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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Charles Zhang），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64年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赴美，199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学位。1996年创建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8年，爱特信更名为搜狐公司，张朝阳任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之后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
2001年张朝阳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二十五位企业新星之一，同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之一。
2007年10月4日晚，他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玉珠峰大本营上用随身带来的电脑输入www.sohu.com，两分钟后成功登陆，玉珠峰和可可西里无人区首次实现了宽带网络通话。
如果我今天不是站在峰顶上，我就是坐在游艇里和一群朋友在大海中徜徉。但我选择了来到这里。
——2007年10月6日张朝阳历时6天登上青海玉珠峰顶
鲁豫： 张朝阳是个特别守时的人，今天我们本来约1点半来。他到现场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1点31分，非常守时。
张朝阳： 我平时不戴表，也不知道时间。我靠不戴表或者穿着比较休闲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重要的让你非做不可。即使周围的人都戴，你自己不戴表也没有关系。我人生的前几十年里有太多“应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轨道上一路走来。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总有一个标尺在衡量我们，这种衡量从幼年就开始了。我们的教育就是我们衡量的尺度。所以每个人的长大都是痛苦的源泉、焦虑的源泉。我接受这种教育，并在这种价值观下勤奋、严肃、认真地走了几十年，走得非常累。现在终于有一个空间可以使我有机会消除这些价值观了，所以我绝对不戴表。比如我起床，早上一般我会主动起床，我要让我的睡眠永远处在需要的状态，这样我可以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而不是贪睡。如果贪睡的话，第二天也睡不好。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过程。
鲁豫： 他们说你中午一般都是吃一碗清汤面条，上面搁几根青菜。
张朝阳： 吃得比较简单吧。
据说日常生活中，张朝阳最常吃的就是面条。张朝阳回国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一位科技公司老板请的一碗面条。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张朝阳这里，生活中的小节被简化到最简单的同时，工作中的小节却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比如，给员工下命令时，他不用电子邮件，专门用手写。
在15层的搜狐大楼里，张朝阳最习惯办公的地方，是一间有黑板和大屏幕的会议室。作为一个知名网站的CEO，也是多年对网络化信息传递简速化的警觉，他从来不喜欢用电子邮件与员工联络，一般给员工下命令时，他不发电子邮件，而是手写一些小条之类的东西再传递下去。
张朝阳习惯用这样原始的方式传达命令。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他知晓信息传递带来的所有预见性利害，所以他的解释是为了防止泄密所以用手写。它不会像电子邮件一样被随意复制抄送，即使有人要传播它们，也需要走到复印机前，由于翻阅人的数量有限，也很容易追踪到泄密者。
靠不戴表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
鲁豫： 你给员工下命令一般不是发电子邮件，而是写一些小纸条。那些小纸条已经攒了很多了吗？
张朝阳： 攒了一摞了。电子邮件可复制性太大，你写一封电子邮件给几个人，这几个人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传给另外几个人，这样就有可能被泄漏，甚至可能变成一个媒体事件。而用手写的方式传递信息，如果有人想要传播，他必须打印出来之后再传给相应的人，如果需要复制的话他要到复印机前面去，再传给别人，这个过程本身就会造成一种阻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种阻力。信息的太容易复制导致无阻力的沟通和信息的泛滥，会威胁我们每个人。这是为什么我用手写而不用电子邮件的原因。至于办公室放置小黑板，是因为我觉得站着思考，深度会更宽一些。我站着写在黑板上，最后打印出来，这样会有助于思考。走路的时候我也会想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走路的节奏会刺激大脑的思考。
鲁豫： 用手写给人发出指令的那种感觉挺伟大的吧？毛主席就是用手写的。
