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还没报到上班,小骏去了一趟沱州。因为老早之前,姑妈将自己的根扎在了那片土地上。小骏的奶奶先后生下五个孩子,唯有老大姐姐和老幺弟弟存活下来。姐弟两人相差六岁,感情笃厚。
1949年,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在中华大地上由北向南,自东往西一路横扫。其中一支从大别山深处走出来的部队沿中国的东海岸一路打到了老陈的家乡。
在那里,一个姓陶的军代表遇上了一名俊俏的护士(小骏的姑妈)。经过一阵猛烈的爱情攻势,那个军代表成了小骏的姑父。
半年后,姑妈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南方小镇,远嫁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沱州。姑父回沱州不久,就转业到当地机械厂担任厂长。
十多年后,姑父亡故,姑妈守着两个儿子,小勇和小宁一起生活。
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姑妈带着小勇和小宁在沧陵住了十多天。那时家里四口人,小骏的奶奶、老陈、范老师和小骏挤在一间三米乘三米的屋子。一下子来了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老陈头痛好一阵才安排停当:家里留给小骏的奶奶和姑妈;老陈吃完饭就去厂里,晚上在办公室支了一张竹榻;在厂里招待所定了一张铺给小勇和小宁;学校放暑假,范老师带着小骏找了一间教室,晚上几张课桌拼在一起,铺上席子,倒也比家里惬意……
姑妈每次来信,总会念叨,啥时让弟弟带着小骏去沱州住上几天。老陈每次应承得很痛快,却总有横生出的枝节,没有行动落实。这让小骏觉得欠了姑妈一笔久远的账没还上,所以一签下工作协议,他就揣了仅有的几百块钱,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这座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城市。
姑妈在沱州住得宽敞。除了烧煤炉和上茅厕,小骏觉得沱州哪都比沧陵强,主要因为老陈一家在沧陵的陋室着实狭小。
从小骏出生,经历了二十多年,老陈和范老师作为单位业务骨干,各获得了一次改善住房的机会。但搬了两次家,目前的境况不过一室半,在二十多平里生活着四口人。一室里住着老陈和范老师,另外半室没有窗户,架了两张宽度不到三尺的小床,是小骏和他奶奶睡觉的地方。两张床的中间,搁着小骏第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不过总算“独门独户”,一家人不需要再同邻居“公用”厨房和厕所了……虽然有时小骏梦想远大,有时却认为,只要哪天能住进一套大房子,就算实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姑妈打小能干,不到十岁就帮着母亲持家,洒扫庭除、洗衣做饭、缝缝补补,都算一把好手。十六岁跟着母亲去纱厂做工,适逢医院到纱厂挑选一批女工当护士。医务人员需要同各式各样的病人,甚至尸体打交道。姑妈虽说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是胆子大,人灵巧,更不怕苦,所以被挑上……婚后跟丈夫回到沱州,安排在机械厂的医务室做了一辈子厂医。
姑妈做女儿时乖顺,成了母亲之后却变得严厉。小宁从小被她管束得服服帖帖,四年兵复原后进了一家小厂子做电工。然而姑妈对于小勇的管束总显得力不从心,小勇不但调皮捣蛋,还经常跟当地一群“卸岭力士”混在一起。
改革开放后,小勇很快发了财。小宁本想跟着哥哥干,姑妈愣是不点头,说小勇干的属于投机倒把,早晚会出事……于是小宁的心思不再活络,安下心在厂里上班。
几年前,兄弟两个先后娶了媳妇。小勇老早买了商品房,一结婚就自立门户,终于摆脱母亲的监视,只在周末回去接受几句训诫。小宁的老婆是独生女,家境殷实,当初看中小宁眉清目秀,人品厚道,复员军人,还有技术,于是跟父母挑明了,自己非小宁不嫁。
