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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产品是指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早期原始社会，土地尚未私有，资本积累尚未完成，劳动者拥有社会全部劳动产品，不会有地主或雇主来与他们共享劳动果实。后来，随着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出现，这种原始状态便宣告终结。
当土地成为私有财产，拥有土地的地主就会要求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给他一部分劳动生产物。此外，在大多数耕作者收割庄稼前，通常要靠雇主们预付的资金来维持生活，而获取可观的利润就成为农场主预付生活费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最后所拥有的劳动果实，就被扣除了两大部分。
其实，不仅是农业，在其他各种行业中，劳动者被扣除利润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手工业和现代制造业，绝大多数工人都要雇主们预付原材料、工资和生活费用，雇主们由此得以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这便是资本利润。
当然，也有极少数工人有实力独自购买生产材料，并维持日常生计直至完成产品生产。这时，他们就兼有劳动者和雇主的双重身份，最终就会享有全部的劳动产品，即除去劳动工资外，还包括资本利润。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就整个欧洲而言，也只有大概1/20。也许正因为此，大多数人对劳动工资的理解就是：劳动者在为他人劳动时所获得的收入。
通常，劳动工资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但劳资双方的利益又是相互对立的：劳动者希望得到更多，雇主们希望付出更少。由此我们便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劳动者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紧密团结起来；另一方面，雇主们为尽可能降低劳动者工资而展开合作。
由于雇主们人数相对较少，更容易团结，加之他们的联合行为为法律所准许，至少不会被法律禁止，所以，在与劳动者的对立中，他们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劳动者人数虽多，但他们的联合行为却为法律所禁止。在诸多议会法令中，没有一个法令要求取缔为降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却有很多法令要求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此外，在争议过程中，雇主较劳动者更能长久地坚持。因为雇主们即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也有足够的资金维持一两年的生活；而对于劳动者来说，维持一个星期都很困难，维持一个月极为少见，维持一年就根本不可能。从长远来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从短期来看，雇主的需要程度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因此，绝大多数劳动者迫于当前生计，不得不向雇主们提出的低工资屈服。
在对立中，虽然雇主们总是居于有利的一方，但他们也不能无限制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雇主们支付给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乎也不能低于这个标准。毕竟，依靠劳动维持生计的人，其工资至少必须足够其维持生计。另外，出于劳动者赡养家室、传宗接代的需要，其工资还得或多或少地超出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
显然，上述工资是雇主们付给劳动者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不过在某些时候，劳动者也会处于有利地位，进而获得大大超过上述工资标准的工资。
当国家对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时，或者说如果国家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逐年增加，劳动者就没有必要为提高工资而联合起来。劳动者供不应求，自然会导致雇主们的相互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他们为防止劳动者工资提高的联合就自动瓦解了。
国家对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需求，必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的增加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的增加；一种是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财富的增加。
可以获得的劳动供给和用以购买劳动的基金，决定着工资率的高低。从长远来看，劳动者工资的最低标准由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费用决定。在这里，维持生计的工资就是长期劳动价格，就是自然或均衡工资率。这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情况来说明。
第一，均衡状态。劳动的供求使劳动者得到均衡工资。只要人口和工资基金保持不变，就会具备静止的均衡状态的前提。
第二，衰退状态。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实际工资便会降低到维持生计工资以下，人口和工资基金逐渐下降，直至达到收入和资本所能维持的水平。
第三，上升状态。工资基金增长，实际工资超过维持生计工资，人口会逐渐增加。
这三种情况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对人口的需求也是变化的，“人的生产”也是处于调节状态中的。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说，就是国家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然随着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国民财富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随之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也不会增加。
可见，一个国家现有的庞大财富并不会使劳动工资增加，使其增加的，是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换言之，即最高的劳动工资并不在最富有的国家出现，而在最繁荣、最快变得富有的国家产生。
例如，论富有程度，北美远不及英格兰，可在繁荣及财富增加速度的方面，北美就超出英格兰很多。一个国家繁荣程度的标志，就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英格兰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即使在最近的500年内，也没有增加一倍，而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就增加了一倍。他们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那么不管它本身如何富有，劳动者也无法在那里获取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能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数百年或几乎不变，那每年所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至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而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会超过雇主所需要的劳动者数量，这时，国家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不足，劳动者为获得工作，就会彼此开始竞争。如果该国劳动者的工资原本足够维持生计并还有剩余，那么，劳动者之间的不断竞争就会逐渐使这种工资降到合乎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下。
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耕作精细，向来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很久以来，它的发展似乎就停滞不前了。500年前，前往中国考察的马克·波罗对中国各种状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500年后的今天，旅行家们关于中国耕作、人口等方面的描述，仍与马克·波罗的记述大体相似。也许在马克·波罗时代以前很久，中国的富有程度就达到了法律所允许的程度。
