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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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译文】
最高尚的品质恰似水,它养育了万物却不争名争利,甘心处于低洼卑微的地境,它所体现的特质几近于“道”了。
【诌议】
水的特性是最值得推崇的,水利万物而不争,它用自己的血肉身体滋润养育了万物,却不想着因此而争得自己的利益;它栖身的地方是大家都厌恶的滩涂低洼之所,它不因此而觉得委屈,更不会想方设法地谋求高位。水所力行的就是“道”啊!具有这样道行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存在。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曾经在中国的西北当兵,亲眼见到一群群的铁路工人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光着膀子,顶着炎炎烈日在抬铁轨,扫流沙,使得一列列火车在沙丘中得以顺利通行;我也知道,我们的一些很有天分的大科学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自己最宝贵的才智年华都留在了西北的戈壁滩上,默默无闻数十年,每月的工资不过一百多元。我们享用了他们的血汗、心力和生命,给他们的却很少很少,可却从未听说他们为自己争这争那,怨天尤人。杨南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杨南生是中国航天固体火箭技术的奠基者、领军者,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0 年自英国留学回国,在内蒙戈壁滩上工作了 20 多年,与家人聚少离多,在北京的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杨南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和国,他未获得参评两院院士,也未被评为“两弹一星”的功勋,老年蜗居在没有电梯,下雨漏水的老楼里。去世后,一名护工在微信上发文:“我们怀念杨爷爷,爱杨爷爷,是因为杨爷爷尊重我们每一个人。”邓稼先,美国普度大学博士,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机会,1950 年回到了贫穷的祖国,从此进入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队伍,来到了西北荒漠,20 多年的时间里,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他作为两弹功勋,获得了人民币 20 元的奖金。1985 年,因受核污染去世。叶企孙,哈佛博士,清华大学四大哲人之一,1925 年到清华大学,他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专心任教,在他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的 10 年里,培养了大批人才,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邓稼先、周光召、陈省身、朱光亚、王大衍等都是他的学生,23 名“两弹一星”功勋有 13 名是他的学生,两院院士中有 50 多名是他的学生,被誉为“大师的大师”。李政道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他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把自己最倚重的助手熊大缜送到抗日根据地,不幸被当作特务处死,叶企孙本人在“文革”中也因此受牵连,被当作特务关进监狱。晚年病重,孑然一身,拒绝治疗,平静去世。他们这些人,都是最有道德品行的人,也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译文】
安身于恰当的地方,思虑深远细密,待人宽厚仁爱,言行诚信可靠,政务妥善处理,遇事有决断处置能力,行动选在最合适的时机。正因为不与人争,不做过分的事情,故不会有灾难的降临
【诌议】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此七善即是水的特质:“居善地”是指水选择停留在卑下低贱之所;“心善渊”是指水具有宽广深厚的胸怀和缜密的心思;“与善仁”是指水广施恩惠而不自利;“言善信”是指水的真诚无欺;“正善治”是讲水的合理利用;“事善能”是指水的功用;“动善时”是指水会依季节时令而动。水是聪明的,冬天结冰以自保,春天奔腾而欢畅;在圆的容器里是圆,在方的容器里呈方;遇障碍就翻越过去,翻不过去就绕行;与山岩和平相处,与大地同心无争;直面而来的撞击它避让,坑洼之处它填满;天地是它的轮回,大海是它的归宿,这就是水。水的“七善”,归结起来就是不争,因为不争,所以没有忧患。老子是将水拟人化了,水的“七善”也是人的七善,是人应该遵守的做人准则:
所谓“居善地”,就是要正确地评估自己在人群中应处的位置,是什么人物就演什么角色,循礼本分,不卑不亢,如此便能得到众人的认可,自己也会应对自如。摆不正位置,明明是三流的人物,却以为自己就是一等的明星,那只会自取其辱。江青也就是个三流戏子,若能认清自己,老实地扮演好夫人的角色,结局会很好。非要充大个,裹到政治里,在国家领袖的行列里论辈分,只能是身败名裂。陈永贵、吴桂贤,当个生产队长、车间班组长是最合适的,坐在一个大国的副总理的椅子上批文件,那就要露丑了。当连长的,不要站在总司令的指挥位置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做秘书的,不要走在领导的前面,那是要闹笑话的;一个县级足球队,别惦着和曼联赛球,真要踢起来,那球赛好看不了。