张朝阳： 没有，我说了，我要克服自我，我没有自我。当你写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体现在笔迹上，员工看到这个字，会感觉比电子邮件更加亲切。
鲁豫： 那倒是，你的字好看吗？
张朝阳： 还可以吧。
鲁豫： 我们的摄影师在你们公司转的时候，你的员工都在很自在的工作，没有人站起来向你打招呼示意。
张朝阳： 我平时在公司都是一个人走来走去，对其他人工作没有影响。这样的话，对公司来讲也可以获得一种解脱，在这种情况下，人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而不是去关注自我，关注“我”做得对不对。我现在在努力达到一种解脱——我的自我是不需要被肯定的，当然已经被肯定很多次了，在这种空性的状态下，我能看到一些东西，产生一种摆脱自我的创造性灵感。我的兴趣和创作性迸发的时候，就给员工打电话，给他们开会。这时候对我来说，履行一个CEO的职责和义务已经被粉碎了。
我的自我是不需要被肯定的
鲁豫： 平时你有保镖吗？
张朝阳：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以前晚上出去的时候会让保镖跟着，但我也没有得罪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用。只要别人认不出我来，就没什么事。鲁豫：男保镖还是女保镖？
张朝阳： 当然是男保镖，什么意思啊你。（笑）
鲁豫： 你的员工一般怎么评价你？
张朝阳： 还好吧。
鲁豫： 平时在公司你发火吗？
张朝阳： 一般不发火吧，三年中很少发火。
无论员工还是朋友，谈到张朝阳，都表示几乎很少见到过他发脾气。他本人也不止一次表示，“我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很内向。”他身上另有一种气质，类似于艺术家的气质，比如他说，“我话少的原因是因为我追求真实。我性格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真实到了一种残酷的地步。”
从心理学上的九型人格理论来分析，张朝阳很有可能是第四型人格艺术家型和第八型人格领袖型的结合体。这样的人格特质既冷静又富于想象力，可以使企业家在一定时期内创造非凡的业绩和财富。同时，对自我可以达到一种更深刻的认知。比如，在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上，张朝阳显然非常清醒。
鲁豫： 他们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张朝阳博士，然后才是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博士放在了前面。
张朝阳： 我也没有特意要表现什么，在美国，一般是以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来体现一个人的水平的。
鲁豫： 我觉得博士还是挺牛的。
张朝阳： 教育这条路我走得太远了，我接受完教育的时候已经31岁了。读完本科或者硕士就可以了，博士对我来讲太长了。虽然读博士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当你还在上学时，别人就已经毕业了。那时我还在麻省理工实验室里待着，整天做实验，同学们已经进大公司赚钱去了。恰恰是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我发现发电子邮件、聊天这些网络应用太伟大了，于是1994年我就想成立公司。可以说读博士也是因祸得福吧，把时间耽误了，却等来了互联网。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读博士还是值得的。
请叫我张朝阳博士
假如张朝阳出生在美国，假如张朝阳的早期教育背景是美国文化，那么今天的张朝阳不仅会是一个企业家，也一定还会是一个艺术家或思想家。
但事实不是假设。1964年张朝阳出生在中国西安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度过的。张朝阳对童年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鲁豫： 你小时候是不是像别人说的，比较多疑，比较孤僻？
张朝阳： 现在的性格肯定是由小时候的性格一点点积累而成的，所以我很难说小时候我是什么性格，这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的。
鲁豫： 你小时候比较顽皮吗？
张朝阳： 应该是比较异想天开吧。我父母都属于小知识分子，上过大学，也比较有觉悟，都入了党。我外公很早就去了延安，1937年入了党，后来被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逃跑了。如果解放后他能到北京的话，应该会是很大级别的官。我小时候是家里的老大，爸妈那时候都在辛勤工作，他们一直都是“先进”，一直到文革的时候都是“先进”。他们在我面前没有大人的权威，这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小时候想干吗就干吗，比较异想天开，思维不大受束缚。
鲁豫： 你小时候干过最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什么？
张朝阳：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特别小，我整天拿着钳子或者铁丝，敲敲这个，敲敲那个或者做点什么玩意儿。
鲁豫： 你做手枪想打什么啊？
张朝阳： 我们当时在兵工厂，厂里面有废的弹壳，弄一个木头把，然后把鞭炮的火药拿出来，放进去，塞上一层纸，放点石子，然后打鸟。其实这手枪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声音很大，比鞭炮的声音大多了。有一次在我家阳台上，我一打，嘣，跟爆炸了似的。
