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春锦兄执意要我给他的新著《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写几句话，我乐意为之。我读木心的书不多，只对他的生平稍有常识，为这样的人物做年谱，我以为非常值得，也非常重要。春锦写过《文学的鲁滨逊》，是木心前半生的经历，而这本却是木心完整的一生。

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和方志一样，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非常难得。现在方志传统一直得到继承，政府各类机构虽变来变去，但我印象中，“方志办”始终保留，这非常不易。但年谱传统，在西式专著体例冲击下，学术地位下降了，这实在可惜。年谱最见学术训练功力，毫无疑问，它本来就是正宗的学术著作，但在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重视。大学里念学位的人，也极少能以年谱申请学位，以为年谱算不得什么学术著作，我以为这种习惯，大错特错。一般来说，坏年谱也还保存有用史料，而坏专著连史料价值都没有。相同领域，相同人物，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

往年我在山西太原曾读过一部《王恭襄公先生年谱》，作者张友椿，早年专门研究太原地方史的一位专家。这部年谱的谱主王琼是明朝太原的一位名臣，成化年间的进士。为年谱作序的常赞春先生是山西榆次人，京师大学堂出身，是林纾的学生。常先生就极赞同当时还年轻的张友椿为乡贤做年谱，以为这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开创性的年谱，完全可以在学术界安身立命。

学术工作，眼光非常重要，年谱这样的著述体例，听起来似乎容易，但选择给什么样的人做年谱，年谱是不是第一部，却非常能见出作者的学术眼光。春锦选择木心先生，这个选择包含了他的学术判断，如果要讲学术水平，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他能做这样的决断，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这是第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年谱，虽然春锦谦虚，只用了“编年事辑”的书名，其实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谱。第一部年谱最“值钱”，因为有开创之功。

年谱的体例，古今一理，但年谱的做法，却有古今之别。手工时代的年谱难，网络时代的年谱易，这是一般道理，不做细部区别。手工时代所有材料均要靠读书而来，长期积累是做年谱的家法；网络时代年谱做法的规则是检索，在学术修养外，网络技术成为必要的学术准备。给谁做年谱，是否第一部，成为网络时代判断年谱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春锦这部年谱满足这样的时代条件，是一部成功的当代名人年谱。以后再出新谱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绕不开这部年谱，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这部年谱也就不会过时。

谢　泳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