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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上好的统治者，是下边的人民感觉能与其和平共处；次等的，百姓与他亲近，且歌功颂德美誉传扬；再次等，人们畏惧害怕他；最差劲等级，民众轻蔑辱骂，但凭条件成熟，动用武力将他推翻打倒。
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因有不值得信任的地方存在，于是就有互不信任的事情发生。
“太上”统治，遵从客观法则治理国家，真地是悠然自如啊！
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不轻易发号施令，杜绝朝令夕改陋习现象，功德由使百业兴隆，国事般般遂愿。
由此，民众发自内心称谓：这才是我们愿望理想的自然生活。
人类社会现代管理创立的“宪政”制度，好处是政府与百姓，各安本分，信条笃守有法可依。然而，在权力不成制衡情况下，即便百无疏漏宪章，全无实质信用效应，只能算作摆设而已。
遥远的上古时代，中原部族首领以天道治理族事，不作扰民为美，让百姓从所欲。这就是老子崇尚的道法自然，族事治理上乘方式，尚此，族民没有压抑，视头领心目至亲。
这样的理想王国历史长河瞬间即逝，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丰满，财富积厚，尊卑贵贱区别明显，从而，族长与百姓同甘共苦，互爱现象渐渐稀少弥足珍贵起来。于是，他们与普通族民脱离，使 “太上” 社会管理，不分富贵贫贱态势从此划上历史句号。
神州大地，三皇五帝时期，部族首领爱民如子，心系苍生。由“禅让”氛围，政事治理以人为本，任人唯贤。他们倍受百姓爱戴、敬仰，炎帝，黄帝，尧，舜，禹，一个个光鲜闪亮名号，由古至今，在华夏历史长河，熠熠生辉绝无仅有。
帝王心性暴戾，史载早先商纣王犹最。传言：皇叔闻仲，勇冠三军，满朝文武，无不敬重。某日征战凯旋归来，纣王率文武百官十里长亭迎接。这样的一员勇武将军，回到家中竟然给老婆施礼跪安。纣王得知此事，不问情由将婶娘当众砍头，血染白绫。且令天下曰：“红绫为戒，不准虐待丈夫。今后女孩出嫁，头盖红布，引以为戒，好生侍奉丈夫”。
从此，新娘出嫁头盖红布风俗，代代相传。
可见，纣王心性惨烈，天下畏惧，百姓无不惶恐。
中国历史周期，大都二三百年光景，长者周朝八百多年伟业，短命秦政二世夭折。秦朝统治酷法待民，焚书坑儒，其腐化极欲，大建阿房宫阙，富丽堂皇，骊山筑墓，……暴政、苛捐、恶法严峻酷烈，将百姓 “轻之，辱之” ，反过来百姓“牙眼”相还，陈胜、吴广揭竿起，项羽、刘邦紧随后，使帝秦万世基业一命呜呼矣！
统治者与百姓相处何等状态，完全取决于前者是否心系苍生，且 “悠然” 与否，在于不作扰民， “贵言” 以待百姓，即言必信，行必果。倘若 “信不足焉” ，必将 “有不信焉” ，当社会不和谐现象，严重到极点的时候，扭不住了的，那将是天下大乱烈马狂奔。
观历史，看华夏社会由古迄今，但凡朝代末位，都是由统治者极度扰民，苛捐杂税，民不堪重负使然，牵动起诸阶层利益纷争，打破原先社会板块，来一次重新洗牌。
如何社会矛盾化解，汉朝立初，为恢复国家元气，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免苛捐杂税，使人们安居乐业，从而开启出“文景之治”盛世太平景观，此谓之皇家，也就是统治者的 “悠兮，贵言” 的历史写实。
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神州大地，公社化大集体模式，人们被吆喝着今天东边开山，明天西边填河，生活疲奔，尚不曾温饱，如何解决此般贫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发”将田地放种农户，从而人们过上富足日子。
国泰民安最大的敌人，莫不过于统治者失却 “贵言” ，忌讳的是朝令夕改，使百姓处在没有安全感的惶恐不可终日里，犹害怕今加税，明加税，后天还加税，常扰民不已……
如此 “信不足” ，百姓日子不得 “悠然” ，统治者也决无安生日子过。由从因果怨报，天下岂太平，怎有黎民为你唱赞歌？
如是乎，百姓衣食住行“莫自然”，换来的也是统治者的“不自在”，这样的历史前车之鉴还少吗？
全因你于民“信”不足，甚至“信”没有。
这就是本章老子，于国家统治者告诫劝导。
貌相上的宇宙星斗运行恒守，实质它们无一时一刻不在量质改变，何况地球物灵。
天体流星碰撞，地间沧海桑田，阴阳伴随，弱与强者。
国家生成伊始，王朝更替有如走马灯何，全凭强弱量化。
其民与官者，恰成矛盾对抗两面体，治与被治较劲无一天消停。即便被人们奉作盛世岁月，暗流滚动照旧。官权使威总想强愈强，也是扭不住了的腐败量化。民弱被迫弱，背后使力以强量汇聚，有待来日逐浪潮涌，图谋变天。
历史周期令治者头疼，也是少不了百姓遭殃苦痛。有多少学问大家，试图改变这样的惨烈格局，或帮王者出谋划策，或苦口婆心劝导平民安守“弱”命，然机关算尽，终究不能消除“强弱”量化变易。
但凡治者，霸道亡早，王道死晚，它们在“阴阳量化”面前不值几文。
等到“弱”变“强”时，那就是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的开始。
摘自《论易章五·阴阳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