鲁豫： 你打到过鸟吗？
张朝阳： 没有，从没打到过。
鲁豫： 你跟人打架吗？
张朝阳： 打架，那时候都打架，我还算打得少的。小孩子分成两拨儿，一拨儿是大一点的初中生，一拨儿是小学生，相互打架。一般都用拳头打，不敢拿板砖拍。后来快上中学了，人家说上了中学都是用凶器打或者板砖打，如果不这么打人家就说你没本事，我就有点害怕上中学。后来一到中学，粉碎“四人帮”了，大家都开始学习了。我初一就开始学习了，初二已经是班里第一名了，后来物理竞赛也是第一名，所以很快我就被纳入了另一条道路了。但小时候的打架，记忆还是很深刻，我觉得有几个电影能反映小时候打架的情况。一个是路学长拍的《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还有一个当然是姜文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路学长拍的电影跟我们比较像。
鲁豫： 你那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张朝阳： 有过很多理想，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想拉二胡，想着什么时候能进陕西省剧团拉二胡或者唱秦腔就好了。也画过画，然后想当画家。那时候我住在西安郊区，有很多兵工厂，跟我们一起的小孩比我大五六岁、七八岁的，他们都上山下乡，我觉得特别好奇，我也想去。那时候我只有三四岁吧，我父母都在医院里面当医生，医院也搞行军拉练，一出去就是半个月，我爸也跟着他们出去，然后到各个地方做医疗。我也偏要跟着去，一定要去，我妈没办法，后来把我拉到医院的常委党支部书记那里，让他说服我。后来那个书记就跟我说，说了好久，最后我就答应了，不去了。后来我站在那里，眼巴巴看着我爸他们坐着那个解放牌的大篷车走了，特失望，那时候就特别想去世界的各个地方，充满想象的想。
鲁豫： 小时候你想过长大了生活在哪里吗？在北京？
张朝阳： 想过，北京、上海这些大地方，都是我特别憧憬的地方。小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去过上海三个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鲁豫： 你当时崇拜的偶像是谁？
张朝阳： 小时候没有偶像这个概念，后来上了初中开始学习之后，偶像就出现了。比如那时候高能所的曹南薇，还有数学所的陈景润，一系列的科学攻关产生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偶像。除此之外，小时候就没什么偶像了。还有小说里的偶像，那时候没有什么书，从图书馆借出来的很多旧书，我很喜欢读，比如《追穷寇》、《解放军进军大别山》，还有我爸给我讲的《矿区风云》之类的革命故事。还有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鲁豫： 那你一定很喜欢冬妮娅。是不是你的初恋情人？
张朝阳： 算是。可能你们年轻人都不太懂，那时候中国人的思维单一，信息闭塞，“爱情”这个词连提都不能提的，提起来是小资产阶级，是禁区。破冰文章是刘心武写的一篇《论爱情的位置》。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每天吃完午饭以后，小朋友们都在楼里坐在窗户底下听广播，然后就特激动。那时候《论爱情的位置》每天连续播放。
鲁豫： 你懂什么叫爱情吗？那时候才11岁。
张朝阳： 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别脸红心跳的那种，包括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脸红心跳的，第一次接触到描述男女之事的时候，对于我们那么大的小孩就是破天荒，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很小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对美或者对小资的喜好。
鲁豫： 在那个年代你有过具体的小资行为吗？
张朝阳： 没有，绝对没有，那时候一门心思要成功，要学习。中学那会儿看到一些女孩子很好很不错的，心里就算起了一点小火苗也要掐灭的，不会任其发展的，那个时代都是这样，根本想都不能想的。
鲁豫： 那时候有女孩喜欢你吗？
张朝阳： 也许有，我也不大知道。都在拼命念书、考试，没有心思去想。
1976年文革结束，转眼间，知识成为改变人命运的一个跳板，许多年轻人来不及思考什么，便淹没到了那个时代的高考热潮中。那时候张朝阳刚刚上中学，来不及回味童年顽皮和放任的自由与快乐，很快就投入到繁重并且沉重的学习中。“大学独木桥”的竞争伤害了太多中国年轻人的智慧与自信，在“被智力等级划分”的比较中，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一没有承受过在竞争中“怀疑自我”的内心痛苦的煎熬。这种文化的创伤甚至会伴随许多人的一生。
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从现象上看这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母校的荣耀、更是父母的荣耀。为了缓解这种“被比较”带来的压力，张朝阳采取了许多今天看来非常难以置信的方式——长跑、冬泳。他说，“在这种竞争中，每个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直至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到美国之后，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克服掉。”
鲁豫： 那时候你学习很好吗？
