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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日记体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之后，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新文化同人在震惊之余，无不为这新文学的第一枚硕果欣喜和钦佩。作为少数持有新观念的一代新知识分子，并不是谁都幸运地具备将自己的想法以虚构故事的形式透过纸媒传达给读者的小说家的潜质，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独创力的思想家。已有数不清的读者从不同时空感受到了鲁迅敏锐的觉察力、哲学沉潜和文化深思，然而，从这些到想象文学的创造力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的缩短，曾一度被认为仰仗于他山之石，即鲁迅自言的之所以能够做出“创作的短篇小说”的“秘诀”——“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这一《狂人日记》发表15年后的追述，使得青年留日生周树人的外国文学阅读活动一直为研究者所瞩目。
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中，有待详尽地寻绎考论。
本题所寻绎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具体指向鲁迅在留日时期以异国语言为工具的文学阅读活动，也就是周树人通过日语或者德语、英语阅读的外国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百来篇”虽是个约数，但在数量上绝对超过了一百篇。作品主要指虚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还包括零星的诗歌、散文和文人传记，虑及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互文性，诗歌与散文的阅读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自不待言。不少文学史论及作家评论
等文章是周树人了解世界文学
的重要桥梁，乃至译述的材源，在此自不会以创作的作品来论。通过母语汉语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亦未涉及，比如，其深受影响的梁启超
、曾一度爱读的林琴南
、陈冷血
等大家翻译的外国作品，而是将其视为周树人独立咀嚼国外精神食粮的积累准备和对比资源。既然是留日时期，那么，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小说股审核干事时审读到的周瘦鹃的《欧美名家小说丛刊》及其他文学译品，回国后或由周作人或由丸善书店直接从日本寄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显克微支的《理想乡》、契诃夫的小说等，虽然都是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前所披览，其对后来《呐喊》《彷徨》的写作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但也未加以讨论。这些从时间维度上已经不是“先前”“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的外国作品，虽不计入后附列表，在鲁迅的思想结构上却可以与之相互映衬。另外，“做学生时”自然不排除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时期，这正是周树人第一次知道还有格致之学的时候，虽然那时的课余便全部用来读《红楼梦》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却是将其作为闲书，直到初抵东京的弘文学院时期，对科学精神的追索还是其心灵轨迹的主导，对文学的态度仍是“赏玩而非攻究”。在后来鲁迅述怀的语境中，“先前”“做学生时侯”
都特别指向再度东京，即表面闲居，实则真正开始自我探索和发现之旅的外国文学阅读时期。
（前略）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里首先要关注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还有其他文章中提到的“先前”及“做学生的时候”——这些鲁迅反顾求学生涯叙述中的时间节点。周树人负笈东瀛留学达七年之久，前后分为三个时段。1902年4月30日至1904年4月30日，为初抵东京在弘文学院修习语言的两年；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为在仙台学医的一年半；1906年3月至1909年9月，是再度东京从事文艺运动的三年半，这一时段也是鲁迅阅读史上最关键的阶段。
当20世纪初年，周树人“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20世纪30年代很不同在哪里呢？明治日本正在摧毁东亚旧秩序的进程中，思想文化界不可避免地为其东亚扩张性意识形态提供智力和知识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翻译界为日本读者积极引进日本以外的他国故事，尤其是帝国主流文学，自然不会特别关注弱国民族的支流文学。回望甲午战后的1896年，日本不过才招收了13名中国留学生，而到1902年4月，周树人作为南洋官费留学生踏上此邦，首都东京已经设立了清明留学生会馆。短短四年，也就是1906年，周树人由仙台弃医再度来到东京时，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已激增至8000人以上。此时正是轻视中国，侮辱中国人的时期，可以想见，彼时留日学界的风气，渐成趋向于革命之势，在周树人眼中，还停留在种族革命即排满的阶段。有终日开会谈政治而不读书者，亦有终日为课业与政治之取舍问题而矛盾重重者，即便专心学业，也是偏重实用之学，习法政、理工的居多，而轻视文学艺术的风气尤甚。
实际上，初抵东京，周树人便开始“留心”文学，只不过还处在辅助学习语言的阶段，他翻译了法国科幻小说，编译《斯巴达之魂》，引介法国文豪雨果。日益上手的日语为他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过，这主要还是在汉语的引领下，特别是梁启超在《新小说》等杂志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点燃了他对科幻小说的阅读和翻译热情。当革命思潮高涨，民族主义色彩浓郁之际，剪辫后的周树人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激情，勤勉地通过翻译向国内输送欠缺的精神食粮，特别是科幻小说所承载的科学精神和对宇宙万有积极探索的大胆想象力。这是第一次通过汉语之外的他国语言来思维和打量世界，当通过日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内心中的文学已经由中国传统的文章内涵潜在地发生了转换，特别是在明治东京这个特殊时空来构建基于国民之上的世界想象时，对文学的理解业已逐渐接近了自主性的文学内涵，同时又带着追求民族新生的鲜明色彩。这使得没有搞清楚所翻译的科幻小说作者是谁的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
，关键点在于，作为个体的周树人与世界文学的总能量开始发生链接。
再度回到东京，留心的文学亦发生转向——从此直接“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而非仅由日本这一中转站。德语成为这一时期探索世界文学领地的主要工具，并辅之以日语、周作人精通的英语，甚至浅尝之俄语，当然还有母语汉语。这意味着思维的坐标系生发更多新维度，向着多元人类文明无限延展，心灵的步伐不断跨越国界和信仰的鸿沟，面前的世界更加宏大，而敞开的每一种可能性都与闲居东京的个体周树人相连。
翻阅那时的留日史，留学生之译书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亦有毫无选择之弊，相较而言，周树人是颇有主见的。他没有参加任何团体，诸如同盟会、光复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留学生纯粹基于学术立场而组成的翻译团体，亦没有为清朝留学生会馆捐款
。从一开始就孤军奋战的周树人，不顾他人颇以为奇的奚落
，坚毅地踏上了文艺之途，一面创办《新生》杂志——可视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文艺版
，一面积极搜集处于殖民地的东欧诸国，那些正在“叫喊和反抗”，竭力挣扎，谋求民族解放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这样做，却并不是要躲进艺术之宫，做逍遥派，而志在“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
通过《狂人日记》发表四年后的《〈呐喊〉自序》，我们得知，对鲁迅来说，当写出《狂人日记》之时，他“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那么，当他“留心”文学的“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想必慷慨激昂地怀抱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梦想。他把热情全部挥洒在了输送科学、开启民智和购读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用尽心力去翻译、绍介和推广的文艺工作当中去。实际上，当周树人急切地想表达自己时，语言和知识的积累还很不够，也没有表达的平台和听众，而当他成为鲁迅可以自主地表达时，闲居东京和闲居越中的经历，早已将其磨砺成不急于表达的人。恰恰是在不急于表达的时刻，青年时代的阅读活动，特别是再度东京自由读书的三年，“百来篇外国作品”的阅读经验，作为鲁迅心智发育成熟的丰富养料，与其自我天性中秘密泉涌的部分遥相呼应，使之潜藏的作为小说家的本能雀跃而出。
由之，“留心”远非刚刚接触的意思，即便如此，也是针对近世“文学”的内涵而言。可以说，“留心文学的时代”正是整个留日学生群体不留心文学，而周树人独独留心文学的时代。留心的动机最初是民族主义，但在过程中逐渐融入个体的生命经验。周树人带着中国传统文学的知识与学养，立基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通达谙练，嵌入明治东京视域下的世界文学结构当中，个中深蕴着开启近代文学人生独特的内在机制。
在周树人留日的时空坐标系里，假若以中点仙台为镜，将会反射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东京成像。在东京的两个时段，周树人的存在状态、阅读工具乃至阅读着力点都有很大的不同。仙台之前的东京是一个人的东京，周树人主要以日语为媒介，了解世界文学，学习之余阅读和翻译科幻小说；再度东京时是两个人的东京，周树人正式通过德语打量世界文学，二弟周作人则擅长英语，周氏兄弟一起耽溺书海，广泛涉猎国外文学作品。
1902年3月24日，作为清朝六名“矿务学生”之一的周树人，由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带领，由南京出发赴日，经由上海、日本横滨，十天后抵达东京，又十天后，被安排在弘文学院普通科修习日语。每周最少要学12个课时，多时达到每周27个课时。
然则也学科学——“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
二十出头的青年周树人，带着勃然旺盛的求知欲，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初抵东京之后不久，便渐渐开始了“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的留学生活，如之前的梁启超一样“广搜日本书而读之”。然而，此时的周树人还没有明确的目标，看到什么都想读，哪怕囫囵吞枣。“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
