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凡有成就者，大多博学而多才，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的还幽默有佳。这种人格魅力在清华人中，值得我们称赞的人有好多好多。

■ 人生范本：梁启超——博学而勤勉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三人”。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我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之一，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曾与原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维新。早在1914年即与清华建立了联系。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根据他在1914年的一次讲演的内容制定的。1922年起，他正式就聘为清华讲师；1925年起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是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对清华早期的校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确称得上是一代学术大家，他的博大学问，不止是一部内容浩瀚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还有他在治学方面的经验、心得、风格和气度。

从神童到大师

梁启超小时候就具有超人的学术禀赋。他聪明灵悟，脑力敏锐，读书过目成诵；他4岁入学，6岁即读毕《五经》，同年开始读史，8岁学为文，9岁能缀千言。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塾师出一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命对，他立刻对曰“南国人思召伯棠”。10岁的时候，赴广州应“童子试”，与一些父辈同乘一船，有一位先生指着盘子里的咸鱼让他吟诗是“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16岁考中举人，次年开始接触西学，拜康有为为老师，以其杰出的才华，成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1896年，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自任主笔。所作《变法通议》等文，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开一代之文风。后著有《饮冰室合集》共148卷约700万字。奠定了他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

梁启超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学识广博。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他的《饮冰室合集》的目录，就可知其梗概。这部巨制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700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此外还有未刊原稿残稿多种，总共700万字左右。像这等专属文、史、政论方面的高产作家，在中国亦属古今罕见。在专精方面，按照他的学生周传儒先生的概括：“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话、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勾玄，深入浅出，……同时代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与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弟子。一般均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具有惊人的魄力（郑振铎称之为胆力），学术著述尤其如此。1926年，他的病势已很严重，不得不割去一个肾。但就在这时，他拟订了一个《中国文化史》写作提纲，全书范围极为广大，包括朝代、种族（上、下）、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及器制、文学、美术、音乐、载籍等180多个章目。关于这个巨大的写作计划，郑振铎感叹地说：“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梁启超写作效率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一泻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决心“重理旧业”，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从事于著述及讲学。于是，除在京、津、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课余则致力著述。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间里，他就写了约100万字的作品。

“博学”方能“多才”

“博学多才”，只有学，而且是多学，才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

只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

清华大学的学者强调，一个人要提高自己，就要不断地学习。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使我们丰富和深刻起来。杰出的人物几乎都是饮学之士。

人生需要不断学习

许多人以为，学习只是青少年时候的事情，只有学校才是学习的场所，自己已经是成年人，并且早已走向社会了，因而再没有必要进行学习，除非为了取得文凭。

清华大学的一位专家指出：“其实，学校里学的东西是十分有限的。工作中、生活中需要的相当多的知识和技能，课本上都没有，老师也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完全要靠我们在实践中边学边摸索。

“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继续学习，我们就无法取得生活和工作需要的知识，无法使自己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仅不能搞好本职工作，反而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

有些人走出学校投身社会后，往往不再重视学习，似乎头脑里面装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再学会胀破脑袋。

孰不知，学校里学到的只是一些基础知识，数量也十分有限，离实际需要还差得很远。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只有以更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使自己丰富和深刻起来，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以便更好地投身到工作和事业中。

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半数的劳工技能在1至5年内就会变得一无所用，而以前这段技能的淘汰期是7至14年。特别是在工程界，毕业10年后所学还能派上用场的不足1/4。一个学生在学校所学而知识能应用在工作中的只有其3%。

因此，学习已变成随时随地的必要选择。

清华人认为：年轻时，究竟懂得多少并不重要，只要懂得学习，就会获得足够的知识。

“用学习创造利润”——这已被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公认为当今和未来用以取胜的策略。