张朝阳： 算是吧，一般都在班里前几名，不是那种一考一个准的绝对第一名。我比较厌烦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育，但因为我比较用功，所以都是班里前几名。我喜欢长跑，还有冬泳，游了三年冬游，自虐。
鲁豫： 你去哪里游泳啊？
张朝阳： 清华游泳池，冬天把那冰凿开，然后就往冰水里跳。当时自认为是喜欢，现在回个头来看就是一种自虐，对自己很不满意，自我怀疑，怎么每次考试都考不好。那时候我们班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因为在清华物理，都有一种理想的情结，一根筋。考试是唯一重要的，我们班是各省的尖子往外冒，都非常优秀，甚至很多人立志要拿诺贝尔奖，所以导致了一种小气候：价值观单一。考试好才是唯一的标准，考试不好就是不聪明的。我们班女孩也很少，本来40个人的班有6个女孩，我们20个人的班仅有3个女孩。那段时间里，我们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网络还等着我来建呢），在单一价值观的影响下，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到了扭曲的地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借着冬泳来发泄。二年级的时候，我考试没有考好，压力越大，越考不好，本来复习得好好的，做了很多习题，但是一到考场，突然又被那种情绪控制住。越考不好越对自己不满意，自己跟自己较劲，所以我开始通过长跑、冬泳这种自虐的形式来获得一种强大。
鲁豫： 你不怕感冒吗？
张朝阳： 游冬泳反而不会感冒，你直接跳下去，然后游一会儿再上来，这对身体有好处。
鲁豫： 现在你还游吗？
张朝阳： 现在不游了，现在我没必要自虐，我已经平和了，找到自我平衡了。
鲁豫： 你想考多少名？
张朝阳： 我的理想太高了，那时候我想成为杨振宁那样的大物理学家，对自己要求很高。如果考不到第一的话，我会觉得对不住我自己，因为那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如果考不到，我生活就失去意义了。你看当时的观念多么单一。
鲁豫： 那时候你们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吗？
张朝阳： 也有，别的系里都有，我们班相对少一些，也就是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的聚餐吧。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终于证明自己了，因为我成了我们系里考得最好的，考到美国去了。所以有一年我没什么事情可干，我都不想念书了，后来就出去跳舞、游荡。
鲁豫： 你跳什么舞啊？
张朝阳： 那时候刚流行交谊舞，比如华尔兹。我的动作行为控制特别好，大学最后一年，我才发现在跳舞方面我有天赋。
鲁豫： 大学里交过女朋友吗？
张朝阳： 没有，大学里女生太少了。最后一年可能有过喜欢的女孩，但是交往的时间太少了。
鲁豫： 他们说那时候你可能在两个女孩中间举棋不定，一个女孩长得很好看，但是成绩差一点，一个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成绩非常好。这个划船的是长得好看的还是成绩好的？
张朝阳： 肯定是好看的吧。她当时快出国了，还有几天就要出国了。我们划了一半就不让划了，然后转到颐和园去了。从颐和园走回来，走了一大圈，走了一晚上。
鲁豫： 跟她说明了吗？
张朝阳： 没说什么。（笑）后来就天各一方了，Nothing Happened，没发生什么。
鲁豫： 那时候挺好玩的啊。
张朝阳： 纯真年代，那时候特别单一，特别充满希望，回忆起来挺好的，但当时很痛苦。
鲁豫： 那时候大学生的最高梦想是出国，你当时考到那个奖学金，就意味着你可以出国念书了，不需要打工了吧。
张朝阳： 1985年就已经定了，所以这一年我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感觉，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这个项目以后，我等于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了。你知道在那样一个等级森严、考试成绩决定人的地位的环境下，我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高了，那一年是初尝成功的感觉。
张朝阳始终是一代人中的骄子。他出类拔萃地从清华脱颖而出地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实现了青春时期“出人头地”的辉煌梦想。
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物理学博士。10年的留学生涯为张朝阳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他从电影、电视和杂志上认识美国。他最喜欢的男明星是凯文·科斯特纳；他最喜欢的女明星是安娜特·内宁（《美国丽人》）和金·贝辛格（《爱你九周半》）；他最喜欢的杂志是《名利场》；他最喜欢的电影角色是《复仇》里的凯文·科斯特纳——与他日后个人奋斗的现实版本一样，这个故事充满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好莱坞文化、大亨情结，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是一段开着敞篷车、梳着马尾辫、青春肆意张扬的时光。充裕的奖学金让他不必为生活担忧，但是两种文明和两个社会巨大的反差却足以令张朝阳一边在实验室做着实验，一边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鲁豫： 你在美国打过工吗？