壁垒一新的不只是剪辫后手摩头顶的轻松，还有大脑的观看之道。最开始，深感我国说部充斥着愚昧迷信，智识荒芜之象
，受梁启超的影响，喜欢科学的周树人亦致力于科幻小说的阅读与翻译。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海底旅行》，随即据日译本翻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月界旅行》《北极探险记》等。在日语还不精通的情况下，阅读经过日译者删减，甚至是文人式的润饰、夸张、渲染，乃至改写的西方文学作品，而日译本所据的又多是英译的重译本，其艺术性方面受损的成分可想而知。然而，这样的接受与输出，正如鲁迅所言，乃出于尚武之精神，希望之进化，借小说之力，开启国民智识。初度东京的翻译实践不仅增加了周树人的见闻和学识，更让其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当动笔开始翻译，就要了解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及所处国情和历史文化，并且只有更深入地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才能翻译得更加贴切。这些复杂精微的语言实践经验对周树人的文学探索之旅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明治时期的日本乃中西文化汇通，世界文学窗口敞开地之一，比如，1903年在纽约发表的Louise J.Strong的小说An Unscientific Story，几个月后就被译成日文，即《造人术》，不但在《朝日新闻》上连载，还发行了第一部分的单行本《泰西奇闻》。而周树人也在三年后发表了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关于他到底是在初度东京还是在仙台时期，抑或是在再度东京期间读到这一译本，是在发表的报刊上读到了连载全本，还是只读了单行本，目前学界看法不一。
考证周树人留日期间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具体阅读时间，并非本题致力的层面。在确定是阅读过的作品的前提下，这里提请注意的是，在仙台的一年又七个月，远离清朝留学生群体空间的周树人，其日语学习“被迫”上到一个新台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藤野先生对其医学笔记的批改，并不像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只有对画图的订正，而大部分是关于日语表达和修辞方面的。
除此而外，日语的听说能力也尤其得到提高，因为和周树人日常交流互动的，已不再是将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的同胞，而完全是来自日本本土的学生和老师。尽管懒于酬对，但热情的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
，周树人有机会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语言能力，流畅地使用日语表达对他的诱惑力也愈来愈强。最关键的是，此间周树人主修“独逸学”，第一学年每周有8节德语课程，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每周有4节德语课程，共计上德语课约400小时。
德语和拉丁文医学名词的高频接触和熟记，使南京求学时期便开蒙略习的德语
，其水平更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对而后专门到东京独逸语专修学校修习德文，甚至动念去德国留学而未能达成的周树人来说，仙台医学校期间德语水平的飞跃，在其个人外语接受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它使周树人能够融入日本明治时代以德语为主要言说的知识教养结构，甚至开启了他的再度东京之旅，成为打开东欧文学之门的密钥。对德语的敏感超越了医学专业学习，就像对美术的敏感超越了解剖学图谱的绘制一样，在周树人精致的医学笔记中完美地呈现。然而，繁重的医学课业，使其无暇顾及越来越用心的翻译爱好，甚至文学阅读都要行将中断，这一定使其颇为难耐，不然不会引为“恨事”
。两年多自然科学思维训练的全覆盖，“只求记忆，不求思索”的知识灌输，通过外语涉猎他国文学的几近真空状态
，无疑给了周树人一个在比对中觉察内心渴求的最佳契机。将语言变为自己的专业而不再需要其他的专业，对医学生周树人而言即将成为事实。
如果说初抵东京时期周树人外国文学阅读活动的关键词是被动选择、应接不暇、囫囵吞枣、孤灯相伴，那么，再度东京的关键词则是目标明确、潜伏耽读、自由探索、兄弟怡怡。周树人很快超越了阅读外国作品的初级阶段，内心产生了更高期待，毕竟一旦有了上手的语言工具，谁也不想品尝他人咀嚼过的精神食粮。不仅如此，精通英文的周作人的加入，为拓展乃兄的阅读视界搭建了更高的瞭望塔。周作人的文学趣味同样是周树人之阅读转向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周氏兄弟孜孜埋首于新思想的涉猎与汲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
。树人已经不再去全日制的专门学校修习某个将来有前途的专业，而是关注于语言与语言的相互致敬，文本与文本的传递转换；他也不再依赖前辈的汉译和日译故事，借以了解和观察世界，而是独自探索更加广阔丰富的人类文明风貌和精神图景。他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摊搜购德文新旧书报，浏览出版消息，而后搜求包括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被压迫民族诸国文学。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并不易得，英译本稀少，德文本虽说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因没有销路，东京书店也不批发。树人怀揣着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茫漠的希望”
，花大力气，查各种书目，一本本列了书账，又千方百计地筹钱，托相识的书店向银座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征求定购。那时每月官费只有36元，支付衣食学费外，几乎没有盈余，树人甚至为了补贴生活费用，去印刷所校对稿件。兄弟二人所订购的书籍往往两三个月之后才由欧洲遥遥寄来，这样的搜求正可谓“粒粒皆辛苦”。而彼时的国内译界已然奉行拜金主义，一如天僇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所言，“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
当然，寻觅冷僻的材料和“稀奇古怪的国度”所产出的文学作品也是为了译作的销路打算。与中国相比，东欧及巴尔干诸国不但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差异大而故事特别，作品被重译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为此，周树人甚至也想搜求印度和埃及的作品，却苦于无法获得。无论如何，只要能找到材源，兄弟二人就各种译本互相参看，痴迷地张望和打量世界文学的风景。周氏兄弟也时刻关注国内译界，凡畅销作品，便找来这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如陈独秀指导苏曼殊翻译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后上海镜今书局以《悲惨世界》为名出版单行本）1903年于上海报上刊登，兄弟二人便找到日本黑岩泪香1902年出版的日译本和另外英译本来参看。
彼时勤勉、迅捷的日本翻译界虽则在关注和绍介他国文学方面仅次于德国，却主要致力翻译所谓欧美一流文学。作为最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杂志，《译书丛编》（1900年12月创刊）亦追随潮流，以“专门译载介绍欧美的法政名著为宗旨”。邹容不但通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名著，并且以“吾将执卢骚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的气魄，为这一普罗米修斯般的伟业激情而烧尽自己。
然而，周树人却没有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自我中心意识，他关注小国文学，以克服大国的自大心理，去华夷天下观与去西欧主流化并举，以自主质疑的精神时刻抵抗被规训，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可谓个性卓特。他所喜欢读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在将本国文化与欧美比较时，往往流露出犹豫与小心翼翼的心态，呈现出一种小国的悲观色彩和焦虑感。这些阅读偏好显示出同样是立志拯民族存亡于危难之际的周树人，其爱国情怀所指向的并不是与世界列强并雄，或者去战胜任何他者，而是要向内求，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更深入地接纳和觉察自我，激励自己的民族生发刚健的想象力，自觉发声，最终通过文艺撒播爱的种子——不是躺在仿佛阶级消弭的自欺欺人的象牙塔里只爱外在的光明和美好，而是出于人类关怀、生命关怀的爱，直面和正视各种国民劣根性、人性弱点的冲突性存在。翻译逐渐内化为鲁迅的文化责任感，为国内绍介优秀的精神食粮，对率先走到世界文学前沿领地的周树人来说，责无旁贷。
留日生周树人对外国文学的关注通常有以下途径：
其一，经由日语、德语的学习，广搜浏览日文德文报刊书籍（包括少部分英文书籍），被其刊登的本国及外国作品深深吸引。这应该是占第一位的原因，也是内在驱动力。闲暇时喜欢读小说是周树人自幼便养成的兴趣和习惯。
其二，由文明史而入其国家文学，如从对《波兰衰亡史》的阅读到关注波兰文学，从对《印度蚕食战史》的阅读到企望关注印度文学。周氏兄弟经常拿波兰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来自比，言称如果中华民族不奋起努力，就会像他们一样走向亡国亡种的命运，为此而特别倾心于波兰文学中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和小品，努力倾听其中的“人之声”。
其三，经由广泛接触文学史论及作家评论而涉猎相关文学作品。如1906年，鲁迅翻译了籁息（Reich）的《匈牙利文学史》（1898）第二十七章，不但了解了其主要描述的革命诗人裴多菲（又译裴多斐），同时也知晓了小说家密克札忒（又译米克沙特）。在鲁迅的个人藏书遗存中，有四种密克札忒小说的德文译本，含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魔衫》。
另外还有札倍尔德文版《世界文学史》、凯拉绥克《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勃阑兑斯的《波兰文学史论》等。再度东京时拟购藏的德文书目中涉及外国文学史13种，含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北欧、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俄国、罗马等国别和地区。
可见其后来对东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译介，是基于宏观把握整个欧洲文学史淘洗出的“异域文术新宗”，绝非意气偏至、一管之见。
正如所见，年轻读者周树人的心中铭刻着摩罗诗人不朽的名字，《摩罗诗力说》可谓鲁迅文学的精神高地，然而，也正如北冈正子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所指出的，尽管诗人群星闪耀，吸引了周树人的却是他人评论折射的光芒，而非原作之光源。周树人自己原创的观点只针对裴多菲的材源，他那时的确购读了其长篇小说《绞吏之绳》。藏书中还有其诗集。
