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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五，峡河遍地大雪。
从山顶到河边，从小道到大路，一片茫茫的白。五峰山上的松林被大雪改了颜色，像童话世界。山神庙里无所事事的公鸡突然爆一嗓子，雪哗地垮落下来，腾起一股白雾，四散开来，离得很远都能看见。
这雪下了十多天了，从年前的腊月二十五就开始，白天落，晚上落，鹅毛一阵，碎粒一阵，没一点儿风。早晨看东方，晚上看西天，天仿佛没有了晨昏，混混沌沌，看不到一点儿晴的迹象。听父亲说，峡河这地方，从来没见过这样没头没脑的雪。
爱人把我那只巨大无比的牛仔包装满了掏出来，掏空了又装满。矿灯、雨鞋、胶皮手套、迷彩工作服、口罩、煮熟的鸡蛋……按性质和大小，各安其位。她几次犹豫地问我，是不是少装了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少，又不是出国去，到了地方，缺什么就再买什么呗！
大雪封路，通往县城的城乡班车停运好长时间了，一方面是县运管部门下发了停运通知，一方面是出了事故谁也担不起责任，都不敢冒这个险。镇上有胆大的面包车挂了链子拉黑客，但价钱贵得出奇，八九十里路程，两百元一位，但依然挡不住客源滚滚，打了几通电话都排不上号。
我问周晓民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等天晴呗。说话间，工头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是老板定于初九午时准时开工，哪怕是响一茬炮也行。工头是重庆人，也姓陈，十年前与我相识于灵宝秦岭金矿，十年间有合作有分离，从没断过联系，算是老朋友了。他现在在南阳市内乡县一个叫夏馆的小镇上，他的春节就是在夏馆的小旅馆过的。在离镇四五公里的一条沟里，他承包了一个已经停了多年的小矿洞。
这至少是第十通电话了，听得出他有些急了，我知道也不完全是他急，是老板更急。老板购置下一座矿山的开采权，一路办下来，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按三年的开采有效期计算，每天折合多少损耗？放谁身上都急。他说：“实在不行，先来两个人，随便放一茬炮，算是开了工。包车吧，包车的钱都算我的。”
我心里也急，过去的两年跑新疆、跑内蒙古、五上秦岭金矿，路费、电话费花了好几千，都没有挣下钱。更主要的是，每年的开年季也是工人争夺大战上演时，谁抓住了工人，谁就抓住了本年挣钱的基础，不管什么活路，没人手干不下来，馒头可以一个人吃，挣钱的事真不行。
工头的意思是，让我带领一帮工人把这场活儿包下来，每吨矿石给我提两元钱作为辛苦报酬。按照他描述的矿洞情况，我算了一笔账，就按每月出矿一千吨计，一个月下来就多了两千元的收入，如果矿量随着开采规模而不断加大，收入将更加可观。虽然还没有亲临现场确定虚实，但有诱惑总比没诱惑强。干矿山的，由工人变小工头、大工头，再到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的老板，这是一条鱼跃龙门的路途，也是这行几乎所有打拼者的追求。
给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一遍遍打电话，那些爆破工、出渣工、电工、通风工、机械师傅、煮饭师傅，那些曾一块儿南征北战的，那些仅仅是一面之缘的，都一遍遍地打，一遍遍地描述前景、收入。他们一部分回老家过春节还没有回来，一部分已经出门了，还剩下不多的人在权衡、观望。千言万语，千叮咛万嘱咐，我总算确定下了四五位工人，让大家在家等我的通知。
初七，天终于晴了。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到底是春天了，太阳一照，雪立马就消融了。
这是一条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小山沟，名字叫四台沟。