张朝阳： 也就是两三次吧，而且都是打了一天之后我就不干了，因为我有奖学金，打工完全是为了赚点外快。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是为一份报纸Boston Herald做电话营销人员。我暑假没什么事，就去应聘。工作内容是打过电话去问，“某先生、女士，你要订阅什么报纸吗”。第一次一个老太太说，“我已经订了”。我再给第二个人打电话，对方说，“知道了，我不需要报纸”，“啪”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再给第三个打，还是没有结果。我就觉得很挫败，并且没有什么意义——我又不缺这些钱，就不干了走人了。还在纽约一家家具店里干过，也是干了半天，不想干了就走了。
鲁豫： 真舒服，一点工都没打，我还以为你洗碗什么的呢！
张朝阳： 跟很多学艺术的不一样，学艺术的一般需要打工。在美国底层真的生活得非常辛苦，像我们学理工的还好，有奖学金。
鲁豫： 听说你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梳了一个马尾辫子，梳了有多久？
张朝阳： 有一年吧。
鲁豫： 开什么样的车？
张朝阳： 第一辆是六百五十块美金买的一辆车，有一次下雪，不小心刹车撞树了，才开了两个月，之后我又花了七百五十块美金买了一辆日本车。这辆车坏得很厉害，光修就花了好几千，最后开了五年，开到最后不能开了，发动机还很好。门打不开了，我就从窗户里面跳进去。后来工作了，我又买了一辆敞篷车，没过多久回国了，我就把这辆车给卖了。
鲁豫： 他们说你开敞篷车常常紧急刹车，故意做出很潇洒的样子，说的是你吗？
张朝阳： 是，也不是。我玩车比较多，经常开特便宜的日本车，一直开到波士顿的海滩去，那时候还带着墨镜，玩什么都要特别酷。从美国开始，我的价值观开始多样化，以前学物理时候的一根筋开始松动了，受了很多人的影响，比如说美国好莱坞的影星或者美国总统等。
鲁豫： 为什么受了好莱坞影星的影响？
张朝阳： 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世界还有很多方面，不只是念书，不只是当物理学家。那时候看了美国很多的电视、杂志，当时我喜欢看一份比较八卦的人物杂志——《People Magazine》。另外美国总统竞选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当时的一个偶像在美国主持一个节目《学徒》，他是一个地产大亨，竞选时候经历了几起几落，给我印象很深。价值观多样化之后，做物理的这根筋就开始松动了，想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要找工作、付房租，要现实起来。随之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穿着，受好莱坞影星的影响，要酷一点。
鲁豫： 你有过美国女朋友吗？
张朝阳： 美国这段历史我就不说太细了吧。
鲁豫： 行，那我就明白了，我觉得那时候你的形象跟个物理学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张朝阳： 对，尤其是后几年，肯定不会做物理学家了，但是在实验室我还是物理学家，特别勤奋，后来成绩不错，还获得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奖，就是美国物理协会的最佳论文奖。我当时读了一本书叫《找到你的救星》，书里说有的人身强力壮但步行；有的人体弱多病但找了一匹马就骑得很快。我很受启发。后来我就想，我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的马在哪儿？我的优势在哪儿？第一，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我对中国了解，我一定要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第二，能帮我的人是谁？我比较认可的、离我最近的就是我的导师，他是麻省理工的副校长。后来我问他，麻省理工学院要不要跟中国合作点什么啊，他便推荐我到校方。后来我就完全从物理学家变成一个外交官了。
我的马在哪儿
这一天是1995年11月1日，张朝阳刚刚过完自己的31岁生日不久。走下飞机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1月初的北京会如此之冷，也许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了寒冷。此时，中国互联网事业刚刚起步，张朝阳并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未来是什么。
很长时间内，张朝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小一直喜好文学的他，此时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常常拿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甚至他曾骑着自行车去看张承志书中写过的永定河。这类书中描写的敏感、自省和英雄主义情结总让他心有戚戚。而中国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让他惊叹不已。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次机会，他必须要抓住。
鲁豫： 1995年的时候，是公认的“出国热”的时候吧，那时候像你这样，在外面的留学生回国的多不多？
张朝阳： 很少，都是疯子。有两个在波士顿留学回国的人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熊晓鸽，另一个是富国集团的严慈亮，他们当时去哈佛论坛演讲，我在底下听得特受启发。
