个强盗头子，钱来得太容易，而他呢，在圣约瑟兄弟会、圣母会、圣体会等最近举行的五六次募捐活动中，却表现得谨慎有余，体面不足。
在玻璃市和附近城镇的募捐簿上，捐款人的姓名是按捐款多少的顺序排列的，不止一次，大家看到德·雷纳先生的名字排在最后一行。他说自己没有赚钱，那也没用。教会对这类事是不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