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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的增减，都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社会财富的增减对这两者的影响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资本的增加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工资的提高又会导致利润的降低。例如在某一行业内，许多富商都投入了很大的资本，行业内的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利润自然趋于降低。由此一种行业到社会所有行业，也是同样道理。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某一特定地方和特定时间的劳动工资，也是难以确定的，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普通工资。而就资本利润而言，就连最普通的利润也无法捉摸。
利润不仅会受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且会受与货主竞争的同行业者和购买者运气的好坏，及商品在运输途中遭遇的种种意外事故的影响。因此，利润每时每刻都是在变动的，即使行业内部人士，也不一定能说出他们每年的利润究竟有多少。由此也不难想象，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的平均利润，就更难上加难了。
的确，就过去或现在的资本利润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货币的利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在货币利润较大的地方，资本支付越多，报酬就越多；在货币利润较小的地方，资本支付越少，报酬就越少。所以，一国内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随着该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降，利润便会随之下降；利息率上升，利润便会随之上升。
自亨利八世以来，英国财富和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期间，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不断增加，但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与乡村相比，在城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需要更多的资本。而且，城市富裕的竞争者很多，这也会导致城市资本利润率低于乡村资本利润率。此外，都市劳动者工资也比乡村的高。因为在繁荣的城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很难雇用到他们需要的劳动者人数，所以他们便开始相互竞争，不惜降低资本利润以抬高劳动者工资，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而在偏僻的乡村，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本使所有劳动者都被雇用，所以，竞争就转向了劳动者一方。劳动者为了让自己能被雇主雇用，就开始降低自己的工资，这样一来，雇主们的资本利润就提高了。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在英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这也并不奇怪，毕竟这种现象只是新殖民地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地方极为少见。
新殖民地都有这样一种现象：相对于广阔的土地，资本总是显得捉襟见肘；而相对于有限的资本，人口更是显得不足。所以在这些地方，资本持有者只是将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即海滨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另外，购买这些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良这些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必然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积累，使种植园所有者能雇用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新殖民地的劳动者很快就供不应求。此时，种植园所有者的资本利润也达到最大化。
但这种好景并不长。随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展，资本利润便开始逐渐减少。土质优良和位置绝佳的土地全被占有，再去耕作土壤和位置较差的土地，所能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现今英国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
随着财富、人口的增加及工作改良的进展，利息率和资本利润逐渐下降。然而，劳动工资却不与资本利润共同跌落。不管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求，只是随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利润不断降低，资本也会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更为迅速。但也必须承认，不断增长积累的大资本，利润虽低，却比高利润的小资本增加得更快。这就像俗话所说，货币产生货币，有了一些货币，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货币，但最困难的是获得最初的这部分货币。
当然，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国家，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开展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本，无法满足这种新获得或新发展能给每个人带来的全部业务，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那些行业上。以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必有一部分撤回来，转入更有利的新行业。这样一来，那些旧行业的竞争程度就减弱了，市场上的货物供给也减少了。货物减少，价格势必或多或少地上升，这又给经营者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资本利润的增加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社会财富或为了维持产业资金的减少导致劳动工资降低的现象出现。由于劳动工资降低，社会上持有资本的经营者用于商品生产的资本投入就比以前少，商品售卖的价格也比以前高。投入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在两方面得到增加。
例如，孟加拉及东印度其他英国殖民地发展落后，人民贫苦，劳动者工资非常低，资本利润非常大，货币利息也非常高。因此，这些地方的经营者总能快速获得巨大的资产。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未来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几乎所有的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这种高利息现象在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也同样存在，如布鲁塔斯曾在塞浦路斯岛以48%的利息借款，这在西塞罗的书简中有明确的叙述。
如果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及地理位置所允许的最高限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都是非常低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已达到其领土可维持或其资本可雇用的限度，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职业竞争必然使劳动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已达到国内各种行业经营所需要费用的饱和程度，那么竞争将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普通利润也下降到最低水平。
