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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G村村民世代以务农为业。从种植种类上看，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红薯、花生、大豆、棉花为主，覆盖了除水稻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五谷杂粮。这些庄稼多是一年一熟，这种种植结构即与该村地形地貌有关。G村村东北为丘陵沙土土质，适宜种植花生；南面为山地，黏土土质，一般种植地瓜和棉花；西面为粮食高产区，是可以引水灌溉的平原地，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花生。
G村的种植结构不但与该村的土质结构有关，而且与国家的农业政策紧密相连。在粮食饥荒的年代，大面积种植的是高粱、玉米等耐旱且丰产的粗粮，直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持续3年的旱情，G村小麦等细粮颗粒无收，转而改种一种耐旱性特强的荞麦。在1978—1990之间，该村村民主要以红薯（当地人称地瓜）加工制作“煎饼”为一日三餐的主粮，白馍则只在节日或客人来访时才舍得吃。
199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体好转以及惠农政策的出台，村民开始大规模种植小麦，为此村集体兴修早已年久失修的水利灌溉设施。一方面疏浚、利用村里的两个现有水库，并积极与岭村东村协商，引东风水库之蓄水灌溉村西平原。后因水利纠纷以及远水难济近渴之由，村委贷款在村西平原地打了一口大机井，遂改变了G村“靠天吃饭”的灌溉史。于是玉米、高粱之类的粗粮逐渐退出了村西平原这块弥足珍贵的产粮宝地。这点可以从住校学生的干粮袋里得到印证：
我们读初中时（大致在1988年，笔者注），在距离村庄25里的乡中心中学，那时候乡西半部的片区经济条件较好，且离家较近，条件好的可以在学校食堂用小麦换馒头票或用钱买粮票、菜票，条件稍次的也可以从家里捎带包子、馒头。而包括G村在内的乡东片区则显然不同，学生基本上带足一星期的煎饼，蔬菜很少能吃得上。到1991年我升入高中后，小麦种植已较为普遍，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在城里一中住校读书，一开始还是带一半煎饼，带一半小麦换成细粮（馒头）票，交济度日。我还记得当时校领导为了核发我的助学金，还专程驱车到我家考察经济状况，返校后校教导主任还自己掏钱买了很多食堂里的馒头让我带回家。到1992年左右，我和同村的同学才彻底告别了带了多年的煎饼，改革开放的春风才正式吹进了我们G村的口粮袋里。
1998年前后，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民以食为天”的农本观念逐渐向考虑经济成本和收益上转变，外出打工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村庄，“长江后浪推前浪”，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G村开始潜滋暗长，这些观念和风气的转变，也间接地体现在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上。最先村民把村西的粮食高产区平原地当成细粮仓库，舍不得种别的作物。但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种植果树，结果遭遇果丰价跌的成本危机。现在尽管国家有一定的种地补贴，开始计算成本的农民仍然不愿种他们昔日的宝地，而是改种成材较快的白杨树。究其原因，一是种树比种粮节约成本，只需花费树苗钱，几乎不需要后续管理和维护；而种粮则从种到秧苗生长的各个阶段再到收割，需要很多的维护和管理环节，种子、灌溉、农药等都耗资不少。再加上，农民在市场化的环境下，也开始计算劳动力的成本价值，而此前农民多不把自身的劳动时间计算在内。二是随着国家建设和人们对住房装潢的要求提高，以及森林的减少等因素，木材成为紧缺的资源。农民腾出他们的宝地，不再种小麦，也不再种苹果树，而是种成材快的白杨树，以卖树得来的钱买进生活必需的主粮面粉。目前70％的村西平原地已是绿树成荫，由于树荫的遮挡，就连愿意种粮的农户也已坚持不下去了。昔日G村最好的良田，再也看不到农民“稻花香里说丰年”，更听不到“蛙声一片”，满眼望去都是小白杨，有的农户已卖过好几茬了。