其四，经由本国译介而涉猎原作者作品当然是周树人早期外国文学阅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渠道之一，他对很多外国作品的阅读都是先林纾而后其他，先梁启超而后其他。
周树人在阅读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做剪报”，现有两本鲁迅留日时期所做的“剪报”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一本是中文的，乃鲁迅本人发表的文言文章、译述之作及其他同人诗文的辑录；另一本是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即姚锡佩在《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
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小说译丛》”，实际上并非鲁迅自题。该名称后被学界沿用，并视之为“剪报”
。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剪报相比，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两本中日文“剪报”，实际上并无“剪”“糊”痕迹，而是鲁迅留日时期从所浏览的期刊中撷取文章拆下后重新编辑为一册的合订本。特别是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应该是鲁迅对文学“攻究”的成果，其生前发表文字中均未见道及。周作人却回忆了他们如何阅读俄国小说并拆下保存的过程（下文详述）。除了俄国文学，周氏兄弟二人住在本乡汤岛下宿内时，正逢夏目漱石入职朝日新闻社，于是平时看学生报《读卖新闻》的鲁迅便改订《朝日》。当揭载《虞美人草》时，不仅天天捧读，还“切拔了卷起留着”
。鲁迅亦经常将喜读的文学作品拿到订书店去，做成硬纸板书面，背脊用青灰洋布，重新改装收藏。周氏兄弟喜欢的林译小说就曾经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那么，周树人的阅读方式是怎样的呢？肯定不只是挑灯伏案手指默念型，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的精读，虽说是必定的常态——金矿还是硫化铜，需要比较才能鉴别——而随便翻翻，没有本本细看的情形，肯定也是有的，甚至只是听周作人讲讲故事梗概，尤其是英译本，也未尝不可。即便是这样的听书，对周树人而言也是意义非凡，对虚构文学题材内容的综合感知与把握，兴许就在周作人亲切的家乡话里贯穿而融通了。不过，鲁迅之谓“百来篇”应该特指精读、细读过的那些外国故事。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再度东京乃完全主动阅读的时期，耽读的存在状态跃出多重面向、丰富有益的人生，既锻炼了周树人敏锐的观察力，灵敏可靠的记忆力，超越时空的想象力，对语言内涵差别的精微体味和驾驭把握的能力，更使其领悟力逐渐地不再受局限，内心开始独立链接精神本源，在自由灵魂的显微镜下，直面多样的人类文明，至为复杂的人性层面，洞悉不同精神效应之聚合，不时升腾起同情与悲悯，似乎是沉湎于新的秘密，又仿佛一切开始了然，以至不再关心世俗的成功与否。
鲁迅在日本的海量阅读行为，对其感兴趣者皆有目共睹，然而，如何判定哪些外国作品鲁迅留日时期读过、哪些没有读过，正像博大精深的鲁迅思想之不可量度，以下仅从八个方面的依据入手，逐步缩小寻绎范围，列出明确篇目，并以表格形式呈现每篇的主要阅读语言、直接或间接阅读证据、阅读来源信息及在日购藏书籍遗存情况。阅读证据当中除去“小说译丛”及翻译作品是铁证，其他回忆文字及藏书情况，只能说是线索或可能性之一，供感兴趣者继续进行个案的深入考证和质疑。
对曾经做过日译俄国小说重装本的行为，周作人有一段文字略见其影。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西米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那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莱夫作二篇，迦尔洵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风气不发达，比较的绍介地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
（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以上文字透露出，周氏兄弟关注文学前沿动态之迅捷，每月初日本的各种文学杂志甫一出版，便搜寻浏览，待发现有关于俄国文学的绍介和翻译文字，就果断买下这期杂志，将文章拆下来保存。由周作人的述说语境看，是为了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做搜集材料的准备。这份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所收录的作家作品，先后顺序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十篇小说中屠格涅夫的《草场》出现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以后译文”里，即《毕旬大野》（《白净草原》），莱蒙托夫的《宿命论者》是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一章。《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新译豫告”中均出现的《并世英雄传》，即《当代英雄》，可见是较为长久的翻译出版单行本的计划。除此之外，其他作品都没有被翻译并印在已经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中，预告中亦不曾出现篇目。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显然不是《域外小说集》俄国文学翻译的直接准备材源，因为他们的阅读武器已经是德语和英语。参照对比日本人翻译的俄国小说，从而确定自己对俄国文学的翻译选材倒是可能的，又或者仅仅是出于喜爱和敬佩之情而珍藏。对日本翻译界某些文人式的豪杰译，周氏兄弟早已感到不满足。为了全面了解非日本化的现代俄国文学的原始风貌，他们甚至学习了一段时间俄语。
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
周作人的话印证了日译俄国小说并不发达，这些19世纪中叶活跃在俄国文坛的经典作家作品进入日本已经是20世纪初年，而且译作经过改写和编排，故事几成日本式。众所周知，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贯穿其一生文学活动之始终，而最初打动鲁迅的就是俄国文学“为人生”的主流态度。小说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供消闲之用的文类，在欧洲只属于上流社会绅士淑女的“艺术之宫”，竟能在此邦发出被压迫者的呻吟和挣扎之声，这让年轻的周树人感受到在自己的民族文学里汲取不到的热量。然而，日语这一过滤器显然不是透明的，被阻挡住的俄文原作的光芒，已由热烈转而微温，不过仍能间接暖透树人孤独冷寂的心。正如后来者所见，作为周氏兄弟二人初试翻译劳作的成果，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收录的三个国家的七篇小品中，俄国就有五篇，包括契诃夫的两篇，安特莱夫的两篇，和迦尔洵的一篇，这使其几乎成了俄国短篇小说专辑。从专意做日译俄国小说剪报，到学俄语，购读俄国小说，再到于第一个翻译文集中以俄国文学来统领“异域”，周树人步步踏实地深入俄国文学领地，后来走在了日本译界的前面。对安特莱夫和迦尔洵的阅读和翻译，证明了其不凡的眼光。
与郜元宝先生反复推测“中文剪报”最终的制作时间
不同的是，我更关注制作者着手的起点，以及一篇一篇拆下来保存这个持续行为的过程，是否是即时性的。毕竟最终装订成册的成品，对研究鲁迅域外文学阅读史来讲，已经成为完成时。“《小说译丛》”的涉猎时间范围从1903年3月至1909年6月，几乎横跨了周树人留日的三个阶段。由后附表一可知，刊载屠格涅夫之《妖妇传》《水车小屋》（嵯峨之山人译）的文学杂志发行于周树人初抵东京时期；刊载屠格涅夫之《草场》（昇曙梦译）、《森林》（长光迂人译），莱蒙托夫之《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译）、《宿命论者》（栗林枯村译）的文学杂志发行于周树人仙台习医时期；刊载果戈理之《昔人》《狂人日记》（二叶亭主人译）及《外套》（西本翠荫译），普希金之《彼得大帝的黑人》（昇曙梦译）的文学杂志，其发行时间均含在周树人再度东京的时段之内。从文学杂志上拆下俄国小说保存这一行为是随出版随购读随收藏的吗？已经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去一一明确。索居仙台时期，尽管尚有新闻纸触目
，然则，肯定不能像在东京时拥有便捷迅速的博览条件和宽松余裕的阅读时间。不过，周树人搜集的旧书报大都是德文的，日文杂志可以随买随看。所以，并不排除有一两篇小说是在其初抵东京，甚或是就读仙台时读到的，待积累到一定厚度才在回国前拿到订书店装订成册，而装订时则是按照作家作品来分类排序，并手书日汉双语目录。
十篇俄国小说里屠格涅夫的作品有四篇，是四个作家里保存作品最多的，而且译作发表的年代也较早。鲁迅尤其喜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从其藏书中获悉，他还购读了收有屠格涅夫50首散文诗的德译本。
周作人曾说：“我们当时很是佩服屠介纳夫，但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总是没有翻译他的小说过，大约是因为佩服的缘故，所以不大敢轻易出手吧。”
我们看到，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以后译文”里均出现的“都介纳夫”，即屠格涅夫。对屠格涅夫的主动选择和早期接受，对小说家鲁迅的诞生和成熟是影响深远的。
《祝福》与屠格涅夫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妖妇传》）乍看起来毫无相通之处。然而，通过叶尔古诺夫中尉，屠格涅夫传递出人性的某种普遍特点——讲述可以承受生命之重，疗愈心理创伤。显然此点被周树人心领神会，后来他笔下的祥林嫂，其受害者模式的反复讲述便沿用了叶尔古诺夫中尉对其青春遭遇的不断讲述，不同的只是两国读者对于主人公创伤体验的反应。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每月讲一次，听者每次都听得很满意，都感到新鲜；而祥林嫂的阿毛故事，却由一开始镇上的人找来陪眼泪听，满足地离开，到全镇的人都听得纯熟，几近背诵，而至于厌烦地头痛，再到又因为她额上的伤疤而发生新趣味，反复逗弄取笑她的悲伤。如此回旋往复的细腻觉察和艺术处理，显示出鲁迅在借鉴屠格涅夫叙事模式的同时，对故土国民文化心理独有的洞悉，经过鲁迅强化后的某种人性成为其自觉主动的新创造。不仅如此，祥林嫂最终质询“魂灵的有无”，这一“终极追问”设计的植入，似乎也受到了莱蒙托夫的《宿命论者》的启发。另外，《社戏》中华夏江南水乡的少年们与《草场》中广袤原野上出现的少年们，命运虽完全不同，结局令人唏嘘，出场时那青春洋溢的气息却是一样逼人得扑面而来。“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的果戈理，通过二叶亭四迷的译笔，同样深深吸引了留学生周树人。《狂人日记》以荒诞的形式刻画了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他受到阶级社会的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该作发表约八十年后，鲁迅笔下诞生了中华大地上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先驱狂人，其所反抗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是这个东方国度所独有的文明；《外套》写一位五十多岁的抄写员，节衣缩食，终于修补好自己的外套，却在参加同事的宴会回家的途中，被强盗抢走。而在寻求法律帮助时，又被刚刚上任的要人欺凌，最终冻死在严寒中。从此，总有人会看到死去的他突然出现，索要外套。读罢该故事十五年后，鲁迅依然不能忘情于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将其在中国未庄复活。农村流浪汉阿Q，其生命卑微如同草芥，在缺乏诚和爱的中国底层社会里备受欺凌，与自轻自贱、精神胜利的亚卡基耶维奇是那么相似。熟悉果戈理的读者在读到阿Q被捕后，于衙门大堂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而跪下去的情景时，不禁含着泪花会心地苦笑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仿佛是对鬼魂索要外套之死后想象世界的民族化处理，折射出国民迂执可笑的精神图景。与果戈理熟稔的灰色小人物系列相比，《昔人》（《旧式地主》）无疑是混沌中一道独特的光。在俄罗斯乡下庄园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好画卷中，庄园主老夫妻热情好客，感情甚笃，遵循自然规律走完丰富又简朴的一生。果戈理为没落的旧式地主及其田园生活献上一曲挽歌。同样是在阅读十五年后，鲁迅在《社戏》中为读者打开了儿时美丽水乡的独特画卷，如同对果戈理《昔人》的再度致敬，内中所呈现的中国江南特有的人情美，成为小说集《呐喊》中冲刷掉阴郁氛围的独一抹亮色。