小宁原本缺少主意,只见母亲点头,就欢欢喜喜地把媳妇迎进了门。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小宁那口子就同姑妈势同水火起来。又过一周,焦头烂额的小宁提出跟老婆住到女方家去。岳父、岳母似乎早有准备,为姑爷、姑娘准备的房间里,崭新的锅碗瓢盆、家具被褥一应俱全。虽然儿子最终好像成了“倒插门”,但姑妈终究舍不得小宁犯难,也不愿这对小夫妻由于自己离婚,一句“你们幸福就好”,之后开始了孤寡老人的生活……
这次小骏远道而来,赶巧小勇去南方进货。兄弟俩,只有小宁在沱州。小宁跟媳妇儿请了假,回家陪了几天小骏,也陪了几天母亲。
小宁长期受姑妈影响,一直把“大学生舅舅”老陈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并对小骏能够上大学羡慕不已。哥俩一见面,几句寒暄,小宁就流露出对于文化朴素的向往。
对读书这档子事,小骏却一直感到羞愧。老陈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同父亲一比,自己的学历有着不少差距,更别说“一代胜过一代”。何况自己能进入所谓“大学”(其实不过“大专”)的门槛,无非占着大都市的“地利”优势。否则按照沱州的大学录取比率,“考入大学”对他来说,真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第二天,姑妈帮小骏洗外裤,摸到兜里有一盒火柴。“你抽烟?”老太太警惕地试探。
“嗯……不常……”小骏一下子尴尬起来,原本是在火车上抽几根解闷的,一下车就把剩下烟都扔了,没想到忘了将火柴一齐处理掉。
“你爸抽烟不?”她记得弟弟不抽烟的,所以作为训诫的引言。
“也抽。”小骏识破了姑妈的诡计,老陈抽烟只是出于偶尔的应酬,小骏却借势彰显了自己的叛逆。
“……你小宁哥就不抽,部队这么多年,也没沾过。”小骏听得出老太太在尽力说教。姑妈长年做医务工作,认定香烟等同毒品,一直不准两个儿子碰,虽然不能彻底管住小勇,但在姑妈眼皮子底下,小勇依旧不敢吞云吐雾。
“我今后在工地上班,免不了抽烟……而且我还想练练喝酒。”小骏自小就确定姑妈打心眼宠爱自己,所以短暂的窘迫之后,坦然地得寸进尺。
“你平时还喝酒?”老太太反射问道。
“之前和同学喝的是啤酒……我更想练练白的。”
老太太顿时噎住:“这倒也是。”心里却盘算,这小家伙的性格和小勇一样有点野,如果路走歪了,还真不好收拾。但话又说回来,这个社会越来越超出自己的想象,小勇走的路还真不一定就错了。也许自己当初不让小宁跟着小勇干,无非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吧。第二天姑妈居然让小宁单独同小骏在家里喝了一顿白酒……
小骏隐约记得自己倒下前小宁也喝高了,絮叨了一些醉话,有的一听就明白,有的却让他摸不着头脑:
“舅舅不容易,从小没有爸爸,还读到大学毕业。哎,我很小也没了爸爸……没爸爸的孩子苦啊,如果不是我哥打架敢拼命,我们兄弟不知要受多少欺负……干!男子汉大丈夫,喝酒不能扭扭捏捏……喝酒哪会喝死人呢……老头子打了差不多十年的仗,枪林弹雨都没拿他怎么样,怎么会喝酒喝死?不过,死可能比活受罪好呢……戴叔那些年流落外乡,真不知怎么过来的……”
一夜过去,小骏早上起来吃了包子和豆浆,然后自个儿乘车去郊外的一个景点。迷迷糊糊中听到的话,很快被山风、被溪水从脑袋里抹平了痕迹。
小骏回沧陵的前一天晚上,姑妈交给了小骏一只瘪瘪的旅行包和一只鼓鼓的口袋,并且告诉小骏:这些是自己的一个旧同事专程送来的。这个同事的儿子同小骏一届,当年以沱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武陵省最好的高校(武陵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今年暑期去电脑市场勤工俭学,所以没有回家,请小骏将几件衣物捎去沧陵交给他。姑妈嘱咐小骏,同人家多聊聊,多学学人家的优点。
旅行包里有一封家书,信封上端正地写着四个正楷:“纲儿亲启”。姑妈另外告诉小骏,“纲儿”大名“戴振纲”(后来小骏一直唤他“振纲”)。
