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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提出“协同共生论”这个新的概念和管理方法时，我们已为此深入探讨了10年。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力量、企业的挑战、管理者的压力、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却又充满不安的真实世界。传统认知的局限性、传统组织模式的限制与无力，始终敦促着我们要找到解决方案；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新形态组织模式的创造力与活力，持续激发着我们去寻找解决方案。当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之时，我内心中涌现出的却是在2020年底为2021年写的新年寄语，这份寄语体现了我们10年研究的心路历程，所以，我决定把它作为本书的序。
2020年超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注定以其特殊性被载入人类历史。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描绘将要过去的2020年。如果用色彩来诠释，是黑、灰、蓝、红四色交织在一起——绝望与惶恐，曙光与希望；未知病毒前的无力与人性光辉下的温暖；在人类高歌猛进的征途中，忽然按下暂停键的寂静……从个体的忐忑、群体的躁动，到全人类的冲撞，这一年，我们终于明白，于浩大的宇宙而言，人类极其渺小，还非常无知。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写道：“西方生存的分水岭是1800年——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充实而自信，它是在一个内在的、伟大的、不曾中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哥特人野蛮的孩提时代一直延续到歌德和拿破仑（时代）……在它的另一边，是我们大城市那种迈入暮年、造作而无根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是理智。”
1800年的220年之后，我们可以说人类生存的分水岭是2020年——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平实而自我约束，它是在一个值得敬畏的、共生的、反求诸己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浮士德“用心灵去寻找希腊人的土地”的时代延续到现在。在它的另一边，是人类为自身发展所做的进一步刺激、对财富无止境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是自我而世俗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也许是科技。
在我的年度精选书单里，有两本书带来的启示显得更加不同。安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一书中，追问我们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人为什么而活？”这个人生中最重大的问题，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人们被裹挟在变化的洪流中，在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只关注现实的需求，只关注人为的、外在的甚至被称为科学的评价尺度，但是，“科学创造了它无力填补的一个空洞，是引起当代人烦恼和渴望的原因”。人们丧失了自我。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从始至终都在探讨人与他人、与世界、与宇宙的关系。“当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很快就能察觉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关。”他的这段话在2020年的春天里一再得到印证。有一群人，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与陌生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疲惫而坚毅的身影、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看到人世间卑下的自私和高贵的无私之对照。爱因斯坦写道：“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爱因斯坦以这份敬畏及强烈的责任意识，以融入骨子里的善、美和真，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致力造福人类世界。
从工业革命开启至今的200多年间，人类借助技术，努力构建更繁荣的社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因此获得的飞速发展怎么描述都不为过。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日新月异且充满自信，憧憬胜利的欲望填满了每一个角落。也正是这自信与欲望，让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导致我们被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视角中。当下的时空局限，让我们甚至不知道内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21世纪的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将带来的是从未有过的不平等，还是真正实现共同福祉？
今天的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同时也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威胁，以及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的恐惧。世界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样子，我们似乎第一次由自信转入迷茫。理查德·德威特在《世界观》中写道：“这是有史以来（至少是在有记录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没有隐喻可以用，而且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分割点，也就是，从今以后，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用一个方便的隐喻来总结自己所居住的世界了。”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间点吗？不完全是。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整体，经由2020年的疫情考验，都能够获得对自我与外物的深度认知，拓展生命的维度，使创造性行为回归自然，重振文明生态的多样性和天然性。这恰恰是人的身心被重新唤醒的时刻。重塑，是2021年根本性的选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热衷于成功与增长。技术公司高歌猛进，万亿美元市值公司涌现；新独角兽公司，从几十亿美元，到千亿美元，迅速崛起；科技产品和服务惠及数十亿人的生活，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也窥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医学与健康领域不断的发现与创新、强大的医疗网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既帮助人们将寿命延长了超过20年，也带来了有关生命伦理底线的挑战。
这些显见的成功，让人激情澎湃却又焦躁不安。技术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些甚至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人工智能的出现，更让人有些胆怯，不知道未来人会处在何种境况。在繁华之下，我们所要探寻的人生意义又在何处？
几千年前，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已经在论证等腰三角形的两等边对等角。这些早慧的哲人，在希腊明媚的阳光下生活，心满意足。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引发感受、思考以及不停的探索。他们为生活而思考，为思考而创造科学，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科学，没有一门不是建立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的。先哲的智慧让我们懂得，真正的信念并不是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所有重大的挑战，往往最能凸显生活的价值。真实生活的质朴、纯粹，因其“普遍性”而贯穿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之中，生生不息。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再读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的“人类历史只是宇宙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这个观点时，我们感受到的已经不再是共鸣，而是忐忑。我们需要真正接受的是：人类是现存物种中的一种，并且所有物种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千万生灵的历史和视野”。但是，随着技术让生活更加便捷，让人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让人类活动的空间更加广阔，让社会更加繁荣，一个又一个重大发现让人应接不暇时，我们已然对自然不再心存敬畏。
今天的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如果不能真正基于责任而有智慧地运用，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不能高估人类自己，反而需要更加谨慎和小心。此时，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是一个组织的基点，是人类共同的基点。培根曾骄傲地宣布“知识就是力量”，但我却更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责任追随知识”。