鲁豫： 你当时回国的想法是什么，办互联网公司吗？
张朝阳： 首先我是想办一个互联网公司，1993年、1994年的时候试了两个月，后来没什么下文。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在自己的国家是特别舒服的，尽管当时的北京还只是一个平面的北京，各个方面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我能感受到那种气息。记得那时候回国，好像满街都在跳舞，放的音乐全都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还有《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连续剧也在热播。在外面待了十年，与中国的文化有断层，一下接触有种夹生的感觉。其实作为个体来讲，我们到底生活在一种观念里面？还是在为自己而活呢？如果是生活在观念里面，那么我们每个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干吗呢？我们应该念书，应该找工作，应该在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舞台中心奋斗，然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些都是流行的说法。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不问一问自己，这种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是不是很舒适？我内心是不是真的很平静？而问及这种根本的问题的人更可能抓住机会。我当时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待在美国这个地方？我在国内感觉特别舒适，在国内我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家。后来在国内，我跟投资商一起做互联网经济，他给我开的工资很少，可能只有在华尔街的工资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表面上来看，我是很落魄的，但恰恰是我在拷问自己的内心，我在为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觉活着。所以我能抓住这个机会就在于我比较忠实于自己内心原创的想法，而不是跟着大家随大溜。
鲁豫：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我能有这么事业有成的一天？
张朝阳： 我已经很厌烦在美国夹生饭的生活了，所以我说，哪怕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一个平民老百姓，至少也是高兴的。
鲁豫： 那时候你有存款吗？
张朝阳： 没有什么存款，那时候我把我的车卖了——两万多美元买的，一万多美元卖了。由于那时候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不像我很多同学特别会生活，导致我经济一直不是很好，信用卡利息什么的欠了一大堆。
1995年以来，美国的互联网发展更加迅猛，网上服务商日益壮大，而中国网络却存在中文信息严重匮乏的问题。张朝阳抓准时机，通过麻省理工的一位老师，他如愿以偿拿到了22.5万美金。1996年8月，在一间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写字楼房间里，张朝阳的爱特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爱特信公司经过一年的探索，于1998年2月推出标志性产业，中文搜索引擎“搜狐”。
“一开始，没人相信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公司，人们觉得把钱给你是很危险的事。但我们又极需钱，我们这种公司就是要用钱来做技术、软件。我到处融资，但在那个年代，没有比融资更艰难的事情了！每天早上我打开电脑，只有几个电子邮件，都是拒绝你的，就像打过来的子弹。”至今，说起最初创业的艰难，张朝阳仍无限感慨。
张朝阳： 英特尔当时有两个人决定给我投资，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六个月的审问，最终那两个人共同说服了英特尔给我投资。那个时候我对风险融资已经有些基本的概念了，创办公司的话肯定要我自己融资，我的投入就是我的信用卡，通过透支信用卡，我在全球飞来飞去地融资，特别艰难。
鲁豫： 你当时透支了几张信用卡？
张朝阳： 我当时就一张信用卡，一直在靠我的工资来交点利息，没办法，就得全球飞，融资嘛，特别紧张。所以1996年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年，也是最辉煌的一年。
鲁豫： 问别人要钱特别难吧？
张朝阳： 那时候不像现在，风险投资还没有起来。我只能飞到美国去，求助于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关系。首先美国的互联网在1995、1996年的时候还是刚刚萌芽状态，雅虎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他们连他们本国互联网到底怎么发展都不太有信心，更别说到中国投资，所以我大海捞针，要找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就更难。我就在纽约、波士顿找了很多朋友，经过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人给我投资了。
鲁豫： 有过特惨的时候吗？
