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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在关注公司业绩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关注该公司的股利政策。一家公司的股利政策既体现了它的风险，又是支撑股票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家公司坚持了长期的股利支付政策，这表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体质”及有限的风险。而且相比较来说，实行高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而实行低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只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投资者应将公司的股利政策作为衡量投资的一个重要标准。
过去几十年，普通股价格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投资到投机的典型过程。一开始，主要由于投资者主观的变化，普通股的折价大大降低了，人们要求的股息减少了，投资者基础更广泛了，这就出现了第一次价值回归。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以信息科技和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的兴起，宏观经济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企业家精神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复兴，公司利润持续增长，这就出现了第二次价值回归。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普通股价值的持续上升已经远远超过了价值回归的范畴，这可以被视为本杰明·格雷厄姆所称的“新型普通股投机”——打着价值回归旗号，甚至投资者自身都坚信不已的“投资型投机”。他们在成长潜力已经被充分发掘的情况下，仍然认为还存在被隐藏或忽视的成长价值，格雷厄姆说：“这如果不是赌博，又该是什么呢？”
不要说初入股市的人，就是许多已有多年经验的投资者，也会对股息不以为然，毕竟股票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资本利得”，也就是股价的涨幅。投机者爱跑短线的“差价”，投资者长期持股，也希望它翻番乃至上涨10倍，而股息率每年充其量也就是5%，很不起眼。但研究表明，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股息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复利本身的作用，而且股息可以用来再投资，尤其是在熊市里，股价偏低，通过股息再投资，能真正获得长期收益。
无论是按照市盈率（P/E）、动态市盈率（FP/E）、市净率（P/B）还是股息率计算，今天的美国普通股都比50年前昂贵了许多。市盈率低于10的股票已经可以被视为“价值股”，而超过100倍的市盈率也并不奇怪。Google和星巴克这样的大盘成长股的市盈率维持在40倍左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大部分蓝筹股的市净率都超过了1。此外，股息率的节节下滑似乎被忽略了，只有极少数公司仍能提供超过5%的年度股息率，例如荷兰银行。某些大公司虽然现金充裕，却宁可将现金用于效率低下的并购或投资活动，而非分配给股东，例如微软。
按照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说法，低于6.5倍市盈率的股票才是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而且这是“华尔街的通俗说法”。他同时指出，从1915年到1946年，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赢利水平一般在10%左右，这意味着市盈率大约为10（1917年道·琼斯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居然不到5）。如果久经考验的蓝筹股都只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中小盘股当然只能满足于6.5倍或更低的市盈率。至于股息率，格雷厄姆多次举出IBM这个例子，它在1915年的股息率为6.7%，而且它当时还是一只高速扩张的成长股。从1946年到1949年，标准普尔425种工业股票指数的平均股息率在3.55%和7.5%之间徘徊，而格雷厄姆认为这表示股票已经太昂贵了，因为当时AAA级长期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也不过介于2.49%和2.65%之间。
一家公司的鼓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投资人不能不重视。有着良好经营“体质”的公司通常都会有长期的股利发放政策。而那些很少分配股利的公司往往会把利润进行盲目而浪费的投资，使投资者无端受损。
格雷厄姆在《有价证券分析》一书中批驳了一些投资者在股利分配政策上的错误认识。一些投资者认为发放股利只不过是将股票的现有价值进行稀释后所得到的一种幻象，但格雷厄姆认为若公司拒绝发放股利而一味保留盈余，则这些盈余一旦被乱用，投资者将毫无利益可言。公司应在保留供其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后，将其盈余以现金股利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的方式发放出去，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投资者收到现金股利，他既可以自由运用这笔盈余，又可在他认为公司经营良好时买入该公司股票；如果投资者收到股票股利，他既可以保留股票等着赚取股利，也可选择售出股票立即兑现。无论哪一种股利政策，都将使投资者拥有更大的灵活度，也更能保证自己所得利益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