生活中的清华学者大都平易近人，朴素温和。其人格的魅力全在于思想的睿智。他们以无声的行动，如春风化雨一般在影响着每一位清华学子，让你明白做人的“品”。然而在学术的问题上，他们却全然不是这样。一丝不钷，言不轻出，出必有据；寓高明于朴素之中，寄深意于平淡之外。这是他们对学术的追求，也是一种归真返璞的境界。得聆教诲于长者，懂得治学之“道”，是每一位清华学子的心愿。而每一位学者也都希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学术经验传播开来；偶遇后学得其精华，则可承其衣钵，光大学术。所以，除了讲课外，最能加强师生交流的途径便是举办讲座了。各种各样的讲座，名家荟萃，尤能反映清华的特点与精神，伴随各式讲座，也有了许多的轶事逸闻，构成了独具清华特色的风景。

拓宽知识面

清华大学的学者指出：学习的途径是很多的，一个人可以从书本中学习，也可以向别人学习，还可以向社会、向生活、向实践学习。总之，只要能够获得有益的知识，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什么途径都可以。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21世纪的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学理工科的人，要准确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学功底和了解必要的文学知识；学文科的人，也要熟悉网络、计算机操作等基本知识，其实，“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的观点，早在80多年前，就被蔡元培先生提出来了。1919年，蔡元培提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他指出，许我我专门学者，不明了科学发展的趋势，不明白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存在“专己守残之陋见”，如“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百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属，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是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他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学生文理兼飞，学文科者，不可不廉飞理科之某种，如学史学的，兼学地质学，学哲学的须兼飞生物学等；而学理科的，不可不兼飞文科的某些门，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理科的假定，紧紧的连接哲学；文科的哲学也与自然科学分不开。各乎之间都有连系，没有孤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学科。所以我们在主攻一科的同时，也要对其他学科有所涉猎。

各门学术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佩鲁茨在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学位之后，原打算去英国剑桥大学，跟随因发现维生素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霍普金斯教授，攻读研究生。没想到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女导师霍金奇教授（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由于看到了胃蛋白酶的X射线衍射照片而异常激动，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学生佩鲁茨送到和自己研究课题相同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室。当时佩鲁茨曾想以不懂X射线衍射结晶学为理由推辞这个决定，可是恩师的意见不可抗拒，他只好勉强从命了。

1937年，佩鲁茨在剑桥大学开始了确定血红蛋白构造的研究。那时，对X射线衍射图形作结晶分析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即使是最小的分子的X射线衍射图形，结晶分析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何况血红蛋白分子的大小是当时已知分子的100倍以上。当时谁都认为佩鲁茨的研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何况，他是以一位X射线结晶学的门外汉身份确立这个研究课题的。

为了减轻研究大分子结构的体力强度，使研究血红蛋白构造成为可能，佩鲁茨和肯德鲁（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共同开发了重原子或同晶替换技术（即把重金属原子如示或金结合到所研究的分子中，这就改变了衍射构型，从而较容易地计算出分子中的原子的位置）。用这种技术，佩鲁茨获得了肌红蛋白的立体结构图。

1958年，佩鲁茨在经历了24年的艰苦研究之后，终于测定了血红蛋白的分子立体结构。

1962年他与肯德鲁博士一起，比他的导师霍金奇教授还早两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若没有敢于向新学科挑战的勇气，佩鲁茨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还很难说。

其实，不仅大学生应该融通各科的界限，拓宽知识面，中学生也是如此。事实证明，许多成功的考生正是这样做的。

1996年考入清华的某省文科状元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

高考对能力的要求是多方面的，1996年高考的作文考的就是文艺鉴赏力。这就需要我们拓宽知识面，对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并且工观察生活、了解社会，文科学生更应如此。我平时一方面常看些诗词、历史人物传记、政治平论集，以及《读者》等优秀期刊杂志，以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以及其它各种途径增加对国修理改革、农业发展、中国复关和香港回归等热点问题及其它一些社会动态的了解，以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验。我还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既开阔了眼界，又锻炼了能力，也为我高考莸得高分奠定了基础。