自己的藏书，鲁迅本人不一定都读过，但是自己译过的书，肯定是都精读过了的，尤其是像鲁迅这样力争忠实于原著而宁肯硬译的翻译家。在关于周树人留日时期读过的外国作品的探寻之旅中，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域外小说集》，尽管周树人只据德译本翻译了其中的三篇，其他均为周作人据英译本翻译，但因为树人负责编辑、设计、修订、润饰、统稿等工作，可以说，《域外小说集》两册所刊登的短篇小说，树人不但掌握原译本，对周作人的中译恐怕更是反复斟酌再三。树人虽不擅长英文，但一定也是对照英文底本或购藏的德文本通读过周作人的译本，并且还翻译了其中的诗歌，因此，这部分作品的阅读语言列为英语（见后附表二）。一个直接的证据来自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中文剪报”里收有的署名独应的两篇译作：美国艾伦·坡的《寂漠》（《默》）与波兰显克微支的《庄中》（《戚施》）。这两篇译文最初发表于1908年12月5日《河南》第8期，也就是被拆装进中文剪报的初刊版，而收入《默》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1909年2月5日已编订，收入《戚施》的第二册亦于当年6月11日印成。初刊本与初版本有较大差异，拆装本中就有明显的校改痕迹，对此，郜元宝亦有详细的校勘文字发表，
推测校改出自鲁迅之手。
周作人曾详述过兄弟二人编译《域外小说集》的过程，“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不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
。虽然周氏兄弟的翻译风格各异，方法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细读文本，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烂熟于心，将搜求来的文学书籍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翻译方法还提示我们不应忽略鲁迅外国作品阅读史上的另外一种可能，即有些英译作品，周作人精读后讲述给树人整个故事，不太精通英文的树人仅读了周作人的汉译版本。所谓兄弟怡怡，很多乐趣便体现于斯——哪怕是在冬天阴晦的环境里，二人却能忘却寒冷，与异域文学故事共陷爱河，度过充实的看似闲谈的每一天。
我国短篇小说的译介，周氏兄弟算是起步最早者之一。《域外小说集》苦心经营之惨淡，早已成为文化输入披荆斩棘之先驱佳话。为了防止重译的危险，兄弟二人特意聚焦当时不被日本译界关注的作家——这就意味着往往要避开所谓世界一流——而主要锁定擅长短制“小品”者。他们率先关注“异域文术新宗”，将目光投向译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北欧、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之短篇小说。周树人所追逐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部分算是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即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周氏兄弟之谓“近世”
的作品。安特莱夫（1871—1919），对于鲁迅来说，算是同时代人。显克微支（1846—1916）在鲁迅关注他的时候不仅健在，还于190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挪威作家毕伦存则是19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近世”之前的文学，鲁迅原本也有雄心继续下去的，屠格涅夫即在此列。
两位中国青年的广泛涉猎和海量阅读，特别是不通过日语而自主的翻译行为，当时就引起了日本文化界的注意。《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刚刚出版两个月，东京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五〇八期（1909年5月1日）“文艺杂事”栏便如此报道：“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
字里行间透出的历史张力，将我们弹回20世纪初年。循着他者的目光，我们才回看到，“以所有资斧少年精力”，首辟荒地的周氏兄弟如何勤奋地在大量阅读，阅读又是一种多么关乎国家进步，引起他国瞩目的行为。文化曙光，将入华夏——即便最初只卖出二十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语道出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默默有益于中国读者的耕耘者究竟存在。周氏兄弟的精神活动已经共振于生活于斯的明治东京之文化能量场中。
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中，周树人用了“各国竞先选译”
一语，单一“竞”字，苦境全出——反复地甄选、权衡、对比，才确定了最后的篇目。可以想见，二周的阅读范围如何广博。这还说明，《域外小说集》除了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周树人肯定研读过之外，其后译拟目中的短篇及“新译豫告”中的长篇，这些作为计划内的翻译选材肯定也都是竞相读过，以期“累卷既多”的，否则不会印出篇目。另外，《杂识》中介绍作者时重点提到的其他代表作品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已给出于后附表二中。作者及作品译名以《域外小说集》1909年东京神田初版为准，部分注明中文通译。
《域外小说集》后附信息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以第一册为例：一是“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以后译文”，一是“新译预告”，二者之间用曲线相隔。“以后译文”显然是即将继续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拟收短篇小说的篇目，而“新译预告”则是独立的长篇小说译作。两册共预告了五部长篇小说。第一册“以后译文”中亚伦坡的《默》、哀禾的《先驱》、显克微支的《灯台守》、迦尔洵的《四日》已在第二册刊登。没有指出具体名目的“南欧名人小品”很可能是第二册中选译的波思尼亚女作家穆拉淑微支的《不辰》和《摩诃末翁》。新希腊人比该罗斯没有如期出现。第二册新增的俄国作家是斯蒂普虐克。
第一、二册“以后译文”均出现了都介纳夫（屠格涅夫）的《犹太人》，挪威作家毕伦存的《父》和《人生秘事》，可见是非常喜欢而精心选定却遇到了困难和阻碍而没有实现的潜在译作。《父》应为《域外小说集》刊行二十年后，鲁迅在《哈谟生的几句话》一文中提到的《父亲》。在该文中，鲁迅回忆曾看过的短篇小说，第一次提到毕伦存，并说《父亲》至少翻过五回，却还是没有留下比哈谟生深刻的印象。
可见当初对翻译选材的慎重。其他拟目里的小说应该也是如此经过了反复的欣赏。据周作人回忆，《域外小说集》第三册也已经集了部分稿子，匈牙利密克札忒的《神盖记》（《圣彼得的伞》）即属此类，译文手稿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
众所周知，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再版《域外小说集》，将原先的两册合为一册，并新增小说21篇。这21篇小品均为周作人1911年回国后所译。对比《域外小说集》一、二册之“以后译文”拟目，无一为当时的拟刊作品。其中法国须华勃的《拟曲五篇》，新希腊蔼夫达利诃蒂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同命》是不是第一册拟目中提及的“南欧名人小品”，或第二册拟目中提及的“其他欧美名人小品”呢？如是，那么，丹麦安兑然（安徒生）《皇帝之新衣》，俄国梭罗古勃《未生者之爱》及寓言十篇，波兰显克微支的《酋长》，这些更偏向周作人的文学趣味，并由其操笔翻译的作品，周树人是否在留日时期已经寓目，仍不可轻易下断语，故未给出于附表中。当然，像《皇帝之新衣》这样的经典名篇，对购藏了德文本《安徒生童话全集》的周树人来说不可能视而不见，这里将其归入其他类别。
《域外小说集》中系列故事的甄选和精读，乃至翻译中的字斟句酌，对之后鲁迅的小说创作影响不言而喻。除了鲁迅自陈《药》的结尾弥漫着安特莱夫的阴冷，仅看《谩》与《伤逝》文体与美学趣味上的相通之处，便颇值得玩味。对没有太多短篇小说阅读经验而初次面对《伤逝》的中国读者来说，其忏悔式的手记文体承载着凄惨的情感体验不时刺痛共鸣之心灵，令人徘徊不已，无法释卷，而如果能早于鲁迅便接触到安特莱夫的文学品质，便不会有如此魂牵梦系之态。这不仅体现在表现情感时的场景选取，如绝望中等待的孤独与煎熬，最有表现力的便是漫漫长夜——《谩》的男主人公在楼下等待那个妄言了她的女子“一切特如一遥夜”
，而对失去了子君的涓生来说，“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没有光，便没有爱。两部小说的结尾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谩》的男主人公在对“吾杀女子，而使谩乃弗死”的深深忏悔中，咏叹调达到高潮——“彼人之判分诚谩也，幽暗而怖人，然吾亦将从之，得诸天魔坐前，长跪哀之曰，‘幸语我诚也！’”《伤逝》中的涓生亦在将真实说给子君却永远失去了她之后进入咏叹调的高频——“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不仅如此，鲁迅还认同了安特莱夫对人生的观照，即只有欺和瞒才能在这个荒诞的人世间永久地生存下去，而要和妄言做斗争，用真诚去求生存，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读者看到涓生要想开辟生存的新路，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伤逝》里还流淌着安特莱夫《默》中的冰冷感，对以冷漠杀人的文学表现，《默》选取的是牧师和妻女之间的隔膜，《伤逝》选取的是恋人之间的隔膜。在如此相似的文学世界里，冷漠不只表现在神情颜色上，更是一种心力的较量，那是一种无爱的人间死灭。鲁迅对“漠”和“默”有独特的审美嗜好，不仅被其深深吸引，还精心翻译了此类小说，更是在自己的生花妙笔下尽情再创造。