从种植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出G村市场经济的衍化和蔓延。村北的丘陵地是沙土地，适宜于花生的生长。村南的山地属于黏土质，适宜地瓜、棉花等作物的生长。G村种植花生和地瓜的历史已有几十年，1949年后地瓜曾经作为干粮而优先广为种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以修治淮河为标志，山东省也掀起了修河治水工程运动，G村的劳力也应征“出夫”，据当事人回忆，G村的壮劳力基本上都参加了徐州段的治淮、尼山水库、风河水库等大型的水利堤坝兴修工程，而当时的干粮就是地瓜干。G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地瓜更是被大量种植，因为地瓜的亩产量比其他作物要高。1958年G村粮食大丰收，但该年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家都在集体食堂里吃“大锅饭”。1959年余粮吃光，人们开始普遍感受到饥荒的况味。这时候村民饥不择食，很多人想起了上一年烂在地里的庄稼。只有地瓜埋在土里经年依然可以食用，于是大家纷纷到地里挖地瓜糊口，就这样地瓜被赋予了“救命粮”的经济社会学意义。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家分口粮时，还把地瓜干当成主粮。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G村实行以后，随着“大锅饭”的终结，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提高，贫富差距出现。村里富裕人家开始吃白面的馒头，而且对食用油也开始讲究起来。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进古老的G村，人们厌倦了地瓜、玉米等粗粮煎饼，开始精心种植小麦、花生、棉花等植物，小麦加工而成的各种面粉制品成为农民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粮，人工榨取的高品质花生油也是农民炒锅中的首选。而载入历史记忆的地瓜和玉米等作物，其利用价值逐渐由维持生计转移到经济价值。1990年后大部分农民用地瓜和玉米喂猪，2000年后，G村出现了专业养猪户，主要喂猪饲料。家家养猪的小农经济模式解体，地瓜和玉米的出路再次变革，农民卖给了酿酒或生产粉丝的厂商。这样，几经转折，地瓜和小麦、小麦和果园、“救命粮”和“摇钱树”之间的争夺战，终于告一段落。农民对于种地的观念也实现了从“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命根子”的务农思想到“种地不如打工”“种粮不如种菜”的观念转变。土地功能的流转，土地制度的变化，这些都将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经济生活来源以及他们在儿孙面前的受尊崇地位。
G村的居住地形较为复杂，一半村落位于平地（南半），另一半在截然高出的岭地之上（北岭），而且北岭地势东高西低，延伸至村西头，始于南半部分的平地齐平。这一村落结构的形成与G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紧密相关。在198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全部村民居住在南部平地，房子结构半数为泥坯草房，半数为石头青瓦房，堂屋（正屋）一般为三间，院子里的左边（东边）为东厢房和厨屋，右边为猪圈、牲口棚、茅房、鸡舍等。
在公社化时代，北岭的西半部为生产队的打谷场、仓库和机器磨坊、牛栏等村集体公共场地，而北岭的东半部分则为农田。70年代出生高峰以来（7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尚未严格执行），一般家庭有兄弟姊妹2～3人，而且基本每家都有男孩1～3人，无论在村民的观念中，还是在当地的习惯政策中，一个男孩就可以申请一套宅基地，故膨胀的70年代出生率直接导致村庄的扩大。村西面为平原地带，是水浇地的细粮主产区，故选择往北岭扩展。1980年后，北岭上出现了清一色的石头墙、白水泥瓦、木头椽的房子，随着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层级排列。随着岭南人口的迁入，很快这块本无人烟的地方就鸡犬相闻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分产到户，村庄集体财产的私有化，使北岭的西部地带空置，在1981—1991年这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里作为晾晒和堆积谷物的打谷场而空置，每逢收获季节，这里便闹忙起来。比如6月份变成了打麦场，7月份成为打谷场，8月份成为花生晾晒场，9月份让位给地瓜干专场，10月份以后堆起了各种庄稼秧，成为儿童捉迷藏的天然乐园，次年春天二三月份，空闲下来的人们在这开阔的场地上放风筝。这段看场和游戏的大场地在G村人的脑海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时间仿佛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停滞了。1990年以后，这块集体空地被村委卖给申请宅基地者，约有40处崭新的院落在1990—1996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基本上都是四间的青砖青瓦房，外墙用水泥涂了墙皮，内墙用白水泥粉刷。在这第二股建房热潮的推动下，村落突破了其固有的边界，北岭由东向西延伸近1公里，形成了与岭下旧村面积相当的半壁江山。