视书为良师益友

若没有书籍，人类的文明是不可能发展的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们的应当感谢书籍，因为有了书籍，我们人类的文归精华才能更好的一代传一代。人们才能更好的交流知识。传递信息。

学会怎样读书

书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使我们认识伟大的灵魂。我们聆听他们的谈话和事迹，并且与他们息息相通，共享乐，同悲哀。他们的经历成了我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仿佛觉得活动于他们所描绘的情景之中。

伟大高尚的人物即使不在人间也是不朽的。书籍载着他们的灵魂遍迹环球。书是一种活的声音，它是我们永远尊重的理性的代表。我们至今仍然受着古代先哲的影响。那些高贵、智慧的灵魂，在今天仍充满活力。

我们都应热爱读书，并且应明白怎样读书和读什么样的书。关于如何读书、选书，老舍颇有一番妙论，读来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现在也很值得借鉴：“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谈到读书的方法。老舍说：

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羊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敢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姻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姻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几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着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累赘。

通过老舍这篇幽默的文章，我们不难悟出：选择书籍和阅读书籍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兴趣。

把书籍当作最好的朋友

一部好书，可以成为我们的莫逆之交。它过去、现在、将来对我们始终如一。

书是最有耐性并最令人愉快的朋友，即使在我们穷困潦倒或悲哀痛苦之际，也不会背弃我们。它待人和蔼，始终不渝。人们常常由于对某本书的共同兴趣而互相新近起来。俗话说：“受屋及乌”。而“爱吾及书”却更有道理。书籍是一种更忠实、更高尚的友谊的纽带。人们可以通过共同喜爱的作者而趋于思想一致，感情一致，互相同情。读者由于对作者产生共鸣而结成一体，作者也由于被读者理解而永具活力。

哈慈利特曾经说过：“书籍蜿蜒伸入我们的心灵，诗人的诗句在我们的血流里舒缓地滑行。我们年轻时诵读它们，年老时仍然铭记它们。我们读到他人遭遇，却感到身临其境。书籍到处可得，而且价廉物美。我们就像呼吸空气中的氧一样吸收书中的营养。”

人生的世界，大抵说来，不外乎是思想的世界。因此，最优秀的书藉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所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哈慈利特的校友菲力蒲·西登尼爵士曾经说过：“与高贵的思想为伍的人，是决不会孤独的。”圣洁纯真的思想在邪念诱人的时候，可以像仁慈的天使一样纯化、保护人的灵魂，使其免于堕落。它孕育着行动的胚芽，因为高贵的思想几乎总是激发起高尚的行为。所以，能经常与好书为友的人，其思想也是高尚的。

书具有不配的性质，是最能持久的人类劳动产品。神庙、巨塑终归要腐朽剥落，可书却与世长存。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老，它们在今天看来，仍然同它们几百年前在作者的思想胚胎中蠕动一样新鲜。当时所谈及、思想的东西，至今仍然有声有色地跃于纸上，约我们启示。

在清华，你最能体验到人对书那种真挚喜爱的感情，在这里我只举吴晗和张荫麟为例子来说明。

吴晗和张荫麟并非藏书家，但都嗜书如命。张荫麟读书时限于财力，收藏的书不多，到清华教书时，才能有一点余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书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吴晗青年时在北平单身一人，家庭负担重，经济也很紧张。过节时，常以游厂甸书摊为乐趣，买些中意的便宜书。他心爱的《碧血录》一书就是在厂甸书摊上买来的。他常常为了买一部书，而去写稿卖钱。

一九三七年春天，吴晗、张荫麟一起随清华大学西北旅行团到长安、洛阳、开封旅行。在开封，吴晗购得一本《中兴小记》，张荫麟一见非常高兴，提出要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本对换，吴晗看着张荫麟爱不忍释的样子，只好勉强答应。可是回到北京，张荫麟又舍不得把明清人文集给吴晗了。吴晗如约去“计账”，张荫麟在自己的书架上，这边摸摸，那边看看，都有些舍不得，最后只拿出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给了吴晗。