《〈呐喊〉自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句子，“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在接触鲁迅作品前，大部分中国读者还没有容受此类关于孤独的审美经验，即便有也一般不会想到将毒蛇和灵魂联系起来，于是惊叹鲁迅下笔之奇绝。而《谩》却开篇就用蛇吐芯的咝咝鸣响来比拟人类的妄言根性，特别是男主人公因为忍受不了谎言而将所爱的女子杀掉之后，终于醒悟永远杀不死的其实是妄言，这时，有一段精彩描写：“时则匍匐出四隅、蜿蜒绕我魂魄、顾鳞甲灿烂、已为巴蛇。巴蛇啮我、又纠结如铁环、吾大痛而呼、则出吾口者、乃复与蛇鸣酷肖、似吾营卫中已满蛇血矣。曰、‘谩耳。’”这正是神秘幽深的安特莱夫所擅长的对于病态心理的惊悚象征手法，我们在鲁迅的《墓碣文》里亦体验到这种自啮心灵的恐怖感。
芬兰作家哀禾的《先驱》写到一对年轻夫妻满怀创造地渴望开辟山林，艰苦奋斗，生命却无法抵挡自然伟力和生存困境，渐渐萎靡下去。周作人如此翻译此境，“冽寒，负债，多子，妇遂病，终以积劳而殒。”语感上熟悉吗？是否想到了《故乡》也以如此简单直截的句式铺陈闰土的苦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零度情感，词语叠加，罗列给出，这种直白简洁的表达式使人强烈感受到生存负累的层层重压，仿佛已经令人喘不过气来。
契诃夫在《戚施》中对男主人公罗舍有一句形态描写，“立时张其两足甚广，影着地上，如翦股然”。这一体态在《故乡》中轻松地飘落到了杨二嫂身上——“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用器具形容人体，不只是外形上的瘦削精干，还传递出缺少温度、坚硬的外壳感，而实际上这两个人物的确都是冷漠异常。罗舍在村中负有“戚施”即癞蛤蟆的恶名，因为他好为雌黄，动辄谩骂，恣意评判一切事物，尤其是文学艺术。对知识分子这种善于高谈阔论，却无实践精神，又时常看不起人的弱点，鲁迅在《伤逝》《端午节》《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一件小事》中都有深刻的反省与表现。这里可以梳理出它的精神谱系。
《阿Q正传》里还有俄国斯谛普虐克的小说《一文钱》的影子，阿Q被压榨的只剩下一条裤子，就像《一文钱》里的农夫被盘剥得连内裤都没有了。当农夫觉醒，不再交钱的时候，总督下令集合一个旅的军队去讨伐农夫，而“革命党”捉拿阿Q时也是动用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而且还在土谷祠外面架起了机关枪。貌似强大的统治阶级无论在人间的哪片土地上都是徒有其表，实质空虚。
以上种种，均可看出《域外小说集》里的故事对鲁迅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无论是语言节奏、情境、情感渲染手法，还是叙述模式、气氛基调等已经内化于鲁迅胸中，当然，其后来的借鉴和生发已经脱离了西方语境，不只是换成中国场景，让人物穿上中式服装，让风俗习惯渗透得天衣无缝，而是非常自然地嫁接到中国前现代社会文明体之上，结出了丰盛的艺术果实，在故事内核、精神机制和心智力量等方面，均有创新性的探索飞跃。
周树人致力翻译外国作品当然始于编译《域外小说集》之前，如前所述，在弘文学院修习日语的初级阶段，周树人便以之作为方法，开始了边习得语言，边翻译故事，译学相长，相互促进的学习过程，留下了以他国语言阅读外国作品的最初印记。比如，雨果的《哀尘》、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心旅行》《北极探险记》，改译美国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的开头部分等。值得一提的是《斯巴达之魂》，多年来学界一直存在该文是小说创作还是译作的争论，以及编译、译述、改作的说法。除了该文引言中已经强调“译者无文”，鲁迅本人在1934年写的《〈集外集〉序言》中也颇有意味地闪烁其词：“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
于是更加激发了后人一探究竟的兴致。不过，不管哪一种推测，其考证过程都在指涉这是一部基于多重材源建构的文本，且其材源多为史学，如涩江保的《希腊波斯战史》
，或国人用中文撰写的志略，如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
等，而非一部完整的通过外语阅读的文学作品，因此不符合本题界定寻绎的范围，而没有给出于后附列表中。除此之外，其他更有明确记录的翻译作品，还有留日期间主动阅读，到北京后着手翻译的《小约翰》；周作人负责翻译起草，周树人负责修改誊正的长篇小说《劲草》；周作人口译，周树人笔述其中诗歌的《红星佚史》（详见表三）等。
作为一名留学生，周树人在日本读语言学校期间，一定会修文学阅读课，那么，文学教科书自然成为其外国作品阅读史上不容忽视的考察环节。
弘文学院是对中国留学生施行三年日语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校，学科上重视日语和普通学科，为学生将来报考高等学校与大学做预备，授课的内容相当于中学知识，而周树人作为速成普通科学生，仅就读了两年，便获得毕业资格，可以选择专门学校。北冈正子曾经查看了周树人在校期间的授课科目表，发现并没有日语文学阅读课，而且鉴于“学生未必精通本国之文学，故于课余暇应酌加清国文学课程。”
也就是说，弘文学院当时的文学阅读教学仍然是中国文学。据周树人的日语老师松本龟次郎的回忆，在日语教学中，由于经常要寻找相应的汉字来解释日语的某些词，周树人曾经在互动中表现出汉语的扎实功底。松本并且赞扬了鲁迅那时的日文翻译“尤其精妙，忠于原意，且译文稳健流畅，同学间推崇为‘鲁译’”
，虽然“鲁译”二字泄露了松本回忆有意建构的痕迹，因为那时的周树人自己还未曾想到若干年后会成为“鲁迅”，同学就更不可能推崇其翻译为“鲁译”了，然而，结合周树人弘文学院时期翻译实践的史实，可以看出，周树人对语言的敏感度和通过外国文学阅读促进语言学习的自主性。
再度东京的三年间，周树人虽然没有入正规学院，却先后在三个机构学习过。除了在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属研习国学外，其他两所机构均是为修习外国语言而设，其中，1907年夏季参加的玛利亚孔特夫人俄文班所用的教本还处在《看图识字》
阶段，非常浅显，达不到阅读文学作品的程度，只有修习德语的独逸语专修学校的教材和读本中，出现了德语文学作品。
从仙台医专辍学后的周树人把学籍放在位于东京神田区西小川町一丁目的独逸语专修学校，这样做倒并非仅仅为了保持官费资格，如前所述，仙台医专的德语学习，使他越来越向往通过德语了解世界文学，这也许才是应该重视的目的。周树人在这所学校的在籍时间为1906年春至1909年6月。据北冈正子考证，这所附属于独逸学协会的私立学校，其德语教育居日本德语教育之要，教学模仿德国文理中学学制而规划，以小学毕业者为对象，旨在教授德语及普通学。周树人所学的是教学规划后半程中只教授德语的专修课程。当时的校长是大村仁太郎，同时教诗和文学，据鲁迅入校那年毕业的校友天野贞祐回忆，大村的文学课令他终生难忘——“至今仍爱咏颂先生所教的歌德的诗。”
有意思的是，周树人对歌德并不像这位日本学兄那么感兴趣。据周作人回忆，乃兄“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
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为的是“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北冈正子还考证了周树人在籍期间和暑期讲习会所使用的德文教科书（详见后附表四），但是没有资料可以确定他到底读过哪些，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来考虑。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他为之倾倒的易卜生和柯尔纳的作品。
不过，1926年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曾经深情地回忆过20年前（1906年），自己如何兴致勃勃地在课余时间逡巡而入神田区旧书坊：
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
（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除了”“及”“也”这些连接词表明，“听讲教科书”，“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对周树人来说同样是一种乐趣，而“抄写”一词更透露出，对教科书中的某些文学作品或是段落，周树人一定跟随老师精读过。虽然，在这样被动的阅读中，我们不能确切指出是哪一部作品。
将这些不确定周树人是否读过的教材与其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相互参看，会有一些意外的领悟。《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中收有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邂逅》，其用男女主人公记事与自叙交替呈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凄惨可悯的故事。曾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女子，偶然堕落为妓女，从此看破虚伪的上流社会，每天过着买醉消沉的生活。她不再信任所谓爱和美好，对待深爱着她的贫穷青年伊凡冷酷无情，最终使这无辜的可怜人因不能自拔而自杀。迦尔洵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对上流社会所追捧卖弄的经典文学的蔑视。他虚构了一个即将结婚的德国嫖客，后者在忘情地给女主人公朗诵海涅的诗时自豪地说：“海涅是德国大诗人。比海涅还优秀的诗人是歌德和席勒。而且，只有日耳曼这样高贵的民族，才会产生这些伟大的诗人。”听闻此言，曾经熟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女主人公恨不得抓烂德国青年的脸。应该看到，惯于以底层人的目光审视上流社会罪恶的迦尔洵，以其鲜明的阶级色彩阐明文学没有贵贱之分的超阶级文艺观。这篇小说虽经由周作人翻译，然而负责修改、润饰、编辑、审定的鲁迅自然是精读并心领神会的。他之不喜欢歌德——称之为“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
，不能说没有文情迥异的迦尔洵文学观的影响。
伟大的作家作品在启发人类的同时也因了某类批评家的观念形态，而成为拒绝普通人情感的“文学的铁栅栏”
，尽管这不是经典的本意。周树人对经典的不膜拜，对主流文学秩序的不被规训，显然不在于原生的作家作品，而侧重于其在传世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不期然而形成的观念新壁垒，尤其是人性中乐于将其作为装饰品之附庸风雅的一面。实际上，早在留学之前对中国古代文学就决不追随所谓正宗，这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姿态。而对歌德的看法对审慎的鲁迅来讲，绝不会在不阅读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空发议论。何况他向往德国的文化先行，应该不会放过经典作品，故意漠视不见，至少也会浏览一下故事梗概。只有广泛比较之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审美兴趣和目标所在，这些作品恰恰是其后来选择了东欧弱小民族国家故事的参照系之一，如果它们没有出现在鲁迅的个人阅读史上，为了向国内介绍异域新文学而开始的择取和淘汰行为便无从谈起。况且周作人还这样说过：“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本哥德的诗文，虽然在读本上当然念过，但并不重视他。”
不过，经查鲁迅藏书目录，发现其购有《歌德书简与日记》《歌德游憩素描小集》（含素描36幅）、《潘多拉》（一部节日戏），以及席勒的五幕剧《强盗》，教科书的引路人作用，更加不容忽视。
在《我如何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曾说：“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周树人留日时期爱看的作家有谁？他在文字中还有过明确表示，“用谐笑之笔，记悲惨之情”之俄国果戈理（N.Gogol），“神秘幽深”