张朝阳： 太惨了，简直惨得不行了。麻省理工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人投资，我就去纽约了。他问我，谁在给你投资，如果需要，你把他们的电话告诉我，我跟他们说一声。我就告诉他了，告诉他之后，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不给我投资，并且还劝说所有要给我投资的人不给我投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受骗了。他希望我回到中国去再做一段时间，拿出一个更好的商业计划来。还有一个要给我投资的人，谈过之后，他说让我下午三点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对我的项目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我很高兴，就在纽约街头随便吃了个午饭，转来转去，等到下午三点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却脸一变，说，我决定不给你投资了。我说你上午不是还表现出兴趣了嘛。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那时候我整个万念俱灰，因为他不给我投资，其他人也不给我投资，我的整个投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他把我领到电梯那儿，等于是把我赶出去的。
鲁豫： 真拿到钱的时候，兴奋吗？
张朝阳： 经过三个月的辗转一无所获，但我麻省理工的教授还是力排众议，认为可以赌一赌，所以我现在仍然非常感激他，他现在还在我的董事会里。那时候八月十五回国，我坐在飞机上，看着那个月亮，圆圆的月亮，我万念俱灰。但我想人类能把这么大的飞机举到天上去，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就这种感觉，就是不可能什么事都不成吧。一无所获回到北京，还是打电话问他们投不投，最后的几个月，他们把我的定价砍掉了一半，他们要获得更多的股份。经过这一段最艰难的过程的洗礼、锻造，我的一生已经磨炼出来了。这段经历把我从书生磨炼成一个特别谨慎、复杂、多心的人，所以后来我能够轻松驾驭董事会。
鲁豫： 后来你见过当初承诺给你投资，但是后来却拒绝给你投资并且把你赶出去的那个人吗？
张朝阳： 这个故事后来是比较悲惨的，他是一个老头，那时候大概六七十岁了，现在已经去世了。后来搜狐上市的时候，他不停的表达出那种惋惜之情，一直在问我最近怎么样了。后来他是得脑瘤去世的，但我不知道他得脑瘤是不是跟错失我这个重大的机会有关。但那时候他大概只需投个七万美元，便可以回报三千万美元。错失这样的机会，我相信他心里肯定是特别难受的。
这段经历把我磨炼成一个谨慎、复杂、多心的人
鲁豫： 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吧！
1998年，中国网络界称之为“张朝阳年”。那一年的2月25日，34岁的张朝阳在北京启动搜狐，10月5日，他从全世界各路网络诸侯中脱颖而出，以四百万美元个人资产的奇迹，创造了中国本土的第一个网络神话，与比尔·盖茨等人一起被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评为全球五十位数字英雄之一，名列第45位。然而也就是在风光一时之后，2001年张朝阳进入了另一个艰难阶段——他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价格连续低于一美元，面临即将被摘牌的危险。
鲁豫： 搜狐上市股价最高的时候，你每天会不会算一下我今天的身价多少，明天的身价多少？
张朝阳： 也不用天天算，大概知道吧。
鲁豫： 你赚钱之后给自己买的第一件很奢侈的东西是什么？
张朝阳： 2003年股票还没有完全上去露出一点端倪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的敞篷车。
鲁豫： 我听你的一个朋友说，在冬天的北京坐过你的敞篷车，下着雨，冻得半死。
张朝阳： 一个记者，他想试试我的敞篷，我就打开敞篷，开了一段时间。那天挺冷的，他写下来了。
鲁豫： 在北京开敞篷车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堵车的时候大家都看着你，你不觉得别扭啊！
张朝阳： 当时还没这么赌。
经历了搜狐2001年股价只有一美元、公司市值只有3000万美元的低谷，也经历了搜狐市值冲破十亿美元的高潮之后，张朝阳慢慢学会“心存敬畏”。
“敬畏他人，敬畏任何事物。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懂，要有倾听和学习的态度。不要骄傲大意而想当然。”
现在的张朝阳，坚持吃素、运动和一切世俗玩乐，并力争活到150岁，“我就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负担，就是好玩。长期以来都有人说我肤浅、作秀，我就是觉得好玩，这是我的一个活法，我现在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无疑，他也是一个会玩的人，舞蹈、唱歌、瑜伽，每样他做得都不错。
鲁豫： 当时有一段股票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说你释放压力的办法是跳迪斯科，去蹦迪？
