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

“戴同志，你好！”老陈热情地伸出双手，目光迎向戴兴盛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揣测这个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一定吃了不少苦。

“陈大姐经常说起‘大学生弟弟’，今天终于见到了。”戴兴盛回应中透着客套。

“我们现在是‘臭老九’，要多多改造才行。”老陈苦笑自嘲，然后招呼这个初次照面的朋友坐下，为他倒了杯茶，转而问，“既然姐姐信上交代了，那就别见外，也请相信我，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吧。”

“当然相信啦，就凭你是陈大姐的弟弟，还有啥信不过的。在咱机械厂，你姐夫老陶真是没的说。啥是‘走资派’，咱小百姓闹不明白，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为大家，谁在为自己，谁好，谁坏，时间长了，哪个人心里没个数。哎，这年月咋就好人活不成呢。”戴兴盛性子直，满肚子话已经憋了太久，没等双方更多寒暄，他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高中毕业，我进入机械厂当工人。因为会些拳脚，后来调到了厂子保卫科。运动刚开始，谁都整不明白好坏人，只知道跟着党走总归没错。当年你姐夫定为‘右倾嫌疑’，我同样对他保持距离。‘右倾’，就是做了反动的事嘛。吃晚饭的时候，我总喜欢把白天厂子发生的大事小情拿来跟老爷子讲，他却只管听，也不搭腔。”

“后来听说，老陶这个‘右倾’是替厂里副总工顶的雷。心里纳闷：好好的革命转业军人去帮一个反动分子做什么？但转念一想，那也不会无缘无故，哪怕不是变质，也是立场有问题。还有更奇怪的，后来那个副总工整天疯疯癫癫，说要揭发老陶，说都是老陶给他灌输了流毒……”

“六〇年家里招了贼，钱被偷去一百来块，虽然家里差不多就这点积蓄，但还有更要命的：和一百多块钱放一起的七十多斤粮票也不见了！”

“哟！六〇年啊！”老陈不由跟着一声惊呼，“那年月，丢了这些个粮票，不就是丢了一家人的命么？！”

“我没成家，同老老爷子一块儿生活。一个老人，一个月25斤，我30斤。当时大家肚子里都缺少油水，一个月总共55斤粮食，两人根本不够，算算还有大半个月哪。那几年，田间地头都找不见一丁点儿可以塞肚子的东西。我们爷俩到处借，各家都困难，总共才筹到十斤多点。眼看老爷子就不大肯进食了，说是不饿，其实在为我留活路呢！我磕头求他吃一口。他说，儿啊，你如果再这么不安分，浪费体力，爸只有找根绳儿上吊啦……”

“那几年，我在上大学，也饿得落下了病根。祖母当年去世也是因为饥饿……”老陈的眼泪滚落下来。

“那天陶厂长摇摇晃晃到我家里，他也和大伙儿一样，饿得迈不开步子。不知从哪里听说我家出事了，进门后直接递给我10斤粮票，接着把两斤粳米放到桌上，说是借给我家周转……”

戴兴盛说到这里，声音哽咽得变了调，“我当时真不该啊！看见粮食，明明肚子叫唤得厉害，却想着，这是反动分子的糖衣炮弹吧？让给拿回去！当时老陶好像丢了魂，那双眼睛愣愣的没有半点神采。”

“这时，老爷子从里屋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掌，说我是势利小人！”

“我当然不服气，说不能为一口吃的就丧失立场。老爷子又是一掌，说我蠢。问我啥时见过这样的反动分子，为了搭救不相干的人，愿意牺牲自己。这米眼下可是命啊！什么‘右倾’的帽子也是命啊！陶厂长在演《赵氏孤儿》哩，在演程婴哩！自己演了一辈子戏，知道哪朝哪代都有屠岸贾哩……”

“老陶在我印象当中，平日不苟言笑，常常黑着一张脸。就算带上‘右倾嫌疑’帽子，依然透着一股军人的威严。不过那天，当着爷俩的面，他的眼泪成串地滚到了地上，呜咽得像个孩子。我家老爷子忽然跪了下去，说米、粮票救命呀，爷俩在这儿谢谢啦……”