“居善地”,就是要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去,要在适合自己的场所求生存。你适合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口讷内向的,就不要做公关;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就不要进官场;见血就晕的,就别当医生了。要清楚,哪里才是我最易容身的地方。风口浪尖,不宜养家,顾家的就不要把家安在那种地方了;做学问的,不要陷身于名利场中,一旦陷入了名利场,你的学问就做不成了;“瓜田李下”,不能久留,停留时间长了麻烦就来了。部门经理和部门经理们在一起,会很舒服;若冒冒失失地跑到董事长堆里,那就狼狈了,谁瞅你都别扭,你连话都不会说,就忙着端茶倒水清理烟灰缸吧。反之,艳星女优若跑到街道澡堂里与平头百姓共浴,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新鲜,结果很可能是谁都洗不成澡。
“居善地”,就是要知进退,避风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大厦将倾,你还护着祖业不赶紧躲,那就是迂;破船将沉,你还恋着屁股下的龙椅不逃生,那就是傻。不懂得“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不晓得“伴君如伴虎”的警言,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老话,你会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功成身退”,退到哪儿?退到安全的地方,退到别人不再惦记你的地方,归隐山林去也。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道是无可奈何,那就当做命,这是人的至高德性。
什么地方该去,什么地方不该去;什么位置是自己的,什么位置不是自己的;该要什么,又该放弃什么,是人一辈子都要思考和抉择的问题。
所谓“心善渊”,讲的是心胸要开阔,思虑要缜密细致,眼光要看得远,切莫莽撞草率,随心所欲。下棋要看到 3 步以外;开车要望到 3 丈以远;居家过日子要顾及左邻右舍。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有一个人的脑子,有脑子不用,不就成动物了吗?“谋定而后动”是有脑子,轻举妄动是没脑子;遇事三思是有脑子,凭直觉行事是没脑子;临危不乱是有脑子,自乱阵脚是没脑子。我们说某人聪明,是说他善于用脑;我们说某人笨得跟猪似的,是因为他不善于思考问题,什么事都不过脑子。有脑和没脑一个样,最令人无奈。“行成于思,毁于随”。在重大问题上,下决心一定要慢,要反复思虑,特别是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更应如此。重要文件的出台,重大合同的签字,不管前期工作已经做了多少,也一定要先放上几天,待头脑清净了,反复思虑过了,再看过一遍之后才拿出来。切不可当天成文,当天出台;当天谈判,当天签约。头脑简单、性格鲁莽,是做不成事情的。
所谓“与善仁”,是讲待人要宽厚,要有爱心,这于人于己都好;刻薄寡恩,只能召人怨,于人于己都不好。春秋时期,晋国内乱,秦国君秦穆公为建立秦晋两国友好关系,扶持晋国公子夷吾当上了国君,即晋惠公。谁知晋惠公登位后,即与秦国反目,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晋军战败,晋惠公被俘,秦穆公要处死晋惠公。秦穆公的妻子穆姬是晋国的公主,当她得知自己的哥哥要被处死时,便穿上最破旧的麻布衣,换上草鞋,扯乱头发,带着几个儿女来到了城墙根,堆上柴禾,把孩子们揽在一起,对士兵们喊:“快告诉你们国君呀,再不放夷吾,我就要自焚!”秦穆公本性忠厚,见此情景,就把晋惠公放了,将晋国太子圉留下做人质。秦穆公厚待太子圉,将女儿怀嬴嫁给了他。可太子圉在听说父亲病危后却丢下怀嬴不辞而别,在当上国君后又断绝了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把希望寄托在了夷吾的兄弟公子重耳身上,欲将怀嬴改嫁与重耳。伯父与侄媳结婚,二人都不愿意,穆姬两边做工作,声泪俱下,终于说服了他们。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穆姬跟着送到了黄河边,一再地向着远去的重耳挥手,喊着:“公子做了国君,可别忘了在这里的晋国女儿啊!”重耳赶走了太子圉,当上了国君,是为晋文公,秦晋两国关系进入了史上的最好阶段,成语“秦晋之好”即源于此。不久,晋文公成为了中原的霸主,而秦国也在秦穆公的治理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仁者能做大事情,施仁政者可以长久。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一国君主,都要有仁心。有仁心,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秦穆公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所谓“言善信”,是讲的守信用。守信用,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要前提。在当今发达国家中,社会的诚信度是很高的,这恐怕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人与神的契约,人必须遵守与神的约定。传导到社会生活中,就是普遍的契约精神。中国人也讲诚信,但那是古人的事情,老子、孔子、墨子,都极重一个信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到了后来,就越来越不讲诚信了,投机取巧、言而无信反被推崇。田忌赛马,用自己的下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比,用自己的上等马与齐王的中等马比,用自己的中等马与齐王的下等马比,用不对等的方式获胜,为后人津津乐道。可想想,拳击赛中,不同重量级的拳击手能放在一起打吗?没有规矩了。宋襄公不愿攻击正在渡河的敌军,被看做是蠢猪,也是不要竞技精神,只讲是否获胜。《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周瑜问刘备会否攻占南郡,在诸葛亮的指使下,刘备说不会,双方立下了字据。可墨迹未干,刘备就夺取了南郡,把周瑜活活气死。刘备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吴蜀联盟从此解体,吴国寻机杀了关羽,夺了荆州,吴、蜀两家誓不两立,互相攻击,直至相继被曹魏所灭。演了一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中国的历史就是由一连串的背信弃义编织而成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诚信记录仍然糟糕。互揭老底,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见利忘义,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要改变这一切,真正的是任重道远。