“七七”事实后，张荫麟眼看华北危在旦夕，那些日子，他总是叹声叹气。后来他决计离开北平，并且不带一本书。临走时，他对吴晗说，你要的书都尽量搬吧！能出去的就寄出去。甚至连他已写好的十章长编书稿，也没有带走，便只身南下到天目山浙江大学去任教了。四十多天后，吴晗也南下到昆明。张荫麟的书，吴晗自然无能力替他带走，但十章长编书稿，由吴晗带到了昆明。他知道这是张荫麟的心血。吴晗在昆明还将长编的成稿部分，加以整理、誊录。

钱钟书——读破万卷书

在30年代的清华园，学生时代的钱钟收就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A字第一号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批注；又如说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还浏览其他书刊，可是一到考试，只要略加复习，他便可考出优异成绩。

钱钟书清华读4年，共读了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伦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

钱钟书的成绩，当时在文学院和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1991《家庭》上刊发了署名徐泓的文章《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介绍了钱钟书先生对书的情有独钟：

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黄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钱钟书先生家里摆着这么多书，绝不是撑门面和摆样子，而是钱先生潜心研究学问的需要。钱先生的学问有多大？

学术界公认，他壁立千仞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篇》，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40年代写就的小说《围城》，重新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一再重版仍供不应求，海外学者甚至称此书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俩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概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直到钱钟书先生去世前，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钱先生在学术的成就与他喜欢读书是分不开的。钱先生与书，犹如鱼得到了水，其爱书如此。怎能不成就巨大呢？

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学问达到了一定水症，可以从他的外表，从他的行动、做事中体现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们“腹内”的“诗书”。诗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总之，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培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思想、品格、气度与他的学问有很大关系。

钱钟书的谦逊幽默

钱钟书是非常谦逊、善于自嘲的。他在日本演讲时的开场白中讲道：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虹，深知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丐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有学问者的自潮方式也真是与众不同。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通晓数门外语，他却谦称自己不懂日语，对日本的“汉学”知之不多，这就更显出了在学问家的高深莫测，令人赞叹与佩服。

梅贻琦从容、幽默

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善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会场大笑，富有生气。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

《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5期载有谢冰心写的《关于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一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进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是具备领袖气质的人，遇事沉着镇定，从从容容。陈岱孙先生回忆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在躲避空袭时，梅贻琦和师生们一们，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他又和师生们一起跳入乱坟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贻琦虽然不算是穷人，但在生活上却非常节俭。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拮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太太为帮助他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做过围巾穗子，做过糕点，并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挎着篮子去卖。还曾摆过地摊，卖掉破旧衣服杂品以解决饭资。儿子的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新。他一生两袖清风，虽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但个人却没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坚持一切从俭。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安有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50年代，他到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湾新竹清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节约经费，他的办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他说：“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先生是个高尚的人，一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其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品格，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朱自清女子淡泊宁折不弯

朱自清一生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早年，他父亲含辛茹苦供他求学，在中学教书时，他的穿衣打扮，“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到清华任教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因子女多，共销重，他的生活仍不富余。抗战期间，他的日子更难，所穿的衣服几乎不成样子。1942年冬，昆明异常寒冷，他既没有大衣，也没有钱缝制棉袍，只好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铺。每天早晨，他就披着这件东西从所住的乡下赶到学校去上课。样子太别致，引起街上许多人注意，但他昂首阔步，自有风趣。在不少当年联大学子的回忆中，朱自清教授身上的这件披风，煞是联大的一道风景线。

朱自清虽穷，却穷得极有志气，表现出铮铮铁骨般的硬汉风格。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请他出去做官，他不屑一顾；当局要人亲自登门拜访，他避而不见；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不出席；某名流要他写“寿序”，出价三千元，他拒而不写……。因为劳累和贫困，到抗战结束时，他的健康完全摧垮了，他仍然多次带头在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上签名。至1948年6月18日，他已是重病在身，无钱医治，吴晗送来一份声明给他看，声明中说：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在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宁可饿死也不购买美国人的面粉，表现崇高的节操，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梅贻琦谦逊廉洁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而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抗战期间（1940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他举行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会上会下，校友们出于感念他对母校所作无私奉献的至诚，说了很多表扬夸奖的话。就连一向以“高傲不逊”、从不轻易颂人的刘文典教授，也情不自禁地赋长歌以颂之。当临到梅贻致答词的时候，他则侃侃地说了如下一段话：