张朝阳： 股票在2000年上市，2001年的时候到了谷底，因为纳斯达克崩盘，全世界都在怀疑互联网公司的价值以及网民的价值。由于没有商业模式，我们还没有盈利，都在亏损，所以董事会给我的压力非常大。他们这些人不懂互联网，就整天指责说你没有管理经验，这么亏损下去怎么办。我压力特别大，随时都可能被解职，所以就强忍着，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从2002开始，公司的广告开始缓慢地增长，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搜狐的无线业务已经做得非常大了，我们一下就盈利了。从2003年开始，股票就开始急剧攀升，这时候董事会就开始高兴一点了，但是问题还是很多。所以我一直在着手如何把董事会里不太懂互联网，而且对中国人不太信任的这些人，逐渐就把他们踢出董事会。2003年8月份董事会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权力基本上在我掌控之中了，哪怕公司消失了，我这辈子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就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1999年到2003年这几年当中，我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价，都有点神经质了，我需要释放。我本身喜欢玩，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蹦迪。我以前老戴着帽子，怕别人认出我，或者怕董事会抓住我的把柄，后来觉得局势掌控之后，我就偏这么着，无所顾忌了，把帽子摘了，就让别人看我蹦迪。
鲁豫： 你蹦的姿势好看吗？
张朝阳： 我不是在夸口，我舞蹈方面的创造性可以让很多专业人士看了都非常惊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空性的表达，是脑子里的意识在音乐的节奏下表达出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非常独特的，倒不一定要学什么太空步。他们搞专业舞蹈的人看过我跳舞，觉得我可以去当老师了。我的舞蹈里面包含了小时候武术的动作、太极的动作、芭蕾的动作，但我没练过芭蕾，不过我的动作很像芭蕾又有hip-pop的风格，好几个结合在一起，而且总是根据音乐而动，音乐会决定我跳什么。
鲁豫： 你去卡拉OK都唱谁的歌？
张朝阳： 流行歌曲，最流行的。我会唱好多女孩唱的歌，男孩的歌一般我唱就觉得有点怪，我觉得表达的那种东西啊就太浮浅了，唱起来觉得别扭，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唱男孩唱的歌。我唱女孩的歌，好像就听着一个女孩在向我诉说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觉得怪，不觉得浮浅。蔡依林的《舞娘》，TWINS的《星光游乐园》，我也喜欢梁静茹，像《暖暖》那种歌，还有什么萧亚轩、张韶涵、许美静啊。男孩可能就是许巍的歌还可以吧，罗大佑的歌也可以，我的跨度很大。
鲁豫： 你是麦霸吗？每年搜狐大会上，你唱歌吗？
张朝阳： 不是，搜狐的员工比较少，不会唱。
张朝阳以嘻哈风格登上杂志封面
鲁豫： 他们说你练瑜伽练得特别好。
张朝阳： 也没有正式练，我觉得瑜伽的某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它是动作、呼吸和思维三者合一的一种东西，很符合人体的工作规律。
鲁豫： 最近又买了一个很大的玩具，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很喜欢——一艘大游艇。
张朝阳： 就在北京的近海，但最近太忙了，没怎么开，可能明年夏天会玩得比较多，冬天可能弄到三亚去，这样可以玩得时间多一些。这个游艇要配置跟它的相匹配的各种服务，比如白色的桌布、上好的咖啡、上好的早餐以及上等的朋友等。现在配套设施还在码头建，各方面还没有完成呢。
鲁豫： 以后的梦想是什么？
张朝阳： 我的梦想是在探索心灵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能真正放下自我，达到彻底的、百分之百的、高纯度的无焦虑，这样就会让衰老终止，这样的话我可以活150岁。150岁不是目标，150岁是一个综合参数，是告诉我，我的焦虑克服到了什么程度，我的生命状态是不是已经处在一种停止衰老的状态上了，另外就是如何在这剩下的100多年里活得更有趣。
2003年张朝阳率领搜狐登山队登顶珠峰
尽管有活到150岁的豪迈畅想，但是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张朝阳却仍然单身。曾经有人将“sohu”进行了一些联想，甚至有人说，张朝阳将“搜狐”作为自己网站的名称，是因为他偏爱《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里面鬼女、狐女，她们柔情似水、飘然若仙，翩翩而来、如风而去。不知，现实里的张朝阳是否也喜欢此类虚幻若仙的女子，以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头上一直顶着“钻石王老五”的光环。
鲁豫： 问一个你可能不会回答的问题。你会结婚吗？
张朝阳： 现在还不知道。婚姻首先是一种法律的形式，其次是你要跟一个人度过很长的时间，但我可能更多的时候需要独处。
鲁豫： 希望你达到你的境界，但到150岁我是活不了了。
张朝阳： 我觉得你的佛性还是挺高的，所以你还是有希望的。我保证十年以后比现在还年轻，这是我的一个目标，那时候将会有很多信徒很多人来取经，因为我摆在这就是一个证明，你们要按照我的思维方式，你们同样可以活得那么年轻。
美国诗人格雷戈里·柯索在《战地报告》写道：“错，我不是生于三月三十三，对，我生在自我当中。”“对过去没有记忆，对未来没有奢望。”在对自我了如指掌之后，张朝阳做出他的自我抉择。当他的心灵从焦虑慢慢走向宁静，搜狐文化也一步步拒绝“虚妄”，杜绝口号和作秀。
“只活在当下”，这是蜕变，也是回归。从一个数字化浪潮的鼓吹手和布道者，到一个追求没有焦虑、无我生活方式的开悟者，张朝阳一直在追求一种解脱。除了精神上的，财富于他，也是解脱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