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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如果要寻找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性格和社会特征的关键词，“孝”无疑将位列其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曾如此评价：“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
国学大师梁漱溟亦提出：“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著名学者任继愈也认为，中华民族有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一个是孝，一个是忠。
但相较“忠”而言，“孝”无疑更贴近老百姓的个体生活。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孝”不仅被赋予了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也被赋予了超越亲子关系的伦理意义、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成为一个可标记中国文化与社会本土特征的鲜明概念。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但随着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传统孝文化呈弱化之趋势，这在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备的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纵观学界近年来对农村家庭养老的诸多实证调研，一方面，许多年老的父母仍须不停劳作来为已经成年的儿女提供经济、生活、孙辈看护等多方面的支持，这被称为“逆反哺”
或者被喻为“恩往下流”
和“眼泪往下流”
；而另一方面，本该承担“代际反哺”责任的相当一部分年轻夫妇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或逃避承担赡养义务，这种反向的“代际剥削”导致部分农村老人可获得性照料资源不足。
有学者提出：当前农村家庭伦理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老年人权力地位的迅速下降及赡养状况的急剧恶化。
有学者呼吁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
，也有学者认为是当前农村的家庭资源代际分配出现了“伦理转向”，个体优先将家庭资源供给了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父母。
不论是伦理“危机”还是伦理“转向”，其出现均意味着传统的反馈模式已经发生了变迁，其实质映射出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的种种困窘。兹举学界的数例调研为证：
2006年，《北京青年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乡村孝道让我忧心如焚》的报道。这项针对全国31个省10401名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调查显示，对待父母如同对待自己儿女的占18％；对父母视同路人不管不问的占30％；诸多被调查对象认为，父母没冻着、没饿着，就是自己尽孝的最高标准。
2009年，陈柏峰、郭俊霞对地处皖北的李圩村农民分家、赡养和家庭关系进行了实证调查，经验材料表明：在中国农村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下，李圩村的父母恪守着严格的义务，竭尽所能要求自己为子女奉献。但子代对父辈的剥夺却越来越赤裸，越来越严重。在贫穷的李圩村，“代际之间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情感慰藉，总是从父代流向子代，子代的反馈如此之少，甚至没有。”
2012年，黎永红、潘剑锋调查了湖南永州市农村的家庭养老状况，数据表明：有10％的老人物质和精神生活均未得到有效保障，只有5％的老人对目前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均表示认可。其中永州市宁远县九嶷山的瑶族乡，被抽样调查的600位留守老人中，仍下地干活的占到了61.2％，为367人。这其中70～80岁仍外出劳作的有110人，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18.3％。在湖南永州市的部分农村，10％的年轻人倚靠“啃老”生活，30％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
2014年，文元对广西北部兴安县及灌阳县的部分乡村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关于儿女对自己的生活起居照顾方面，有30％的老人评价为孝顺，30％的老人表示一般，还有40％的老人认为儿女表现欠佳。当被问及自己重病儿女养老责任的履行情况时，30％的老人表示儿女承担了医药费并悉心照料，20％的老人认为既没担负医药费也未提供生活照料，另有50％的老人持中立态度，评价自己儿女承担了部分照料责任，但不周全。
2015年，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在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督导工作结束后，谈及当前农村的养老困境时说：“常有农村干部抱怨，人心不古了：子女在城市享受生活，把老父母孤苦伶仃地留在农村；在农村，还有不少子女让年迈的父母吃糠咽菜，自家却吃香喝辣。遇到卧床的父母，多个子女为了照顾老人互相推诿让人心寒，这是典型的孝道滑落现象。”
2016年，王向清、杨真真先后分别对河南省鲁山县、湖南省嘉禾县、湖南省长沙县、湖南省凤凰县、吉林省乾安县、青海省化隆县等地相关乡村部分老人作了问卷调查和走访，从走访的结果看，只有少数子辈尚能恪守孝道，而大部分子辈则违背孝道，对父辈远没有达到“敬养”这一层次。
同年，张建雷、曹锦清对关中平原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显示，为了给儿子结婚攒下足够的财富，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都要竭尽全力，为此，父辈们甚至不惜对自己进行极大程度的自我剥削。年轻人欣然享受了这种权力，却把与权力相对应的义务交由自身父母来承担，权力与义务的不均衡打破了家庭政治的正义性原则。这种不公的代际剥削机制导致了家庭之不“义”并最终引发了农村老年人生活的全面危机。