老陈抹了一把泪，想到姐姐、姐夫那些年真是太难了。

“我家祖上是武林世家，最早的时候开镖局，后来又开武馆。我父亲虽然练武，但既没有走镖，也没有广收徒众，而是进入戏班做了武行，多年后还成了角儿……解放后分配在沱州文化馆当职员。后面好多天，老爷子总是讲到老陶，这回我没搭腔，却一直在听，一直在想……”

“是啊，人除了用耳朵听，不得要用眼睛看，用脑袋分析思考吗？是不是只有倒霉事情轮到了自己头上，才会去分析问题、想问题？只要事不关己，就可以高高挂起，就可以跟着风去糟践别人呢？所以老爷子说我也势力着呢！”

“一周后，我到老陶家，徘徊许久才鼓起勇气敲门。老陶开门后，我却一下子张不开嘴。老陶大致猜出我想讲啥，摆摆手说，自己是厂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厂里的同志断炊饿死吧。还说他干了近三十年革命工作，有些道理也没弄明白。愿意多听听大伙儿的批评，接受大伙儿的帮助。不过肚子吃饱前，大家还是尽量少动弹，最好啥都别想，先挺过这关，活下去再说……”

“从此，我改口称他‘老陶’，并且逐渐认准了，老爷子说得对，老陶是好人，是咱们党的好干部！不过我小戴认准他好没用啊，没过几年，老陶被打成‘走资派’，你说这世道怎么就好坏不分呢？”

老陈暗地寻思，或许势利的定义就是顺势而为地趋利避害，这是人的本性，能够克服这个本性的往往不是天才的睿智，而是质朴的善良。

老陈接着问：“那这次……？”

“哦，是这样的。”戴兴盛喝了一口茶：“有个叫李国胜的，原本是沱州市造反派‘瑞金红旗’的小头目。他找到我，要我帮着他们占领我们机械厂。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几张枪械图纸，计划占领工厂后，打造一批武器，然后武装抢夺警备区在沱州城东的军火仓库。”

“我回头就把情况对老陶说了。老陶想了很久说，他也搞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过他的一个战友（警备区副参谋长）对他讲过，这个军火库里面有七八门榴弹炮，还是155大口径的家伙。”

“老陶还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他见识过155口径的榴弹炮。一炮下去，十五米半径范围内，即使没被弹片命中，也会死于冲击波；半径五十米范围内，一个人体大小的面积至少分布有一块弹片。”

“我也感到太可怕！七八门大口径榴弹炮无论对准沱州城哪里，一通齐射要死多少人，其中又有多少是无辜的百姓？老陶觉得，我们虽然没办法左右造反派，但一定要想办法保卫好自己的工厂，这是本分！”

“为了保卫机械厂，我聚集了一群厂里的年轻人，也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叫‘延安红塔’。我们平时聚在一块练石锁，举杠铃，耍些拳脚套路。我自小跟家里老爷子练就了一身功夫，很快成了‘延安红塔’的头儿。机械厂在沱州是家大厂子，我这么一挑头，一下凑了两百多人。通过老陶的战友，我们又同沱州警备区取得联络。警备区也听说‘瑞金红旗’有抢夺军火库计划，所以很快表态支持我们……‘延安红塔’蹿升成为沱州最大的一支造反派组织，就连李国胜也从‘瑞金红旗’拉了三十来号人参加进来……”

“后来，‘延安红塔’保护了不少人。一些批斗会虽然依旧要开，不过次数可以减少就减少，时间能够短些就短些，挂在对象脖子上的是硬纸板，对象站久了还可以马扎上坐一会儿……”

“但时间久了，‘瑞金红旗’就闻出了味儿。我们这里又出了内奸！”说着说着戴兴盛眼睛冒出了一团火焰，好像要将某些罪恶吞噬。

老陈为戴兴盛续了水，戴兴盛没有喝，而是把手放到茶杯口，眼看热气透过指缝袅袅升腾，他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些，缓缓地将“化石子”“神头橔”的故事，以及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在黄贵权（权叔）家住了一年多的经历对老陈做了简要叙述，接着说道：

