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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我和林艺很快结婚。
在大学谈了三年，过程断断续续。我们就读的二本，她从外地学院专升本过来，在食堂认识。
当时我刷饭卡，余额不足，身后排着的就是林艺。我回头望她一眼，其实只是心慌，想找找熟人，但她贴太近，四目相对。
这是我见她的第一面，长长的睫毛，额头一抹雪白，天蓝色的围巾遮住下巴，白色羽绒服的领口有一点点墨水渍。
她是白色的，白得发光，两个酒窝像两片雪花，如果伸手弹一弹，黄昏就亮到天明。
她愣了下神，往后退一步，立刻招来排队同学的抱怨。我饿得厉害，正打算硬着头皮，跟大妈赊账，林艺轻声说：“我替你刷。”
林艺让大妈添了一勺土豆烧肉，一碗青菜笋尖。
我说：“不用这么多。”
林艺微笑：“这份我的。”
我们面对面坐着，林艺脸红了，说：“对不起，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块吃吧。”
没有比这更局促的午饭，两人用一个餐盘，每一口都小心翼翼，生怕占用了对方的配额。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记得那些附在她身上的细节。领口的墨水渍，嘴角沾到的米粒，小手指的戒指印痕，低头时睫毛会轻轻地动，阳光伏在她身上时，仿佛琴弦闪耀的细芒。
从那天起，我陪她晚自习。
冬天，南京迎来一场大雪，阶梯教室灯火通明，雪花和风一起顺着窗户玻璃滑行。她坐我旁边，停下手中的笔，翻了翻手机，对我说：“能帮我买一盒牛奶吗？”
我走到超市，买完牛奶想热一下，结果微波炉坏了。
站在走廊，扶栏外有一棵不知名的树。路灯斜斜打亮了一半，暗黄的枝干，洁白的雪花，深邃的夜色，像虚无中盛开的一场葬礼。
我把牛奶焐在怀里，焐了一刻钟，牛奶应该温热了。
走回阶梯教室，原本的座位已经没人。微信不回，电话打不通，我继续焐着牛奶，等到铃声响起，同学们收拾东西陆续离开，也没有任何消息。
教室的灯依然亮着，我打到她的宿舍，室友兔子接的电话。
兔子说：“你别找她了，找不到的。”
我说：“怎么可能找不到，我会一直找。”
兔子说：“她刚收拾东西，搬到校外去住了。”
我说：“那我也去找她。”
兔子说：“她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
兔子说：“唉，算了，告诉你吧。她以前读的学校有男朋友，现在她男朋友也专升本，考到咱们学校来了。”
我说：“为什么？”
兔子沉默一会儿，说：“昨天她站在阳台，站了很久。我给她拿外套过去，才发现她一直哭。所以你也别逼她，你不是她的未来。”
我不是她的未来，那个两个人一起用的餐盘，小心翼翼的午饭，只是冬天偶然的馈赠。
站在大雪纷飞的校园，我喝掉了那盒牛奶，像喝掉了自己的体温。
半年后，我的生日。因为从小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便不通知朋友，入夜独自找了家面馆坐下来。
老板端给我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刚拿起筷子，旁边传来女孩的招呼声：“老板，这里加个鸡蛋。”
我几乎怀疑是幻听，慢慢扭过头。林艺说：“对不起，我也没钱，只能给你加个鸡蛋。”
我慌忙低头，眼泪不受控制地坠落。林艺说：“谢谢你没有找我，所以我找到你了。”
我脑海一片空白，正如这半年生活也是一片空白，双手颤抖，想问，你回来了吗，你还要走吗？
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出口。
其实她消失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想，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为他夹菜吗？两人会有说不完的话吗？她对我说过的，也会跟他说吗？
林艺坐到我身边，轻声说：“生日快乐啊，宋一鲤。”
毕业前，宿舍空空荡荡，人去楼空，原本堆满杂物的房间只留下静默的阳光。我找过几次工作，母亲说不如回家做饭馆生意，至少收入有保障。
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甚至是我心中试图摆脱的底色。没有去过四海，穿过四季，谁也不想困在出生就挣扎的原地。
一家廉价宾馆，林艺抱着腿坐在窗台上，破损的窗帘随风摆动，郊区的夜毫无起伏，远处几点灯仿佛凝固在无限的黑洞里。
她的背影单薄又脆弱，玻璃倒影中我看不清面容。她说：“真难啊，再试试。”
我说：“一定行的，大家都一样。”
她说：“如果我没有能力在南京待下去，你会不会养我？”
我说：“会。”
她说：“从小我就发誓，长大绝对不过穷日子。你知道我家里条件多差吗？你知道我除了上大学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吗？你知道对我来说，专升本有多难吗？”
我突然想起来，林艺每日雷打不动的晚自习，写满备注的笔记，以及我们唯一一次逛街，她买的唯一一件碎花长裙。
她说：“我千辛万苦走到这里，最后就去了你家饭馆，你做厨师，我当服务员吗？”
我说：“不会的。”
她回过头，脸上全是眼泪。
她说：“宋一鲤，那我们结婚吧。”
结婚一年，林艺离开那天，行李堆在饭馆门口，出租车开到路边，她不要我帮忙，把箱子放进后备厢。
后半夜的燕子巷悄无声息，饭馆灯牌没关。林艺靠近车门，冲我笑了笑，说：“你备菜吧，别耽误明天生意。”
柜台边的木架上吊着一根棉线，十几个夹子夹着我们的合影，从我的视角望去，林艺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变成了最后一张照片，和结婚照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