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可谓是中华传统美德中的一种，它包括：诚实、真实、现实、踏实、务实……千百来年，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实”字首推为一条原则。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现实生活的工作和学习中，务实，又是做事的重要原则，清华大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就是凭着“务实”这一精神，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实干型的人才。务实，不仅是清华人做事的准则，也应该成为后来人们做事的一贯准则。

■ 人生范本：闻一多：务实学，丝毫不苟

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在闻一多逝世30周年之际，曾这样回忆他的兄长闻一多。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通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实，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见闻一多全集四卷，书信，73页）。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我妥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锋》、《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杂沓，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和信里曾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她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一

书生岂昧兴亡责？

事于大处不糊涂。

痛斥豺狼拍案起，

滇南高义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万人起，

热血从来不白流。

目睹河山新景色，

阿兄应亦喜丰收。

闻先生做人处世，正是靠的这种务实的精神。为求真才实学，可以十年不下楼，为求国求民，可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一颗赤诚的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

做小事，怀天下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东林书院的对联，千百年来，警示着每个国人，要心怀天下勇于奉献。今天，清华人更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每一个进入清华园的人都明白，这是自己的责任。

清华人率先提出了“从小事做起，心怀天下”的口号。清华人认为真正聪明的生命哲学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既不过分计较名利得失，但也不应超脱得近乎麻木。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事业，而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又要乐观、理智地战胜和消除它。

老校长梅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并不如大多数人想像的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成功与不成功只差别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每天花5分钟阅读、多打一个电话、多努力一点、在适当时机的一个表示、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

在实践理想时，你必须与自己做比较，看看明天有没有比今天更进步——即使只有一点点。

只要再多一点能力。

只要再多敏捷一点。

只要再多准备一点。

只要再多注意一点。

只要再多培养一点精力。

只要再多一点创造力。

……

人生步至老境，生命逐渐走向平静枯淡，但平静并非无动于衷，恬淡也并非冷漠，所有的风雨沧桑并非为了陶冶出一种“麻木”。沧桑之后，应是悲天悯人的大慈大悲，以宇宙为家园，以万物为兄弟。此时之人世，已剥去“找”字所设的屏障，人的潜力会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在别人的幸福里叠印着自己的汗与泪，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快乐。所以古人说：“以宇宙为一身者，无不平之憾矣！”有的人虽具雄心壮志，却着眼于一己的得失，赢得起输不起，一遭挫折，则郁闷填胸，自然不得长寿；有的人只眈于物质享受胸无大志，人生无一种高飞的企盼，生命在无所事事中日渐苍白直至虚无，自然也无法长寿。长寿的人是拥有伟大的人生的人，他的人生里，兼有严谨与豁达之优点。生命时时都会有进展和创造，生命之树自然常青常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远离人生是一种超脱，切入人生则是大智大勇。大智大勇的人总是让生命成为一个大于我的存在。

“如果说/我爱世界/我本是世界的燃料/那世界是我的燃烧。

怀着澄明清澈的心境去做一次炽烈的燃烧，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世。”

拥有这种心境，并怀着这种心境做事纵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不平凡的，因为它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对人生的至诚。

科学研究就是生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振聋发聩，我们谁也不敢忘记这句话，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面的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们要用科学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的排头兵。

清华改大学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王、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学的精神，是清华人治学的原则。忠于科学，热爱科学，才能求得科学的真谛，清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敢忘记自己的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清华教授钱伟长虽然提出“谨小慎微，防备有小辫子”，他还是被抓住了小辫子，并且戴上了一顶顶“大帽子”。他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意见被认为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老清华”一席谈话，使钱伟长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提倡资本主义制度，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等大帽子，被划为右派遭到严厉批判这些无中生有的事，使我们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科学的前沿阵地。钱伟长的一切社会职务被撤销，虽然保留了一个教授头衔，实际上他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权利被剥夺了。他那双曾经参与过多少飞机、火箭、卫星上天工作的双手，将只能挥动扫帚和托把；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扫打卫生、清除而所的杂务中流逝。虽然他所写的《应用数学》一书出版社决定不予出版，却还要他赔“毁版费”，但钱伟长仍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为信条，为报效国家与人民，以加倍的努力从事科研活动。他写出了大量论文，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一项足以为国争光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1964年，当钱伟长将这篇论文投寄《力学学报》时，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四年之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鹫津久一郎在他所著《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节中，提出了与钱伟长相同的观点，为国际所承认。本来就该归于中国人钱伟长的荣誉，却属于鹫津久一郎了。