像所有偏远荒败的小山村一样，整条沟只剩下不到十户人家，稀稀疏疏的黄泥小屋趴在一沟两岸。说是沟，其实早已没有了水流，只有低洼的地方才有脏兮兮的小水泡子出现，那是饮牛羊的地方。虽然是水泥路，但最上面的一层已严重风化、脱落，露出大小各异的石子和凌乱的坑洼。沟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了，他们都搬到夏馆镇上去了，偶尔回来看望一下老头、老太或只是为了带走地里的白菜、蒜苗，轰隆隆的摩托车像杂耍一样闪腾。
这是一口废弃多年的矿井，坐北向南，陷身在一座矮矮山梁下，井口被荒草掩映，几近于无。洞前的矿渣上，一棵白玉兰树得益于当年炸药留下的养分，长得无比壮硕。井后的山坡上有橡树、板栗树和几棵野桃树。
井口是一段向下的斜坡，黑洞洞的，看不到底。一根白色塑料水管哗哗地从井底往外抽着水。
我突然心底有些凉。不说洞里的矿量怎么样，这种斜井既危险，开采难度又大，出力不出活儿，谁见了都怵。可我嘴里不能说，脸上也不能表露出来，就是想说也无人可说，周晓民除了出死力，什么也不懂，但我并不打算退却。在矿山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除了爆破还是爆破，一直找不到揽活儿的机会。规模大的矿山，条条固化，根本没有插脚的机会，只有这种偏僻之地、人瞧不上眼的小工程才能分一勺羹，所谓“金钱绝处求”。
人活着，就是一个拼字。
吃了饭，下洞。在我身后，周晓民噼里啪啦点燃了一串鞭炮。
洞道的斜坡不长，七八十米，但很陡，至少四十度，人上下时要抓住固定在墙壁上的一根粗绳。洞底的水已经被抽干净了。往洞口看，像一根巨大的炮管指向天空。天上有稀薄的白云，向更远的地方飞渡。到了底部，向左，九十度转弯，走十几米，是一道平巷，呈南北走向，两头远远地延伸向深处。
“这就是矿带，含银量很大，也含金，还有一点儿锌。”陈工头用手电指着巷道顶上一条长长的黄灰色线给我看。他的两位伙伴跟在后面，一个是他的姐夫，姓覃，另一个是他妻弟。
黄灰色矿带很窄，窄处寸许，宽处不足十厘米，绵延不断。它与两边的岩石色差明显，分离清晰，这是高品位的表现。老板敢于买下这个废弃矿洞，一定有他的道理，这里一定经过了矿石化验。只是，哪怕品位再高，这么窄的矿体也是有风险的。我的判断是，它不可能随着开采的深入，有什么突然变化，因为这是几乎九十度直立的矿脉。从矿体结构规律来看，只会越接近地表越窄，甚至消失。
但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大家都抱着一颗赌的心。
走在出洞的斜坡洞道上，周晓民偷偷问我：“干不干？”我向他伸了一下大拇指：“干！”
到了井口，大家都呼呼喘气。陈工头问我：“敢干不敢干？”太阳已经偏西，光线打在他的身上，微微有些冒气，这是由于洞内洞外温度的反差。我注意到，几年不见，他已白发点点，我记得他好像四十二了。
“怎么干？真要好好合计合计。”我说。这种太冒险的活路，确实要合计合计。
时间转眼就是清明。
早晨大家还睡着觉，远处响起了一阵一阵鞭炮声。“清明青，送新衣。”在那边的人，也要过春天换新衣了。鞭炮声长长的，那是富裕人家、孝顺人家；鞭炮声短促的，不是穷，就是吝。慢慢地，鞭炮声到了井口边。渣坡边上有两座坟，那是村里贾家的祖坟。
出门一看，果然是贾宝庆蹲在坟前烧纸，坟头上插着清明挂，草色茵茵中一旗红白黄相杂。他是距矿洞最近的邻居，跟老婆离婚多年，一个人放着一群懒羊，儿子在郑州读大学。他是村里唯一支持矿山开采的人。
矿山的开采，遭到了村民的坚决阻挠，先是老头、老太们结队来井口闹，老板为每人买了一身新衣、一袋大米，平静了。过一段时间，洞口的电闸总是跳，有时空气压缩机正在工作突然就停了电，水泵也停止了工作，钻头卡在了岩石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村电工说，矿上电器功率太大了，电线无力负荷，得架独立变压器。谁也不傻，都知道什么原因。
问题反映给老板，老板很生气。他不住在矿上，住在县城里，事多如麻，跑一趟不容易，何况这也不是跑跑路就能解决的事。老板并不是本县人，他原来在市里某区当官，看朋友贩煤挣了钱，就干脆下了海，被这边县里招商引资硬拽了过来。