2000年后，在村西头小学操场以及附近良田（小学原来有个长宽各100米的操场）里又新批了十几处宅基地，清一色地建起了二层高的砖混结构的楼房。相对于北岭一波紧接一波的房屋兴建，村南半部的平地地带在完成了胡同打通、街道取直的拆迁以后，也渐次进入了旧房翻新和重建的阶段，目前流行青砖红瓦结构，有的还在外墙贴上了瓷瓦，远远望去颜色亮丽。
仅仅20多年的时间，G村的房屋就发生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用村里人的话来说，“一个比一个高级”，这从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当地社会家庭经济发展的速度。其间我们不难看出两次重要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对当地村民收入增长和生活预期的深刻影响。第一次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2006年国家免除农民粮食税和其他税收以后，村干部失去了借机提留的机会，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完备，很多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直接打入农民个人账户，也使得村干部对国家专项扶农资金的截留、克扣越来越难以操作。在此情况之下，在村委的运转经费以及村干部趋利性的驱使下，他们动起了土地流转和买卖的脑筋。村西头的良田呈现住房化的趋势，村卫生所、村委办公院已相继搬迁至村西头的平原地带，商铺、修理厂、手工作坊、养殖场等经济能手和专业户逐渐落户于村西交通便捷地带。而东北岭上80年代建造的石头房子正在逐渐空闲出来，由于地势较高，道路不平坦，交通不便，很多人家宁愿花高价钱去买村西头新开辟的宅基地，也不愿在原址重建新房。于是这一块方圆一里多的片区人口稀少，要么是放置柴草，要么就是便宜卖给或租给独居的老人。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笔者还将走进这些被年轻人遗弃的老房子，与乡村里的独居老人展开对话。
G村的街道随着村庄的扩展和改造而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村里人口较少，全部居住在岭南的平地，而且都是聚族而居，一个大家族往往居住在附近。如孔姓基本上集中在A区，吕姓集中在B区，张姓聚居在C区，徐姓聚集在D区，胡姓定居在E区，其他还有些小姓人家住在边缘的F区。当时村里只有一条东西贯通的北大街，一条东西走向蜿蜒曲折的南街，和一条东西走向未能完全贯通的丁字形中大街，构成了G村80年代初以前的村内交通干线。另外，南北走向的胡同（巷）有十几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胡同半数以上是死胡同，也就是说从大街进去的胡同里面，经常会有东西并列的十几户同姓人家。胡同到底便是主干家庭。世代聚族而居，分家后依然就近而住，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南北走向的死胡同和东西贯通的大街相连通的交通格局。
人民公社时代集体公有制对家族观念的侵蚀，以及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逐渐解构了大家族互助式的生产模式，家族在生产和家族成员的保障方面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渐趋式微。加上人口的激增，原有聚族而居的胡同格局已经容纳不下同姓的新生代人口，溢出去的年轻家庭迁至北岭这块当时看来新辟的家园。而且，这次北岭作为80年代人口村内移居潮的新片区，打破了原来以同姓为原则的居住格局，不同姓氏的年轻家庭按照村里统一划定的街巷居住在一起，所以到这时，“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才真正名副其实。北岭的住房规划格局是，以南北连通的巷为主体，两家的房屋并排相邻，前后由3～4户组成，所以南北巷子隔两家就有一条，而东西街道则要隔3～4家的院落有一条，构成了“井”字形的村庄新格局。由于北岭的新村和岭南的旧村街巷格格不入，难以贯通，20世纪90年代，村里开展了街道疏通的拆迁工作，以尽量把岭南旧村的死胡同打通，并与北岭的新街道连通。街巷不仅是农民出行的通道，而且是农村公共空间的象征，当然也是乡村社会结构在空间上的外化。农村聚族而居的群落结构被街巷空间肢解，农民在方圆1公里的村落内通过居住地的变动实现了从族亲认同到邻里共处的诉求转变，远亲不如近邻，血缘趋向于地缘的关系。这点可以从春节拜年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原来只在同宗、同姓中按照差序格局进行的拜年行为，如今发生了很多的流变。一方面，局限于“一家子”的拜年几乎要辗转至大半个村庄，体现了上述的同族居住分散化；另一方面，拜年也拜进了原来无太多交往的左邻右舍家里，人们的交际圈已经超出了“五服”，演变为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各种关系网的会通。今天的G村，5条东西大街由北到南依次贯穿村庄的两头，其中中间的称为中心大街，在2000年左右铺上了柏油，路面宽约10米。北岭上的次中心大街，在2008年新农村建设中也用水泥铺砌平整，以防止夏天自高而下雨水汇流的冲刷。目前这两条大街上已安装上了路灯，显示了新农村建设的新气象。不过，路灯只在春节以及特殊的节假日里才会亮，更多时候成了一种摆设。6条北高南低的长巷纵穿村子的南北，村民称之为“经六纬五”的村庄街道布局。