陈景润为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枯燥的数学论断，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下，就凭着手写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硬是解决了这一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当时的陈景润确实已到了“食不知味”的投入地步，由于热爱，由于浓烈的数学芳香引诱他忘记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捧着书撞在树上；不吃饭也不知饥饿为何物；斗室之中，演算草纸杂乱铺陈，几无下脚之地；与人交谈，口呐呐而不知所云，神情恍惚，已进入“病态”境界。但，实实在在那不是病，那是由于热爱而过分投入的状态。可见要知道在那种现实的条件下，陈景润没有那种由于爱而深深投入的状态，恐怕现在数学界还不知有多常委会在攻坚不已呢！

热爱事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有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被下属戏称为“工作狂”，那份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就可见一斑了。但是也正因此多数人可以做出成就。因为“热爱”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内在驱动力是比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外在驱动力更为强大、更为可靠、更为积极的力量。

也正因为热爱，他们才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探索，敢于拼搏，才能摘下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不求闻达于世的实干精神

为人者，要有不为名利的恬淡心境；为学者，更要有不求闻达的潇洒情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著书而留意于名誉事功，必无实诣。学者要有踏实苦干的精神，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30年代，朱自清把清华精神归结为“实干”二字。

毕业多年的清华学子谈起对清华精神的感受时说：“从学校里的生活、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操守，清结人所执的是民主、自由、进步、实干、独立的精神。”

清华精神没有准确的定义，清华园里也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每一个清华人，以及对清华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感觉它，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但凡是有清华人工作、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清华园中，它又无处不有，无所不在。

梅贻琦投身于教育，可以说是至心至诚。他本性宁静恬淡，对名利尤为淡漠，不为高官厚禄所诱。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正值孙科组阁，再三邀请梅贻入阁担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在一次欢迎会上，梅贻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克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实际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头奉献。梅贻琦治下的校风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新生代领导人中有好多是清华毕业的毕业之初几乎均未从政，而是去基层扎扎实实地从事技术工作，朱容基去东北，胡锦去西北，吴邦国去上海一家电子管厂任技术员，黄菊也在上海基层工作了好多年，傅锡寿则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从事20年设计工作。这种现象正是五六十年代清华培养人才的特色，即注重实际工作能力，从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到去基层锻炼，心怀天下，又精于从小事做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且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就使这些基层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才干成为他们纵横政界的优势，于是在80年代后中共选拔知识分子干部时纷纷崛起于政坛。

清华人从政的素质何在叱？胡锦涛认为至少以下4条因素是与清华的培养分不开的。即有坚定信念和强烈的追求，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图虚名的人；不官气十足、高高在上，是一个和群众心心相连的人；发扬民主，在关键时刻能够决断的人；热爱生活的人。

在清华，即使是热爱社会活动的人也不敢不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学王瑶学长就是个例子。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即受平津先进思潮的影响；后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跑游行阿伍两头，很活跃，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喜爱鲁迅，阅读《海上述林》，学习先进的文艺论。这一切，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后，他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自沉地努力充实自己，在联大学习很认真。上朱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

清华—学生论：

树立了信念，就重在落实了。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就要不甘寂寞，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看不到岸，只有一片汪洋。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汁水浇灌在寂寞的根上长成的。

落实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要吃苦。我感到，学习的苦无非两种：绞尽脑汁，案牍劳形，体力脑力上的苦累；而更难耐的则是寂寞，在别人随心所欲时，自己甘坐冷板凳去学。正如一句西方名言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机会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脚踏实地，廉逊做事

梅贻琦在清华改革时曾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大师云集，灿若群星。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力、陈寅恪……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性人士，但在他人的身上，又有着共同之处：务实、谦逊。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注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锱铢必究的地步。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他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崇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的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月夜蝉声？》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百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

