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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以中国乡村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为背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家庭、社会结构变革为切入点，以乡村孝道的变迁为主要视角，探讨当代乡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转型和重建问题。
就一个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来说，理论分析框架的选择或构成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直接来自一种或若干种理论模式，第二种是对于社会学理论中的某些“基本传统”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分析理解后形成。
本书的理论框架选取第一种。
借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知识，探索“实践的逻辑”，从实践中找出它的（常常是未经明确表达的）逻辑，由此提炼出理论概念。本研究采用“社会规范”及“社会失范”这组概念为工具，对乡村社会秩序进行“结构—关系”分析。
“规范”是一个舶来词，英文作“norm”，在词源上可追溯到拉丁语中的“norma”，本义指木工所使用的“规尺”。后来，社会学家们借用它来研究人的行为，用它来作为人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称之为“社会规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规范就是“人们参与社会性生活的行动规则。它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根据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对特定环境中的人类行动所作出的、必须共同遵守的程序与规则”。
（1）社会规范是一种价值标准。所谓价值，是指人或事物向主体呈现的意义。作为社会规范的价值是指社会成员或团体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其价值观念则是社会成员或团体对这种存在意义的认识。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或团体对社会存在怎样才算好，怎样才是合理、正确和令人满意的问题上的一致性认识与看法。
（2）社会规范是一种行为准则。行为准则是指社会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依据。
（3）社会规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一种对社会关系肯定化和固定化的手段。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具有社会性。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行为方式与准则。
由此可见，社会规范是评价事实的基准，是社会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具体化的直接表达。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是按照一定规范整合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按照既定的一套行为规范维持社会秩序，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规定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向”。
社会规范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习俗、礼仪、戒规、禁忌、宗教、道德、惯例、纪律、荣誉、行规、会规、族规、家法、乡规民约、制度、法律等共同的生活准则。
“失范”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原有的规范失去作用、没有规范或出现越轨行为。社会学中的失范理论研究者有很多，其代表人物有涂尔干、默顿等。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是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理论之下展开的，“失范就是发生在由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社会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即其整合的基础）逐渐弱化，失去了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性作用；而通过社会分工形成的各有机组成部分在相互需要与依赖中逐渐形成了习惯，并在习惯基础上形成了规范，从而形成新的彼此协调的社会整合状况。问题在于，社会分工发展过快，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这时社会陷入失范（anomie）状态。”
在运用失范（anomie）这一概念时，涂尔干更强调的是功能失调、社会失序的状况。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继续深化了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他把社会结构引入了社会失范的研究领域。默顿的“失范”（anomie）是指由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不一致导致的反常行为、越轨行为等状况，他将失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崩溃。“我的主要假设是，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将反常行为看成是文化规定了的追求与社会结构化了的实现该追求的途径间脱节的征兆。……由于对目标和制度化程序如此不同的强调，对目标的强调使后者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许多个体的行为仅仅因为考虑技术上的便利性才受到了限制。……此过程的运行最终导致失范。”
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默顿，他们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理论分析都着重强调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的建构，目的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整合和良性发展。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在乡村这种转型表现尤为剧烈，所产生的问题也尤为明显和严峻。本书所要研究的孝道与乡村社会秩序便属于此类。
在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结构是一个常用的概念。然而它又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以致英国社会学家洛佩兹和斯科特费墨十万余言，仍认为对此概念的综述难以周全。
不过，尽管如此，社会结构的基本含义还是基本确定的，那就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若粗略地划分，它至少可从3个层面得以理解：宏观层面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系统如何构成社会，在中观层面指社会群体构成社会的方式，在微观层面指个体之间互动的关系模式。
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通常是指社会结构发生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从愚昧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的特殊时期。近现代人们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从农业的、农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转型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是指社会发展处在“转”的状态，表现为新旧共存和新陈代谢；另一方面是指社会之“型”的重大转变，即整个社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和变迁，而不仅仅是社会某个部分或层面的变化和发展。社会转型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就是社会转型期。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可称为转型社会，处在非转型期的社会称为常态社会。转型社会以其显著的特点区别于常态社会，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范围很广，包括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变化；其次，影响很深，不但涉及政治和经济，还引起社会和文化领域里的深刻变化；再次，作用很大，该阶段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3个维度的变化——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走向开放性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交织着梦想与痛苦、传统与现代，演绎着二者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牵动着社会系统内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不同步发展。社会转型不仅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最终引起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本书主要从这一复杂而又变动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侧重于微观层面对孝道的变迁进行研究。