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现在不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我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赞扬话。……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办的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伏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叫，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追求真正学问，贡献毕生精力

有的人追求学问是为了成名，有的为了得利，有的则是为了弄权。而真正为学问本身而全力追求的则很少。但在清华不是这样，清华可以说是个洁净之地，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清华的工作是治学和育人，清华的生活也是治学和育人。

学术研究是首要任务

在清华时刻能感受到浓厚的读书和做研究气氛的可贵。的确，勤奋读书最显出清华人的特色。且不说常日可以看到的如潮的人流拥入图书馆和教室楼的情景，就是在周末或假日，无论是严寒或酷暑，白日或夜晚，只要图书馆的阅览室或者教室开放，总有学生在埋头读书。在草地绿茵上，在树林的农荫下，入神读书的男女学生随时可见。校园处处弥漫着书香气。在图书馆，你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教师，甚至有已“名满天下”的老先生，在读书，或者阅读最新文献，或者查阅古旧图书，即使在风云变幻的日子，或者商潮滚滚的时候，在清华，酷爱读书的仍不乏其人。勤奋读书，不仅孕育成就，也使人心灵充实。

清华人钟情于学术研究。这虽然不像勤读书那样举目可见，但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可以从清华人的观念中看出这一倾向。清华很多教师，一门心思做学问，对衣着打扮很不讲究。记得某报有过一篇访的文章中说到，在清华园内遇到的衣着随便、看上去像“看门老头”的人中，很可能有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权威。

人生是大海。就得学会掌舵。要根据自己的旨趣、条件和爱好来确定航向。最没出息的是随波逐流地混。得学会辨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过眼浮云。我认识并结交了不少文艺上在有成就的朋友，还没见过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笔稿酬后约上几位知友吃上顿是常事，但这只是结果而不可是动力。写作最大的报酬是看到所写的变成了铅字，让千百读者分享自己思想成果。

社会上有“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清华人怎么看？不错，博士之所以“傻”，意味着这条路是安徒生所说的“光荣的荆棘路，意味着有可能终生与荣华富贵绝缘”。梁启超早就指出：“质言之，则‘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十年磨一剑，百年树一人，这个漫长的过程，既是心灵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心智自我启迪的过程。

以学为乐

梁启超先生曾写过《学问之趣味》一文，文中表达了要“把作学问当做人生中的乐趣”的观点，梁先生指出：

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24钟不能扩充到48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有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有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有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的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地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梁先生认为这种趣味必须自己体味关于怎么体会“学问的趣味”，梁先生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无所为。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法，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是故弄玄虚，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搁久了不用，它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口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了。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的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不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征候，白白自己剥压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喜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放电，越摩擦越出。前两面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部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我和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依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但不知不觉把彼此的趣味都磨擦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们应该肯于享受“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潜心学问就能增长知识，积累成功的资本。

做学问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胡适在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的讲话中讲道：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退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书；30年读11万页书。

诸位，11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胡适不亏为一代宗师，他的话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必须要警醒于心。

读书，首先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其意义、乐趣，就在这过程之中，本身有其自在价值，就其整体终极而言。如果仅仅为了某种功利目标，哪怕标着学术的旗号，读书都会丧失其中很大部分的意义。然而读书，好奇、探索、学问、乃至思，思又是一种手艺，即手工劳作，思是和手工劳作、与实践联在一起的，是一回事。读书，是一种生活。

清华不仅十分注重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更注重向学生传授获得新知识的本领和方法。各任课老师在讲授本门课程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养成自学的习惯和方法。自学首先在外语学习方面帮了学生们大忙。