老板打电话说：“安变压器就安吧，倒霉！”
村电工悄悄给工头说：“也不用非得安装变压器，每月给我拿一千五百元管理费，我把村里的用电调配调配就行。”他老婆有病，总吃药，镇电管部门每月付他六百元工资。
一千五百元，有些狠。矿山目前只有支出，没有收益，工头已垫进去了十几万，只有把矿石拉到选炼厂，才有收益。选炼厂虽然不远，但开机要三千吨，而洞里采下的矿石离这个数还遥遥无期。
谈判的事就落在了老覃头上。老覃在矿上的工作，除了开空气压缩机，还负责外务对接，在老家村里他干过十几年村干部，也贩过狗，是个能说会道的角色。怎奈一口重庆话，死活变不过来，当地人听了只当鸟语。贾宝庆就当了见证人和翻译。他被村里人冠以“内奸”污名。很多时候，内奸也有内奸的用处，比如这次。
陈工头的妻弟很年轻，也最有文化，中专毕业。除了开着那辆皮卡拉炸药、采购粮菜和矿山设备配件什么的，基本无事可干。他坚决反对给村电工付这份窝囊钱，说这是敲诈。他主张从老家找一帮年轻人，给电工点儿颜色瞧瞧。他每天抱着手机看新武侠，小说里面都是这么干的。当然，他的提议最后被大家否定了。
最后他说：“你们先谈着，实在不行，我再出马。”
谈了一天，没什么结果，电工硬邦邦的，少五十也不行。他一再给老覃讲利害：“你矿上那么大的工程，耽误一天是多大损失？烧坏一台电机是多大损失？多出一吨矿是多大收入？”老覃一张做了无数群众工作的嘴，怎奈朝天门的袍哥碰到了善打胶着战的南阳猴，失去了战斗力。
后来，到底还是小舅子出了马，也不知出的什么马，快马还是慢马，反正电工㞞了，主动降到了每月一千元。从此，矿上再也没有停过电。
后来不知是谁说的，电工家有段时间，窗玻璃总是莫名其妙地被石块砸烂，再后来就没事了。
山桃花说开就开了。
前些天，还是小骨朵，粉红粉红的花瓣被一层薄皮包裹着，像小拳头被人攥着，伸展不开。没几天，一下子就都挣脱了，自由了，在枝上欢闹。洞内爆破时，它们在山坡上一阵阵颤抖。几枝胆大的，努力地把枝条伸向了洞口，一阵气浪冲上来，它们齐刷刷地分向两边，几瓣花瓣洒落在洞道里。
矿带其实也不长，从这头到那头也就百十米，两头收缩得窄如指缝。前任老板为什么掘进到这儿停了工程，也是因为它们没有再跟进的价值吧。我问贾宝庆：“当时的矿主已经下了这么大的本钱，为什么就收了家伙，没有采矿？”老贾说：“当时开工时，银价每克十多元，待巷道掘进到后来，银价掉到了三四元，你说他还敢采吗？”
当然只能放弃了，不放弃还能眼睁睁往火里跳？这就是矿老板的命运，决定命运的因素太多了，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往往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锋利。
因为是九十度立采，需要矿石来支垫，暂时用不上出矿工，就只有我们四位爆破工，日夜轮着班干。按老板要求，最大保证矿石的纯度和品位，采掘宽度不能超过三十五厘米，也就是说操作风钻的人侧着身子勉强可以工作。白天一茬炮，晚上一茬炮，采区空间在一天天向上、向两头扩展。这需要技术，也需要耐力。
我和周晓民一班，我负责操作风钻，他负责帮衬。空采区已经上升到了十几米高度，下面巷道有两米宽的空间，采下的矿石向下、两头铺展，远远不够垫底。每一次操作，都需要在两边岩石上打上横向的木撑，架设铁梯。我站在铁梯上操作机器，看着他在身下的渣石上抽烟，原本不高的个头儿更像个孩子。他一直不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师傅，在帮衬这个角色上至少有十年了。
风钻的后坐力让铁梯不住地颤动、弹跳，机器活塞的做功被消解掉了，进孔速度非常缓慢，一个两米深的孔要做功一个小时。铁梯棱角坚硬，脚掌被硌得生疼，我不得不频繁地倒脚。狭小的空间使消音罩喷出的气流无处释放，工作面的能见度变得很差，为了看清标杆，不至于使孔位走位，我只得把消音口朝向自己，巨大的噪声灌满双耳。一班下来，耳朵几乎完全失聪，嗡嗡嘤嘤地响，需要休息一夜才能缓过来，而头疼怎么也缓不过来，像一根木楔钉在了里面。
