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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自制年表一本年所标示的年龄为十六岁，乃周岁。
◎春，前往杭州报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杭州艺专”）。
按：据木心自制年表二显示，本年春至一九四五年年底均在杭州。自制年表一却显示本年在乌镇，秋季在嘉兴。互有出入，详情待考。另，木心在《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的访谈中说“我十五岁就离开家到杭州”，记忆有误，应是十七虚岁。（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木心离开乌镇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一是为了报考杭州艺专，为此遭到家人的反对。
我明知国立艺专迁到内地去了，然而我是抱着投考艺专的心情和意图来的，时常在平湖秋月、罗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带踽踽独行。（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2页）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喜欢文学，而家里希望我读法律或医学。我不愿意学那些，但是整个家族都反对，反对得很厉害。（曾进：《海外作家木心独家专访：“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外滩画报》，2006年3月5日）
我怨的是自己家庭的纠纷，使我童年受苦，决心出走。（沈秀红、孙飞翔：《木心先生六日在乌镇度中秋》，《嘉兴日报》，2006年10月7日）
其二是逃婚，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
老家静如深山古刹，书本告诉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我所最向往的，我知道再不闯出家门，此生必然休矣——一天比一天惶急，家庭又逼迫成婚，就像老戏文中的一段剧情，我就“人生模仿艺术”，泼出胆子逃命。此后的四十年是一天天不容易过也容易过。（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1页）
◎到杭州后爱上逛旧书店并大量购书，最嗜读的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等国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
杭州旧书店多多，多到每天只要我出去逛街，总可以选一捆，坐黄包车回来。最嗜读的是“欧洲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没有料到许多故事是好事家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我却件件信以为真，如诵家谱，尤其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特别使我入迷着魔。（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2—113页）
十七岁到杭州，我不喜欢西湖，胸中充满着崇高伟大的理想，最好是看到高山大海，悬崖峭壁，所以要听贝多芬，要读莱蒙托夫……我的童年少年很苦闷，没有心情接受普希金那种典雅的美。倒是暴烈、粗犷的美容易起共鸣。但要说真正理解，十六七岁的人不足以认知贝多芬，也谈不上懂得莱蒙托夫。（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36页）
◎住在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日常生活由女佣料理，自己一心要做知易行难的艺术家。期间到思澄堂随范牧师学钢琴，作印象派油画。因追求西化被亲友批评，遂尝试与世家子弟交游，终因理念不同而作罢。
一九四三年，我住在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女佣料理日常琐事，我独进独出，一心要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书越买越多，画则全作油画，走的大致是印象派的路子，喜欢尤特里罗，他的街头风景，也不是实地写生的。下午三时至六时，照例在“思澄堂”范牧师那里练琴，钢琴，每月付学费。
藏青哔叽学生装、黑呢西装、花格羊毛衫、灯芯绒裤子……意思是我当初一袭长袍揖别故乡的，到得此时在外表上全盘西化了，这是四十年代初的浙江小镇上所做不到的。某日家信至，内示凡有从杭州回乡的亲戚长辈，都认为我单身在外，无人督导，显得华而不实——我深感委屈了，与我所梦想的“艺术家”相比，我真是表不及里、里不及表……更滑稽的是，我自以为处于“流浪”“失恋”“奋斗”的进程中，艺术家不是都要这样折腾，千锤百炼，然后一举成名的么，家书中之所以有此一番旁敲侧击的“庭训”，猜想是“蘋南书屋”主人，袁老夫子对我的批评，他是我姐夫的业师，精鉴赏，富收藏，而对“西洋画”无知识，有成见。我初入“蘋南”，老夫子每来夜谭，看了我带出来的山水花卉和隶真行草，以为然，孺子可教。不久，我弃长衫布鞋，取西装革履，满屋油彩气味，画具画材狼藉，难怪老夫子要在他给我姐夫的信中，来那么一句“华而不实”。好在他怕闻油彩气味，夜谭从此不继。
居有顷，母亲来杭州办事，当然也是为了要看看儿子，我想不免要甄检“华”与“实”的公案，结果陪母亲游山泛舟，逛街选物之余，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英国纹皮皮鞋、瑞士名牌金表，还印了几匣名片。母亲说：“先一步步学起来，以后就老练，独个子在外面，要懂交际，别让人家瞧不起。”我趁势问了那讥评的来源，诚然是“蘋南书屋”主人的高见，母亲笑道：“真的华而不实倒先得一‘华’，再要得‘实’也就不难，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你姐夫，实而不华，再说也华不起来，从前你父亲是正当由华转实，无奈去世了，否则我们这个家庭也不致如此，我是说，你要‘华’，可以，得要真华，浮华可不是华……”
母亲归去后，我尝试与杭地的几许名门世家的子弟辈作交游。其中擅书画的那些个，都各有师承，谨守传统“六法”，一派仿作，毫无才气，更使我惶惑不解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根本无视“现代”，意识不到欧罗巴（世界性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而生活享受呢？却来得个会赶时髦，西方物质文明的种种新鲜玩意儿，他们捷手先得，自命不凡，男男女女凑在一起时，像是谈恋爱，又不见得真相干，这种场合和氛围，使我废然退出，仍旧回到“蘋南书屋”，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概念丛里，走我自以为是的“路”，而且有点明白何以“西湖边上没有画家在写生”的道理了，既然艺专因战事迁去内地，杭州就没有主流的“洋画”，只有支流的“国画”——我像离群之雁，只等艺专回来，才有入群齐飞的可能。而就这样孤雁单飞，也不失为一种自强的训练，与所谓名门世家的后代的交游经验，使我知道“浮华”真的只是“浮”而不是“华”。（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3—115页）
◎是年，在杭州举办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
八岁学画，十七岁在杭州开了一次成功的画展。（陈英德：《也是画家木心》，《联合文学》创刊号，1984年11月1日，61页）
◎是年前后，到过上海，在上海初次读到张爱玲的散文。
我初次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几本杂志间，十五岁的读者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木心：《一生常对水精盘：读张爱玲》，《作别张爱玲》，陈子善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126页）
按：“一九四二年”系木心误记，当为“一九四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