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王瑶学长，他平时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见解，关心现实，认识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二年初，联大学生已举行了倒孔（祥熙）游行，开始活跃起来了。约自一九四三年始，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奋起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在联大的圈子内声音喊得很大，并向圈子外喊去，为全国文化界所重视，为青年学生们所爱戴。到一九四四年，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来了，由一个“最高学府”变为一个“民主堡垒”。王瑶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敬意，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对闻先生近年来联大的热情活动，作了正确的报道，树立闻先生参加民主运动，通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政治学习的机会。“一二·一”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今天虽不记得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他对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因为他有政治理论基础。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

王瑶学长以清华十级老学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住新西院，态度安静，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每日按计划行事，跟我们新来乍到的人，颇觉忙乱，无所措手足是不同的。他工作异常积极。首先是教书，那时青年教师一般都教大一国文，王瑶学长除教大一国文外，还开课，就是以《中古文学史论》为蓝本，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样的课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教课之中，自然有机会修改《中古文学史论》，或者还增写了某些章节，他不会停止在研究生时所写论文的状态。

其次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朱自清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余冠英先生实主其事。而此刊自筹备至出版，王瑶学和亦参与其间，促其实现。他的新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此刊的有《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书笔记十则》、《谈古文辞的研读》等。这些都是新的成果，或考据，或论述，都有新意，颇有学术水平。此外还有一篇书评，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就是介绍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提出一些作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六月里，朱先生胃病又发了，躺在床上为我给学校事务主任写信，帮我解决接家属住房子问题。大约于同年七月下旬，我在南京给王瑶学长写信，请他代向学校借款，筹备路费。到八月中旬，我得到他的回信，今抄录于下：

来之兄如晤：大示敬悉。弟与余冠英先生商洽，已代向学校借妥一亿元，由会计外电汇，可免汇费。此款分四月归还，八月份不在内。惟八月发薪仍无期，弟意若凑够路费，可以即来。安置费俟到此再说，家具等大家可以凑一下，八月薪可做此用。总之，即家眷不来，兄须亦每月寄款回去，则还是乘此时来了好办。且目前似已成非来不可之势，请铁犹豫。何公房子已订妥西院，兄来可于何公旧寓及普吉院任择一处，朱先生住北大医院开刀，危险期已过，情形尚好，但出院最早在兄到此之后，故不必写信给他。照兄预算，“最急需”项已约敷，“次急需”俟在此想法，可以拖下去。苦当然是逃不掉的。这里一切如常，每日阅卷，尚未完毕。余俟面叙，专此即颂。

时绥

弟王瑶敬上八月八日

这封信夹在书里，多年未见，一旦得之，遂保存至今。可见他关怀同人，办事妥当，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钢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心。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干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只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脚踏实地、严谨、谦逊，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清华人正是靠这种学风，才取得了一个个成就。

不望虚幻，只求实学

上天绝无怜人之心。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达到一个目标，唯有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你自己品格中的一些优点。运气是不可靠的，努力才是实学的好办法。

陈寅恪说：“只有肤浅的人相信运气。坚强的人相信凡事有果必有因，一切事物皆有规则。”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比坐待好运从天而降可靠多了。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指出：“当我们说自己相信运气时，其实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然而，如果有机会控制这些因素，我确信一定有人会拒绝这种一切操之在我的感觉。因此相信运气不过是个偷懒的借口罢了。

“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来愈不相信运气。过去我认为，生在富豪之家比生在贫民区幸运，但今天看来，这不是绝对的。生在贫困家庭，也许必须加倍努力，而富豪子弟却可能直往下坡走。

“如果某人一生的血汗成果在意外中毁于一旦，我们自然会说他运气不好；但他没有防范未然，是否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呢？又或者，这次打击能迫使他痛定思痛，东山再起，坏运之说就不可信了。

“因此，我对运气的看法只有一句话：不要相信它。生来就好运或生来运就不好，都是愚人的借口罢了。许多好运是由勤勉和正确的判断形成；运气不好，往往是不够努力或观察力不佳的结果。”