中国的发展固然处于停滞状态，但似乎并未出现倒退的迹象。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被它的居民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就绝不会出现荒芜。所以，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每年必须完成同样多或更多的劳动，从而，整个国家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也不会明显减少。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资金急剧缩减，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工资总额的减少，必然导致各个职业所雇用劳动者人数的减少，劳动者就会失去工作或工资遭到缩减。上等职业的人失去工作，往往会转而求其次，进入中等职业，中等职业人满为患又会导致竞争加剧，劳动者就会面临工资不断遭到削减的状况，甚至直接面临最为悲惨的失业危机。失业者除了做违法犯罪之事来填饱肚子外，要么等着挨饿，要么沿街乞讨。这样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贫穷、饥饿和死亡会接踵而来，并泛滥成灾。今日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一些英国殖民地，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可观的劳动工资，既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自然征兆。在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备感幸福、安乐的。与此相反，如果劳动者备感艰辛，生活窘迫，国家的发展就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劳动者饥寒交迫，生存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就处于极速倒退的状态。
现今，英国的劳动者工资，显然超过了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而且，他们的真实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数量的增长速度，甚至快于劳动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这就足够他们支付一家的生活费用。
劳动者工资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那么，这对国家的发展是好是坏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任何社会，劳动者的数量在总人口中都占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的改善和提高，对社会当然是有利的。如果他们的生活都处于贫困交加的状态，他们所处的社会就绝不会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劳动者能够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使自己衣食无忧，这样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繁荣的。
在可观的劳动工资的吸引下，劳动者会更加勤奋地工作。可观的工资又是获取充足生活资料的保证，生活资料的富足又能增强劳动者的体力，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状况，他们就会更勤奋地工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因此，与低工资劳动者相比，高工资劳动者总是显得更加乐观、积极和勤勉。例如，英格兰劳动者的能力就强于苏格兰劳动者的能力，城市劳动者的能力就强于乡村劳动者的能力。
与这种情况不同的是，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用不了几年就会将劳动者的身体彻底累垮。例如，伦敦等地的匠工，很难以旺盛的精力工作8年以上。这种现象在很多实行计件工资的行业都很常见。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任何行业，只有适度工作的人，才能始终保持健康的身体，才能以长远的工作量超出他人，因为他们能持续地进行工作。
食物价格的变动虽不会与劳动价格的变动保持一致，甚至某些时候会完全相反，但不管怎样，它都能对劳动价格产生影响。劳动的货币工资，必然受到两种情况的支配：一种是社会对劳动的需求，另一种就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劳动需求的增减，直接决定必须给予劳动者生活资料的数量，而购买这些数量所需的金额，又决定了劳动的货币价格。因此，在有些时候，食物价格较低，劳动的货币价格却不低；但如果劳动需求不变，而食物价格上涨，劳动的货币价格就会变得昂贵起来。
食物价格上涨，劳动价格也会随之提高，因为食品行业对劳动者的需求会增加；而在物价昂贵的歉收之年，劳动价格却会降低，因为此时，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会大大地减少。反之，食物价格下降，劳动价格会随之降低，因为食品商业对劳动者的需求会减少；而在物价低廉的丰收之年，劳动价格却会提高，因为此时，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会大大地增加。在食物价格只发生一般变动时，这两种对立因素，似乎会互相抵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正是劳动工资比食物价格更稳定、更持久的原因之一。
当劳动工资得到提升时，商品价格必然随着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加的比例而提高，并且，它还会以价格提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对这种商品的消费。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却会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产品。于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些雇用了很多劳动者的雇主们，就会妥善地安排劳动者的工作，以使他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把最好的机械提供给劳动者。这种生产现象，并不单一地存在于某一个工厂，而在整个社会都极为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人数越多，生产的分工就越精密，从事针对个人操作的机械发明的人就越来越多，高效率的机械也就更容易被发明出来。生产机械的改良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使他们用更少的劳动就生产出了较过去同样多的产品，这时，劳动量的减少，就足够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
李嘉图12岁到荷兰商业学校学习，14岁随父从事证券交易。1793年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25岁时拥有200万英镑财产，随后钻研数学、物理学。1799年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后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参加了当时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选为下议院议员。
李嘉图以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亚当·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三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来的，但经过了一些改动——反而越来越僵化了。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下面一句话：“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劳动的价值（工资）是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决定的，而利润则决定于工资。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我们看不到供给与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种神秘的因素所决定的。