2019年，李俏在河南省新郑市新村的实地调查也发现：当前的农村代际合作以经济、劳务及抚育合作为主，父代多是从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延续角度去经营代际关系，秉承不拖累子女的责任伦理，不计回报地操心和付出，甚至以最大的体谅和宽容赋予子女“反哺不到位”行为以合法性；子代却由于个体自主性的增强和物质利益取向的影响，更加追求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考虑代际关系，更加注重取得即时回报，一方面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父辈为其生活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却用自己认可的行为逻辑对父母进行回馈。无论是在经济支持、劳务活动还是在育儿方面，父辈的付出远多于子代。
学界调研中所披露出的诸多农村地区家庭亲情淡漠，老人“居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生存现状令人震惊与叹息，近几年诸如此类的有关子女不养老、不敬老的案例也不时见诸报端。
2020年5月6日，陕西靖边县更是发生一马姓男子将其79岁且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活埋进废弃墓坑长达3天的令人发指的极端恶性案件。
这种严重践踏法律法规、突破道德人伦底线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笔者近两年在不少农村地区的调研也发现，当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亟待解决。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中国正进入一个快速老龄化阶段。2020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为896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4％；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25 388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8.1％，其中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为17603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2.6％。数据可见，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在持续加深。而农村地区由于不少年轻人搬迁到城镇居住，留居的老年人口比重大幅增加，老龄化的程度更快。有研究显示，由于人口的迁移趋势，在2040年之前，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每年均呈上升趋势，其老龄化速度是全国的两倍。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严峻现实下，孝亲养老已远远超出单个人或单个家庭范畴，逐渐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卫计委家庭司2015年发布的调研报告称，有84.1％的农村老人感觉养老有困难，32.2％的农村老人担心子女不孝。
2018年一份涉及全国8个省份1 371份的调查数据也发现，74.2％的被调查对象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87.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家庭养老要发挥重要作用。
百善孝为先，几千年儒家文化对“善事父母为孝”的强调，使得赡养老人已然内化为每个中华儿女自发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养老尊老也从简单的礼仪形式沉淀成了国人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深沉的心理情感。历史的发展证明，传承千年的家庭养老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模式。进入社会转型期，在素有“睦亲慈幼、孝老爱亲”千年美德的中国乡村，难道尊老爱幼、孝养老人的淳朴民风正在改变？那么，缘何改变？这种改变会对当前的乡村家庭养老模式带来哪些冲击？又会给长远的乡村治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采取措施改变？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五位一体，相辅相成，短短20字的表述却寓意深刻，这是我们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和农民全面进步的方向标。近些年，在国家的惠农政策扶持下，乡村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发展，但一系列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因大量务工人员外流导致的田地荒芜、村舍闲置的“空心村”问题；因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度扩张而造成的老人空巢、儿童留守问题；因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风格影响而带来的年轻一代农民工消费主义文化兴起等问题在全国不少的乡村地区上演。有学者指出：“今天的美丽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美丽了，农民却不幸福。不幸福的原因是乡村没有文化之根。”
如何寻回失落的“文化之根”，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滋根养根”，使乡村建设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亟需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文化承载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道德力量，是人类社会前行的灯塔，也是经济社会不竭发展的原动力。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此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它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治理功能，他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孝文化”自历史深处而来，却含有超越时空局限的文化基因，在传统社会中它教化育人、匡扶人心，有效地维护了家庭及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回归“乡土本色”的根脉所在。它所彰显的道德治理功能与价值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乡村社会的有序治理均能提供重要启示和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