“后来权叔的弟弟，二爷一家在江南失去音讯。虽然权叔派管家去江南寻访了一趟，也带回了二爷的口信，但权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加上管家回到老宅后，行为举止变得鬼鬼祟祟，老爷子和权叔商量后，借口处理家务，带着我离开黄家，却悄悄折向了水城。”

“找到权叔给的地址，父亲立刻意识到发生了变故。宅子根本没人住，而是一座库房。父亲不敢贸然四下询问，而是就近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悄悄打探了两天，最后找到当地的保长。保长讲，出事那天他就在现场。‘真惨！一家老小，就这么死绝了，二爷是咱中国人的这个。’保长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父亲将我稍作安顿，只身返回沱州。老太太赶巧在我们爷俩去水城期间过世了。权叔当时正在操办丧事，惊闻弟弟一家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两人当天夜里偷偷将管家绑到野地，管家立即说了实情：当时他一走进江南水城那座宅院，就被日本人抓进牢里。有个高大的日本军官告诉管家，限期两个月，只要找到黄家私藏的两件宝贝，就赏他一大笔钱，否则会让管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管家说他也没办法，当时沱州也是日本人的地盘，他又能逃到哪里去？”

“最后如何处置他的？”老陈禁不住插嘴。

“当然放了。他也是迫不得已嘛。”戴兴盛往下说道，“权叔还给了管家一笔盘缠，嘱咐他远离是非之地，千万不可助纣为虐。”

“权叔知道黄家大祸临头，亲人因此纷纷死于非命，但他宁可拼了性命，也不肯就范。他是大学生，知道两样宝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尤其在当时，我们国家处于最危亡的时候，它们不仅代表家族荣誉，更能激励民族的自信。”

“后来呢？”老陈急切问道。

“两人当夜回到老宅。权叔在庭院的老槐树下，挖出了一只油布包裹的木箱，里面藏着‘化石子’‘神头墩’。权叔说如今家破人亡，他已经了无牵挂，准备投军抗日。他同时考虑到此去前程未卜，自己目标又大，两样东西带在身边，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将愧对祖宗，死不瞑目，所以托付家父保管。并拿出一对家传的翡翠镯子，将其中一只交给父亲，言明日后以这对镯子作为酬谢。”

“父亲明白权叔的用意，另一只翡翠玉镯即是赎回的信物。两人随后互道珍重，父亲写下山西老家的住址，携带宝物，一大早潜出了沱州……”

“一年后，父亲潜回沱州。街坊说，就在我们离开不久，黄宅发生了爆炸。爆炸的时候，整条街的房子都猛烈晃动，一团火球腾空升起，黄宅随之化作一片火海……等到大火扑灭，后院的老槐树已经横躺在院内，树干烧成了焦炭……跟着倒下的据说有好几个日本兵，另外一名少佐机关长，还有个姓封的汉奸也当场被炸烂了一条腿……”

“父亲说权叔是好样的，咱们戴家一定将两样宝贝看护好，最后交回到本主的手里。为了方便打探权叔消息，日本人投降后，父亲干脆带着我从老家迁到沱州落户……”

“翡翠镯子大同小异，怎么表明就是你说的那副？”老陈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也想着这辈子是否有机会可以一睹两件神物的风采。然而逻辑严密的他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这副镯子好认得很。翡翠镯子金包玉，上面镂饰着黄家产业的字号‘茂春’，天下就这么一对了……”戴兴盛的答案了无新意，语气却转而变得后悔和悲伤，“这本是一桩秘密，老爷子再三让我守口如瓶，自己却年轻气盛。有一次我同李国胜闲聊，说到我的家乡大户人家多，山西晋商么！李国胜说晋商无非就是有几个钱的老百姓，他老家的地下可是占着龙脉呢，到处都是宝贝……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话赶话，结果我就把‘化石子’‘神头墩’的故事搬了出来……”