不过，聪明的李嘉图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经犯过嘀咕：“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么？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到了1870年，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你可能花了30年时间研究一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你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李嘉图刚刚开始进入经济学界的时候，英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制订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李嘉图鼓吹自由贸易，但《谷物法》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贸易问题，从理论上驳斥贸易限制的荒唐。
他的国际贸易学说可以被称为“比较成本说”或“比较成本规律”。他模仿同亚当·斯密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假定制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可以看出，葡国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
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都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
李嘉图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亚当·斯密奠基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新古典兴起之后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其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的贡献却是不朽的。
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的增减，都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社会财富的增减对这两者的影响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资本的增加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工资的提高又会导致利润的降低。例如在某一行业内，许多富商都投入了很大的资本，行业内的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利润自然趋于降低。由此一种行业到社会所有行业，也是同样道理。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知道，即使某一特定地方和特定时间的劳动工资，也是难以确定的，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普通工资。而就资本利润而言，就连最普通的利润也无法捉摸。
利润不仅会受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且会受与货主竞争的同行业者和购买者运气的好坏，及商品在运输途中遭遇的种种意外事故的影响。因此，利润每时每刻都是在变动的，即使行业内部人士，也不一定能说出他们每年的利润究竟有多少。由此也不难想象，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的平均利润，就更难上加难了。
的确，就过去或现在的资本利润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货币的利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在货币利润较大的地方，资本支付越多，报酬就越多；在货币利润较小的地方，资本支付越少，报酬就越少。所以，一国内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随着该国市场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降，利润便会随之下降；利息率上升，利润便会随之上升。
自亨利八世以来，英国财富和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期间，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不断增加，但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与乡村相比，在城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需要更多的资本。而且，城市富裕的竞争者很多，这也会导致城市资本利润率低于乡村资本利润率。此外，都市劳动者工资也比乡村的高。因为在繁荣的城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很难雇用到他们需要的劳动者人数，所以他们便开始相互竞争，不惜降低资本利润以抬高劳动者工资，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而在偏僻的乡村，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本使所有劳动者都被雇用，所以，竞争就转向了劳动者一方。劳动者为了让自己能被雇主雇用，就开始降低自己的工资，这样一来，雇主们的资本利润就提高了。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在英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这也并不奇怪，毕竟这种现象只是新殖民地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地方极为少见。
新殖民地都有这样一种现象：相对于广阔的土地，资本总是显得捉襟见肘；而相对于有限的资本，人口更是显得不足。所以在这些地方，资本持有者只是将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即海滨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另外，购买这些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良这些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必然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迅速积累，使种植园所有者能雇用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新殖民地的劳动者很快就供不应求。此时，种植园所有者的资本利润也达到最大化。
但这种好景并不长。随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展，资本利润便开始逐渐减少。土质优良和位置绝佳的土地全被占有，再去耕作土壤和位置较差的土地，所能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现今英国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
随着财富、人口的增加及工作改良的进展，利息率和资本利润逐渐下降。然而，劳动工资却不与资本利润共同跌落。不管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求，只是随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利润不断降低，资本也会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更为迅速。但也必须承认，不断增长积累的大资本，利润虽低，却比高利润的小资本增加得更快。这就像俗话所说，货币产生货币，有了一些货币，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货币，但最困难的是获得最初的这部分货币。
当然，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国家，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开展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因为这类国家的资本，无法满足这种新获得或新发展能给每个人带来的全部业务，所以，他们只好把资本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那些行业上。以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必有一部分撤回来，转入更有利的新行业。这样一来，那些旧行业的竞争程度就减弱了，市场上的货物供给也减少了。货物减少，价格势必或多或少地上升，这又给经营者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资本利润的增加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社会财富或为了维持产业资金的减少导致劳动工资降低的现象出现。由于劳动工资降低，社会上持有资本的经营者用于商品生产的资本投入就比以前少，商品售卖的价格也比以前高。投入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在两方面得到增加。