之俄国安特莱夫，悲世甚深之迦尔洵，警拔锋利之波兰显克微支（H.Sienkiewitz），低徊超绝之日本夏目漱石、清淡腴润之森鸥外，“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
之匈牙利裴多菲，这些作家的作品自己都曾经热切地捧读过，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作家的作品算是周树人所接触到的外国作品中的“小半”，恰恰是“也爱看”的小半——每一页里都蕴含着浓厚趣味的“嗜好的读书”可见出真的鲁迅，而研究者却多看到其有绍介目的的“大半”，就此将传播被压迫民族的呼声作为唯一目的，并成为理解鲁迅的前提。如增田涉认为，鲁迅通过外国文学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学之外的历史现实，而非文学本身。“他不是在文学中追求没有国家或民族的抽象的人和人生，而是始终考虑、探求中国的社会、民族和历史。”
当然，鲁迅在公开表述时，也曾经这样自我评判，因为翻译界、出版界和读者最直接需要，和最期待满足的就是如何解决外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出路等问题，在出版自己的作品时，如果回避这样的社会关怀，便成了自说自话、孤掌难鸣，那么又何必出版呢？而真正要读透鲁迅的内心，还要在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入其字里行间细细品味言外之意。实际上，从鲁迅诞生那一刻起，被传播的鲁迅便如影随形，真假自我莫名难辨，无限之灵魂被有限之语言和文体所拘囿的情况本来就不可避免。而智慧恰恰就在没有目标幻觉，看不到任何问题和矛盾的“也”的时刻诞生——不会受到任何观念的控制，思维不在固定的框框里打转。已有学者指出迦尔洵与安特莱夫作品中悲观过于抗争的色彩，偏离了民族主义，似乎与鲁迅强调的受迫压而争取解放的翻译目标不符，
这些又恰恰是鲁迅“也爱看”的“小半”，且身体力行翻译的。然而，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实际上已经回应了这貌似的矛盾——“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换言之，鲁迅最看重的是文学应发至诚之声，在文学中，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TYPE”都是合理的，都应是被全然允许的。真诚地呈现永远绝胜于为了什么主义而高妙的虚饰。正如鲁迅在《〈幸福〉译者附记》一文中所说的：“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因之，颓唐的文艺之胜于瞒和骗的文艺，就在于其敢于正视和表现人性的种种欠缺和迷茫。
实际上，周氏兄弟编译《域外小说集》的初心，并不完全锁定在受迫压的民族故事，而是先从近世文潮最盛的北欧开始，“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
。“弱小民族的文学”这个说法，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追求的是“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
，后来者不能因为周氏兄弟的雄心没有继续下去，就以可见的那部分史实来概括其早年的阅读和翻译行为，非常肯定地将《域外小说集》整个编译计划定位于传播被压迫民族的故事。主体在回溯自我之时，其态度与自我目标对回忆内容亦起着决定性影响，并始终叠合于自身历史和文学视域形成的过程之中。
对初抵东京和仙台时期的周树人，周作人可以说几乎是不了解的，只能通过对方的来信和寄来的新书，遥想异国文明如何改变曾和自己共同成长于故土的兄长。1904年，周树人给周作人寄来日本山悬（县）五十雄所编的英日对照译注本《英文学研究》一套，含译者在1901年至1903年间译注的六部作品：《白梅嬢》《荒磯》《英米诗歌集》《宝ほり》《婿選び》《該撒殺害》。
这套书非常适合英语初学者使用，既然推荐给渴望求知的弟弟阅读，至少自己也泛读过，觉得非常不错，才给远在国内的弟弟开阔眼界，这一部分自然属于鲁迅留日阅读外国作品的范围之内。由于《掘宝》和《荒矶》后来被周作人在不通日语的情况下用文言直译出来，想必曾多向兄长请教。因此，后附列表中仅给出整套书中的这两部作品。
再度东京时期，周作人加入其兄阅读外国的生命进程中，被学者称为彼此在场
。这的确是兄弟怡怡，携手共进，配合最默契的黄金时代。周作人关于外国文学阅读和翻译的回忆文字，远远多于鲁迅，或直接或间接地描画出了其兄外国作品阅读史的草图，当然也留下了很多需要考证的细节和线索。这些回忆，有的应该是准确的，比如，周树人最爱安特莱夫，其次是迦尔洵，又甚喜科罗连珂，让他爱不释手的还有芬兰乞食诗人丕佛林多，又很珍重俄国的屠格涅夫，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捷克的纳路达、抚尔赫列支奇等，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更是常在案头。有些则属于年代久远难以避免的误忆，或是凭感觉的推断猜测。比如，说周树人不甚注意高尔基，其实他是非常注意的，藏书中就有6本德文版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后附表格中简注为Reclam）；说在日本受追捧的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周树人一册也没有，实际上鲁迅藏书中有3本歌德著作，1本席勒的五幕剧《强盗》；还忆及周树人未尝过问岛崎藤村，不过在《朝日新闻》连载其长篇小说《春》时也给予了关注，等等。
鲁迅对捷克作家纳路达、抚尔赫列支奇，大概是从翻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中间接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说，“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这当然也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而不能坐实，但是为什么周作人说其兄喜欢纳路达和抚尔赫列支奇，难道仅凭《近代捷克文学概观》里的评论文字吗？应该也是有阅读活动支撑的。藏书中显示鲁迅曾经购买纳路达所著德文版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风俗画》（两卷）及《小城故事》。周作人还提到法国自然主义思潮盛行日本时，涌现出一批自然主义派作家，二周追随潮流动态，阅读了田山花袋等人的作品，感到不够兴味，于是直接搜购法国著作，如茀罗培尔、莫泊三（又译莫泊桑）、左拉诸大师的二三卷，还有诗人波特莱耳（又译波德莱尔）、威耳伦的一二小册子。
那么，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魏尔伦的哪些作品鲁迅寓目了呢？后附表五提供了藏书信息，尚待进一步考证。周作人还曾以“我们”的口吻，谈及对林纾翻译的《堂吉诃德传》（《魔侠传》）的不满，以为“错译乱译，坏到极点”
，而鲁迅藏书目录里又列有《好心肠的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德文本两卷，及其他三种版本，由此可间接推断西班牙著名的堂吉诃德的故事，二周是对照林琴南的汉译及英、德、日译本认真阅读过的。
一般来讲，购藏的书最起码是感兴趣的书，即便没有精读过，也是了解了梗概或者仅仅是介绍，而产生了想读的欲望的书。鲁迅遗存中所藏留日时期购买的外国文学书，部分体现了阅读者流转的文学视域、鉴别能力与求知和审美意向。
就目前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鲁迅藏书目录，查出哪些是鲁迅在日本时期购买的基本不可能做到。姚锡佩等研究者曾经对照鲁迅所记书帐、查阅藏书文物进行过筛选
。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几乎可以断定是鲁迅在留日期间购买的，因为查其归国后的日记和书帐并没有发现购买该套小丛书的记录。然而，购书不一定就会阅读，特别是像鲁迅这样嗜书如命、有洁癖的读书人，几乎不留下任何阅读痕迹。即便留下了，以周氏兄弟当时的亲密无间程度，也无法判定出自谁之手。二周兄弟失和后，一定还有不少留在了周作人的苦雨斋，目前藏书目录中日译本的出版年份便都是鲁迅回国之后的。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的藏书量所占比重也相当大，只能另文再述及。在此，只按国别提几种已有阅读史研究涉及的鲁迅留日期间购藏的作家作品，比如，俄国文学购藏有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选》《上尉的女儿》（Reclam本）及《鲍里斯·戈都诺夫》（史诗剧）、《诗集》《高加索的俘虏》；菲奥陀尔·梭罗古勃的《小鬼》（长篇小说，1909）；意大利文学藏有保拉·龙布罗梭的《诃达克》（意大利生活速写）（1908）；丹麦文学藏有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诱惑者的日记》（1905），及其遗作与女友的通信集《索伦·克尔凯郭尔及其对“她”的关系》，还有哈拉尔德·赫夫丁为克尔凯郭尔做的传记《作为哲学家的索伦·克尔凯郭尔》；保加利亚文学藏有伊凡·跋佐夫（Ivan Vazov）的长篇小说《死神》（两卷）、《卡齐米茨·特马耶尔》（1899）及《勃尔格利亚女子与其他小说》（Reclam本）；冰岛文学藏有约纳松《生活谎言》（四篇小说、Reclam本），格斯杜尔·帕尔松用现代冰岛文写的两部小说《极圈的三个故事》（Reclam本）和《残酷的命运》
，等等。
另外，再度东京的周树人遗有拟购德文书目
，笔者从中挑出文学作品类，然后对照目前的藏书目录，找到了已经购买到的部分书目。它们是，俄国契诃夫的《决斗》《女巫及其他中篇小说》，安特莱夫的《深渊及其他小说》，格林的《儿童和家庭童话》（全本），莱恩（Leyen, Friedrich von der）译、亨德尔（Hendel）编的《印度童话》；波兰·A.魏斯的《波兰诗歌》《波兰中篇小说集》（五卷）；匈牙利厄特伏斯的《乡村公证人》两个版本，其一为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希腊巴尔茨的《希腊小说集》等。这些文学书籍既然名列留日时期的阅读计划，后来又买到了，不管是否曾经精读，都显示了阅读者当时的文学视域、涉猎范围，以及持续的关注度。作为阅读活动的前期阶段，哪怕是一种未完成态，拟购书目均能呈现出阅读期待与实际阅读行为之间的张力，由之可以更精准地触及鲁迅文学积累的地层结构。
虽说是周树人不膜拜经典文学，然而，姿态不代表阅读行为。比如，西方文学的源头《圣经》，日俄战争时期影响巨大的托尔斯泰，这些都是不可绕过的存在。所谓“托尼学说”，即指列夫·托尔斯泰、尼采构成了鲁迅的思想骨骼。《藤野先生》中提到远在仙台的“我”收到匿名信，第一句话就是“你改悔罢！”，虽是《新约》里的句子，却是托尔斯泰引用给日俄双方皇帝写信的开首第一句，可见日俄战争时期的托尔斯泰像《圣经》一样深入人心，他在周树人的阅读史上怎么可能空白？还有很多世界经典大师及其作品都是在鲁迅的日本留学时代进入其阅读视野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还有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等。另外，亦有不少研究者经过抽丝剥茧般的考证和严密推理，考察出了很多可信的文本
，其占比不容忽视。
李冬木提出的周边概念及潜在阅读的思考也适用于本研究。前者如在把尼采作为留学生周树人周边要素考察的同时，也探讨了尼采的周边及其他带给周树人的综合影响。由本论题的角度视之，所谓尼采的周边，既体现在周树人被席卷于明治尼采热潮中，也体现在诸如其所喜欢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亦曾经彻夜阅读尼采的作品。再比如，明治时代的“狂人”文学是个不可忽视的精神场域，早在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理《狂人日记》发表前五年，即1902年，松原二十三阶堂（本名松原岩五郎）便在《文艺俱乐部》发表了同名小说。同时，二叶亭四迷还翻译过高尔基的《二狂人》，这些全部构成明治狂人文学的氛围。鲁迅喜欢的森鸥外还写有狂人登场的小说《舞姬》和《泡沫记》。
