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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当事物达到盈满的时候，就要让它自然倾泄与刻意削减；物刚锐，必不保锋芒锐利长久。所以，没有人能够守住满堂金银财宝不损耗流失；因财富殷实，地位显赫生成的骄傲狂妄，是在自己制造祸患弊害罪罚。
事物功成名就，全身告退，才符合天道规律。
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三餐；广厦千幢，夜宿莫占七尺。这样浅而易见的道理人人明白，可就是人皆跟它扭劲。
平民百姓想大钱，没能耐，没条件，而达官显贵，唯恐权利不用过期，狠命贪财；巨商豪富，害怕钱落别人手，趁有口气在，不惜敛财拼命；贼大爷更是不要命地哄抢钱财……
到头来，尔等不是被钱压死，就是被钱坑病，一句话，都是钱财惹祸。
事物至盈则泄，由其自行泄盈，就是老子说的 “不如其已” ，好处在于不产生“伤害”。如今那些特别有钱的富豪，晚年行善举，将一生所得“剩余价值”蓄积，拿出部分或大部分资产捐献社会，就是这种自散财富表露。如此做作，自落得好名声，且身心宽慰不失延年益寿。
相反，那些一味敛财，行贿收贿，奸商贪官，发霉了的钞票堆满几间仓库，金银财宝压折了楼板，又如何？一朝东窗事发，天大财富皆充公，斗大脑袋也不保，就在于 “持而盈之” 贪婪，岂有不“死”的道理。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势态也是此般“盈”状况。无度挥霍，荒淫使财库空虚，古人云“财主无三代”，说的就是这种“莫能守”。一个人财多了显眼，引起他人盗心，遭恶徒绑架勒索，“消灾花钱”又是另一种“莫能守”情形。
总之，金玉倘满堂，必遭人横抢；钱多会痒痒，不散就祸殃。一句话，不管怎样的金山银山，再大能耐的守财奴，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空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也。
这一点，还是古人比今人看得开，曰“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三餐；广厦千间，夜宿不过七尺”。
如此看来，财奴可哀，丢失性命更不值得。
同样道理，刚锐了的物人之事，若不自挫，必被他人伤，故经文曰，刚锐人事的 “不可 常保” 。
位列满清“中兴四臣”首席者曾国藩，领湘军硬生生地剿灭了震惊中外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刚且锐者至极。他深谙“功高震主”祸害妙道，所以，在清王朝要他交出兵权的时候，麻溜利索没含糊。
曾国藩如此“刚锐”挫损及时，自个儿削权到位，故能在险恶官场，几十年逍遥“灾”外。这样的一个炙手可热汉人，一度手握重兵官至封疆大吏，清廷重臣，所以能善终天年，就在于他明白老子 “揣而锐之，不可常保” 道理。更是清楚，倘若不作“挫刚损锐”主动，保不住官帽子事小，谁能保证清廷不取他脑袋。中国人有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俗语，进士及第的他，当然是烂熟于心。
相反，世上那些留恋权势，有刚还刚，锐亦更锐之人，最终丧身“刚锐”者，历史人物比比。何哉？就在于不知自挫，而被它挫，岂能有好果子品尝？
人富贵，难抵挡“财禄骄横”诱惑，春秋时代越国，同为辅佐勾践复国的两位重臣，因由人生观各异，故而引发两种截然不同人生效果。文种留恋功名利禄，事成不退，终落得身首异处悲惨结局。相反，范蠡功成勇退，遁齐国从商，当他殷富了的时候，又散千金接济穷人，从而“陶朱公”享誉朝野古今，为天下人所推崇。
越国大臣文种“富贵骄”，其“死”者，如老子曰 “自遗其咎” 。他人生凄惨结局，表相上归罪越王勾践“过河拆桥”小人行径，实质是他违背天道，没 “功成身退” 把握，某种意义说，难道不咎由自取？
此教训者，就是老子本章予世人告诫，唯“泄盈，挫锐，不守财，莫富贵骄，功成即身退”才是正道。
倒行逆施，必将惩罚报应，尽管这样的处罚，有些时候并不公平。
世上凡“好”皆美酒，劝君勿使多贪杯，轻微，头晕；重者，昏睡；更甚，醉死。
此处，非取决你“酒”量度能耐，全凭这个社会，时也，势也的条件许可。
所以，见好即收为上，爱好不贪是中，患得无厌恋好者下；下之下者“亡”。
其它“好”者，量度操持问题尚可小点，尤其功名财禄，乌纱帽子犯忌莫甚。
人世间“好”量把持老难，索性将社会与时势允许度火候拿捏到位，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旧皇历翻过，也是免不了的秋后算账遭罪。
如此可见，“好”享用这档子事，与自身条件也关联。社会大气候允许你吃半斤佳酿，个人条件能耐承受，一两，二两，三两，悉由自便。
问题是，饮“好”不醉，且无后顾忧，应取社会与个人两条件优胜最小值点，而不是它们最大公约数字。
摘自《论易章五·阴阳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