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唐代的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描述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无独有偶，南宋的陆游也在《游山西村》中素描了宋代的乡村生活：“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两首乡村田园诗词真实地再现了唐宋时期中国乡村绿水青山的宜居生态、丰岁殷实的农民生活、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和夜不闭户的治安环境，勾勒出中国乡村礼治与传统农耕文化滋养下的无为而治和诗意生活。

然自近代已降，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紧随其后的廉价纺织品输入大潮，冲击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基础，基于此之上的各种乡土情结、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村社共同体意识等悄然而变，或碎裂而趋于式微，或重组而至于新生，由此形成了近代以来乡村治理空心化和内卷化的积弊。加上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乡村更多是作为城市发展的附属而存在，城镇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土地资源的征用和文化资源的汲取，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渐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农民外出务工掀起了村民固有价值观念变革的浪潮，信息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出现，一方面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平台和新机遇，另一方面，短平快的网络文化也在农村寻找市场。经济社会变迁正在重新形塑乡土中国的面子与里子，“转型乡村该往何处去？”“如何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成为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对于传统与现代之关系，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思想家就开始意识到理想的文明形态应当是现代与传统的互补。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传统道德的退场是导致现代社会失范的重要原因；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明对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弊病具有治疗作用，两者的融合才是理想的文明形态。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在其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论传统》中同样指出：西方现代文明的代价是“实质性传统被许多人肆意破坏或抛弃，这导致了许多为良好秩序和个人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的丧失，同时也造成了普遍蔓延的社会混乱”。因而主张“传统应该被当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它构成了中国人道德生活的重要维度，在传统社会中对于村庄秩序的规范和民众德行的引领作用重大。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如此写道：“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对于现代乡村治理来讲，“孝文化”作为德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其作用和意义依然不言而喻。

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刘芳副教授多年来勤勉不怠，孜孜以求，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即爬梳了大量的历史与档案文献，查阅了诸多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书籍，并多次深入孝道文化的实践场域，对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秩序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这本书是她几年来潜心研究成果的结晶。在作者的描述和阐释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道德关怀，对于善的追求和对于乡村美好生活秩序建构的反思。在本书付梓之际，她又对书稿做了补充、修订与完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追求完美的职业伦理。

全书以鲁西南G村作为田野个案，以现场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将孝道视为一种基于特定经济、社会、生态结构之上的社会生活方式，从社会学的视野考察社会转型期被调研村落各年龄段、各职业阶层对孝道的认知与践行，从历史学的视野探究孝文化的秩序内涵、运行网络、功能作用及其近现代嬗变，分析孝道认知与践行的偏差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而考察孝文化变迁下村落社会的权威与秩序变异、道德与话语变迁、礼治与法治更替。在考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伦理道德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新时期孝道重构的基本思路及新型孝道融入乡村治理的可行性对策。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作者对孝道流变与村庄社会秩序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村庄未来的文化治理路径等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这些想法也是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

我认为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其一，就研究视角而言，学界当前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文化角度契入的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孝文化功能的跨学科研究和孝文化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的新视角探讨较为鲜见。全书聚焦于社会转型期的孝道与乡村治理，运用文化规范论、价值引领论和社会整合论，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将孝道的传承与乡村社会治理勾连起来，尝试构建立体、复合、动态的研究框架，解读孝道变迁与乡村社会秩序重构中的多维关系、存在问题及解决机制，这也是该研究不同于同主题的既有研究成果的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其二，就研究内容来看，全书围绕“孝文化”发挥乡村社会治理功能这一特定方向，从转型期乡村治理遭遇困境、面临挑战入手，对孝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与机理进行阐释。创新提出了“孝文化”不仅包括“孝”的观念、行为、符号及仪式，亦包括保障其有序运行的制度、路径和社会环境，进而就如何建构文化中轴式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在当前转型期的中国乡村如何发挥孝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范畴，也拓宽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领域。

其三，就研究方法而论，不同于从文献到文献的纯文本研究，也有别于对访谈或问卷的过度依赖，全书注重村庄为本的整体实证分析，尝试把孝道的伦理习俗置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这一文化原生态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结构层面深入心理层面，从社会转型看乡村社会农民的观念形成、认知方式、情感体验、风俗行为、生命意义的嬗变；从社会心理层面回归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乡村社会中农民对孝道的所知、所感、所行；最终从心理秩序的塑造上升为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新时代新型孝道建构的机制、方法和路径。

当然，本项研究涉及的议题广泛，涉及的变迁时段跨度较长，涉及的学科多项交叉，特别是研究的主题“乡村孝道”不仅是一种文化体系，也是一个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实体，涉及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和农民诸多复杂的心理变化，需要运用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透视，并综合对大量史料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整理，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里将这些议题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实非易事。仍有些议题可待日后补充完善，比如如何处理“孝”与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冲突？如何提取“孝”的公共性元素以与现代的法律、道德相匹配？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孝”与“德治”的关联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回应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命题？这些问题可成为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进一步凸显本研究的新时代之问和现实意义。希望刘芳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张文宏
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