赌徒是运气的忠实信徒，他们必须靠手气决定输赢，这样的人生简直是场梦魇，他们对前途永远茫然，永远无法掌握自己。

人生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技艺纯熟的玩家当然比技艺生涩的人占优势。成功的人多半实至名归，而失败者往往也是罪有应得。相信运气远不如相信你自己。

如果一个年轻人相信运气会从天而降，他就会不断地拒绝各咱机会，因为那些机会都不够好，他所要的是大名厚利、高职位，他不屑从基层起步。我们可以想象，不久人们便懒得给他任何机会了，而他一生很可能就这样耗。一味相信运气，使这个年轻人丧失许多机会。

真正想成功的人，会把运气撇在一边，抓住机会，不放过任何让他成功的可能。他不会等待运气护送他走向成功，而会努力换取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判断失误而犯错，但是只要肯从错误中学习，等他逐渐成熟后，就会成功。

真正想成功的人，不会只是坐下来怨天尤人，埋怨运气不佳。他会检讨自己，再接再厉。

也许机缘巧合，上帝让某些人交上好运，但如果没有做好这件事的能力，交了好运又怎么样呢？清华人不相信命运只相信实力和拼搏，清华人说：美好的人生和辉煌的成就，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也许有很多人都相信运气，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算命，他们相信有些人可以未卜先知，有的人可以预测股市的涨跌，可以断定一个人的福祸，这些人也许可以告诉你是否会成功，或者如何成功。别相信他们，人们不过是善于掌握人类的心理罢了。

从商和从政的人往往奇招百出，让人目不暇接，然而他们私底下费了多少工夫，一般人并不了解。一项新产品的问世，事前需要经过极周密的市场调查，它的成功绝非偶然；一个政治人自我批评的新政诉求，也是长时间明查暗访后，才归纳出民意来。灵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无数愚者用心思而并字典来的火花。

很多人预测成真时，总是谦逊地说：“运气真好。”但我们应该知道，经验与判断力才是他们的利器。坐待运气的人，往往以空虚或灾难临头收场。他们也许会在因缘际会中暴起，但这种繁华很容易变成过眼云烟。大起大落的人，通常就是最相信运气的人。

华罗庚教授强调指出：“勤勉与判断力强的人没有暴起暴跌的危险，他们的成功是持久而可靠的。年轻人常怀梦想，这点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梦想转变成对好运的期盼，就与成功背道而驰了。只有努力与多动脑筋才是最可靠的。”

注重建功意识，不求虚幻的美名

从理论上讲，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岗位，正好使其远大抱负得以体现。据报道，清华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有“后劲”，即一旦适应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会显示出很雄厚的实力（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得心应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总的说来，清华学生赞成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改革。但由于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某些弊端，他们对这种决心仍存有犹豫。并非所有的社会大环境和社会小环境都使他们的自我设计得以实现，甚至有时会使其出现坎坷和曲折。官僚主义体制，论资排辈恶习和妨贤嫉能的风气都是学生们走出象牙之塔以后所遇到的障碍。许多学生一走上工作岗位，便不得不抹去了以前的锋芒和热情，否则，便会变成被压制、被打击的对象。因此，一些学生常常梦想到一个“大机关”的“好工作”，更多的人在大干一场的想法之后留出足够的退路和保险系数。

成名未必是好事

20年代中期，当胡适的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了人意料地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顾维钧曾是外交部出色的常务部长，现在却成了总理；吴佩孚是一位杰出的旅长，他却竭力要当总司令；在我从美国回来两年后，一家报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说我是最伟大的活着的中国人之一。一旦你成了名，你必须要选择如下的两件事之一来做：不辜负这个名声，或是靠这个名声活着。在第一种情形中，你会在身体上毁了自己；在第二种情形中，你会在道德和思想上毁了自己。你竭力要成一名伟人，你就要尽力做过多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完蛋！”多少人为成名一生孜孜以求，费尽心机，而青年胡适对成名发出的精湛议论，这其实也是他在茫茫人生中对自己命运的预感。

不争虚幻的美名

清华有许多学术精湛、硕果累累的老教师的职称只是“副教授”，而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早就是教授研究员了。

那些学术泰斗是不去争什么第一的，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不去争什么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争什么头衔或第一，而是看它对科学和社会的效用。因为每一个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都清楚“泡沫学术”实在做不得。

