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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历来重视对日本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研究与借鉴，从中反思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相关对策措施。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学界对日本的关注度和研究热度进一步提升，其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一是分析日本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演变及其效果，侧重考察日本战后各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目标、政策措施以及实施机制，从制度设计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二是聚焦日本近年来在提升小农竞争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如通过六次产业化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总结日本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方面的经验。
三是围绕日本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业接班人不足等问题，分析日本培育新农民的方法与措施（如“青年务农计划”）、以及乡村人才支援政策（如“地域振兴协力队”）的实施情况，探讨其在引导人才回流和乡村治理方面对我国的启示。
四是关注日本以艺术或环境振兴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如新潟县越后妻有的大地艺术节、德岛县上胜町的“树叶经济”等，分析新产业、新业态在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城乡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日本乡村振兴的不同面向，让我们对其政策发展脉络与走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日本乡村振兴自20世纪60年代起步以来，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近三十年来其政策目标和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已有学者对日本六次产业化、乡村人才支援和环境振兴等新举措开展了相关研究，但目前仍以个案研究为主，还需加强对日本乡村振兴转型的综合性研究，从政策、实践和理论等层面分析其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日本乡村振兴道路的得与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前车之鉴”与“他山之石”。
此外，国内学界对日本乡村景观保护实践以及“里山倡议”也开展了一些初步研究，总结了其在公众参与和乡土价值观重建等方面的经验，
并探讨了“里山”环境管理模式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乡村景观保护在促进日本乡村振兴转型中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在中文里“景观”常与视觉美学意义上的“风景”同义，是风景园林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乡村景观的分类、格局及演变、评价和规划等方面。
与我国乡村景观研究较多关注可见的物质景观（“地”）相比，近年来欧美学者在乡村景观研究中增加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人文因素的阐释，拓展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日本乡村景观研究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并助推了乡村振兴理念和政策的转变，而我们对此趋势还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日本，“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植物学家三好学的著作《植物生态美观》（1902年）中，与德语vegetation和ansicht相对应，具有植物群落和视景的双重含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地理学界开始大量译介欧美等国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德国地理学的landschaft概念被介绍到日本。辻村太郎
将其翻译为“景观”，并在《景观地理学讲话》（1937年）中将其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认知范畴之内，强调其静态、可视以及地貌形态等方面的特征，而否定原文所包含的地域、地方等含义。
尽管也有学者按德文原意将其翻译成“景域”或“景相”，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广泛普及。当“景观”作为日制汉语词汇被逆向输入中国时，其在“风景”含义上的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随着日本进入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农村人口减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学界开始对以开发主义为中心的国土空间规划方式进行反思，并积极探寻新的理论方法来引导其转型。武内和彦基于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Carl Troll）的“景域生态学”理论，强调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应遵循整体性原则，将景观视为人地关系作用下的地域综合体。
1982年日本农村规划学会成立，为园林、土木、地理、环境科学以及社会、经济、法律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该学会倡导建立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农村土地规划方法，以超越都市-农村、开发-保护、生活环境-生产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其会刊《农村规划学会志》与日本造园学会会刊《造园杂志》[1994年改为《景观研究（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以及日本景观生态学会会刊《景观生态学》一起成为日本乡村景观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景观保护逐渐成为日本地方振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背后既有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也与学界的影响密不可分。首先，受国家财政紧缩影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促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挖掘利用乡村景观等特色资源，以期通过发展旅游业等实现经济自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以满足人们对于舒适性和宜居性的要求。
其次，丘陵山谷地带（即“中山间地域”）等生产条件不利地区的农林业衰退问题日渐突出，面对贸易自由化压力，日本政府亟须调整农业保护政策以助推中山间地域振兴，因而强力主张农村具有维持景观等公益功能。
再次，从事乡村景观研究的学者通过参加各类政府咨询委员会，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决策过程中，促进了相关政策理念的转变。比如，地理学家宫口侗廸曾作为国土审议会专家委员参与制定了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98年），提出了“多自然居住地域”构想。
宫口还担任农林水产省“关于农山渔村的美研讨会”（2003年）组长，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
“地域生态学”
的倡导者武内和彦曾先后担任国土审议会人与自然小委员会、可持续国土创造小委员会会长以及中央环境审议会会长，在推动“里山”议题及其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上述政策趋势相对应，日本乡村景观研究的对象逐渐从水田和次生林等主要景观构成要素扩大到农村空间这一文化环境复合系统。
其中有关“里山”保护管理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容涉及环境教育、公众参与和政策支持等。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林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维持乡村景观的重要基础。为加强对乡村景观的动态保护，需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塑造生产与生活、自然与文化相协调的农村空间。此外，由于日本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以及弃耕抛荒现象日益严重，以地缘共同体为主的传统资源管理模式难以为继；而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渴望亲近自然、返乡归农的意愿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关于如何建立多元共治的地域资源管理新模式（即“新型共同体”，new com mons）成为一大研究热点，
以城乡交流协作为基础的新内生发展理论也应运而生。
这些与日本乡村振兴转型有关的政策动向和理论研究成果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与思考，总结其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