那一天是四月十五，之所以记得很清楚，是因为转天是四月十六，阿全的三十六岁生日。
阿全是另一班组的主爆破手，是我十几通电话力邀过来的。阿全年轻，手艺好，从来不缺活路，但架不住我狂轰滥炸的电话催促，带着徒弟从老家过来了。他的老家在栾川县，那里出钼矿，出爆破工。
采场的高处已经上升到了三十米，距离山体表面越来越近了。早些时候，爆破发生时，感到地面一阵阵颤抖，没有落尽的青杠树叶哗哗落下。现在地皮仿佛变得充满了弹性，鼓起来，瘪下去，再鼓起来，再瘪下去。山梁的背后，是几根木棍和塑料布搭建的简易厕所，只有爆破没有发生的时候，大伙儿才敢过去方便。
一百多米长的巷道已被矿石堆积得严严实实，只在一处留了一个小洞口，供工作需要爬进爬出。通风不畅，工作面永远散不尽的炸药残烟使空气变得沉重，矿灯光柱里的灰尘，像漂动的浮游生物，无处不在。工作时透不过气来，一排木撑打下来，梯子还没架好，人已被汗水浇透，浑身软得站不起来。
按说，矿石应该往出运了，它的量早已超过了三千吨。但外面找不到堆矿石的场地，没有谁家愿意出让一片堆放的场地。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银掉价了，掉到了五元一克。不光是银掉价了，金、铜、铁、钼都掉价了，凡是金属类都掉价了。
这一天，阿全和徒弟两人上的是白班。
后来听他的徒弟说，那天他们把横撑一根根打好，从地上到工作面，像楼梯的档子一样一长排，又在工作面上打一排平撑，把三架梯子用铁丝绑在横撑上，把风钻、风管、水管架好。
连接洞内洞外的电话线坏了，老覃查了几天也查不出问题，好在里外不远，就把电话线改成了电铃线，一声铃开机，两声铃停机，紧急情况三声铃。
老覃在厨房侍弄一颗猪头，这是他专门下山买回来的。阿全下班回来，要为他好好庆贺一下，三十六，是人一辈子的大关节。
听到一声铃，老覃把空气压缩机咔地送上了电。
阿全还算幸运，总算保住了命。
那天工作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都是事后听阿全的徒弟说的。阿全的徒弟更年轻，才高中毕业没两年，吓着了，嘴又笨，说不太清。其实说清说不清也没多大用，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在矿山，刀尖上讨生活，这都是平常不过的事情。
阿全的徒弟说，他打了电铃，就上了架，把钻头认了孔。那天石头非常硬，掌子面特别光滑，钻头在岩石上找不到着力点，碰撞、弹跳了好长时间才形成了一个浅洞。钻头与岩石碰出的火花落在了他的衣领里，很烫。钻孔流出的水沿着安全帽，一直流到了嘴里，含了重银的水在嘴里有一丝丝说不出的甜味。
钻头进了孔，师傅把风速开到了三挡，他就下来了。站在矿石堆上，他看不见师傅，师傅被一团浓雾罩住了，那是消音罩喷出的强大气体。他只听见钻头与岩石的撞击声，通过岩石的传导，传到了他的前后左右。
突然，他听见轰的一声，一道灯光一闪，整个工作架落了下来。地上的风钻还在高速转动着，因为脱离了负荷，转速更高更有力量了。
那天，所有的人都下了洞，把阿全七手八脚地弄上了地面。断了一截的钎杆从阿全的左肋骨进去，从后背出来，一端带着一颗钻头，马蹄形，已经被磨得有些秃钝。
那钎杆被岩石长时间打磨，光滑圆润，带着亮光，被阿全结实的肌肉紧紧裹住了，竟没有多少血流出来。在去医院的路上，它像一根从阿全身体里长出来的甘蔗。
阿全在医院养伤，徒弟全天伺候。矿山的工作仍然继续。只是老板和工头都欲哭无泪，银价日益不堪，这事故无疑是雪上又添新霜。
老板开着他的桑塔纳来到矿山，召集大家开了一场会，这也是开工三个多月来的第一场会。到底是当过官的人，话讲得有条有理，也入情入理。他说：“鉴于目前银价的情况，开采工作先放缓下来吧，但千万别停工，停了工再开张就难了，我们慢慢地和银价耗，要准备长期地耗，不是一天两天地耗。”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两班炮工就减少到一班吧。
工头的小舅子也不大看武侠了，他天天看市场上的银价，涨一点儿就欢呼一阵，掉了就骂一阵。后来，我们所有的手机都改成了看银价，猜测明天的涨停，仿佛都成了专家。而银价总像耗子的尾巴，怎么也长不粗。