G村的交通主要靠一条狭长的乡村公路通往曲阜市区，近些年，修建高速铁路的步伐加快，京沪高铁在曲阜设立站点。为了兴修京沪高铁曲阜路段，一些满载沙石的重型卡车时常从乡公路上驶过，于是这条唯一的乡间公路也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车子经过都要小心翼翼，颠簸得厉害。村里的人们抱怨连连。2011年的夏天，乡里终于对这条遭受百般碾压的乡公路进行了整修和翻修，不过路面依然不宽，仅容两辆中巴对驶而过，这与近几年乡村日渐增多的车流量并不相称。
20世纪80年代以前，G村和全国其他各村一样，绝少人口的外出和流动，人们生于斯、终于斯，最大的活动半径就是到曲阜城区买卖东西。很多的农村妇女连方圆几十里的乡境都没有走出去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围着锅台转”。三里路外的邻村，每5天有一次集市，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赶集来买东西，10公里开外的蔬菜种植农民和服装批发商贩均来此卖货。但这个农村集市基本上都是外部商品输入，本地的农产品则要远赴20公里以外的城区去销售，而且由于是农民个体经济，缺少规模经济的效益，交易成本很高。
多年来G村农民“窝”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母体内，封闭落后，年轻人也是“家雀蜷身恋屋檐”。此处以村庄建筑队为例说明之：在1995年以前，村里没有建筑队。在1990年之前建造的老房子是石头房子，当时盖房，都要由户家“找人”，也就是邀请具有泥瓦匠经验的村民来“帮忙”，管吃管喝，每人每天两包香烟。所以，那时候还是完全的人情社会。建房子只要花建筑材料的费用，不用花费专门的人工费，村民还没有商品意识。
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冲开了原来的城乡封闭体制，打工潮出现。蜗居在G村的青年人摇身一变，“大鹏展翅冲霄汉”，来到城区、省城、沿海经济开发区，甚至北京、上海、厦门、广州、西安等远方的大城市。堪称G村第一代农民工的他们饱尝了拓荒者的艰辛。据调研，G村在1988—1998年曾经有过多个打工同伴网络，这些网络分布在济南、青岛、烟台、厦门、西安、北京等地，每个网络都有二三十人，联系纽带为亲戚、乡谊等，相互引领，相互关照。由徐氏兄弟开辟的济南洪联水泥厂打工队，堪称其中的一个典型。徐氏兄弟在该水泥厂打工近十年，他们已经在该厂做到车间主任和工段长，在他们的引领下，家乡有20多号人来此长期打工。他们亲身经历了乡镇企业在1990—1995年间的辉煌，那时候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上加班费约有400～800元，相比家乡里的务农收入要高出一大截。由于徐氏兄弟的勤劳能干和好人缘，洪联水泥厂厂长等领导还几次开车来G村探访，一来为了给徐氏兄弟“面子”，二来也是做招工宣传。徐氏兄弟一下子从穷兄弟变成了村民眼中的“打工皇帝”，逢年过节家里来客络绎不绝。
1998年前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洪联水泥厂利润下降，工人福利直降，濒临破产。与此同时，建筑、装潢、服务业等行业逐渐兴盛，徐氏兄弟打工队被迫转移。有一些成员另寻高就，而徐氏兄弟核心成员则选择了返乡创业。多年在外打拼的经验和不安于现状的创业勇气，驱使他们思考探索一条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兄弟二人相继从1998年开始贩卖当地的花生，当时用毛驴拉地排车到城区交易，两年后换成了手扶拖拉机，2003年又换成了时风牌的机动三轮车，2005年后，家里已经拥有了两辆大型的农用柴油三轮车，2010年在村西新建了花生米加工厂房，并在邻村设置分厂，成为一家集花生米挑选、压榨、贸易为一体的销售专业户，每年净利润二三十万元，成为G村的经济能手。兄弟俩以其资产和信誉为担保，乡农行贷给其近百万的扶农资金，厂房每天都有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前来“帮忙”，以挣取每天一二十元的手工费。
而大部分的青壮劳力依然在村内找不到致富的出路，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G村没有村级的工业和企业，经济较为落后。
咱村人均年收入是3 000元左右。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每年都在谋划，但是咱这里地偏僻，发展太难了。国家实行了农业补贴，现在农村种地一亩补贴90多块钱，一个四口之家有2亩多点地，也就补贴200来块钱，派不上大用场。现在人都舍地了，也就是50多岁的人在家种地，年轻点的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在村里发展太困难了。人家来投资的，一看咱村里这个条件就不来了。