《文化词源》中提到“关于孝的文化，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范式”。它是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称。在传统意义上，孝文化即指“孝道”，它所涉及的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人伦关系处理问题，这既有理念上的，又有实践上如何具体操作的方式。
本书所要研究的“孝道”，实质上是一种根植于乡土社会，历经外来冲击仍绵延不落的文化与秩序。孝道不仅是一种人们如何认识和评价的被研究的客体，而且是一种如何改变人和影响人的作为主体性的客观存在；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层面的问题，也是一种社会风尚和风俗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礼教合一的问题；不仅是一种孝的文化，而且是孝文化的社会化，是一种维系和支撑孝道的乡土网络，更是一种关涉家庭、社区权威结构和社会经济事务处理原则和逻辑的秩序。
“秩序”一词在语言学中是“秩”和“序”的合成。秩者，常也，含有常规和规矩之义；序者，次也、列也，有次序之内涵。英文中的秩序概念“order”则有次序、顺序、有规律的状况等含义。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秩序”一词在我国古汉语中，原属于伦理行为范畴，指涉辈分等级、亲疏远近，后来又由家族扩展至国家的政治层面，指涉尊卑贵贱、上下有别、内外有序的身份等级，近代以来才衍生为与社会生活、社会行动的规范、制度相联系的普遍性范畴。“秩序”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关键词受到关注，是从霍布斯提出了关于“在自由、自利的个人主义状态下，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秩序问题提出以来，人们始终在争论社会秩序的本质，以及如何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等问题。这些基础性问题迄今悬而未决，成为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持续关注的议题。
尽管分歧较大，当前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秩序应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系统秩序，即结构或系统水平上的社会秩序，指的是社会内部各个部分中体系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二是行动秩序：行为或个人水平上的社会秩序，指的是在社会制度或规范的制约下，个人之间能够形成对互动和合作关系的合理预期。
社会的秩序来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规则，主要包括价值理念、乡规民约、道德观念、习俗惯例等方面。乡村社会的运作，更多的时候为这种非正式制度所支配。在曾经被国家权力广泛深入的乡村社会，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不同于正式的治理实践，它无法制度化，却嵌于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确立，不取决于社会个体自身的强力，而是取决于普遍适用并得到社会权威保障的规则和公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只有在社会规范明晰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利益冲突和社会紊乱，“没有行为准则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行为准则使我们免于陷入那种可怕的、唯我独尊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众多内容，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通常可以分成3个层次：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及技术。
笔者就从这3个层面对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加以说明。
本书倾向于以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人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做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而非“说明”，应该立足于微观层面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用韦伯的话说，就是要“投入理解”，或者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人对人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乡村孝道的话语与实践同乡村秩序构成了充满意义的互动过程，整个研究的过程也是笔者与调研村庄、与调研村民进行良好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在笔者看来，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被研究对象，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为也构成了乡村秩序的一部分。笔者也不想将所做出的结论进行推而广之的定论，只是希望在这里的一些探讨能够为今后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课题研究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向。所以，笔者认为人文主义的方法论研究更为合适。
研究方式指的是一项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方式。费孝通先生提出，“农村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我经常采用并极力主张的是实地调查方法。研究者直接深入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这样得到的资料一般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就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可以说，实地调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及客观实际，本项研究也拟采用定性的实地调查方法。定性研究方法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与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
。
本项研究收集的资料来源于对鲁西南部一个村落的调查，因而，本研究具体来说是个案研究，它通常与描述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结合在一起。个案研究如同解剖麻雀，研究者可以此了解其“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及“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
同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研究，可以形成对某一类具有共性特征的事物和现象的较为详细、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某一类别现象进行定性（或定质）认识。