由于后来鲁迅仅提到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学界便据此以之为直接的、唯一的文学影响材源，然而，置身于明治狂人文学氛围中的周树人，其对“狂人”的周边阅读不可能是单一的。当然，这毕竟还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演，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周树人确实阅读了上述关于狂人的文学作品。然而，周边概念的导入对文学阅读史研究来讲，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周边，还有另一层意思，比如，周树人在做剪报的时候，也不会无视同期报纸刊登的其他小说，不然何以独取此篇而非彼篇。在《朝日新闻》上对夏目漱石的选择，和对岛崎藤村的抛弃，便属于此类情况。陈漱渝还曾提到“1903年至1909年，在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还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如此比较浏览的目光所及，能量所摄，亦应纳入观照视野。
潜在阅读是指那些“不见于‘藏书目录’而事实上鲁迅又阅读过并且在‘鲁迅’当中留下痕迹的那些书籍。这意味着鲁迅实际看到的书籍比他留下来的‘所藏’要多。”
对潜在阅读的重视，于本研究的意义表现在，应时刻知晓，留日生周树人的外国语文学阅读还存在海面以下的冰川部分，而且比海面以上显露出来的部分，对其影响更大。
综上种种，本题对周树人留日期间外国文学阅读史的追溯与勾勒，仅就八点依据罗列概观而整理的附表以及提供的线索，远远不能涵摄这个不凡的留学生高远宏阔的文学阅读视野。周树人通过外语阅读的外国作品远远超过了百来篇，数目惊人，叹为观止。从抽样研究的方法来看，仅后附表格中能够给出直接或间接阅读证据的外国作品就有140部之多，其代表性足以用来分析概括周树人早期外国作品阅读活动的样态与特点，使我们看到他不断融合扩展的文学视界，广泛互联的精神沟通，乃至个人对虚构文学的鉴赏尺度、嗜好偏见等，从而为揭开鲁迅文学自身经验隐匿的生成性提供有效的支撑。
“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29个字的一句话，作为读者的鲁迅、作为译者的鲁迅、作为医学生的鲁迅、作为小说家的鲁迅等周树人的多重面向，悉数隐含。然而，对此中真意的探究和对资料的寻绎辨析，却远非仅为了印证这句话的准确度。当试图融入留日生周树人外国作品阅读的历史视域，并将小说家鲁迅这句时代话语语境化的时候，一个交错互通的体系之网渐显出其合一的指向——“文之觉”。这里的觉，不取觉醒、觉悟之意，而接近于觉察、觉知、静观（contemplation）、神视，有别于竹内好“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文学的自觉”
，有别于“弃医从文故事本质上是作为‘国民觉醒故事’发生的”
明确结论——由文学之外的维度讨论鲁迅文学的发生机制，永远出离不了共时性事件日俄战争以及民族屈辱的相关想象。“文之觉”却是在追蹑文学阅读这样一种纯粹精神踪迹的过程中，回归脱离历史境遇的语言传承层面，使主体也来到无法回避的自我面前。它释放出被遮蔽的视域，在更加广延的涵容度下审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线性思维模式，以及在这个被肯定的扬升过程中，那个决不能绕过的转折点——弃医从文，而这个转折点又一定与以《狂人日记》为发端的中国新文学实践产生直接的关联。
周树人与“经验的小说家”鲁迅
对留日生周树人外国文学阅读活动的探寻，很容易造成中国新文学之父完全受西方和日本文学影响的错觉，这提醒我们不得不思索仰仗百来篇外国作品这一表述背后的意图。
首先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鲁迅要特别强调自己小说创作的异域文学资源背景？一般而言，以创造力为标榜的作家们都忌讳道出自己对于他者的依靠，以稀释掉自家作品的原创性。而鲁迅却让人感到，他是在彰显自己广泛涉猎异域文学的独特眼光与“拿来”本领。如果说留日生周树人还是个初级读者，那么，这个以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奠基人身份亮相十五年之后的追溯式表达，却丝毫没有布鲁姆所谓“创作性的焦虑”，不仅如此，貌似还在引导我们普遍接受是外国文学促使了中国新文学之父诞生和成长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又极易让后来的研究者在回到历史的阅读现场时，往往以鲁迅的强势小说家身份去观照和分析三十年前，尚待展开其文学人生的青年初级读者周树人。然而，这两种身份的目光投射显然是不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仰仗”百来篇外国作品首先是一种表达，一种深谙文学翻译之道的成熟小说家的策略性表达，而不仅仅是纯文学作家的创作经验谈。与这一经验谈遥相呼应的还有，1920年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信，谈及创作小说的动机及本国现代文艺的荒芜之象。鲁迅如此写道：“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
——一种敝国文学迟入现代性何其久矣的焦虑！诚挚地感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没有引入日本读书界的必要，默认自己只是一位姗姗来迟的追随者。实际上，1919年4月在回复傅斯年征求《新潮》意见的信时，鲁迅便自谦“实在不是作家”，并且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
也就是说，其小说被认可的创造性是相对中国读者的接受水平而言的，远非作者新颖独创的故事本身。读者此前从未看到过如是思想，如是表达，所以才颇被激动。然而这一小部分人的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翻译家鲁迅的焦虑远远大于作家鲁迅的“创造性焦虑”。译者的强势话语遮盖了小说家的言说。或者说，翻译事业是周树人自青年时代起便孜孜以求的明确的文化启蒙目标——“文”的内核；而创作小说却起于其文艺实践过程中的潜在觉知，它使鲁迅这一符号声名远播，成为“文”的重要表征。人们先认识了小说家鲁迅才逐渐知晓了翻译家鲁迅，以及周树人的更多其他面向。鲁迅成为小说家的创生轨迹与国人对小说家鲁迅多重面向的接受轨迹，始终在相向而行。
优秀的世界文学翻译得太少，如何摆脱本土传统文学的魅影，引入诚挚刚健清新的异域之声，在更广阔的宇宙环境下，让多样的文艺相通，从而健全和丰富思维，这成为周树人最根本的关注点和焦虑点。在给青年的信中，鲁迅经常谈到要多看外国作品，他本人终生都是浸润其间的，异域文学中包孕的文化营养，呈现的不同思维方式，多样的心灵轨迹，拓展了鲁迅思考生命存在的维度，也带来了品味各民族文化性格的路径，最终养成了其既有主体性又有合一性的人类关怀视野和文化包容意识。在世界文学的大花园里，国内读者的迟来性远甚于当年周树人的迟来性，而这种迟来性以鲁迅对中国文坛的影响远超过世界文学对他的初始影响这样的形式隐而不彰地存在着。鲁迅通过突出强调西方经验而非本土经验的创作谈，回归到留日时期新文化理想的初心——远远超越五四一代所谓新文化弄潮儿的先觉之声。
“仰仗”百来篇外国作品这一表述提醒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创作行为可以由阅读活动直接开启和进入吗？很遗憾，周树人在阅读的当下，并没有从某些文本的精神约会中，诞生创作的欲望，哪怕是极个别的、最钟爱的作品，也没有激起他立即去模仿、创造虚构文本的冲动，我们没有获得关于他从阅读快乐直接过渡到创作欲望的证据。这让我们再度思索，海量阅读直接对应的更多是知识生产，而非创作冲动。很多读者都并未从阅读者直接转变为作家，却转变成了知识生产者，比如，学者和翻译家，至少在十五年前的周树人，其心智发展逻辑也是如此，成为作家绝非其早年文学阅读活动中的心理预期。
不仅如此，留日生周树人的文学阅读活动中还有一个有悖于成为作家的阅读方式，那便是，只看评论不看原作，或者说将评论置于前阅读而将原作置于其后，这均像是一个潜在的学者和翻译家可以被理解的阅读轨迹之一种，而绝非作家。创作者一定是避免看到评论性文字，让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干扰自己对生活的直感的。他的肉身首先要投入现实，敞开生命去体验，他的精神要直接面对作品世界，与原作者的心灵交汇。即便是先看到了评论，也不会迷恋摘要译述，因为这样的语言训练所养成的行文逻辑会影响感性创作的气脉。鲁迅在写小说的时候会如此思维吗？该如何整合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学资源，如何运用并使之生成自己的文学主体意识？毫无疑问，这是知识生产者的分析逻辑，绝非作家的创造性思维。对这一点，鲁迅其实早已说得很清楚，“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
显然，周树人翻译绍介他国文化的欲望和焦虑远甚于文学创作，或者说，前者才是他唯一的焦虑。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知识生产式的翻译和研究与创造性写作之间毫无关联，当我们看到在学者研究中，周树人仿佛穿着明治书生的外衣，译述他人材料之广泛简直到了被指责为抄袭的地步时，我们同时也回望到了一个未来叫作鲁迅的作家勤奋的前创作状态，或者说他不断积累、自我训练的生动痕迹，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训练，有着不易察觉的唤起性。处于东西文明碰撞交融中的初级读者周树人，虽有弱国子民之焦灼与宁静求知相交织的文化心态，却没有被文化自我中心论的藩篱所拘囿，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主体性，既有个人志趣，又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相较于留学生读书界不可避免的浅尝辄止、生吞活剥之风，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接受可谓含英咀华，融会贯通。他检视浏览，吸收资讯而不止于此，于文本语层至字里行间，深味异域故事之情节主干、人物关系、叙事模式、细节插曲及至纯语言创造，从开始与作者理解力的不对等，到渐入佳境，与作者程度相当，障碍清除，完成有效的心灵沟通，再到持续原作之生命，创造性地使之最完整地展开，而母语也历经同样的改造，这时，“文之觉”的现代主体性终于破茧而出。
写作（writing）原本就不可能自动生长，没有任何文本是无谱系的，正像“人性之形成来自影响——这种影响的覆盖范围远超过任何文学现象”
。所谓“仰仗”就是道出了有赖于对某种精神谱系的承继。当然，它是在从创造力（genius）这个重要源头自然而然地成长的（grows），并不是人为制造（manufacture）的模仿，不是通过技术（mechanics）、技巧（art）与劳力（labour）复制事先已经存在的东西。他的创意和材料必然取自自身而非他者。知识生产式的阅读活动，使认知和想象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交互贯通中，累积成就了十年后的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十年的时空间隔和中国本土的现实体验，胸中盛容的各种中外故事，终于酝酿成熟，蓄势待发。运笔至此，学界常言的鲁迅静默期问题横亘而现，在我看来，“静默说”是那些始终笼罩在伟大作家鲁迅之光的照耀下去观照周树人一生的研究者们所看到的阴影，而在这样的光轮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样的阴影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试问，归国后到《狂人日记》发表，此间的周树人果然是静默的吗？他只不过没有选择文学话语去表达而已。当站在新文学高地去俯瞰时，人们不情愿看到这样的低谷，于是说伟大作家鲁迅那时静默了，然而，鲁迅却说，“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