例如，孟加拉及东印度其他英国殖民地发展落后，人民贫苦，劳动者工资非常低，资本利润非常大，货币利息也非常高。因此，这些地方的经营者总能快速获得巨大的资产。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未来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几乎所有的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这种高利息现象在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也同样存在，如布鲁塔斯曾在塞浦路斯岛以48%的利息借款，这在西塞罗的书简中有明确的叙述。
如果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及地理位置所允许的最高限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都是非常低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已达到其领土可维持或其资本可雇用的限度，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职业竞争必然使劳动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已达到国内各种行业经营所需要费用的饱和程度，那么竞争将达到最激烈的程度，普通利润也下降到最低水平。
但像以上这些富有的国家，似乎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发展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该国法律所允许有的限度，但如果换以其他法制，以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条件，财富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个忽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有限几个港口的国家，禁止在不同法制下可经营的诸多交易，并且，国内富有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穷者或小资本家不但无安全保证，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以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所以，在这样的国家，任何经营都不能按照各自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穷者，必然使富有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有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据说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是12%，但对这样的利息水平，资本的普通利润是足够支付的。
法律完善与否，对利息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有所欠缺，就可能使其利息率增加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么一切借款人就会成为法制开明的国家中的破产者或信用欠佳者，而出借人由于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会向破产者索取更高的利息。罗马帝国西部未开化的民族在遭受侵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契约的履行与否全凭当事人的信义，统治者很少过问此事。也许，这正是当时利息率高得出奇的主要原因。
相反，如果法律完全禁止利息，也难有所成效。需要借入资金的人总是很多；而借出人对于资金的出借，必然以一定的报酬为目的或条件，并且，借出人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回避法律的禁令的危险，从而也要求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些国家利息率之所以很高，多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禁止利息，贷出资金难于收回，而并不是贫穷导致的。
在普通利润率中，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遭受到的意外损失的一部分，还应剩余一部分，那就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利润率的最低标准就是这两部分的总和。普通总利润当然也是如此。它除了包含这种剩余，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就与这剩余部分的纯利润成正比关系。
不管借出人在借出资金时如何谨慎，遭受损失的意外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因此，同上述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遭到的意外损失外，还应剩余一部分。如无剩余，那么借出者借出资金的动机就与金钱无任何关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用于各种行业经营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那么，这个国家的普通纯利润率就会很低。这也就说明，除了特别富有的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依靠货币利息来生活，中小资产者也不得不自行监督自己资本的用途。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实业家，从事某种行业。荷兰的现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那里，如果不是实业家，就会落伍于时代。人们都习以为常地经营着某一种行业，这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如果有人不遵守，就会像穿上与众不同的另类服饰一样，成为别人的笑料。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在大部分商品价格中占去应当归作地租那一部分的全部以后，仅剩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劳动的最低工资，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在劳动者从事工作时，总得设法养活他们，但地主未必都要给付。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孟加拉经营商业的利润，就与这最高率相当。
当利润发生变动时，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所应有的比例必然随之变动。在英国人看来，两倍于利息的利润才算是合理的利润，这种合理的利润，就是普通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10%的国家，借用资金来经营业务的人，将所得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也许是合理的。资本由借用人担负风险，他像是在给出借人保险；在大部分行业，4%或5%，既可作为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补偿，亦可作为不辞辛苦运用这笔资本的足够报酬。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利润率过低或过高，上述这种利息与纯利润的比例就不可能存在。利润率过低，无法将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利润率过高，便可将一半以上的利润作为利息。
繁荣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较高的劳动工资，可在商品价格上以较低的利润来弥补。这样，他们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
其实，工资提高导致商品价格上浮的程度，要比利润率提高带来的影响小得多。例如，麻布制造厂各工种劳动者，如梳麻工、纺工、织工等的工资，如果每人每天提高2便士，那么一匹麻布的价格所增高的数额，必然等于生产这一匹麻布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乘以他们生产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数，再乘以2便士。商品价格中归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按算术级数逐次增加。但雇用这些工人的所有雇主的利润，如果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归于利润的那一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就是按几何级数逐次增加。这两种价格的上升幅度是有显著差别的。