在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往往需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有长时间的接触，但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在时间上都呈现出高度的片段化特征。而且本课题研究在社会上带有一定的道德评价。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了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的方法来进行具体的资料收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选择使访谈对象比较舒适的时间和环境进行访谈，从中获取资料。麦克雷肯曾经指出，“深度访谈能将我们引入个体的精神世界，把握他／她用来看待世界的范畴和逻辑。它可以将我们带入个体的生活世界，以便我们理解其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模式。深度访谈为我们提供机会，进入他人的心灵中去，像他们一样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 [1] 对于研究者来说，深度访谈是一种能够让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以研究对象的方式来理解经验的世界。而访谈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研究者的介入，就不再是研究者或者研究对象单方面看待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而变成了双方的相互影响、相互理解。“进入”是双向的，理解是双方的，因而建构是“我”和“我”之间的。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解，笔者相信通过深度访谈能够实现笔者的研究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涉及的村落是笔者生活和熟悉的社区，所以笔者能够和访谈对象建立起良好的谈话关系，这对于笔者更好地理解这里的生活场景、理解访谈对象的谈话内容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笔者作为当地人没有语言障碍，可以更加方便地“入场”，与村庄里的村民进行沟通和交流，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从他们的角度去感受和体验村里发生的诸多事情，尤其是有关孝的事情；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研究者，笔者也接受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研究中也会尽量与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做到冷静、客观观察，以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村民的社会生活。
2010—2013年，除先期进行历史文献的档案查阅及资料搜集外，笔者趁每年寒暑假两次回乡的时机进行了资料采集与实证调研，搜集了100多个相关案例。夏天的晚上，村里男女老幼会到外面乘凉，张家长、李家短地随意聊天，这正是笔者进行社会调研和信息搜集的好机会。乡村本质上仍是个熟人社会，仍保留有相互串门和聊家常（拉呱）的习惯，这也有利于笔者深入乡村家庭进行深度访谈。特别是在农暇或其他空闲的时候，村民也乐于坐下来与研究者敞开心扉进行畅谈。此后的2015—2019年，笔者每年都会两次再回乡村，观察乡村的细微变化，参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倾听村民的真实心声，同时对前期搜集到的调研资料进行不断充实与完善。这些文本及实证访谈材料
构成了本书撰写及分析的基础。
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和特定的情况，质性研究强调描述和解释某个特定的社会现象，重视理论的发展以丰富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
本项研究属于质性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为主、参与观察为辅的方式。“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这两种实地研究方法具有定性研究的许多优点，在自然条件下观察和研究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使得实地研究易于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最真实资料。”
选择这样的研究方法基于本研究的特殊性：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孝道”，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实体，涉及很多很敏感的话题和复杂的心理变化，尤其是在一个村落内部运用个案访谈能够了解到乡村孝道的基本情况，同时参与观察法又能够补充个案访谈中没有得到的信息，通过平时的相处了解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因此能够更全面获得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
“村落就像乡土中国的活化石，这活化石不仅蕴含着历史文化的积淀，还隐藏着解读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脉络。”
从研究思路上来看，我们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从哪里来？要去向何方？如何走？”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要坚持的发展道路。回到本书的研究主题上来，就是要弄清楚现在的孝道是什么，原因为何，未来它将指向何方，在社会变迁中它该如何重建。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研究的思路——
第一章 阐述选题的缘起及意义，进行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提出本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进行关键词的概念界定，说明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指出研究思路与叙述框架。
第二章 所调研村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介绍，阐明孝道所根植的乡土生态。
第三章 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勾勒出传统孝道的近代嬗变过程，强调了新时期农村孝道的话语与实践。历史不能割断，社会的变迁导致了孝道的蜕变，孝道的蜕变加速了社会的变迁。新的时期，作为责任、道德与文明秩序的孝道，到底该怎样传承？
第四章 进入孝道生产实践的具体场域。首先是叙述家庭代际互惠关系中的孝道。孝在家庭养老中起着核心作用，反馈式的代际互惠关系如今表现形式如何？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怎样通过重构孝道以应对当今乡村的家庭伦理危机？
第五章 叙述社区礼治秩序下的孝道。从乡村孝礼的维护者，到孝道社会里的生存规则。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利进礼退”的市场化冲击下，乡村礼治秩序何以继续发挥作用？
第六章 叙述国家行为干预下的孝道。现代化的国家大法在乡土社会的行进并非一帆风顺，身处国家大法与乡村礼俗、现代理性与传统观念夹缝中的孝道，如何通过自我调适而获得新生？法礼情融合视野下的乡村孝道如何再造？
第七章 从孝道的演变和村庄秩序的互构中寻求二者之间的因应之道与控制机制。通过社会变迁的分段考察，梳理了传统孝道和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转型期孝道与村庄秩序的异化以及后乡土时代孝道与村庄秩序的重构。
第八章 从所调研村庄延伸，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考量乡村小传统中的“孝道”多重、多远，以及我们可以做出的努力，以期站在本土的立场上，实现现代化与传统的再造。具体的叙述框架列图如下：
图1-1 本研究的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小传统”来看孝道。
[2]
在这个层面上，“孝道是一种实践……它并不是恒久的和静态的……作为一个书面的定义，我们将它描述为一种制度，这可能使我们如是观之。它和其他许多中国文化传统，如婚姻、节庆一样，不断地适应着生活领域扩张、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流动加快等要求。同时，又保留着它最本质的部分”。笔者认为，从乡民日常生活
的实践中来理解孝道和他们的生活，或许更有意义。
[1] McCracken，Grant， The Long Interview ，Newbury Park，CA：Sage，1988.
[2] 出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led）1956年的著作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农民社会与文化》）。他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而相对的，“小传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农村中传衍的，具有地域性特征。参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