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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出版后，壮心不已的杨焕亭先生再度挑战自我，又创作出了一部鸿篇巨制——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以两百多万字的皇皇大作奉献于广大读者，这再一次见证了他的创作实力和坚实的文学步履。在《武则天》即将出版之际，他特诚邀我为这部新作写几句话，以弁卷首。对于历史人物武则天，我素无研究，但盛情难却，遂写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女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圣母，二是怨妇，三是烈女，四是祸水。圣母类有女娲、姜嫄、王母娘娘、吕雉、慈禧等。她们在温情、理性、独尊与细腻、敏感、阴狠的两极对立或爱恨参半中，把人的价值投向女权主义，在“德”与“才”之间，建构女性主体；怨妇类有刘兰芝、窦娥、琵琶女、林黛玉、祥林嫂等，她们在隐忍与闺怨、凄婉与郁愤、呻吟与苦难中，用自持与妥协把人的价值投向对封建神权、夫权、族权的控诉和责问；烈女类有杜丽娘、李香君、嫦娥、孟姜女、祝英台等，她们在儒家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环境中，对女性“内言不出阃外”的道德坚守之内或叛逆之外的两极处，把生命的价值投向挑战或冲破旧制度的黑暗，用生命的毁灭点燃心中理想的曙光；祸水类有妲己、褒姒等，她们在“男权中心”的道德歧视和压迫下，以一种扭曲的极端方式，把青春、爱的生命价值投向对落后势力的反抗。这些林林总总的女性题材作品，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绚烂的画廊。而武则天则属于圣母这一类。
目前，表现圣母类题材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坛风生水起，但这些作品大都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库中“拿来主义”的观念移入和创作方法的借鉴。真正使女权主义文学创作走向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审美范式的作品，应从杨焕亭先生的《武则天》论起。
西方一位哲人曾指出：“看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应该首先看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大唐时代，出现武则天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女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历史壮观、政治胜景，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政治因素、人文基础、吏制条件、精神构成、文化形态等，是促进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关于武则天，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误解和独断，她的形象往往被简单化为窃权大盗、“面首”政权、酷吏主义、反传统主义、家族主义等等。客观地讲，武则天有很多面具，要寻找自身同一的“真正武则天”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武则天”，不等于没有一个多面孔的武则天，更不等于没有一个聚集在“武则天”名下而区别于其他思想感情的武则天。于是，深入细致地厘清武则天面具和臆语背后的思想真言，搞清楚她的思想感情与那些链接在她身上的种种猜测、臆想、独断的关系，尤其是分析她的历史作用、价值意义、正负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形象。
故事是从风云一世，伟业赫赫而又对武媚怀着复杂情感的李世民撒手人寰，唐朝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切入的，从而构成了她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宏阔背景。一方面，唐朝经过李渊、李世民两代皇帝的经营，进入经济、政治稳定时期，面临着发展和中兴的课题；另一方面，因为李世民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也积累了诸多的宫廷矛盾，它深刻地影响着武则天的命运。
武则天先侍奉太宗李世民，后又侍奉其子李治，其中的沧桑和苦涩只有她自己深味。这种身不由己的遭遇，使她成为一个踏破封建伦理的樊篱，无视封建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跨入价值论绿草地的历史人物。她的恢宏气度、超凡脱俗、心狠手辣和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都与此有关。而这些，都是见诸史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杨焕亭先生对弥漫于历史长河中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封闭的、保守的伦理判断的突破，贯之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全面的、开放的、进步的价值判断。
武则天的女权主义，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之中的，是从人本主义生命激情中生长出来的，是从情感携裹着“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中生长出来的，是备受压迫和束缚的中国女性向皇权政治与血缘伦理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她在取得权力的路上，与维护李氏王朝的势力做了一次次腥风血雨的较量，从长安大明宫到神都洛阳，从瑶光殿的丹墀内到诸王任职的州郡，时时唇枪舌剑，处处刀光剑影，到处血污飞溅，人头落地。鲜血冲垮了横亘在权力途中的高山峻岭，白骨填平了她登上女皇宝座途中的深峪大川，经过浴血奋战，她才竖起了“大周”的旗帜。这不是个体自然生命的自由生长和绽放，是中国男权中心的皇权世袭制发展到极端处的一次女性反抗的总爆发，总展示。这样，《武则天》此书就不单纯是一个杰出女人的故事，而是被作者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勋代表因武则天是女性而反对她参与政治给予了道德层面的否定，这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作为一位政治家，武则天有着从唐太宗那里继承来的胸纳万里江山的品格，有着杰出的治国才能、政治智慧和大局意识。