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译文】

最高尚的品质恰似水，它养育了万物却不争名争利，甘心处于低洼卑微的地境，它所体现的特质几近于“道”了。

【诌议】

水的特性是最值得推崇的，水利万物而不争，它用自己的血肉身体滋润养育了万物，却不想着因此而争得自己的利益；它栖身的地方是大家都厌恶的滩涂低洼之所，它不因此而觉得委屈，更不会想方设法地谋求高位。水所力行的就是“道”啊！具有这样道行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存在。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曾经在中国的西北当兵，亲眼见到一群群的铁路工人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光着膀子，顶着炎炎烈日在抬铁轨，扫流沙，使得一列列火车在沙丘中得以顺利通行；我也知道，我们的一些很有天分的大科学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自己最宝贵的才智年华都留在了西北的戈壁滩上，默默无闻数十年，每月的工资不过一百多元。我们享用了他们的血汗、心力和生命，给他们的却很少很少，可却从未听说他们为自己争这争那，怨天尤人。杨南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杨南生是中国航天固体火箭技术的奠基者、领军者，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0 年自英国留学回国，在内蒙戈壁滩上工作了 20 多年，与家人聚少离多，在北京的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杨南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和国，他未获得参评两院院士，也未被评为“两弹一星”的功勋，老年蜗居在没有电梯，下雨漏水的老楼里。去世后，一名护工在微信上发文：“我们怀念杨爷爷，爱杨爷爷，是因为杨爷爷尊重我们每一个人。”邓稼先，美国普度大学博士，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机会，1950 年回到了贫穷的祖国，从此进入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队伍，来到了西北荒漠，20 多年的时间里，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他作为两弹功勋，获得了人民币 20 元的奖金。1985 年，因受核污染去世。叶企孙，哈佛博士，清华大学四大哲人之一，1925 年到清华大学，他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专心任教，在他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的 10 年里，培养了大批人才，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邓稼先、周光召、陈省身、朱光亚、王大衍等都是他的学生，23 名“两弹一星”功勋有 13 名是他的学生，两院院士中有 50 多名是他的学生，被誉为“大师的大师”。李政道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他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把自己最倚重的助手熊大缜送到抗日根据地，不幸被当作特务处死，叶企孙本人在“文革”中也因此受牵连，被当作特务关进监狱。晚年病重，孑然一身，拒绝治疗，平静去世。他们这些人，都是最有道德品行的人，也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译文】

安身于恰当的地方，思虑深远细密，待人宽厚仁爱，言行诚信可靠，政务妥善处理，遇事有决断处置能力，行动选在最合适的时机。正因为不与人争，不做过分的事情，故不会有灾难的降临

【诌议】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此七善即是水的特质：“居善地”是指水选择停留在卑下低贱之所；“心善渊”是指水具有宽广深厚的胸怀和缜密的心思；“与善仁”是指水广施恩惠而不自利；“言善信”是指水的真诚无欺；“正善治”是讲水的合理利用；“事善能”是指水的功用；“动善时”是指水会依季节时令而动。水是聪明的，冬天结冰以自保，春天奔腾而欢畅；在圆的容器里是圆，在方的容器里呈方；遇障碍就翻越过去，翻不过去就绕行；与山岩和平相处，与大地同心无争；直面而来的撞击它避让，坑洼之处它填满；天地是它的轮回，大海是它的归宿，这就是水。水的“七善”，归结起来就是不争，因为不争，所以没有忧患。老子是将水拟人化了，水的“七善”也是人的七善，是人应该遵守的做人准则：

所谓“居善地”，就是要正确地评估自己在人群中应处的位置，是什么人物就演什么角色，循礼本分，不卑不亢，如此便能得到众人的认可，自己也会应对自如。摆不正位置，明明是三流的人物，却以为自己就是一等的明星，那只会自取其辱。江青也就是个三流戏子，若能认清自己，老实地扮演好夫人的角色，结局会很好。非要充大个，裹到政治里，在国家领袖的行列里论辈分，只能是身败名裂。陈永贵、吴桂贤，当个生产队长、车间班组长是最合适的，坐在一个大国的副总理的椅子上批文件，那就要露丑了。当连长的，不要站在总司令的指挥位置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做秘书的，不要走在领导的前面，那是要闹笑话的；一个县级足球队，别惦着和曼联赛球，真要踢起来，那球赛好看不了。