总之，工资提高对商品价格上浮的作用，就如同单利对债额累计的作用；而利润率提高的作用，却像复利一样，利上加利。英国商人和制造者，对高工资提升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不利影响，总是满腹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后果，他们却保持沉默。因自己得利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避而不谈；对他人得利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就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3），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丹尼尔是哲学家、怀疑论者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的朋友。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他在那里学习了许多课程，并且在辩论、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中获奖。他的主修科目是数学。1791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797年他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乡村牧师。
马尔萨斯于1804年结婚，并且养育了三个孩子。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他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人口”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思想很大程度是受他的父亲及其朋友们（如卢梭）的乐观思想的影响。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对孔赛伯爵的回应。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
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指数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线性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注意：马尔萨斯使用的相对应术语是几何和算术。
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马尔萨斯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建议只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根据他的理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弊病要承担较大的责任。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推动立法手段使英国的穷人生存状况更为恶化，但也减缓了贫困人口的增长。
马尔萨斯自己注意到许多人误用他的理论，痛苦地阐明他没有仅仅预测未来的大灾难。他辩解道：“……周期性灾难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目前仍然存在，并且将来会继续存在，除非我们大自然的物理结构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此，马尔萨斯认为他的《人口学原理》是对人类过去和目前状况的解释，以及对我们未来的预测。
此外，许多人辩驳道，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人类有能力增加食物供应。关于这个论题，马尔萨斯写道：“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
马尔萨斯的《1798论文》表达了以下8个主要观点：
人口数量严重受限于生存手段；
当生存手段增加后，人口也相应增加；
人口压力刺激生产增长；
生产增长反过来也刺激人口增长；
从长远来看，生产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保持同步，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裂痕；
性、劳动和子女等影响人口和生产力的诸多因素受个人的收支情况所影响；
当人口增长超过供养能力时，正面的抑制因素会发挥作用；
这些抑制因素的本质将对生物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在东印度公司学院，马尔萨斯延伸出一套需求供应失衡理论，他称之为过剩。在当时这被看作荒唐的理论，却是后来有关大萧条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的先驱，他的崇拜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这个思想引入了著作。
以往高出生率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因为会提供更多的劳力。然而，马尔萨斯却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出生率，并且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即使高出生率可以增加总生产量，但它更趋于降低人均生产量。马尔萨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崇拜者包括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
关于他的理论的一个最知名的门徒，是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19世纪30年代，马尔萨斯的著作强烈地影响了辉格党人，他们改变了托利党的家长式作风，于1834年引入了《坏法修正法案》。
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关注也帮助了英国全国人口普查的实施。1801年，政府官员约翰·李克曼主导了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门徒，还包括知名的神创论者、自然神学家威廉·佩里大主教，他于1802年发表了《自然神论》。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证明了神的存在。
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尔萨斯自己反对节育，他的著作却强烈地影响了弗朗西斯·普勒斯，后者发动了极端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以推动节育。普勒斯于1822年发表了论文《人口学原理的证明》。
马尔萨斯理论对现代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和阿尔佛雷德·华莱士产生了关键影响。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他的理论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没有人类智力干预的一个领域里的应用。达尔文终生都是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华莱士称马尔萨斯的著作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并把他和达尔文通过学习马尔萨斯理论，各自独立地发展出进化论，称作“最有趣的巧合”。
进化论学家们普遍认可马尔萨斯无意中对进化论做出了许多贡献。马尔萨斯对于人口问题的思考是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马尔萨斯强化了对“有限增长”条件下“生存挣扎”的观察。由于马尔萨斯理论，达尔文认识到了生存竞争不仅发生在物种之间，而且也在同一物种内部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进化论学者和人道主义者于连·赫胥黎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进化论的人道主义》中描述了“拥挤的世界”，呼吁制订“世界人口政策”。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关于地球能容纳多少人的辩论即起源于马尔萨斯。
时至今日，马尔萨斯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举一个例子，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发表了许多有关人口控制的文章，反映出的观点就来自马尔萨斯的观点。
马尔萨斯被视为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宣称他的人口学原理不仅是对人类，而且是对所有物种都普遍适用的自然法。现在也可以证明，没有一种东西会以固定速率呈指数方式增长。
马尔萨斯关于食物供应的算术模型遭到普遍拒绝，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食物供应与人口增长保持了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