不争既表现在同事之间，也表现于清华与外部的关系方面。

从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记忆中，每次评奖同事们大都不甚积极。他们懒得花时间去检索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留意自己的著作、论文、观点被如何引用。他们懒得申报，其原因大致有二：他们不太看重研究成果的实际水平；第二，在有众多专家研究的领域，人们更不会贸然出来申请获奖，因为同事中不乏有高质量学术成果。这样，在许多场合下，同事之间会互相动员、催促去申报评奖。我记得有一次某位教授在别人的催促下提起自己的某篇很有学术造诣的论文时，半红着脸、吞吞吐吐、显得很不好意思。这种现象在我的工作经验中并非光见。难怪主管文科评奖的社会科学处对大家不积极参与申报评奖而大伤脑筋，不得不把评奖的意义抬到超出个人的有关学校地位的高度，去激励人们申报。

就我所知，清华在对外部关系上也一向乐于共事和友好相处，而不愿同他人争你高我低。我也经历过此类事情：某一访问团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情况未能客观评价（连系主任的名字、教师归属都搞错了），这自然引起社会学系师生的不满。但除了向有关方面指出应改正的错误之外，社会学系并未去争个清清楚楚，讨个“说法”。我们宁可相信对方是失误，而不愿去争论。我以为这符合清华的性格：不事张扬、让事实去说话。这是不争的一面。

“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匀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那时追求的是价值，是看到了取代铅与火带来的变革不可估量，是一场技术革命。”

清华的学子都知道：自己可以追求真理，追求价值，而不可以追求荣誉，因为那是虚幻的东西，一个清华人怎么能追求虚幻呢？

找准角色，踏实起步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席之地，都在充当着一个“角色”。无论你是生活这个大舞台上的“大腕儿”也好，“小人物”也罢，你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踏实生活，唯有如此，你的工作和生活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纳：

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追求成熟

使自己迅速适应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

清华自由空气的另一表现，就是学生学习常常有一定的自由度。十多年前，有一位著名教育家，鉴于我们把大学生管得太死，一切一切都替学生规定好，规定死，于是他就劝人读一下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其中讲到种树能手郭橐驼的栽树经验。他说他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只不过为树木安排好适宜它生长的条件而已。别人为什么种不好树呢？因为他们“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树种下后，随时随刻都要去摇摇它，摸摸它，反复检查抓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仇）之”。我们确实应该从这篇古文中得到若干启示。过去，我们在头脑发热时，曾有一句响亮口号是：“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此话的毛病就在于否认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天资不一，基础不同的学生，何能在成绩上强求一律。这个口号的危害性就在于大家抱卢来一齐开步走。结果能走快的走不快；让人抱着走的，一旦放在地上，他还是不会走。这种思想阻碍了人们进步的积极性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也许清华教师太忙，没功夫为学生画作息时间表；太懒，不肯抱着学生走路。但是北大学生，反倒因此成长得不错。一个刚考入清华的新生，往往会为一下子获得这么多自由而眼花缭乱，而手足无措。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自由支配，有那么多图书让你自由借阅，有那么多社团活动让你自由参加，再也没有人端着架子声色俱厉地来训斥你，你在生活上、学习上完全是自主的。你也可能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甚至陷入精神流浪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懂得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千万不要急天尤人，你要早早地到图书馆去抢占位置，你要挤进已经座元虚席的课堂。清华的课堂从来都是开放的，喧宾夺主，这是常有的事。你会发现，台上站着的，是你的导师，也是你的朋友、兄弟，那清澈如水的思路，截断众流的气魄，坚不可摧的理性思维，超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品格，使你陶醉，使你倾倒。他向你传授各色各样的具体知识，也在你纯洁无瑕的心灵中播种真善美。

学术自由隐含着公平的竞争机制，无情的淘汰机制。不尊重学术伦理，学术规范，缺乏相应的素质和人格特征，就无法获得学术自由。

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究竟怎么做，那他的生活才会充实。在这方面，清华的讲师朱自清先生教会了我们。

朱自清先生是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南下，于一九三八年间经滇越铁路到达云南的蒙自，停留一些日子之后，于同年九月间携眷迁到昆明的。