留守在村里的年纪稍大的人，谈起年富力强的外出青年来还一脸羡慕：
咱这出门打工的，能走的全走了，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现在办个红白喜事的都找不到个年轻的帮忙了。听说外头有的窝一天能挣八九十块钱，还管三顿饭，隔上几天还吃一顿肉，可好了。
据村支书透露，村里近两年外出打工的人数在220人左右。近的到曲阜、济宁、济南等处，远的则跑到青岛、威海、大连等沿海地区。近几年，“谁说打工女子不如男”，妇女也加入了外出的行列。不但小姑娘早已成为服务业、轻工制造业、房地产中介等行业的熟练工人或“资深”闯荡者，40多岁的妇女也会跑到烟台海边晒海带，女性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增加，进一步扭转了重男轻女的观念，成为农村男权主义的解构者。
农忙的日子，外出的人们会赶回村里收割庄稼，收获完毕后又四散各方。村里剩下的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10岁及以下的孩子。“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从城市回来的人”与“去城市打工的人经常往来”的“空间”。年轻人上完初中，如果觉得考学无望，往往会中途辍学，然后外出打工。到了年底，分散在外面的年轻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回村庄过年，平日里稍显冷清的村庄终于有了些许年轻的气息。笔者留意观察过，近两年年轻人五颜六色的头发和奇形怪状的衣服逐渐增多。农村的集市5天一次，每到赶集的时候，抹着红嘴唇、穿着高跟鞋的姑娘和头发染成黄色的酷酷小伙时不时地从村民眼前飘过，脸上都带着骄傲的神情。尽管村里年纪大的人对年轻人的装扮还看不太惯，但村里的人却津津乐道于谁家的孩子在外面打工赚的钱多，谁家的孩子在外面混得不错，谁家的孩子有本事自己领回了媳妇。
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子们在外面“漂”着，虽然辛苦劳累，但他们有年轻的资本，有体力优势，比起闭塞的乡村、贫乏的日子，他们更向往并很快适应外面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未来在哪里这个问题并没有即刻摆上日程，可以不去想它。而一些年纪稍微长点的中年人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在外面晃荡了几年后，他们体力逐渐不支，技能日渐缺乏，他们被甩出了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轨道，只能再次回到久违的乡村，而乡村也以宽广的胸怀再次接纳了他们。30多岁打工归来的KXQ如是说：
我现在不想出去了，在外面上班撇家舍业的，工资不高，加班加点的受人家管制，也不自由，人家还不给好脸看。我现在在家里学种地呢，以前真没好好干过农活，得跟家里老头好好学着。……你问哪边好啊？呃，农忙嘛一阵也就过了，在家里咱自己说了算，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没人管。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已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以及村官的投票选举等政治制度改革，引起了乡村地方势力之间的角逐和较量。宗族、现代乡绅、乡镇领导等不同的阶层和组织，各自利用自身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展开博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于农会等革命组织，在农村站稳了脚跟，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发展积极分子为党员，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批政治上先进的农民扶上村领导的位置。“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冲击了农民的家族观念和小农意识。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从经济和社会层面解构了农民的个体私有经济，倡导并营造社会主义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这种社会运动型构了农民对于党和政府的绝对信赖，“有事找大队”“到公社评评理”等成了农民的口头禅。这一时期家族、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降低，党和政府在乡村政权和各种运动中取得了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干预和支配权，“家事少了，国事多了；私事少了，公事多了”。