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地域分布来看，约有70%的里地里山分布在“中山间地域”，即丘陵山谷地带，其余则分布在都市圈内。 这两种类型的里地里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受燃料革命、人工造林和大米生产调整政策（即“减反政策”）等影响，在日本各地普遍出现了里地里山的弃耕抛荒、生物多样性缺失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问题。加之人口过疏化和老龄化呈上升趋势，里地里山的“低度利用”问题日渐凸显，这在中山间地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都市近郊的里地里山常因城镇化发展而导致面积不断缩小，“过度利用”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燃料革命

里山作为传统的薪炭林，曾是农业堆肥和家用燃料的重要来源。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迎来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民间投资日趋活跃，工业结构逐渐由轻工业主导型转向重化学工业主导型，在太平洋沿岸以石油、石化和钢铁等企业为主的重化工产业集群竞相崛起。1960年随着《贸易、汇率自由化计划大纲》的实施，日本开始从海外大量进口石油，能源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图1-1所示，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液化石油气和煤油逐渐取代了薪柴和木炭成为主要家用燃料。农业机械化水平也随之得到进一步提高，化肥农药被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受此影响，以阔叶薪炭林为主的里山林经济效益骤然下降，很多人因此失业而选择去城市谋生，里山林也被林业界贴上了“不材之木”的标签。 与此同时，在“扩大造林”政策影响下，以山毛榉和橡树为主的阔叶林被大面积采伐，而以杉树和桧树为代表的针叶人工林种植成为主流。林种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了里山风貌，也削弱了其生物多样性和水土保持功能。

二、人工造林

战后初期，日本加大了对本土森林的开发利用以满足经济重建的需要，木材供给源随之从天然林扩大至里山地带的次生林，且采伐面积日益扩大，采伐径级不断缩小。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和失业问题，日本政府于1945年制定了《紧急开拓事业实施要领》，促使部分林地转化为农田，进一步加剧了木材供需矛盾。面对因森林过度采伐而引起的植被破坏和山地灾害频发，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鼓励民间的植树造林活动，包括“第一次治山五年计划”（1948—1953年）、《造林临时措施法》（1950年）以及设立绿化基金等，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造林热”。1951年制定的《森林法》还引入了采伐许可制度，以限制对木材的乱砍滥伐。受到政策支持和木材价格上涨的影响，这一时期人工造林面积不断扩大，在1954年一度达到顶峰，农林兼作成为普遍现象。

19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产业界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针对阔叶林和针叶林的采伐许可制度相继在1957年和1962年被废止，提高木材产量成为这一时期林业政策的重心。原先被认为具有较低经济价值的阔叶林也被用于造纸制浆，香菇种植业的勃兴更进一步导致阔叶原木供不应求。为了促进里山地带阔叶林资源的利用和采伐迹地的人工造林，林野厅于1969年推出了“里山再开发项目”，全国92个市町村被指定为项目实施区域。 然而，随着日本从海外进口的木材数量迅猛增加，木材的价格形成和流通加工体制逐渐从国产主导转向进口主导。据统计，日本进口木材依存率在1960年仅为13.3%，1965年则上升至28.6%，1970年达到55%，到1973年更是高达64.1%。 由于木材价格持续走低，日本林业生产陷入困境。受此影响，“里山再开发项目”于1973年戛然而止。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以产业发展为重心的林业政策面临调整压力。

三、稻作“减反政策”

除森林之外，水田也是里地里山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山间地域的梯田，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代表着“故乡的原风景”。然而，随着日本人饮食习惯的变化以及“减反政策”的实施，在过去四十余年时间里，水田耕种面积不断减少，弃耕面积持续扩大。据农林水产省统计，日本人的年均大米消耗量在1962年达到顶峰时期的118.3千克，到2016年则降至54.4千克，减少了54%。