所谓“事善能”,是指处事有能力,善于处理问题。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先天的东西谁也没办法,后天的东西却是可以获取的。所谓后天能力的获取,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事业心、责任心。有事业心、有责任心的人,哪怕他一时还不具备处理眼前事务的能力,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一定能应对自如。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便资质一般的人,对一个东西钻研上 10 年,也可以成为专家。这是鲁迅一生的经验体会。所以在用人问题上首先是要看他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责任心,有没有职业道德,其次才是学识、经验、智商。有没有事业心,用过去的话讲,就是有没有干劲。
能力也有环境的因素,“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好的环境,可以使人的能力充分发挥;不好的环境则限制人的能力发挥。为什么一些能力极强的人得不到重用?为什么一些能力极差的人能走上高位?就是因为环境,压抑了有能力的人,使无能之人获得了上升的空间。谷俊山,一个没文化、没素养,说话都说不利落的家伙,除了搜刮钱财就是玩女人,却能官至中将,为什么?就是军委领导多次讲过的风气问题,是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把军队的风气带坏了。官场上风气坏了,能人受压制,蠢货得适宜。庸碌的官场只能造就庸碌的官人,腐败的风气造就贪腐的官员。
“动善时”。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时机,讲条件,不是好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做的。时机不到,条件不具备,再好的事情也不能做。硬要做,只能带来失败。改革要讲条件:社会能否接受,阻力能否克服,干部是否准备好了,都要考虑清楚,不能蛮干;打仗最讲时机:什么时候进入战备状态,什么时候宣战,什么时候出击,天文地理,敌情我情民情,一分一毫都不许差,差一点都可能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春秋时期,齐、鲁两军在长勺交战,齐军依仗人多势众,首先发起进攻。鲁庄公欲擂鼓迎击,谋士曹刿阻止:“不可。”齐军见鲁军坚守不动,便退了回去。不久齐军又发起冲击,鲁军仍是不动。待齐军发起第三次进攻时,曹刿说:“可以反击了。”憋足了劲的鲁军把齐军打得大败而逃。战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何要待齐军第三次进攻时才出击?曹刿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士气竭。彼时敌士气衰竭,我士气旺盛,故能战而胜之。”“长勺之战”,是正确把握战机的典型范例。上个世纪初,在经历了庚子之乱和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满清王朝曾以极大的勇气,要改变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政治体制,为此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仿效英、日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咨政院(议会);废除科举制度;保障结社、言论、集会自由……,实施了当年维新派的全部主张,可惜这一切来的太晚了,大清帝国还是抵不住革命的到来,大厦轰然倒塌。真个是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夫唯不争,故无尤”。争是灾祸的因源:狼为食而争,相残;人为欲而争,相杀。争者,以命相搏,即便不是刀刀见血,也会心脏病、脑溢血,半残。不争,就能避开利害冲突,就能使自己处于安静的状态。沉溺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质就是要与自己过不去。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能不争就不争,能忍让就忍让,看似吃亏,其实是一种福分。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全国范围进行了 10 年来的第一次给职工涨工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涨,而是只给部分职工涨,一律为 8 元。就为争这 8 元钱,各个单位几乎都打得一塌糊涂,吵的有,闹的有,挥刀子的有,跳楼而亡的有,犹如一场全面战争。现在回头想想,争又怎样?不争又怎样?争到了怎样?争不到又能怎样?8 元钱在当时对一个家庭的生活确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也就是个改善而已。为此而伤肝动火,丢开脸面地闹,甚而以命相争,今天看来,究竟是值还是不值?乾隆朝大理寺卿尹嘉铨,本已退休,没事找事,给皇上疏,请给自己的父亲颁个谥号。乾隆看了大怒:你尹嘉铨算个什么东西,“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旨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