我进清华时，学校规定俄语是第一外语，共学了三年。我从二年级起，利用初中学到的英语知识，开始自学英语。后来通过了英语第二外语的考试，获得了选修日语的机会。同时，我又自修起德语。此后，我通过了教育部研究生第一外语英语的入学考试。研究生阶段英语可以免修。我选修了法语。这几种外语对我顺利完成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任务帮助极大。特别是我自学获得的英语知识，在我毕业后的科研、清理敌伪档案、编写《新英汉词典》、与外国公司洽谈、通过教育部英语EPT考试、出国从事合作研究、参加国际会议、讲学、考察等项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饮水思源，我自学英语能够成功，全靠母校老师培养我养成的自学习惯，特别是俄语老师教导我们学习外语的方法。

毕业以后，在清华学到的自学习惯和方法，又帮助我不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使我能够跟上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时代。回顾我30多年来的成长过程，我非常感谢母校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帮我养成了坚持不懈的自学习惯，教我学会了循序渐进的自学方法，使我终生得益，毕生难忘。虽岁月弥久，而感触愈深。

美国微软公司董事局主席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谈到：在未来的岁月里“信息高速公路最大的益处将来于它在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中的技术应用。”“教育的最终目标会改变，不是为了一张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机会让人去完成从前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这确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最佳年代。”

这又一次表明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知识大爆炸，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在不断加恰恰，有材料分析说，每隔15年，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至少有80%会过时。因此，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不断地新陈代谢一样。我们的学问和认识也要每日进步。

钱钟书，渊博的学识，正直的品格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中国作家、学者钱钟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其渊博的学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座谈会上的钱钟书：

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他就用标准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无滞地背出，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像这样的价码，恐怕也是让大陆的歌星大腕们咋舌的吧！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以重金，请示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读。”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地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

有许多人很会“做”人，可是“待”人极坏。老钱和这个刚相反，他“待”人极好，我相信的，他会永远那样好，但是“做”人方面，他就比较差了。

老钱这人最可爱处是在他的本色，而且他从来不大肯委屈自己而隐藏那点本色。如果他说文学是贵族的，他决不说得扭扭捏捏，而一定是干干脆脆；如果他说文学是革命的，那也一定是如此。装腔作势，他是不来的。他捧人，他自然也得骂人，而且骂得厉害；曾经一次受过他尊大人严重的警告，警告当然也无效。捧也好，骂也好，捧骂俱全也好，他对于他的对象一视同仁，只要看他常常惦记看那些被他骂得不像样子不成东西的宝贝便可以明白的。他最愿意读本色的书，他也愿意写本色的文字；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一路的兄弟，不过，我看，有的时候，他太自觉这种愿望了，倒反局促起来。他自己喜欢本色，他也求人本色，独特的本色。

真正的学者却认为：钱钟书所追求的是做完整、自在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要像他们一样！”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守住自己的精神园地，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

追求真正的学问，淡薄名利是为人的最高境界。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远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折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热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

提高综合素质

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重要。综合素质差者，很可能不被社会接受，如果你还是一个学生，那就别只顾功课，还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一个人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学生的自述：

去年高考时，越临近考试，心里越害怕，老是担心“考不好怎么办”，晚上也睡不着觉。到了考试的那三天，通宵不能入睡，白天进入考场，如坠入云雾之中，平时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年，我又参加了高考复读班，计划再次高考。可是，考试一天天逼近，我的心弦也一天天绷得越来越紧。一想到去年的情形心里就愈加紧张。如果再考不上怎么办，这种念头时时涌上心头……这种对考试的担心和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罩着我，让我丝毫不能动弹……，这种心理负担终于压垮了我，我最终未能跨进考场的门，而进了医院。