但像以上这些富有的国家，似乎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发展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该国法律所允许有的限度，但如果换以其他法制，以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条件，财富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个忽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有限几个港口的国家，禁止在不同法制下可经营的诸多交易，并且，国内富有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穷者或小资本家不但无安全保证，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以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所以，在这样的国家，任何经营都不能按照各自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穷者，必然使富有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有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据说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是12%，但对这样的利息水平，资本的普通利润是足够支付的。
法律完善与否，对利息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有所欠缺，就可能使其利息率增加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么一切借款人就会成为法制开明的国家中的破产者或信用欠佳者，而出借人由于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会向破产者索取更高的利息。罗马帝国西部未开化的民族在遭受侵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契约的履行与否全凭当事人的信义，统治者很少过问此事。也许，这正是当时利息率高得出奇的主要原因。
相反，如果法律完全禁止利息，也难有所成效。需要借入资金的人总是很多；而借出人对于资金的出借，必然以一定的报酬为目的或条件，并且，借出人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回避法律的禁令的危险，从而也要求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些国家利息率之所以很高，多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禁止利息，贷出资金难于收回，而并不是贫穷导致的。
在普通利润率中，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遭受到的意外损失的一部分，还应剩余一部分，那就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利润率的最低标准就是这两部分的总和。普通总利润当然也是如此。它除了包含这种剩余，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就与这剩余部分的纯利润成正比关系。
不管借出人在借出资金时如何谨慎，遭受损失的意外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因此，同上述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遭到的意外损失外，还应剩余一部分。如无剩余，那么借出者借出资金的动机就与金钱无任何关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用于各种行业经营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那么，这个国家的普通纯利润率就会很低。这也就说明，除了特别富有的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依靠货币利息来生活，中小资产者也不得不自行监督自己资本的用途。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实业家，从事某种行业。荷兰的现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那里，如果不是实业家，就会落伍于时代。人们都习以为常地经营着某一种行业，这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如果有人不遵守，就会像穿上与众不同的另类服饰一样，成为别人的笑料。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在大部分商品价格中占去应当归作地租那一部分的全部以后，仅剩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劳动的最低工资，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在劳动者从事工作时，总得设法养活他们，但地主未必都要给付。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孟加拉经营商业的利润，就与这最高率相当。
当利润发生变动时，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所应有的比例必然随之变动。在英国人看来，两倍于利息的利润才算是合理的利润，这种合理的利润，就是普通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10%的国家，借用资金来经营业务的人，将所得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也许是合理的。资本由借用人担负风险，他像是在给出借人保险；在大部分行业，4%或5%，既可作为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补偿，亦可作为不辞辛苦运用这笔资本的足够报酬。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利润率过低或过高，上述这种利息与纯利润的比例就不可能存在。利润率过低，无法将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利润率过高，便可将一半以上的利润作为利息。
繁荣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较高的劳动工资，可在商品价格上以较低的利润来弥补。这样，他们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
其实，工资提高导致商品价格上浮的程度，要比利润率提高带来的影响小得多。例如，麻布制造厂各工种劳动者，如梳麻工、纺工、织工等的工资，如果每人每天提高2便士，那么一匹麻布的价格所增高的数额，必然等于生产这一匹麻布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乘以他们生产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数，再乘以2便士。商品价格中归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按算术级数逐次增加。但雇用这些工人的所有雇主的利润，如果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归于利润的那一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就是按几何级数逐次增加。这两种价格的上升幅度是有显著差别的。