养老、夫妻吵架以前这些“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也纳入党和基层政权的关注视野。对于孝的纠纷原来都是在宗祠里由本族人按照族规家法论断，随着祠堂的拆除和毁坏，家族的部分管理事务被熟人社会组成的村基层政权接管和替代，后来的村民委员会成为代表政府与村民互动的制度载体，调解纠纷、维护社会风气的重任也就由家转移到了村社之上。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奠定了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家庭生产地位的回归，牵动了包括经济、分配、社会等关系在内的家庭场的变迁。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国家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计划经济时代的终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的个体化发展凸显，农民的个性增强。尤其自2004年废除延续2 000年的农业税后，农民不但不再交公粮，而且还享受种粮补贴。农民的人身自由和生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解放。很多老人在访谈中也感慨万千：
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的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好过啊，不纳粮不奉草的，种地还有补贴。门时（当地方言，以前的意思）你不吃也得纳粮去，还有四盒子队（土匪），带着枪，到处抢东西，你连觉都不能睡，得到处跑。现在你做买卖，做多大都没人管，那要放了以前就是投机倒把，全部给你拿走，一件都不给留。
1949年以来，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也引起了农民观念的极大变迁。农民原来固守的“耕读世家”的农耕本体价值观渐趋式微，“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随着“破四旧”和家族制度的解体，孝道沦落。读书以前被赋予很高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成名被称为跳龙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能给士人带来入仕的机会和富裕的生活。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滋生的是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但是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最渴望得到的依然是权力，他们真正敬佩的不是人才，重视的也不是知识，而是能够换来的财富和权力，而且在“权”和“钱”之间，倾向于权力的拥有。村中亲戚也曾对笔者说：“有机会还是考公务员吧！当个教师没啥大本事，顶多能照顾到自个家里；当官人人看得起，亲戚朋友都能跟着沾光。”近年来，随着国家的扩招，该村大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1980年以来G村考上大学的人数在40人以上，2000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找了体面的工作，尽管不是传统社会的“跳龙门”，但也至少“跳出了农业社”。“你们上学那么管，一个月得挣很多钱吧，这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了，不用再种地了，放个假也不耽误钓鱼。”
但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尤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国家已经不包分配了，自主择业，“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些毕业生在外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又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回家连个媳妇都难找。在这种“读书无用”的环境下，很多农民家庭选择了让孩子读完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赚钱，回家盖新房娶媳妇。
G村近1 000口人，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但G村的婚姻嫁娶却呈现出不平衡的诸多特点：