最焦灼的还是我们，干了快四个月了，都没见到一分钱工资。按照当初的协议，工人工资是按矿石的吨位结算的，矿石堆在洞里，就等于没有矿石，就没办法结算工资。
大家平时的零用钱和家里的急需用钱都要在工头那里借支，工头再从老板那里借支，但借支总是有限的。我不停地做大家的工作，我知道，我积累了十年的行业信誉快要透支完了。
一天下午，下班时我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是弟弟打来的。当时天下着小雨，工作服被钻孔流出来的水浇得湿透，雨靴里灌了很多泥浆，走一步咕叽一声。周晓民跟在身后，脸花得像个唱戏的，裤子垮下来，露出红内裤。家里很少打电话来，怕他听到，我把他支开了。我不能垮，更不能影响士气。
电话里，弟弟告诉我，母亲查出了食道癌，晚期。
放下电话，在工棚外，我坐了好长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到宝天曼风景区，花白的裸岩高耸入云，山水如画。据说再往山那边，就是洛阳地界。天真正热起来了，高处，低处，所有的花都已谢尽。
老家院外，新栽的桃树也该挂果了吧，而栽下桃树的人就要走了。
贾宝庆说，据他爷爷讲，四台沟银矿的开采史已有三百年了，采到最富的矿石那年，日本人打到了西峡，当时一升矿块能换一块大头银圆。我知道升是一种量粮食的器具容器，十升为一斗，一升玉米够四口人家一天的口粮。
为证实自己所言不虚，他带着我们看了山后的一个古采银坑，这个坑就在现在开采的矿洞后面，其实也没有坑，就是一个向下的斜洞，窄小得一只狗也难钻进去，不知道当年的人们是怎么进去，又怎么把矿石采出来的。用矿灯向里面探照，曲里拐弯什么也看不清，两壁光滑，如同刀削，显然是一锤一钻凿下去的。丢一块石头下去，咚的一声，有水。
我的判断是，现在洞里的采区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在采场顶端部位，石头在变软，且常常有湿渍出现。
工头说，就往这里攻。
这是四台沟最后的秘密，贾宝庆告诉了我们，无疑是张松向刘备献了川西地图，是卖村行为。贾宝庆一再嘱咐：“千万别说出去，就说是你们自己发现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还是被村里知道了。贾宝庆卖了羊，带着钱去了新疆，那里的农场有他的远房亲戚，还在七台河包了棉花地，听说后来娶了当地女人。他的儿子留在了郑州工作，我在他的老式手机里见过这孩子，戴着眼镜，有点儿秀气也有些衰颓。
转眼到了八月，夏去秋来，阿全终于养好了伤，只是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挺得笔直，拿到老板付的十万工资，带着傻徒弟回去了。听他说，他老家山高水寒，以土豆、玉米为主食。后来他换了手机号，我们再没有联系过。
我们终于攻到了银坑位置，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坑污脏的积水。
那天的炮也算最后一茬炮，我和周晓民整整打下了二十四个炮孔，掌子面如同蜂巢，填尽了所有的炸药。
起爆器已经老化了，黄铜钥匙已严重磨损，接线螺丝也脱落了一颗。我把引爆线接在脱了螺丝的孔位上。我起了一次，没有反应，再起一次，还是没有反应，只在接线口上溅起一串电花。再起一次，炮响了，我听到轰的一声，地动山揺，爆炸声获得了无限的释放空间，冲上高高的天空，又像烟花一样放射开来。接着，一股浓烟从山后蹿了起来。
我听到了连续的爆炸声，只是一声比一声弱小。一股大水从矿堆上漫下来，向洞腔漫过来。
走出洞口，我看见老覃的爱人在厨房外边劈柴，斧头高高扬起来，急急落下去，柴火断裂，没有一点儿声音，像极了无声电影。
三天后，我到了商州人民医院。
经过丹江大桥时，我看见三只鸭子在混浊的江水里游弋，它们无声无息，像三朵新开的白莲。我猜，它们一定是八个月前我经过这里时看到的、嘎嘎叫的那三只。
至今，那满满当当一洞矿石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