总之，工资提高对商品价格上浮的作用，就如同单利对债额累计的作用；而利润率提高的作用，却像复利一样，利上加利。英国商人和制造者，对高工资提升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不利影响，总是满腹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后果，他们却保持沉默。因自己得利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避而不谈；对他人得利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就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3），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丹尼尔是哲学家、怀疑论者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的朋友。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他在那里学习了许多课程，并且在辩论、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中获奖。他的主修科目是数学。1791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797年他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乡村牧师。
马尔萨斯于1804年结婚，并且养育了三个孩子。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他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人口”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思想很大程度是受他的父亲及其朋友们（如卢梭）的乐观思想的影响。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对孔赛伯爵的回应。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
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指数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线性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注意：马尔萨斯使用的相对应术语是几何和算术。
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马尔萨斯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建议只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根据他的理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弊病要承担较大的责任。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推动立法手段使英国的穷人生存状况更为恶化，但也减缓了贫困人口的增长。
马尔萨斯自己注意到许多人误用他的理论，痛苦地阐明他没有仅仅预测未来的大灾难。他辩解道：“……周期性灾难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目前仍然存在，并且将来会继续存在，除非我们大自然的物理结构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此，马尔萨斯认为他的《人口学原理》是对人类过去和目前状况的解释，以及对我们未来的预测。
此外，许多人辩驳道，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人类有能力增加食物供应。关于这个论题，马尔萨斯写道：“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
马尔萨斯的《1798论文》表达了以下8个主要观点：
人口数量严重受限于生存手段；
当生存手段增加后，人口也相应增加；
人口压力刺激生产增长；
生产增长反过来也刺激人口增长；
从长远来看，生产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保持同步，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裂痕；
性、劳动和子女等影响人口和生产力的诸多因素受个人的收支情况所影响；
当人口增长超过供养能力时，正面的抑制因素会发挥作用；
这些抑制因素的本质将对生物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在东印度公司学院，马尔萨斯延伸出一套需求供应失衡理论，他称之为过剩。在当时这被看作荒唐的理论，却是后来有关大萧条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的先驱，他的崇拜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这个思想引入了著作。
以往高出生率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因为会提供更多的劳力。然而，马尔萨斯却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出生率，并且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即使高出生率可以增加总生产量，但它更趋于降低人均生产量。马尔萨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崇拜者包括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
关于他的理论的一个最知名的门徒，是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19世纪30年代，马尔萨斯的著作强烈地影响了辉格党人，他们改变了托利党的家长式作风，于1834年引入了《坏法修正法案》。
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关注也帮助了英国全国人口普查的实施。1801年，政府官员约翰·李克曼主导了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门徒，还包括知名的神创论者、自然神学家威廉·佩里大主教，他于1802年发表了《自然神论》。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证明了神的存在。
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尔萨斯自己反对节育，他的著作却强烈地影响了弗朗西斯·普勒斯，后者发动了极端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以推动节育。普勒斯于1822年发表了论文《人口学原理的证明》。
马尔萨斯理论对现代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和阿尔佛雷德·华莱士产生了关键影响。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他的理论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没有人类智力干预的一个领域里的应用。达尔文终生都是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华莱士称马尔萨斯的著作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并把他和达尔文通过学习马尔萨斯理论，各自独立地发展出进化论，称作“最有趣的巧合”。
进化论学家们普遍认可马尔萨斯无意中对进化论做出了许多贡献。马尔萨斯对于人口问题的思考是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马尔萨斯强化了对“有限增长”条件下“生存挣扎”的观察。由于马尔萨斯理论，达尔文认识到了生存竞争不仅发生在物种之间，而且也在同一物种内部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进化论学者和人道主义者于连·赫胥黎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进化论的人道主义》中描述了“拥挤的世界”，呼吁制订“世界人口政策”。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关于地球能容纳多少人的辩论即起源于马尔萨斯。
时至今日，马尔萨斯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举一个例子，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发表了许多有关人口控制的文章，反映出的观点就来自马尔萨斯的观点。
马尔萨斯被视为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宣称他的人口学原理不仅是对人类，而且是对所有物种都普遍适用的自然法。现在也可以证明，没有一种东西会以固定速率呈指数方式增长。
马尔萨斯关于食物供应的算术模型遭到普遍拒绝，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食物供应与人口增长保持了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