让小骏意外的是,鼓鼓的口袋却是捎给老陈的。姑妈继续交代:“这是戴伯伯给你爸爸的,他们可是老朋友了……”
……
一九六九年深秋,一连几场秋雨过后,天气凉得比较早。远远的高音喇叭,传出一阵尖利的女声,以激昂地音调大声宣读:“毛主席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的挣扎,而有些革命的人们……’打倒×××!×××必须向群众低头认罪……”
沧陵江北岸的大楼贴满了大字报,江堤旁有一排水泥板搭设的条凳,其中一张条凳周围聚了一圈人。条凳上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方脸汉子,他跟前铺着一块由塑料布印制的棋盘,塑料布四个角用石头压住,上面摆着十四颗棋子构成的残局(红黑各七颗),此局由此称为“七星棋”。
方脸汉子在那儿已经坐了一个下午,晒了一下午的太阳,也赚了一下午的钱。其实他早就觉得差不多,想把摊子收了,却被几个小混混缠住。
七星棋由“蕉竹斋象棋谱”中的第十七局“雷震三山口”演变形成。十三种变化,每种变化少则八、九,多则十三、四步棋,最复杂的一种变化多达十八个回合:招招连环,吃棋夺帅,又要兼顾防守,前后次序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功亏一篑。
双方如果均是正着,结果一定是“和棋”。但是红、黑棋无论谁走错一步,遇到对此局有研究的人,必输无疑。更有意思的是,“七星棋”每一步都是诱招。外行怎么看都不会错的杀棋,只有遭遇一两个回合正着应对,马上悔之晚矣……
方脸汉子任凭对方选红、选黑,对手赢一局自己给五块,自己赢一局对家给五毛,或者抵一斤粮票,“和棋”则双方各不相欠。那群混混平日闲着没事经常下棋,当间领头的长着一双“小眯眼”,棋艺最高。虽然头次看到这副棋局,但总觉得五块钱已经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蹲下了身子……一上手很快输了五块,不甘心,转眼又输了两块。周围的人还在七嘴八舌,“小眯眼”却勃然变了脸色:
“你寻死啊?!”说话同时,右手捻起一角,一下掀了印着棋盘的塑料布。上面的棋子向方脸汉子的面前飞去。
方脸汉子挥手拨开两枚飞来的棋子,一声不吭地迅速起身,后背靠着一棵行道树,眸子一闪,隐藏在倦怠神情和拉渣胡子下面的一股英气徒然被逼了出来。
“小眯眼”一愕,眼睛似乎更小,但放大了嗓门:“娘的,把钱给我吐出来,再拿几个出来孝敬弟兄们,否则……”
“小眯眼”的恐吓被方脸汉子的冷眼打断了话头。
“……弄死他!”这群人一共五个,平时惹是生非习惯了。眼看“五对一”的优势,岂不是现成的便宜?所以领头的登高一呼,其余的便一哄而上。
方脸汉子一把叼住“小眯眼”伸来的腕子,顺势往后一带,那个家伙一头向前扑倒。汉子紧接着侧身,顺势抬起右腿膝盖猛地一顶。第二个人正想弯腰搂住汉子的双脚,将对方掀翻在地。不料遭到这么一顶,顿时折了一颗门牙。捂住一嘴血,蹲了下去。方脸汉子在右脚即将落地的刹那,左脚发力一顿,身形一矮,右脚直接一个滑步,欺到第三个人的左侧,右手背锁住对方前胸,右脚内侧反向抵住对方的左脚踝,然后向上挑起。第三个人被挑得腾起半人高,然后直挺挺地仰面拍在了地上……这几下子发生在瞬间,方脸汉子似乎没有刻意做过什么,就是在走路,或是在院子里拿一件东西。看着各种姿势被撂倒在地上的伙伴,剩下两人本能地向后退。
方脸汉子顺手操起身旁两个旅行袋,抛下了棋子不要,疾步离开是非之地。
拐两条街,方脸汉子找了家饮食店吃了一大碗面。然后在街上逛过了饭晌儿,照着陈大姐给的地址,找到老陈的宿舍,把陈大姐的信交到她弟弟的手里。
小骏的姑妈当上护士以后,逐步系统地学习认字。几年工夫,读报、写信已不成问题。如今姐姐的字,老陈觉得越来越工整隽秀。信很简短,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
弟弟:
带信给你的是我们厂保卫科的戴兴盛同志。如果他需要你的帮助,你一定要尽力。小戴是好人,你姐夫被斗倒后,他给了我们不少支持,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看完信,请按照约定的方式处理。