第一，农村重男轻女观念严重，但现实生活中女孩找对象比男孩容易得多，“有剩男无剩女”。“瘸腿的残疾和智障女都能找到婆家”，但家里贫穷、“父母再不是个样”的小伙子可能在家里找不到媳妇，更不用说残疾男青年了。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根源于父权制的遗留，在当今的G村，养儿防老，“十个插花女不如一个瘸腿的儿”，“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给女儿的除了陪嫁的嫁妆以外，按照当地的礼俗便不再分享家里的任何房产和财产，包括父母的遗产。
第二，几十年过来，G村的通婚圈大致固定。其中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人往富处走，东西一条线；姑妈带侄女，不出一大片”。具体来说，G村的姑娘出嫁要么在本村找个家境优越或有出息的好小伙，要么就沿着乡中心公路往西（城里）方向找对象，基本上没有偏离这一大方向。而本村的媳妇则与之相反，大部分从东乡或南面、北面的邻村出嫁而来。上一辈的姑奶奶，把家乡的外孙女、外甥女、侄女及其女儿介绍到G村来，久而久之，G村的媳妇很多都有点沾亲带故。
第三，外来媳妇。如上所述，本村女儿都往“西乡”嫁，而西乡的姑娘又进一步往城里嫁，造成了以城市为中心，优势人口资源的集聚。近年来，随着东面邻县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改善，东乡的女孩也把求偶的目光转向邻县的城市，原来历史上形成的“G村姑娘嫁西乡，东乡姑娘填G村”的婚姻格局被打破，相对偏僻落后的G村出现出多进少的人口倒流现象，由“有进有出”变成了“进少出多”的单向流动，男性“光棍”呈增多之势。本地资源的局限，使得很多在家娶妻无望的年轻人被迫走出十里八乡的通婚圈，告别“无缘对面手难牵”的无奈，转而在远走他乡的打工生涯中追逐“有缘千里来相会”的机缘。据调查发现，该村约有近20位青年小伙在外出打工期间“讨到了老婆”，成为村里十几岁左右辍学打工者艳羡和模仿的偶像。还有一批“既不帅，也不嘻（当地方言，嘴巴伶俐的意思），也不富”的G村青年，尽管有着多年的打工经历，也难以觅到“愿跟随回家过日子”的对象。于是，第三种出路浮出水面——到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去讨老婆。一般是给中间人（介绍人、媒人）几万块钱，再给女方父母一些钱，便可以带来一起领取结婚证。这种现象在G村附近很多，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带有人贩子的味道，初来乍到的外地女孩往往半推半就；有的是利用这种买卖婚姻合伙骗财，附近几个村庄都有这种案例，“买”来的媳妇住上十几天甚至几个月后逃走，重新再去骗人诈财。当然，也有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女孩真心想在G村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近十年以来，这些外来媳妇有几十位，她们带来的文化与本地媳妇自然不同，在G村生活久了以后，语言、习惯等也逐渐被同化。但她们毕竟给古老G村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带来了一些“新奇”的元素。经常听到孔姓大妈夸其云南嫁过来的儿媳：“人虽然长得黑了点，但不丑，心眼实，而且勤快能干，懂得孝敬父母，我很知足。”
第四，权和势的结合，门当户对的联姻。如上所述，本村女孩也有留嫁本村男孩者。只不过，基本上都是门当户对的结合。比如村干部子女之间的联姻，生产队一队长的儿子讨二队长家的女儿做媳妇，尽管女孩比男孩大3岁，这门亲事依然成功。同样还是一队长的女儿则又嫁给了村支书的大儿子。又如，村里八九十年代的霸主KXM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3个儿子个个身强力壮，生性野蛮，父子四人均在村里干杀猪的行当，在当时赚钱不少，称得上“财大气粗拳头硬”，动不动打架就动杀猪刀，村民一般不敢惹。他家的女儿就嫁给了村治保主任的儿子。
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老年”并不单纯是年龄范畴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属于社会范畴或文化范畴。判断一个人是否进入了“老年”，既取决于他的年龄状况，也取决于他所在环境对“老年”或“养老”的认同。而这些标准在不同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学者郝瑞在对中国台湾地区乡村老年人的研究中，以注重人们晚年的“相对变化”为策略，采取了一种较为弹性的标准。他认为：当人老到八九十的时候当然属于“老”的范畴，但大多数人由中年向老年的过渡似乎发生在60岁中期，这期间包含了一系列相关的变化。男人在管理家庭的事务中的角色越来越小，女人们也将操持家务的责任交给了儿媳，尤其是当他们的孙子辈都已长大成人的时候。所有这些变化不是立刻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但这些都是变成老年人的信号。 [1]