朱先生一家在昆明最初住在哪里，我不清楚。我一九三九年间第一次看见朱先生之后，才听同学说，朱先生一家住在昆明北郊的黎院村，是不久前才搬去的。

朱自清先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理事，又是昆明分会理事，他在昆明居住期间，除了在联大教书以外，分会组织的不少活动他都参加了，甚至远距昆明百里外的晋宁昆华师范学校请他对全校师生演讲新诗，他也欣然前往，会后部分师生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他也参加。他已不再单纯埋头做学问，而是逐步走了书斋，离开正统的大学中文系课堂，转向社会，转向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中。西南联大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的冬青文艺社、新诗社，云南大学以及一些中学同学举办文艺座谈会、演讲会、文艺晚会，甚至文艺以外的集会，只要邀请到他，他大都应邀参加，直率地讲出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一九四四年秋，在西南联大学生饭厅举行的一次文艺晚会上，朱自清先生还亲自参加了诗朗育，朗育了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也在同一次晚会上，闻一多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张光年（光未然）朗诵了他自己的诗作《民主在欧洲旅行》。

朱自清先生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和散文作家。他以多病之身，在教学、写作以外，又参与了这么多的社会活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朱自清先生和夫人孩子一起在昆明只住了不到两年，一九四○年暑假后，朱先生便带着家人到他夫人的老家四川成都休假去了，住在成教东门外望江楼附近报恩寺的一座小院落里，租了三间小平房。房子简陋，但还整洁。朱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便是利用一年的休假时间，在这所小院落里完成的。

一九四一年暑假后，休假期满，朱先生把家属留在成都，单身一人回到昆明。同年十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朱先生在馆舍里暂住三天，三天的课上完，再回司家营。这样，每周他只要在司家营和昆明之间往返各一次也就行了。

朱自清先生的身体这时已经比较虚弱，吃的是恶劣的糙红“公米”，沙子多，稗子多，以致得了胃病，而又缺医不药，不能很好调治。朱先生的夫人和孩子这时一直住在成都，朱先生菲薄的工资收入要两地分用，经济上的拮据又使他无法，也无力增加营养品，日子过得十分艰辛，身体也就逐渐垮下来。而朱先生“穷且弥坚”，并不因此而对教学工作和著述稍有松驰，每次从昆明上课回到司家营，便一头扎进研究所的图书室里。

朱自清先生在司家营住了两年左右。他身体虽然不好，生活却过得很有规律，总是每天早早起床，到村边去散一会儿步，回来再用早饭，然后就埋头到书堆里。他的被褥每天都叠得整整齐齐，衣服洗过之后，总要折叠平整，然后放好。他用的桌椅用具，也总是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天天如此。

一九四四年暑假以后，朱先生由于不堪长期奔波跋涉于司家营和昆明之间，便经常住在昆明北门街联大宿舍里，而不常下乡了。

注重能力，增强适应性

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可是现代大学生（尤其是清华毕业生）曾一度给人“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的印象。学生初到社会不能适应，单位对学生也不太满意。

1979年以来，清华在改革系科专业结构的同时，挖掘学校潜力，逐步扩大学校规模，并对人才培养层次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方面需要。除培养四至五年学制的本科生外，还开始培养二年学制的专科生，并且成立了研究生院，较大幅度地增加了研究生人数。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相当于“文革”以前清华在校研究生最多人数的8倍以上。

在教学方面，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适当扩展专业面，注重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努力培养基础比较宽厚、有较高智能和较强适应性的专门人才。当然，学校的改革调整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就是学生自己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中注重提高能力，增强适应性，以便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得心应手，能够独当一面，迅速脱颖而出，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

清华提出了“加强基础，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际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的教学改革指导原则，并且按照这一原则全面修订了本科生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新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具有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毕业生，指出对大学本科生不能要求他们一毕业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本科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使他们具备成为专家的基础和素质，以便通过毕业后的工作实践和继续学习农步成为专家和各种优秀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计划对原来偏窄的专业进行适当拓宽，对一些原来偏向于基础学科的专业方向进行了适当调整，使之向应用方面靠拢，并在一些专业实行了主辅修制。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无论多么好的条件来让你学习、工作、生活，如果你自己不努力，一切都只能幻有虚无。即使上上一代人给你留下了许多财产，也终有“坐吃山空”的局面。要想成功，只有你个人苦于“修行”方可获得。