姐姐
1969年××月××日
老陈按照姐姐所说“约定的方式”,随手掏出了一盒火柴,拿出一根划燃,对准了信的一角。火苗向上飞蹿,老陈捏着另一端,当火苗差不多到达手指的一瞬,飞快地松手。
信一边来回滑行着落到地上,一边随着火焰黑黑、皱皱地卷曲,从头开始逐次发白,而后成为灰烬。
十多年前,姐姐来信,先说姐夫被定成“右倾嫌疑”,全家日子不大好过,后来成了“走资派”,日子当然更不好过……
两年前的一封信,竟然说姐夫喝酒时一下子“过去了”,具体情节却很含糊,直到通了两、三封信,老陈才凑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建的神来之笔。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批评建议无论是否有益,都是革命的一部分,但凡认真免不了透出一股浓烈的杀气,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中国士大夫自古盛行“清流”做派,褒贬时弊中涵盖了他们的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之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这类人物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譬如清末有个清流党,但其中既能指点江山又能建功立业“香帅”(张之洞,字香涛,主持中法战争胜利后,属下称其“香帅”)一般的干吏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评头论足有余、谋断大事不足,仿佛张佩纶、宝廷之流罢了。
这些文人在“上达天听”折子上发表议论的时候,常常堪比战士。他们骁勇善战,无须挑逗,就会言语生猛,气壮如牛,何况遭遇“引蛇出洞”?
原本的改良意图被活生生演化成为革命,革“中国共产党”的命!于是,政治风向陡然反转。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
沱州机械厂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各科室和车间的正、副科长、主任都到了。机械厂马书记坐在中间的位置主持会议,老陈的姐夫厂长老陶坐在他边上闷头吸烟,眼前的烟缸里已经满是烟蒂。
“……再过十天,沱州就要‘反右运动集会游行’了,我们厂的右派分子却一直定不下来。全厂2456人,干部、知识分子136人,按照百分之二吧,大约得找出3个右派,否则说明,我们厂在反右斗争中落后了。现在还差一个,大家看看,谁有右倾的行为和言论。”
马书记双手捂着茶杯,顿了顿又说,“凡是有‘左’,就有‘右’,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嘛。就算划为右派,也可以通过改造再变回来嘛,就算戴了帽子也可以摘掉嘛,大家不要顾虑太重……”他说着眼睛瞟了一眼厂里的副总工程师王欣书。
王欣书脸色煞白,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干过,心里一直存着大疙瘩。好在厂长老陶不断宽慰他,甚至说在国民党兵工厂干过算啥?我们共产党人看重的是表现,不是历史……这样,王欣书的心才稳定下来,投身到工厂的技术改造当中。
人才难得!老陶暗自思忖:王欣书在技术上真是一把好手,而且眼里只有他的图纸和技术资料。要不是王欣书技术能力强,加上忘我工作,厂里的技术改造绝不会如此顺利。不过这人胆子小,对自己的历史一直抱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如果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不得疯了吗?
“王副总工的言论有问题。”党办主任终于打破了沉默,“我听他说过‘毛主席都当过国民党’。他这是给毛主席抹黑,给国民党涂脂抹粉!”