这时天色忽然暗了下来，戴兴盛一个激灵，心说真像那天的鬼天气，说变天就变了。

那是一次“延安红塔”的骨干会议。“延安”如今兵强马壮，整整五百多人。李国胜善于管理，他将十人编成小组，五个小组编成一个战斗小队，两个小队组成一个战斗中队。另有一个直属队（下辖一个警卫队和一个后勤队）由戴兴盛这个司令和他这个副司令直接指挥。这次骨干会议聚集了四个小队长，一个警卫队长，一个后勤队长，两个中队长，以及正副司令一共十人。

李国胜是戴兴盛高中时不同班、不同级、不同校的同学。但两人有共同的爱好，武术。论年岁李国胜高一届，但论武术技艺，戴兴盛却高出了好几级。不过戴兴盛常说，李国胜更具灵气，自己很久参悟明白的内功心法，李国胜一点就透。同时戴兴盛常常替李国胜可惜，认为他缺少恒心、定力，否则自己目前练不成的点穴，李国胜或许就可以……

这个世界有种人，基因深处始终怀有出人头地的信念（不管“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对于他们总是好过“默默无闻”）。这种思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头脑当中，而对李国胜来说，却是活下去的理由。

李国胜当过兵，却没赶上打仗，常常怨恨自己没有遭遇乱世，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盼到了生命的春天。

在“瑞金”的时候，当一个小头目自然让他很不过瘾。到了“延安”才让自己又一次找到机会。戴兴盛是理想的老大，因为没有太大的权力欲，但戴兴盛又是很要命的老大，也是因为没有太大的权力欲……

李国胜确信，他在“延安红塔”羽翼渐渐丰满。很多事情不能继续这么下去，否则自己又要“死”了。

这次会议事关重大，根据情报，“瑞金”正同驻扎在二百里外的一支野战部队联络，说“延安”串联警备区武装，压制革命力量，长期在一些批斗大会走形式，保护反动分子。

“……一旦‘瑞金’得到野战军的支持，很快会对我们构成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动一动警备区的炮火装备，把‘瑞金’彻底打趴下，巩固‘延安’的革命成果！”李国胜照例首先抛出了行动方案。

不过这次戴兴盛没有照例表示同意，他把老陶讲的道理陈述了一遍，然后说：“大家伙儿想一想，哪个‘瑞金’的队员后面没有拖着一大家子？况且，动用这么强的火器还会伤及多少无辜？”

“‘一号’同志，资产阶级正在向我们组织进攻，目前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不能只算小账，不算大账，大账是什么？就是消灭敌人，只有消灭了敌人，我们才能不被消灭。这里都是‘延安’出生入死的战友，自己战友重要，还是敌人重要？作为‘一号’，你可不能再有妇人之仁……”李国胜感觉戴兴盛不会爽快地附议，但他不准备让步，因为此事生死攸关。

戴兴盛同李国胜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因为戴兴盛的底线“不作恶”，基本上从未被突破。但今天看来，李国胜是要他全面突破这条底线了。而且戴兴盛感到自己“一号”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二号’同志，你这是机会主义！你当初也是‘瑞金’的一员，那里可都是你昔日的战友，你就这么狠心能下去手？”

“……革命不分先后！既然我现在进入‘延安’的阵营，那么‘瑞金’就是我的敌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跟着党走。我这里也要问一下‘一号’同志，你为什么长期袒护反动分子，同走资派走得这么近。你要把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带到哪里去？”

戴兴盛从不担心大权旁落，这是他这个“一号”一手建起的地盘：“二号”李国胜是自己收留提拔的；两个中队长“三号”和“四号”都是一开始扯大旗的亲密伙伴；警卫队长“五号”（阿毛）还是他家老爷子“锦园班”的徒弟，同自己也是“老兄弟”了；后勤队长“六号”倒是一直跟着“二号”，可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人相互斥责。戴兴盛依仗着资历，讲的是道义；李国胜依仗着原则，讲的是利益。很快，其余八个的天平倒向了原则和利益。论原则，当然要保证路线正确，“走资派”终归是反动路线；论利益，消灭与被消灭更是含糊不得……戴兴盛眼看自己固执的坚持犯了众怒，第一次动用“一号”的特权，一句“再商量吧！”，匆匆逃离了会场……讲到这里，戴兴盛显露出悲怆却又无可奈何神情：