作为日本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大米的生产、流通及贸易都受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和限制。20世纪60年代末，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导致大米生产严重过剩。为了保证粮价并减轻财政负担，日本政府于1970年开始实施“减反政策”，通过减少水稻的耕种面积以及鼓励改种果菜等其他作物来达到限制大米生产的目的。加之农业人口老龄化和过疏化影响，水田耕种面积在1975—2015年减少了23%，而弃耕面积则扩大了2倍多（见图1-2）。在约占国土总面积70%、全国耕地面积40%的中山间地域，弃耕抛荒现象尤其突出，弃耕率在2005年达到13.1%，远高于平地的5.6%。 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中山间地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约有一半的农户耕地面积不足0.5公顷。 尽管在中山间地域难以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但是小农生产方式的存续对于维持村落功能、防止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农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

农村人口减少（“过疏化”）和老龄化是造成里地里山“低度利用”的重要原因，前者主要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都市圈转移所带来的农业人口“社会性减少”，后者则是由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所导致的农业人口“自然性减少”。过疏化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显现，时值池田内阁提出“所得倍增计划”（1960年），该计划开启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学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推动了《农业基本法》（1961年）和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2年）的制订出台。在“生产第一”和“经济至上”的政策指导下，太平洋沿岸都市的产业集群吸收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举家离村”的现象。

为了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异，日本政府于1970年推出《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以期通过加强过疏地区交通、通信、医疗和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林渔业经营现代化，并通过引进企业和旅游开发来实现振兴产业和增加就业的目标。这种以公共事业投资为主的外源型开发方式促使过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逐渐取代农林业成为过疏地区的支柱产业。 受此影响，农户的兼业趋势有所增加。据农林水产省统计，1950年兼业农户约占全体农户的50%，1960年上升至66%，1970—2000年则维持在80%以上。 农业人口的“社会性减少”逐渐转变为“自然性减少”，如图1-3所示，1960年到1975年间，专门或主要从事农业经营的中坚农民数量从1175万人大幅降至489万人。自1985年以来，65岁以上中坚农民所占比例上升速度加快，至2020年已达到70%，平均年龄为67.8岁。在中山间地域，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农业生产后继乏人成为制约里地里山可持续利用的一大瓶颈。

五、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对里地里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为了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扩大社会公共设施的覆盖面、进一步推动地方分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实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市町村合并，即“明治大合并”（1888—1889年）、“昭和大合并”（1953—1961年）和“平成大合并”（2000—2007年）。市町村数由1888年的71314个降至1953年的9868个，2007年进一步降至1804个。 在此过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路网建设导致原有的绿色走廊被隔断，加剧了里地里山的碎片化。此外，随着《农村地域工业等导入促进法》（1971年）和《综合保养地域整备法》（1987年）的实施，大量农林业用地被转换为住宅、工业、休闲设施和公共用地等（见图1-4），使里地里山面积不断缩小。

二是新城开发。随着人口不断向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来自住房、交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为了疏解城市功能，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宅地综合对策》（1960年）和《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1963年），在大都市周围建设了一批卫星城镇，包括东京附近的多摩新城和大阪附近的千里新城等。这些新城大多地处丘陵地带，在经济效率优先的导向下，原先以农田和山林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住宅和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所替代。 里地里山的大规模开发破坏了动植物种群的自然生境，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也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衰退。 ^[1]

三是高尔夫球场开发。随着高尔夫球运动的大众化，日本在战后经历了三次高尔夫球场的建设高潮，分别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前的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后的20世纪70年代初，以及《综合保养地域整备法》出台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据统计，截至1992年5月，日本全国共建成了1891个高尔夫球场，另有387个在建，948个计划新建。 高尔夫球场的大肆兴建不仅蚕食了里地里山，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过量施用的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了附近的农田甚至水源地，土壤和水质不断劣化，高尔夫球场的无序开发所带来的环境危害不容忽视。 LXyA4PyAsZYmRZCXqX/XvyfosHMhJ2CLMShxQrZ+6WPZD8PUXIEGzcBizW3Jfu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