会议室跟着起了一阵骚动。王欣书脸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眼睛在镜片后面闪动一下:“这可不是我说的,是陶厂长说的!”
会议室又掀起一阵更大的骚动,目光转而聚集到老陶身上。
“你敢污蔑厂领导!?”厂办主任“唿”地一下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现在不是问你听谁说的,问的是你传播过这话没有!陶厂长是革命军人出身,有什么动机说这种话?你是国民党,说这种话就有充分的理由!王欣书,你要老实,不要耍滑头!”
“是啊,凡事有动机才会有行动嘛!王欣书同志,可不许乱说话哦!对自己的错误持有什么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老实,那你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马书记也害怕将“帽子”往干部头上引,这无疑对自己也是危险的。
王欣书几乎带着哭腔:“我没有污蔑领导,您倒是说句话啊,陶厂长!”
“王欣书!”几个愤怒的声音叠加着吼道,王欣书顿时矮了下去。
“好了,大家别争了。”沉默片刻,老陶向周围摆摆手,清了清嗓子说道:“王欣书说的不假,这话是我说给他听的,这个右派我来当吧。希望王欣书同志不要有什么顾虑,也不要再传播这样的流毒,一定要保证我们厂的技改任务取得最后的胜利!”
机械厂右派名单逐级上报,最后放到一位老首长的案头。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对老陶太熟悉了,当年一吹冲锋号就冲在最前面的“小老虎”,怎么会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呢”?况且这些年,机械厂的各项指标都完成得很出色,老陶作为一厂之长功不可没啊。
对于党内运动,这位首长的经验比老陶丰富得多。当年要不是自己的上级保下自己,“AB团”说不定就要了自己的命……所以,这次他出面保了老陶:暂不戴帽,继续留在机械厂的领导岗位,但其“右倾思想”的嫌疑不能排除……
六六年,有“右倾嫌疑”的老陶终于明确带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六七年一天,经历白天的批斗之后,老陶拖着满身的伤,一路流着泪,骑车回到山里的老宅。
老陶划了一根火柴找到墙上挂着的马灯,又划一根,点亮了它。
老屋好久没人住,桌子、椅子积满灰尘。自己就是在这里出生,又从这里起步参加革命队伍,打了几年小鬼子,后来又同国民党干了三年,闯过多少鬼门关啊!那时候,只要党需要,自己的命,可以不眨眼地贡献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自己成了家,回到老家成为转业干部,整天不是顾着生产建设,就是老婆孩子。老陶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心谨慎,当年猛打猛冲的“小老虎”哪里去了?
一想到打冲锋,老陶就浮现出那些年轻的战友,一个个仍然那么鲜活,但是坟头的草儿已经老高了吧?同他们比,自己成了家,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还有啥不知足的!
只不过很多话卡在喉咙口,喊不出来,憋屈呢。很多事裹在脑袋里像糨糊,怎么都掏不干净,头疼的难受呢!
起先觉得“右派”反动,甚至提出“轮流执政”,真是“神经”了,难道还让资产阶级复辟?
话又说回来,王欣书怎么能划为“右派”呢?那不是糟蹋人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吗?还别说,几年中最痛快的,真的就是自己替王欣书挡了“右派”帽子那一回。当干部的,不得凭良心办事么?不得护着自家的犊子么?
现在怎么回事?自己一心一意地带领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啥时成了资产阶级的人啦?
算了,反正眼前一切自己是整不明白了。
老陶感到半辈子筑就的精神大厦被残忍地推倒,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将一把积蓄许久的“安眠药”就着一瓶“别驾大曲”吞进了肚子……
等老陈的姐姐找到他时,老陶的身体已经凉透。送到医院,急诊室哪还有正经八百的医生,医院草草按照“酒精中毒”定了死因。
老陈的姐姐当时除了悲伤,更多的是恐惧。她知道,自己的出身不过硬,加上丈夫临死前顶着“走资派”的帽子……前面的道路充满艰险,但她必须硬着头皮生存下去,哪怕仅仅为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