“晚上，阿毛带了一瓶酒，说是来陪老爷子喝几杯，也陪我喝几杯。我估摸着，或许他想对我赔个不是，毕竟会上他没说一句支持我的话。想不到他在带来的酒里下了药！”

“等我们爷俩醒来的时候，‘化石子’和‘神头墩’已经被李国胜带人抄家搜走。他同时检举我是打入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长期同情、包庇走资派和反革命组织，家里藏匿封建皇帝的遗物，妄图为封建王朝代言。”

“李国胜有物证，还有人证，我就这样被打倒了。李国胜成了‘延安红塔’的‘一号勤务员’。”

“后来阿毛还指认老爷子在旧社会是戏霸……我们爷俩也尝到了被批斗的滋味，老陶那就更惨了……我后来被送去劳动改造，老爷子毕竟上了年岁，折腾不起，身体很快垮了，直到孤零零去世，我都没能陪在身边伺候一口热的……不孝啊！”戴兴盛号啕大哭。

老陈任凭他哭了好一会，才起身绕到戴兴盛背后，不断轻拍他的肩膀，作为安抚。戴兴盛慢慢止住悲恸，继续往下说：

“刚开始，我还凭着身上有功夫，犟头倔脑。李国胜有办法呀，双手被他安排铐在头上半米高的管道上，一连拷了我三天三夜。”

“三天后，李国胜问我服不服？我说，服！他说，那你就对着我跪下吧。我跪下后，他将我一下踹得瘫倒地上，随后一只脚踏在我半边脸颊上。我一动没动，心里默默数着数，一直数到五十三，他的脚才移开……当时我的肩膀、手臂几乎失去知觉，手腕上的肉被手铐磨掉几乎到了骨头，足足一个多月才缓缓恢复过来。”

“后来我被转到劳改农场。一年前，听说父亲已经去世，就瞅准一个机会跑了出来。反正已经孑然一身，我决心宁可死在外面，也不能被他们抓回去！”

老陈其实已经猜出对方的逃犯身份，好在自己也尚未成家，了无牵挂，所以平静地问道：“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我想暂时找个有口吃的，有块睡安稳觉的地方。我已经在全国各地游荡了小半年，累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之后根据形势另做打算。”戴兴盛一边回答一边观察老陈的脸色。这些年遭遇到的背叛和苦难，让他时刻处于警戒状态。

“说自己不怕被牵连，你也一定不信。但……我会尽力想办法，请你相信我。”老陈的话又绕回到原点，“我这里人多眼杂，时间长了藏不住人……你如果愿意，我南方老家有一处小屋，祖母去世后就一直空着，你可以暂时到那里避一避。”

……

戴兴盛在小屋待了一年多，然后在第二年春天，又像候鸟辗转到北方。

动荡的岁月虽然艰辛，亦不能扼杀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戴兴盛最后在科尔沁草原成了家，生了子，安顿下来……

李国胜没有使用榴弹炮，因为他得到了一位首长的支持，“延安红塔”地位重新得到了稳固和发展，再后来他当上了沱州市的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又过去几年，戴兴盛携带妻小回到沱州。李国胜已经在半年前辞掉公职，到南方“下海”经商去了。

对戴兴盛来说，李国胜失去了踪迹，“化石子”和“神头墩”也跟着失去了踪迹。

（双方几番交换，小骏慢慢将边上抢得的大场围成实空。之后就在对方三连星的一边投下了一手，这手棋意图取势。看到对方在另一边补了一子，小骏对这片棋稍稍作了定型，然后一跳，把黑子指向中腹……棋盘的中腹对于行棋者来说，就像现实中身处的大环境，不一定需要立刻面对，但很大程度决定了人生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