为了推进经济发展，早在任皇后时期，她就提出了十二建言，提倡大兴农桑，节俭政治，特别是在执政以后，制定了经济发展纲领——《兆人本业》，抑制豪强兼并；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她可以摒弃前嫌，大胆起用曾经反对她的裴行俭，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总章选制改革；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她不拘一格起用曾经打过败仗的王孝杰，一举收复西域四镇；而她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与刘仁轨、娄师德、狄仁杰、李昭德等人的肝胆相照，彼此心知，无论如何都是感人至深的。她的大局意识体现在绝不将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情感生活纠缠在一起，从而对苏良嗣痛打薛怀义、狄仁杰痛打王庆一的举止给予了容忍和宽恕。因此，她是一个挟天子以令群臣，能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治国方略，能控制局面，精于权术，有雄才大略且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是一个敢为人先，开宗立派，革古鼎新，有胆略，有魄力的改革人物。所有这些，构成了武则天性格的主导性，使她能够光彩灼灼地站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行列。
武则天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求权力意志”的层面上。她认为人不可能在其被抛入的世界中被动地生存，人必须对存在的世界表态、发言，证明自己存在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创造和建构自己“理想世界”的生存状态。人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有尊严”“有地位”的世界中生存。在这条道路上她“损人利己”“呕心沥血”“煞费苦心”“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唯我独尊”“舍我其谁”地活着。武则天的权力生存论是由借助爱情、生育取得皇权，挟天子以令群臣，“清君侧”，形成以武氏为主的政治势力。集创作与评论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传记文献，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思维的丰富想象，用审美的表达对这三部分进行了形象生动而又鲜活的情感诠释。诚如黑格尔所说：“性格的特殊性应该有一个主导的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型，性格同时仍须保持住生动性和完满性……”
武则天是一个从宫廷底层一路冲杀，坐上女皇宝座的历史人物。这种特殊的经历浇铸了她独立、理智、进取、勇敢、冷静、隐忍、猜疑、妒忌、阴狠、残忍的性格，也夤演出她复杂的内心矛盾，扭曲了她与李治及其儿女们的关系。
在人性的层面上，从贞观十八年雪中相识到贞观二十三年被李世民遗诏发配感业寺；从永徽二年被接回宫，到最后被立为皇后，她对李治付出了一个女人的真爱。“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不仅寄托了对李治的思念，也把她婉丽的一面表露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二圣”并立的日子里，她对李治的情感都是真挚的，唯其如此，在李治驾崩后，她才倾其才华和情感，写下了千古绝唱——《述圣纪碑》。这也正是作者厘清武则天情感世界的一条线索，是对历来武则天爱情观评估的一种颠覆。作者的意图在于，从人的存在角度还原一个女人的原生心态。
问题在于，当面对权力诱惑和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时，她的内心就陷入剧烈的冲突。她淡漠亲情，残杀子女，嫁祸于人，排斥异己。尤其当她报复地看待男人的情感世界时，整个心理就被扭曲了。她认为“以她的美丽与魅力，就在这张皇榻上同时拥有两三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他们是什么？与自己脚上的鞋子一般无二，随时都可以换掉，而她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不仅仅是迥然相异的男人味道，更有旷古迄今从来没有过的女人的自尊”。她拥有薛怀义、沈南璆、张昌宗、张易之等面首。这时候，她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的道德观念是：自私、利己、自主、强权，强调恶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这种内心矛盾的复杂，是由她所生存的环境矛盾促成的。她一生执政五十多年，她周围的人在权力的交替中，形成剧烈的道德人格分化：许敬宗教子无方，其子与后娘乱伦；李义府自恃得宠，贪欲无度，连襁褓中的婴儿也要求封赐，他还私相授受，卖官鬻爵；薛怀义卖身求荣，恃宠跋扈；武承嗣杀人奸尸；来俊臣不断纳妾；武崇训与寺院女尼李裹儿私通；张昌宗、张易之侍女作恶多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狄仁杰、李昭德、娄师德、姚璹、姚崇、宋璟、徐有功、王孝杰这些杰出政治家，才使得她性格的主导性得以合乎逻辑地发展和完善。
上官仪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被武曌陷害绑赴刑场准备杀头时，“忽然发现他并不那么仇恨武曌。从长安到洛阳，他目睹了武曌应付裕如地处置朝廷面临的内政和邦交问题。平心而论，他很感佩她的定力和智慧超越了许多男人，包括当今皇上。别的不说，单是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的几次大战，她辅佐皇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且连战连捷，就足以让那些狎昵厮养，骄纵失度的唐室亲王们汗颜。”“姜恪也对皇后谋断极为赞同，不仅仅是这一次出兵高丽，多年来每每朝堂议军，皇后总有不凡之见，对天下军势了然在胸。”这些情节和细节的设置和描写，都是在“道德评判的二律背反”处，思考着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作用和价值。在这里，道德的二重性是用鲜活的生命演绎其历史的逻辑层次的。