“居善地”，就是要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去，要在适合自己的场所求生存。你适合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口讷内向的，就不要做公关；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就不要进官场；见血就晕的，就别当医生了。要清楚，哪里才是我最易容身的地方。风口浪尖，不宜养家，顾家的就不要把家安在那种地方了；做学问的，不要陷身于名利场中，一旦陷入了名利场，你的学问就做不成了；“瓜田李下”，不能久留，停留时间长了麻烦就来了。部门经理和部门经理们在一起，会很舒服；若冒冒失失地跑到董事长堆里，那就狼狈了，谁瞅你都别扭，你连话都不会说，就忙着端茶倒水清理烟灰缸吧。反之，艳星女优若跑到街道澡堂里与平头百姓共浴，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新鲜，结果很可能是谁都洗不成澡。

“居善地”，就是要知进退，避风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大厦将倾，你还护着祖业不赶紧躲，那就是迂；破船将沉，你还恋着屁股下的龙椅不逃生，那就是傻。不懂得“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不晓得“伴君如伴虎”的警言，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老话，你会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功成身退”，退到哪儿？退到安全的地方，退到别人不再惦记你的地方，归隐山林去也。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道是无可奈何，那就当做命，这是人的至高德性。

什么地方该去，什么地方不该去；什么位置是自己的，什么位置不是自己的；该要什么，又该放弃什么，是人一辈子都要思考和抉择的问题。

所谓“心善渊”，讲的是心胸要开阔，思虑要缜密细致，眼光要看得远，切莫莽撞草率，随心所欲。下棋要看到 3 步以外；开车要望到 3 丈以远；居家过日子要顾及左邻右舍。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有一个人的脑子，有脑子不用，不就成动物了吗？“谋定而后动”是有脑子，轻举妄动是没脑子；遇事三思是有脑子，凭直觉行事是没脑子；临危不乱是有脑子，自乱阵脚是没脑子。我们说某人聪明，是说他善于用脑；我们说某人笨得跟猪似的，是因为他不善于思考问题，什么事都不过脑子。有脑和没脑一个样，最令人无奈。“行成于思，毁于随”。在重大问题上，下决心一定要慢，要反复思虑，特别是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更应如此。重要文件的出台，重大合同的签字，不管前期工作已经做了多少，也一定要先放上几天，待头脑清净了，反复思虑过了，再看过一遍之后才拿出来。切不可当天成文，当天出台；当天谈判，当天签约。头脑简单、性格鲁莽，是做不成事情的。

所谓“与善仁”，是讲待人要宽厚，要有爱心，这于人于己都好；刻薄寡恩，只能召人怨，于人于己都不好。春秋时期，晋国内乱，秦国君秦穆公为建立秦晋两国友好关系，扶持晋国公子夷吾当上了国君，即晋惠公。谁知晋惠公登位后，即与秦国反目，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晋军战败，晋惠公被俘，秦穆公要处死晋惠公。秦穆公的妻子穆姬是晋国的公主，当她得知自己的哥哥要被处死时，便穿上最破旧的麻布衣，换上草鞋，扯乱头发，带着几个儿女来到了城墙根，堆上柴禾，把孩子们揽在一起，对士兵们喊：“快告诉你们国君呀，再不放夷吾，我就要自焚！”秦穆公本性忠厚，见此情景，就把晋惠公放了，将晋国太子圉留下做人质。秦穆公厚待太子圉，将女儿怀嬴嫁给了他。可太子圉在听说父亲病危后却丢下怀嬴不辞而别，在当上国君后又断绝了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把希望寄托在了夷吾的兄弟公子重耳身上，欲将怀嬴改嫁与重耳。伯父与侄媳结婚，二人都不愿意，穆姬两边做工作，声泪俱下，终于说服了他们。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穆姬跟着送到了黄河边，一再地向着远去的重耳挥手，喊着：“公子做了国君，可别忘了在这里的晋国女儿啊！”重耳赶走了太子圉，当上了国君，是为晋文公，秦晋两国关系进入了史上的最好阶段，成语“秦晋之好”即源于此。不久，晋文公成为了中原的霸主，而秦国也在秦穆公的治理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仁者能做大事情，施仁政者可以长久。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一国君主，都要有仁心。有仁心，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秦穆公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所谓“言善信”，是讲的守信用。守信用，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要前提。在当今发达国家中，社会的诚信度是很高的，这恐怕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人与神的契约，人必须遵守与神的约定。传导到社会生活中，就是普遍的契约精神。中国人也讲诚信，但那是古人的事情，老子、孔子、墨子，都极重一个信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到了后来，就越来越不讲诚信了，投机取巧、言而无信反被推崇。田忌赛马，用自己的下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比，用自己的上等马与齐王的中等马比，用自己的中等马与齐王的下等马比，用不对等的方式获胜，为后人津津乐道。可想想，拳击赛中，不同重量级的拳击手能放在一起打吗？没有规矩了。宋襄公不愿攻击正在渡河的敌军，被看做是蠢猪，也是不要竞技精神，只讲是否获胜。《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周瑜问刘备会否攻占南郡，在诸葛亮的指使下，刘备说不会，双方立下了字据。可墨迹未干，刘备就夺取了南郡，把周瑜活活气死。刘备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吴蜀联盟从此解体，吴国寻机杀了关羽，夺了荆州，吴、蜀两家誓不两立，互相攻击，直至相继被曹魏所灭。演了一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中国的历史就是由一连串的背信弃义编织而成的。直到今天，我们的诚信记录仍然糟糕。互揭老底，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见利忘义，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要改变这一切，真正的是任重道远。