一位清华的毕业生回忆道：

记得当年刚入学时，系主任费振刚先生就明言：“清华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她只告诉你怎样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之道。当然，我们并不拒斥作家。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在个人。”到了大学，尤其是清华这样崇尚自由的高等学府，自学的精神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学生应该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学习和从事研究的重要“阵地”。

“真正的知识不是由教授讲解出来的，而是在图书馆自己摸索寻找出来的。”清华的教授鼓励学生去那些书堆里乱闯乱看，因为这样“或许能够撞出一些门道来”。因此，那些讨厌课堂无聊的板凳的人在这里寻到了绝好的归宿。多少学子满怀深情地回味过图书馆给他带来的欢乐和帮助，在那些对于图书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清华的自由精神。

在刻苦自修方面，华罗庚先生是最好的例子。华罗庚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客观存在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40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庆，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留学了。

华罗庚到达剑桥时，适逢系主任哈定在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到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并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据说当时能够读懂他的论文的人不多。30年代看得懂华先生论文的人，据说前苏联的科学院院长是一个，另外德国有二人，英国有一人，印度有一人。

做好计划，照章办事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通的社会，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突破陈规旧矩，不断前进，已成为了发展的主流，但是，做事还是要有章可循的，只有你计划好了，实际地去做，才能稳步迈向你的目标。

有时，人们有接受事物后，即使不理解，也会深信不疑。他们并不想一想，再说：“给我解释解释。”“再说一遍。”或“是这么个意思吗？”我觉得这样的谈论很讨厌。人们太多时候机械地做事，不动脑子。这和他们的智力毫无关系，但和他们的好奇心大有关系。我们的学校大都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怀疑思想，我们传授事实和技巧，而不是概念和思维。我们学会接受，不是提出疑问。教育制度的这种严重失误使学生们终生深受其害。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应正视的问题，他关于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缺乏一致性或连贯性是另一个损害我们的因素。大家都说：“我们要一直朝这个方向走。”但碰到实际情况时，他们却又经常撇开以前计划而另行一套。可能是他们原来的计划没想透彻，也可能是他们没有魄力。就说飞行员吧，如果3号引擎起火了，你真让他或她去相信自己的判断。充当业作机械师吗？不！他或她应该依照以前的航空专家们总结出来的指令去做：拿出航空手册，找到“3号引擎起火处理方法”一章，照它说的慢慢地、认真仔细地检查。这样才能拯救飞机和乘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事业和人际关系的危机时也应该这么做。思考，作好准备，在没有压力的时候预先计划。然后，在现实生活中按你说的去做。

飞行员飞行时，都会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有一个正式约定，大家在任何情况下将如何行动，这样，每个人在天上做的都一样：起飞，在300英尺的高空遇到暴风雨，飞上2个钟头，然后钻出云层，发现飞机就在机场跑道两边整齐的树梢前方，这里已是几百英里之外。即使你失去所有的无线电联络手段也能飞到。飞机平安到达是十分让人满意的。你必须精确地按照协议里你自己同意的内容来做，否则你不可能会死。你运用所有学过的准则和概念，好好利用仪表盘上的各种数字、技术和别的玩意儿，它们真的管用。

这里没有猜想，没有“心血来潮”。你说什么就得做什么！所有的飞行员都要做出承诺并信宋不悖，照书上写的做，别人也要同样遵守。不照章办事，就不能生还。在航空领域言行一致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对成功也是重要的。

孙子兵法上讲“知彼知己，百战不贻”意思是了解自己并了解对方，做好了准备，才不致于输掉战争，我们平时做事也是一样。先做好计划，有章可循才能把事情做好，清华的课程里虽然没有这样的内容，但清华人身上不缺这种精神，这也是清华和清华人成功的奥秘之一。 sXHr6z2eAXON0hTxT0GHHpmRxQWIR4IKPV0OWI6Y9qGVBRqejh0X5tec3dSzH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