，这难道不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提醒了我们，仅仅沉浸在阅读里，是诞生不了伟大小说家的吗？初级读者周树人必然要经历一个回国工作、用生命持续体验的现实过程，而后才会在一个历史契机的偶然激发下，让小说家鲁迅横空出世。貌似令人惋惜、延宕乃至部分扼杀了一个天才作家才华的所谓钞古碑的静默期，从“文之觉”的内在机制上来讲，却是创造的新文学以沉浸于古代的方式，静待花开。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鲁迅给许寿裳写信提到，“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此处的“悟”，我以为，并非忽然明白的意思，而更接近于罗兰·巴特意义上的“悟”，即一种转化（conversion）
。显然，“吃人”对这时的鲁迅来说，作为一种现实或是历史现象，早已不是新鲜事，作为一种文学象征或是隐喻，也早已不再“陌生化”，而在偶阅的情形下，他的文艺思维、创作冲动一下子被触发，迅速链接并点亮知识地层中的叠覆部分，这正是灵感降临作家的时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同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在鲁迅的手中诞生，同时在他的手中成熟，开端即高峰，这样的评价绝不为过的原因。
将阅读和创作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去论证小说家鲁迅所仰赖的是何种外围材源——仅仅从知识层面上来认识文学创作，这样的研究方法，内含着陷阱，它掩埋掉的是周树人的具体性（concreteness）和现实体验——尤其是融入中国社会后对一切现象所进行的独立再思考。对文学创作来说，鲁迅一开始强调的其实是无为，没有创作欲望，在绍兴会馆钞古碑，赏拓片，直到《新青年》编辑“金心异”来质询、对话、催促，才勉力出山呐喊。其最初的创作小说完全出于“某种谦卑地被动性”
——聊以“塞责”的“小说模样的东西”。而且是因为“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言外之意，假如是在东京有这些条件，而且能读到很多外国书的话，便无暇也不会选择写小说了。《〈呐喊〉自序》中金心异的劝导是，“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并没有说，你可以创作小说。而作为一个不能随便实名制发表言论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部员，甚至小说股具体负责审查小说的主任和审核干事，周树人巧妙地采用了小说这种虚构文学的形式来传达他的启蒙思想，这一开山之作完全出乎《新青年》编辑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完全出乎周树人的意料之外，使方兴而起的新文化读书界殊为惊喜，他也从此成为鲁迅。
青年周树人在日期间读了哪些外国作品，乃至在成为鲁迅后的文学创作中，哪些是其自身携带的原生因素和初始经验，哪些是从文化他者，或文学前驱身上折射出来的光芒，这些其实统统都是问题的外衣，它真正包裹着的恰是鲁迅“文之觉”的核心——往往以文学精神起点的思维方式被提出和讨论，似乎必须要有个起点，才能梳理清楚所谓中国新文学精神史的演化脉络。关于文学家鲁迅是如何创生的，已经被认为是鲁迅研究的难题，并且均以《〈呐喊〉自序》中鲁迅的自叙构成该问题的发起思维，并由之自然而然引发了后来者关于“幻灯片事件”的诸多索解。
“弃医从文”，这个鲁迅从未明确提及的名词，在鲁迅传记中不证自明地成为一个重点强调的人生转折，一个关乎全民族精神史的重要契机，一个简洁明了的精神图式，
一个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常设界面。
再一次阐述鲁迅文学的本源并非本文的意旨，而是在客观追溯早年鲁迅外国作品阅读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解构所谓鲁迅文学精神起点的冲动。一切起点都是三维世界线性思维模式里的幻觉和迷思，与作为宇宙统一体的个体鲁迅之终极实相毫不相干。试图找出生命中的事件及经验之征兆、意义，极易陷入为了阐释而阐释，制造出更多无谓的问题。承认有起点，就是承认有终点，而生命体本身难道就不可以是N维的，不可以是混沌无界的吗？赋予人生中某一时刻以任何阐释的特权，让生命为时间挟持着只往一个方向流动，其最终的指向性都是对于灵魂自由的再限制。而在生命体不断动态变化的结构中，不同面向的交互贯穿中，每个刹那都可以互为起点与终点，都可以是神圣的刹那，创造的刹那，重生的刹那。
当然，“弃医从文”的概括是由《〈呐喊〉自序》的叙事基调所主导的，然而，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经典叙述其实颇有意味，当故事性陡增，进入高潮之际，读者也仿佛正围上去成了“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不料“我”笔锋一转，说“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我”抽身撤离如此之快，弃医之决定如此坚决、迅速，正是毫不提防、始料未及，又恰似与东京有约在先，只待这决意的关键一刻。突然加快的叙述节奏赋予读者脑海中的画面人物以匆匆行色，刚刚明了的“幻灯片事件”在下半句中已然成了“那一回”。“紧要的”目标也猛然清晰起来——“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当下觉悟曾抱持的憧憬之虚幻，无暇思虑人生之条件和境遇，即刻创造新的自己。尽管鲁迅强调了外在政治环境对其心灵的刺激和影响，然而，超越于政治与社会，顺随灵魂，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能重现一个更真实的自我的事，不易察觉地散发在其文字所凝聚的精神光晕间。又或者，政治难道不可以是“文之觉”的投影吗？
在仙台医专面对人体器官、骨骼等实相世界，才发觉在东京时灵魂已经出走太远。在国内时浸淫太多志怪话本，反复出场的才子佳人、忠君义士、“帐幔后的老男女和小贩商人”
淤堵于心，在域外小说世界里与超乎想象的人物相遇，在新鲜的故事中自我得以释放，这一释放过程是非常具有个别性的，可以简化称之为独特的审美嗜好。鲁迅理想中的小说是不会“凭空添上花环”以“遵将令”的，单四嫂子也不会做到看见宝儿的梦。
它会有一种极度个人化的审美性情流淌，就像《域外小说集》中所翻译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太多抗争与叫喊，而充溢着阴暗与绝望。“弃医从文”的“文”当然指的是文艺运动，而非特指虚构文学，它的精髓在鲁迅身上体现于翻译、文化批评等各个方面，而小说成就无论是出现的方式还是创作主体的期待，在鲁迅那里，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却以此为基点乃至新文学的制高点去追溯整个鲁迅文学的起点，去定义一个所谓“弃医从文”的作家的低谷与静默，岂不是背离了鲁迅文学的本然，与之渐行渐远吗？
放下1922年的《〈呐喊〉自序》，心头又浮起一个疑问，如此的民族屈辱感，如果是一个作家气质浓郁的医学生，为何当晚没有以任何文学体裁写下自己的宣泄，哪怕是乱写一通
，而要在二十年之后提炼出来，并且是那样一种精致的提炼？这的确是独属于鲁迅的创作之路，当然，很多作家都是在回首往事时成就的，或者鲁迅当时也写了，我们并没有见到。这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多维空间。如果说关于“幻灯片事件”的叙事是在仙台时期诞生的，或者仅是在日记当中周树人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标上了“弃医从文”的符号，毫无疑问，他后来的人生传记是不需要追寻文学起点的。而实际上，留日生周树人并没有这样去做标记，这样做标记的是二十年后的作家鲁迅，并且是以第一本小说集出版自序的方式呈现出来。上述情境和思想投射显然是精心营造后的文本世界，而远非现实经历的如实总结。我们为什么要在传主的引导下去追溯前史，寻找他的起点？
不仅如此，“弃医从文”这四个字所呈现出来的二元概括性思维，完全来自阐释者思维，并且是时代色彩浓郁的阐释思维，甚至可以说这种阐释最初就隐含于1922年鲁迅话语的内在建构当中——非常“有意”的对于某种状态的弃绝，非常“有意”的对于另一种状态的“投身”，这样的启蒙意图叙事完全出自1922年中国新文化队伍趋于分化的反思语境，而非1906年的仙台医学校。实际上，就在我们普遍认为鲁迅坚定于从事文艺运动的再度东京时期，在他的拟购德文书目中，还能够看出其对于其他专业的渴求，特别是植物学、生物学、医学方面的教材占了很大比重，而这些教材后来基本上都购到了，并且带回国内，很像是为回国内时教书做资料上的储备和参考。这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弃医从文”并非一刀两断的截然的过程，再度东京时期周树人一直处在将来从业的尝试和抉择中。
然而，对待翻译事业，鲁迅却从一而终，矢志不渝。“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
，这给予未名社译述事业奉献精神的高度评价，正适合鲁迅自己，他却没有想到自己首先在创作园地里绽放了，更未曾料想“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而当被定位成作家，必须以此身份表达时，回顾创作之路才拣选素材并提炼出了“幻灯片事件”。它的冲击力如此强劲，以至震撼了几代人惊异和感动于其与肉身的“断绝”，于是，将之视为中国新文学的精神起点——永远放在了一个共时性的民族事件的点上，文学之于文学的那些纯粹的东西就永远成为第二位，至少与其他种种原因是不对等的。一种缺乏进入鲁迅生命的每个当下去体味和觉察，而理所当然地在其人生经历中刻上“截然”的思维痕迹，这样的研究模式早已经渗透到各种传记写作和生平研究当中去，甚至激发了更多的人去四处搜寻那张作为证据的幻灯片，桎梏在眼见为实的牢笼里。
然而，我要说的是，在鲁迅的生命节奏里，仙台弃医这一脉动，在某种层面上是否为曾经给予其本我释放的明治东京之召唤？当对更广阔的宇宙略见一瞥时，称之为理想的东西不易察觉地在内心慢慢改变了。或许，去仙台仅仅是为了经验自己的某种存在——近三十年后反顾时那九个字的浓缩——“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而再度回到东京去沉潜
，去阅读“全世界”，则是为了能够接续初见时成其为是的交道感应，从而继续自由无限地去表达。鲁迅“从文”之肉身自翻译始自翻译终，明治东京恰恰是其以异国语言思考人类和万有，自身母语在持存中历经分娩阵痛的此在——不是又一个起点，不是某个凝固的时空，不是西方文化对鲁迅影响层面的问题，尤其不是西方文化经由日本这个东方中转站对鲁迅影响层面的问题——而是多重文化思维方式的交叉共融所激发出的鲁迅的精神走向。多种语言译本摆放在面前，这种行为本身足以证明鲁迅文学的创生是多样文明的交织融汇，是广泛建立精神联系的复调对话，是自身文化生命的接续与扩散，更是互为生成的再生长，看似偶然的永恒必然。
由人类的连结和一体（unity）视之，并不显见地存在着一个无所适从的周树人成长为坚定的文学家鲁迅的线性扬升过程，或是发现自我精神界战士之面向的迂回曲折的流脉。每一个当下，均成就鲁迅。他从来没有与生命的任何阶段相分离，如果仅仅用“弃医从文”来阐释，仙台学医和所谓国内静默的几年，政治环境的过于严酷，便都构成对于一个作家才华的扼杀和浪费，这样固化的历史样貌，自然就会认同在与政治的对决中创生文学思路的有效性。然而，鲁迅难道不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融入文学吗？他生活着，聆听着，游逛着，浏览着，阅读着，整理着，翻译着，记录着，描画着，感受着，觉察着……“文之觉”有不需要仰赖他者获得最终求解的自我逻辑。显然，“弃医从文”不是这样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视域，而是一个被构造的、摒弃了与最终求解无关步骤的视域。让周树人与鲁迅合一，拒绝将其特殊化，同时也就拒绝了将其流传化、历史化和对象化。
《鲁迅像》
木刻/作者：赵延年/创作年代：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