教育、信息与数字技术的普及，让大众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知识，进而获得更多的力量，甚至是权力，由此也必然产生更普遍的责任。相对于我们一再努力追求的更大的目标、更多的财富而言，真正推动人类进步的却是值得信任的创造。具有责任意识的人，总是因承认自己的渺小无知而深具同理心。他们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关注美好的事物，并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就如爱因斯坦所言：“外在的强制在某种意义上只能减轻但不能消除个人的责任……任何为唤醒和支持个体的道德责任感所做的努力，都是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是责任使人类代代相传，而不是其他。
竞争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习惯并默认的一种生存方式。竞争造就了强者和弱者。随着技术、资源、财富的重组与重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更有甚于以往。竞争虽然带来了活力和发展，但是竞争带来的不平等和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我们透彻地感知到“竞争”与“合作”的内涵。
在科学层面，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与医生进行着令人惊叹的合作。他们共享信息，共享成果，共同研究这种病毒，研制疫苗，并协同作战为全球寻找解决方案。合作带来了全球的曙光，让人们对科学战胜疫情充满期待。在政治层面，我们看到的刚好相反。在疫情开始，某些国家争夺资源，故意散布错误信息，阴谋论满天飞，它们不选择全球性的行动计划，甚至想第一个拥有疫苗来获得经济与政治优势，以至于到今天，全球依然处在疫情危机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警示我们，人类更需要合作共生，而不是相反。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如果一直保持当初产生问题时的意识水平不变，那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新的世界观，来重塑技术的价值，来理解生存方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人类所有非凡的进步，并非来自竞争，而是出自合作。人类得以在万千物种中存在，并不是因为人类自身强大，而是源于人类与万千物种的关联与共生。科技已经让人类拥有了巨大的能量。我们依然相信，人类能够找到与自然、与未来共生合作的方式，从而拥有与这巨大能量所匹配的智慧。
疫情带来的未知与冲击虽然让人措手不及，但是在2020年的时空里，依然蕴含着人类内在的精神力量——认知自我，不断探索，跟随智慧，从心向善。我们改变了固有的生活习惯，采用了全新的工作方式；我们探索出了新的商业模式，也形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约束自己，以新的视角来审视过去的生活，来叩问自己的内心，并寻求人性的回归。
疫情面前，我们深感自己的渺小和无知；科技的能量，要求我们更审慎地运用技术与知识，甚至需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深知，一切问题的根源并非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明智地使用它们，其核心基石，就是我们是否拥有正直的信仰、自我约束的力量。我们的主要敌人，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自己。
几千年前，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劝诫人们要更了解自己，并认识自己的无知。如果不能了解自己，就不能持续拓展空间，生命必然狭隘；如果不能了解自己的无知，就不能持续超越自我，生命必然僵滞。这是自我教育与持续学习的过程，只有有了此过程，我们才能扩展自己的理解能力、约束能力、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一位作家说过，这个世界，看似复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但是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难以复杂。
在2020年的新年寄语中，我以“2020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涅槃重生”作为结束句。来到2021年，我依然重复这句话，只是，我相信，经历过2020年的你我，会更加明白这句话的意义。经历过疫情洗礼并勇于重塑自我的人，能够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可以超越人类自我的狭隘，可以超越技术的中性而归于人性的光辉，可以于质朴、平实的生活之中窥见美好，并由此让世界更美好。
2021年，让我们做一个重塑者。重塑自我，重塑美好世界。
做一个重塑者，我们就从这本书开始行动！
陈春花
西方机械论的范式造成了全球危机，此时人类唯一的希望也许是需要一次彻底的内在转变，并上升到一个新的意识水平。
——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
2020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新型冠状病毒遍及全球，不仅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还使得世界进入了罕见的“大封锁”状态。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英国在隔离检疫规则上争论不休，美国则继续为贸易战磨刀霍霍。尽管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联储贷款给他国央行，但美国并不愿意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抛弃全球化。”正是因为各国之间的不协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世界依然被动，全球依然处于“大封锁”状态，全球经济依然处在衰退之中。
令人敬重的是2020年封在城中的武汉人，他们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协同了全国，成就了所有人的共生。令人欣慰的是全球科学家与医学工作者之间的协同共生，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向全球发出的呼吁：“我们需要事实，不需要恐慌；我们需要科学，不需要谎言；我们需要团结，不需要污名。”正是世界各地科学家与医学工作者的合作与协同作战，使得全球极快地了解了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信息，并快速研制出疫苗，让人类拥有了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希望。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们深深感觉到，传统的、竞争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放大问题的因素，并不能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些行之有效的、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方案，引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爱因斯坦曾表示：“如果一直保持当初产生问题时的意识水平不变，那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假如说，工业时代采用的是以流水线、分工为核心特征的模式来解决问题，那么数字化时代一定会采用一种新的、不同于流水线与分工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已经伴随着数字技术而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新的世界观以及新的方式来重构组织及其运行模式。
随着数据、协同、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彼此碰撞，全新的商业范式诞生了，它动摇了今天许多商业组织的根基。传统行业边界不断被打破，行业间的界限正在消失，任何一家企业以及任何一位企业管理者再也不能为自己拥有成功的经验而沾沾自喜了。正如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在《生命之数》一书结尾处所写的那样：“科学正在使一个个村庄转变为一个个全球化的社区。数学与生物学的融合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团结就是力量。”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这股团结的力量更加强大，也更加容易形成。大量的实践证明：协同共生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
从数字企业的崛起，到新型冠状病毒按下数字化的快进键，再到今天产业数字化的加速发展，这些根本性的变化，推动着我们去探寻协同共生的本质，寻求协同共生效应的价值，以及明确实现协同共生价值的相关管理要素，包括始终贯穿其中的利他共生。
我们清楚地知道，要解决在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所产生的问题，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做出彻底的改变，更需要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更有意义的协同、更有价值的合作、更具责任的创造以及更具灵魂的机构。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其定义如何？管理模式与架构如何？有什么样的关键影响因素？我们将如何去创造和实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本书的焦点。
虽然本书仅限于探讨企业组织的新方式，但是我们确信，从商业活动开始的改变，势必会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从商业企业的协同共生开始，社会将整体步入新的意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