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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乡村景观保护并不局限于保护自然田园风光，而是要回归“景观”本义，关注人地关系作用下的地域综合体，以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政策措施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那么，日本乡村景观保护的政策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体现了哪些理念变化？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乡村景观保护在促进日本乡村振兴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日本在乡村资源整合增值以及多元共治方面进行了哪些政策探索与实践？本书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以期对我国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书除导论和余论之外，中间五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对日本乡村景观的概念、演变动因及保护政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综合分析，试图厘清日本乡村景观保护问题的由来、以及相关政策和理念的转变。乡村景观保护在日本成为一个政策议题与“里山”问题的出现密不可分，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里山”的过度利用（如新城开发）造成了森林农田大面积消退。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农林业生产功能衰退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里山”的低度利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成为日本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挑战，这在丘陵山谷地带的农村（即“中山间地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乡村景观保护涉及国土规划、环境保护和农业农村发展等领域，过去三十年来日本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政策作出了一系列调整，突出了异质化协同发展、自然共生和内源式发展等理念，为乡村景观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章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日本乡村振兴转型的内在逻辑，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乡村景观保护政策的内涵与意义。日本内生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转型时期，它体现了学界对于以工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外生式乡村发展模式的反思。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该理论所主张的地方财政自立、差异化发展和城乡交流逐渐被吸纳进日本乡村振兴有关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本乡村振兴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支持体系建设，城乡交流开始进入更深层次的“协作”阶段，由此产生了新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在保持乡村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分阶段、多样化形式引导外部人才（如“地域振兴协力队”“关系人口”）参与乡村振兴，实行多元共治的乡村社区营造。同时，在价值创造型活动与生活支援型活动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以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以“地域循环共生圈”为例，阐述乡村景观保护在促进日本乡村振兴转型中的作用及其实现路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乡“过密-过疏”问题日益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乡村振兴经历了由外生式发展向内源式发展的转型，其主要表现为更加注重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强调城乡互补协作，以及乡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多元化增值。“地域循环共生圈”通过区域化联合、官产学合作、绿色投融资创新和六次产业化等方式促进乡村资源整合增值，致力于提升环境、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其在实践中倡导建立多元合作机制，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以低碳、循环和生态理念引导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完善产销对接和利益联结机制，力求将乡村资源整合增值所产生的收益更多留在当地，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
第四章聚焦日本梯田地区振兴的政策实践，进一步论述日本乡村景观保护政策的综合化趋势，以及新内生发展理论在地域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由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4为山地丘陵，梯田是“中山间地域”最常见的乡村景观，也被称作“日本的原风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梯田地区振兴理念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合理性为基础的“梯田再开发论”（1970—1986年）、以农业多功能性为基础的梯田景观保护（1987—2003年）、以城乡协作为基础的梯田地区振兴（2004年至今）。2019年出台的《梯田地区振兴法》旨在整合农业、环境、国土、教育和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的政策和资金，通过梯田的保护利用促进乡村振兴。除跨部门协作之外，城乡之间多元主体协作也是推动日本梯田地区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主要包括梯田认租制度、六次产业化以及移居创业等方式。由于日本梯田地区大多面临老龄化和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等困境，引进外部人才对于维持村落功能、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内外部成员之间相互融合也为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围绕日本乡村旅游发展的范式转变，阐述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及实践创新。乡村旅游依存于乡村景观，同时也是导致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日本乡村景观出现了商品化、同质化现象，外生式发展的弊端逐渐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乡村旅游开始向重视地方个性和自主性的“新旅游”方向发展。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社区营造”概念，兼顾“宜居”和“宜游”的需求，强调活用本地资源，鼓励以多元主体合作、区域性联动的方式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在政策支持下，近年来在日本出现了一批“旅游社区营造”平台组织，其以社区商业孵化、古民居改造和发展体验式旅游等为切入点，为当地村民和小微企业赋能，不断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疫情期间，以“旅游社区营造”为基础的综合经营模式表现出了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为日本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余论将在以上各章基础上，提炼本书的主要观点，总结日本乡村振兴转型的政策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最后，为了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日本乡村振兴的政策演变、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立法提供参考，本书在附录1中梳理了日本历次国土规划、《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和《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的政策目标和相关措施；附录2—5对《关于促进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法》、《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农山渔村活性化法》和《梯田地区振兴法》等较具代表性的法律进行了编译和背景介绍；附录6—7对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的《推进纲要》及其队员定居状况调查结果进行了编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