上文说明：一个人是否被认为是老年人，不仅和他的年龄相关，也与他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行为和地位的相对变化相关。
G村里的老人们同样如此，年龄上的60周岁对他们来讲仅仅是60周岁而已，并无其他特殊意义。在身体还能吃得消的情况下，G村的老人们依然需要参加生产劳动，为大家庭或小家庭创造力所能及的财富。农忙时节，笔者经常可以看见70多岁的老人也在田间劳作或傍晚劳作归来。孔家老奶奶年龄92岁，秋天农忙花生集中拉回家的时候，老人晚上摔花生果到12点钟才肯停歇。那么，一个人到底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被其他村民接受是一位“老人”了呢？调研发现，现在的乡村老人多半是多子女家庭，帮每一个儿子成家立业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是他们自认为无可推卸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在只有完成这些，他们才算尽到了做父母的职责。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被村里其他人认为具备了“老人”的资格。
据村里资料显示，目前G村60周岁以上的老人共有300多位，占到了村庄总人口的近1／3。村里没有养老的社会保障，大部分的老人仍然倚赖着传统的养儿防老。
村里对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啥补助，逢年过节的也没有啥表示，没有办法，村里的办公经费都很紧张，村里的老人养老就靠自己的儿了。本来80岁以上的老人，全国定的文件是有优惠政策的，有生活补助。这个报纸上也登了，可是还没落实到村里来。现在落实的只有粮食补贴和小麦补贴。
以上是笔者2010年回G村时的访谈。时过境迁，近几年来，国家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重视，颁布了多项政策对农民进行补贴，而且直补到户。2013年春节回村，笔者在调研时听到了一个利好的消息。国家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养老保险了，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每月55块钱，每人一张邮政储蓄卡，在乡里的邮政局直接凭证件领取。2019年笔者回乡调研时，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已经涨到了每月近150元，岁数大一些的，或者平时缴费多一点的老人甚至能达到每月近200元的数额。当然也有领取的条件，即老年人的子女每年须缴纳300块钱的养老保险金（这个保险金是未来保障其自身的）。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能够做到按时缴纳，也有极个别的年轻村民不缴纳，他们年老的父母也因此受到牵连，要么不能享受此项待遇，要么只好自掏300元交上。
时代见证了村庄居住条件的变迁，同样也记录了村人未雨绸缪提前为下一代所作的努力——在孩子未成年时即要盖好新房（婚房）。“在村庄中，住宅是社会地位的标志。”
在这个复合的居住群落里（笔者按照住房的地理分布和建筑条件把村庄分成几个群落），演绎着30年前后村人的梦想与追求，回报与寄托。壮年时曾建过2～3处新房的父母，目前多居住在最老旧的房子里。随着80年代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强化，G村人口上升态势大减，再加上外出经商、读书、参军、打工留在外地（包括城市）的也有几十人，使该村人口由1 000多口降至目前的900多口。北岭东部的房子地势又高，交通不便，又是石头房子，故空置率逐渐上升。从居住群落角度来看，这里已变成一个“废弃”的房屋历史博物馆。住在里面的很多也是被遗忘和遗弃的老人。村庄的“房屋分配格局”实际上是中国乡村家庭变迁的缩影。“在所有制约个人行为和调适的制度中，可能以家庭最为重要，非其他制度所能与之相比。”
于是，孝道便和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和老人的创业史、和老人的养儿观、和老人对于家的理解、和村落村貌的变迁等牵连在一起。换言之，研究中国乡村孝道，必须要将其置于乡村的社会经济、居住群落、人脉关系、家庭结构、基层政权结构、风俗习惯，乃至街头巷尾的社会场中进行。作为一个中国农村大系统中的小生态系统，笔者以为，以全息的视角来审视G村孝道变迁的时代背景、环境因素、支持系统，研判乡村孝道及秩序的未来走势及其因应扶持之道，可以为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治理提供一个鲜活的实践案例。
[1] Garrell，Stevan， Growing Oldinrural Taiwan ，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 Pamala T . Amoss and Stevan Garrell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