显然，这名学生得了“考试恐怖症”。可以设想，即使他不进医院，勉强走进考场，其考试成绩也会大打折扣。类似这位同学患有“考试恐怖症”的同学比较多，这造成了他们考取理想大学的极大障碍。可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才能克服这种“考试恐怖症”呢？我们不妨听听“成功人士”的见解和体会：

1997年某省高考理科第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李某讲述了自己在调节心理方面的如下体会：

健康不仅指身体的无病痛也包括心理。高考紧张、压力大，一些平时不显眼的小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很有可能就成为点着的导火索，调节心理，保持平静、稳定的情绪，是高考获胜的必要条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要正确

每个人的能力、兴趣爱好、特长不同，优、缺点也不同。适合别人的目标不一定适合自己。认清了这一点，就应该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上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目标。目标低了，不需付太多努力就能达到，发挥不出潜能，将来会后悔；过高，尽了全力也做不到，久而久之是对信心的打击，丧失了信心，便很难尽力去做每一件事了。

（2）情绪要饱满

高考是一件很苦很累的差事。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练习；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摸底考试，但苦归苦，累归累，高昂的头不能低下。饱满的情绪可以鼓舞一个学生克服疲劳去争取好的未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用到学生身上也一样。漫长的高考复习过程有点像一个战役，稍许的松懈都有可能导致最后的失败。只有永远保持一种饱满的情绪，永远不懈地为了目标而奋斗，才能达到目标。为了理想而奋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保持饱满的情绪，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信心。

（3）不要怨天尤人

如果遇上了不如意，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全盘否定自己。许多看似偶然的失误其实包含了必然的因素，这种失误不要放过，而要认真分析原因，找出对策，避免再犯。没有自信，没有勇气去克服困难，根本不可能顺利地通过高考这一关。

（4）保持情绪稳定

越是临近考试，越是容易浮躁，这表现为：不想学习，拿起书来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这时，需要分析一下原因，是觉得复习得太多了而不想再学还是仅仅是一种抵触反抗的情绪。对于前一种，应该肯定的是前一段的成果，但也要明白，许多错漏之处就是发生在人们最易忽视的地方。自我感觉的良好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掌握，这时应该静下心来将知识内容重新复习一下。过多的功课压力，这是一个警告：需要调整了！应当重新规划一下，保持合理的学习、休息时间，既不至于荒废了学业，又能保持长久的兴奋。

其实，迎接高考是主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情。紧张的时间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来削减焦虑；浮躁的时候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灰心的时候多想象一下成功后的喜悦，都是我用过的方法。

保送入清华大学电子系、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某指出，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平常心，也就是平静的心态，即不要患得患失，不要让得失利害干扰了你的思维，这样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水平。

高考同学科竞赛一样，关键就是最后一战。高中时期可以说是一开始就是为了高考，而且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高考是通向大学的唯一途径，因此高考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高考，有人勇敢地面对它，有人害怕甚至想逃避它，而事实上证明害怕高考的往往就不能发挥他应有的水平。我经过大大小小的学科竞赛十余次，切身体会到了保持一颗平常心的重要性。

我高中时期参加了两种竞赛：信息学竞赛和物理竞赛。我先参加的是信息学竞赛。在市级的比赛中，我由于包袱不大，考得教挺好，可到了省赛前夕，我心中就开始敲鼓了，心里总是在想自己能不能进入省队而参加全国比赛。就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使我根本没心情训练，尤其是考前两天几乎失眠。这样在考试时，一点精神也没有，感觉昏昏沉沉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只得了个省二等奖，与我的目标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之后我做了总结，发现我的失败在于没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果真一次比一次好，最后在全国比赛中拿了全国一等奖及总成绩最佳奖。

我是幸运的，有了信息学竞赛的前车之鉴，才有了物理竞赛的成功。但我不希望我在信息学竞赛中的失败发生在参加高考的学子身上。因为高考仅有一次，失败了就没有了机会。因此，我得让大家知道，一颗平常心才是高考致胜的法宝，才是成功的关键。