所谓“事善能”，是指处事有能力，善于处理问题。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先天的东西谁也没办法，后天的东西却是可以获取的。所谓后天能力的获取，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事业心、责任心。有事业心、有责任心的人，哪怕他一时还不具备处理眼前事务的能力，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一定能应对自如。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便资质一般的人，对一个东西钻研上 10 年，也可以成为专家。这是鲁迅一生的经验体会。所以在用人问题上首先是要看他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责任心，有没有职业道德，其次才是学识、经验、智商。有没有事业心，用过去的话讲，就是有没有干劲。

能力也有环境的因素，“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好的环境，可以使人的能力充分发挥；不好的环境则限制人的能力发挥。为什么一些能力极强的人得不到重用？为什么一些能力极差的人能走上高位？就是因为环境，压抑了有能力的人，使无能之人获得了上升的空间。谷俊山，一个没文化、没素养，说话都说不利落的家伙，除了搜刮钱财就是玩女人，却能官至中将，为什么？就是军委领导多次讲过的风气问题，是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把军队的风气带坏了。官场上风气坏了，能人受压制，蠢货得适宜。庸碌的官场只能造就庸碌的官人，腐败的风气造就贪腐的官员。

“动善时”。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时机，讲条件，不是好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做的。时机不到，条件不具备，再好的事情也不能做。硬要做，只能带来失败。改革要讲条件：社会能否接受，阻力能否克服，干部是否准备好了，都要考虑清楚，不能蛮干；打仗最讲时机：什么时候进入战备状态，什么时候宣战，什么时候出击，天文地理，敌情我情民情，一分一毫都不许差，差一点都可能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春秋时期，齐、鲁两军在长勺交战，齐军依仗人多势众，首先发起进攻。鲁庄公欲擂鼓迎击，谋士曹刿阻止：“不可。”齐军见鲁军坚守不动，便退了回去。不久齐军又发起冲击，鲁军仍是不动。待齐军发起第三次进攻时，曹刿说：“可以反击了。”憋足了劲的鲁军把齐军打得大败而逃。战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何要待齐军第三次进攻时才出击？曹刿说：“作战靠的是勇气。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士气竭。彼时敌士气衰竭，我士气旺盛，故能战而胜之。”“长勺之战”，是正确把握战机的典型范例。上个世纪初，在经历了庚子之乱和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满清王朝曾以极大的勇气，要改变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政治体制，为此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仿效英、日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咨政院（议会）；废除科举制度；保障结社、言论、集会自由……，实施了当年维新派的全部主张，可惜这一切来的太晚了，大清帝国还是抵不住革命的到来，大厦轰然倒塌。真个是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夫唯不争，故无尤”。争是灾祸的因源：狼为食而争，相残；人为欲而争，相杀。争者，以命相搏，即便不是刀刀见血，也会心脏病、脑溢血，半残。不争，就能避开利害冲突，就能使自己处于安静的状态。沉溺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质就是要与自己过不去。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能不争就不争，能忍让就忍让，看似吃亏，其实是一种福分。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全国范围进行了 10 年来的第一次给职工涨工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涨，而是只给部分职工涨，一律为 8 元。就为争这 8 元钱，各个单位几乎都打得一塌糊涂，吵的有，闹的有，挥刀子的有，跳楼而亡的有，犹如一场全面战争。现在回头想想，争又怎样？不争又怎样？争到了怎样？争不到又能怎样？8 元钱在当时对一个家庭的生活确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也就是个改善而已。为此而伤肝动火，丢开脸面地闹，甚而以命相争，今天看来，究竟是值还是不值？乾隆朝大理寺卿尹嘉铨，本已退休，没事找事，给皇上疏，请给自己的父亲颁个谥号。乾隆看了大怒：你尹嘉铨算个什么东西，“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旨凌迟处死。 6KkIRUiVRf9/5LtGze2kafN+BQwAnM4bBuX01gms5eLRHrcraDM/r3Us3m3XO6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