正是在这两种势力的影响下，武则天成为直面人生，痛饮生活酿制的苦酒、委曲周旋、以守为攻、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工于心计的坚韧女性。她从感业寺回宫后，遇到了两股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一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等人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柳奭、长孙无忌、韩瑗、崔敦礼、上官仪、于志宁、裴行俭、来济和禇遂良等忠君护国大臣。左右夹击中的她强忍内心的苦楚，笼络人心，逢场作戏，竭力争夺，培植亲信，遍布耳目，恩威并举。她在许敬宗、崔义玄、李义府、袁公瑜、狄仁杰、李昭德、上官婉儿、武三思等人的极力拥戴下，竭尽全力，终于打开了一个行使女皇大权的政治空间。
武则天的个人成长史，是皇权中心与平民意识、男权中心与女性反叛、世袭势力与反抗力量、抱残守缺与除旧布新的斗争史。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仕女，从太宗阶下的显才扬气、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宫闱深处的争宠夺爱、废黜皇后的生死较量，到多次以莫须有的罪名“清君侧”、泰山封禅显圣威、“二圣”临朝功卓著、培植家族势力与李氏抗衡，到神都受宝尊号为“圣母神皇”、天授元年称帝……这里有太多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更有丰富的人类社会政治学的内涵。
武则天的政治斗争史，作者写的是风云诡谲的政治，是政治风浪中的人的情感，是政治家情感深处的隐痛和酸楚。例如武媚杀女诬皇后、李勣死后她的酸楚，狄仁杰死后她的感伤等，通过这些典型细节的描写，展现了她人性的一面。
李治在武曌胁迫下的压抑与隐忍，李旦的三次被迫让国，六年别殿空悬，爱妃双双失踪，他的自尊心被母亲摧毁得荡然无存……
宦海险恶，从者多艰，无论是忠实于李治的宰相还是追随武曌的大臣，他们各为其主，人人作难，个个自危，如履薄冰。武曌专权，随心所欲，排斥异己，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崔宣礼为夷陵令……降皇太孙李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王……
女皇至高无上，一手遮天，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忠良。李贤面对李弘的碑石，潸然泪下，为他可怜的皇兄，也为他无奈的父皇。上官婉儿在李贤被害后的痛苦心情，李显与狄仁杰见面时的提心吊胆。
作者十分注重以细腻的笔触去刻画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例如长孙无忌“被皇上‘赐告’的日子里，他只带了府令和十几名卫士悄悄离开京都，前往昭陵拜谒先帝和故长孙皇后。车驾行了整整三天，才到岚浮翠绕的九嵕山下。此时正是正午时分，五彩祥云时而攀上峰顶，时而飘落山谷，与浅蓝色的雾霭拥抱在一起，远远地可以听见跌落沟壑的飞瀑轰鸣。这一切，让长孙无忌浮想联翩，忆思漫漫……”“如今，嵕山依旧，人已去矣，长孙无忌久久地望着伏虎般的山陵，不禁老泪纵横。”……
人性在皇权高压下的呻吟，人情在仕途多舛中的哭泣，写得那么动情，那么入情入理。
武媚从感业寺回宫后深藏不露，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地到褚遂良府上拜师学书，她对褚遂良的尊敬、恭维，对其字的评价，一下子打动了他，使他有“知音”的感觉。这就为后来褚遂良在武媚册封为“昭仪”一事上的顺水推舟奠定了情感基础。
武曌最后还权李氏，“看着眼前几度被自己废黜的儿子，如今重新登上皇位，她心底五味杂陈，有着对过往的不舍，有着对命运的感喟，有着对早年的愧疚。”“其实，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应该是李贤才对。”“往事如烟，一切都已逝去，一切无可追回。此时，她忽然地就想到那个曾经同自己姐妹相称，最后圆寂于西山的明霁，那是她到洛阳后，第一次在龙门山遇见她。显然，那一次明霁对她的变化感到很惊异和困惑。两人分手时，明霁留给她的话是什么，她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明霁告诉她：‘人生本是业报相续，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莫非自己的今日，即是业报因果。‘几所不作，未得所失’，自己要早一天明白，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这些描写都是很精彩，很动人的。
作者对女性寄予深切的理解、认知和同情，对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和世俗观念给予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在众多无子宫中妃嫔、婕妤、才人被驱赶到感业寺削发为尼，为太宗皇上守灵从戒一节的描写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凄婉、幽怨、悲恸和隐忍。作品中明霁的陈述，上官婉儿的孤凄，太平公主婚姻的不幸，几个皇妃王妃的遇害……都看得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妇女的深深悲怜。
作者很注意在叙述的过程中，用隐喻、暗示、象征的细节设置和描写表现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例如李旦知刘妃和窦德妃觐见武曌而惊昏，打破玉砚，裂口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断成两片，伤口的裂痕如刀切一般。这些形象的描写，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作者的知识储备是渊博而充足的，政体吏制、朝廷议事、佛学法界、诗词创作、文言骈体、古语修辞、书法史论、美术品鉴、皇宫的衣食住行、古玩瓷器、中医病理、针灸穴位、周易天象、节气稼穑等方面的情节设置、场景和人物关系描写，都显示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有的知识修养和艺术储备。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史学骨骼、学术品质、传记色彩、文学精神的历史小说。我很欣赏。
（本文作者系原陕西文学院院长 研究员）
2014年11月22日于长安古都大明宫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