成绩来自敢于挑战

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总要有一次或两次试着向自己的能力极限做一番挑战突破。在业绩低落的部门中，普通人只能做平凡的工作，成果自然不堪一提，但若是能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110%，长此下去的话，必会有丰面的成果。

到了成绩不佳的部门，你遇到的最严重的事乃是成员们都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敷衍心理，反正升迁没什么希望。但是，你不能被这种集体无意识地托下水，你要抛弃这种颓废心态，创造出有个性的成绩来。

罗克威尔教授提出的以下几条建议，对各位都有好处：

（1）努力绝非白费力气，只要努力，必能有收获。

（2）绩效低落的部门通常工作气氛都有些阴暗、低沉，所以你得弃满信心去突破一切阴霾。

（3）绩效低落的部门上午的工作开始得很晚，所以你就提早一些到公司上班。

（4）绩效低落的部门员工都赶早下班回家，所以你必须到最后一刻。

（5）绩效低落的部门假日一律休息，所以在接近月底或是业绩不理想时，最好能自动加班。

（6）绩效低落的部门多半缺乏创意、点子，所以你得多动用脑力，想办法来改善做事方法与速度。

（7）绩效低落的部门经常是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以你得积极争取他人的资助。

（8）绩效低落的部门经常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你必须极力破除这些障碍，为部门注入一些活性要素。

（9）绩效低落的部门总是存在许多令人不平的陋规、旧习，与其埋怨，不如以实际行动来打破。

（10）绩效低落的部门，周遭的环境条件多属不佳，既然没办法改变环境条件，不如先改变你自己。

（11）绩效低落的部门原因之一即在所学不够，所以你得利用工作时间之外，努力充电。

（12）绩效低落的部门上下之间沟通不良，所以你应该注意对上司、同事、客户及友人间的协调、联系与整理。

（13）绩效低落的部门人才能源的总量仍嫌不足，你得激发各个成员发挥最大的脑力资源。

大学生应追求真才实学

在人们习惯性的联想中，大学生聪明而博学，是知道得很多的人。不少大学生的表现也确实能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们能说会道，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特别是一些名牌高校的学生见多识广，下自平民百姓，上至总统部长，他们都领教过。大学里的各类讲座有的是，只要愿意，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学界的、政界的、商界的各类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上台“献艺”，传播着各种信息和知识。不少学生反映说，听讲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知识，对于开阔视野很有好处，这是坐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所不能比拟的。一些经常光顾各种讲座的学生很快就会被各种知识武装起来，变得无所不知。他们可以得意洋洋地将这些新鲜出炉的东西拿出去卖，自信心也大增，仿佛经过若干次洗耳恭听，已经融会了各家所长，将十八般武艺学到了家，成为了万事通。遇到新朋故友，便可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让新朋惊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让故友感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过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出租车司机式的博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少。是一种浮在表面的知识，而没有在内心扎下根，也就是说没有内化到灵魂的深处，没有变成“文化”。这种知识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只是一个知识的旁观者，而不是拥有者。他们在担当着知识的廉价的贩运者的角色，却自以为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他们所贩卖的东西是扭曲的、变了形的，经不起推敲的。他们的海侃神聊只是出于刚出道时的兴奋、新鲜和胆大。他们尚不了解知识之途的艰辛，由于对学问只是触到了一点皮毛，因而也缺乏敬畏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不是什么学问，而且是对学问的糟踏。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敢谈的，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但是对学术有所钻研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知道得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钻研得愈深，愈觉得自己浅薄。我曾在某著名高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学生无所不知，硕士生一知半解，博士生一无所知。我猜想，这大概讲的就是学问与胆量的关系。但这也反映了大学生追求真才实学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接触些东西时，他们感觉自己长进不少，已经博学多才，就整天得意洋洋地找人谈论。后来渐渐看到自己的不足，开始有所收敛。等到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有很多很多时，就开始潜下心来好好学习了。 NCmfTSpno3hE7UIS2SpcyZdzPIvPZcEP3SDeLOz751aJciZ+jufDkWW5UfuEd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