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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珍，1952年生，全科医生，副主任医师，曾任东城区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首都优秀医务工作者、崇文区群众最满意的医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2篇论文被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收录。北京市第三届扶残助残先进个人。
郭玉珍大夫退休十二三年了，退下来也没闲着，仍一周两次往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跑，坐诊、看病、唠家常……跟社区居民处得都跟朋友似的。有的“老朋友”来了，啥话不说，也不看病，坐一会儿就走。
她问：“您干吗来呀？”
“来看看你。”
“看我干吗？”
“看见你就高兴。”
郭玉珍听着也乐了。大夫干到这份儿上，她没啥可遗憾的了。不过，回忆起当初走上学医这条路，她用了四个字“阴错阳差”——要不是领导强迫，她差点就干别的了。
那是1972年，作为下乡插队被招工的68级老三届，郭玉珍已经在青海新疆交界的高原修了两年公路。她人长得壮实、爱学肯干、口才好，在单位表现优异。
有一天，领导找她谈话，队里要派10名女工上西宁学医，问她愿不愿意去。
“不愿意。”郭玉珍老实回答。
“不愿意？女孩子学医多好的机会，你为啥不去？”领导问。筑路队经常在海拔三四千米、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不毛之地施工，女人干这种体力活儿并不合适。
“我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从没想过当医生、护士。”郭玉珍说。
郭玉珍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军电”当教员。也许是血脉里流淌着战士英勇无畏的基因，郭玉珍从小到大没觉得什么事儿是男人能干而女人不能干的，无论是当农民种香瓜，还是当工人修公路，她都觉得不是事儿，她喜欢跟土地和旷野打交道的感觉，从没想过到医院工作。
“必须去！”领导下了死命令，“除非你对消毒水过敏……”
郭玉珍不过敏，这一去，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事实证明，这位领导是她的“贵人”，郭玉珍学医是颇有些天分的，“当时北京医疗队在西宁支援。我们去了先从打针学起，然后跟着内科医生学看病。上午跟诊，下午上课，什么人体解剖、疾病分类、药剂学各种课都上，每天都学好多东西。这样学了半年，基本出来就能看病了”。
那年代医疗资源奇缺，这类“速成班”培养出的医护人员一回原单位都成了金疙瘩，现学现用，一个顶仨。郭玉珍所在的医疗组随着修路队四处流动，一年搬一个地方。3年后，她离开高原，调回延安老家，进了延安钢厂卫生所当了一名厂医。
“那儿是真正练本事的地方。”郭玉珍说。
钢厂远在郊外，离城里医院有六七十里地。除了本厂1000多名职工，方圆左近的农民也上卫生所看病，各式病人、各种各样的病天天见得多了，外科、内科、儿科的病都得看，唯独妇产科不懂；于是，单位又派她出去学妇产科。一去，也学得很快，学完了回去就能给产妇接生。当时郭玉珍还没成家呢，没成家就已经接生了十几个孩子。
“我可能真的适合当医生，”郭玉珍说，“好学、胆子大、心也细，好多医疗程序和治疗方法看几遍就会了，老师都很喜欢我。学了回去我就用在病人身上，碰到疑难危机状况也能稳得住，每次都化险为夷……”
有一次，她接到老乡电话，说婆姨生孩子了，让大夫去看看。她拿着缝合包去了一看，孩子还没生下来呢，产妇肚子奇大，像是双胞胎。她赶紧打电话让护士把产包带过来，独自一人把两个5斤多重的双胞胎接生出来。这是她第一次接生双胞胎，当时的情形一辈子都记得。
还有一次大晚上，她在卫生所值班，一个老乡在窗外喊“大夫，大夫”，她隔窗答道，“值班呢，明天吧，晚上有工伤怎么办？”老乡说，“工人农民是一家。”
“他这一说，我出来了。一问，他女儿生孩子胎盘出不来。这是要命的！我赶紧在门上留给个条儿，拿起产包就跟老乡走。”郭玉珍回忆。
打着一支手电，郭玉珍在高低起伏的山上不停地爬，又急又累，满头大汗，也不知爬了多久，到了山腰一处窑洞，进去一看，一个年轻女人正躺在母亲怀里，下身血流如注。
“快把人放平！”郭玉珍大喊一声，马上消毒、带手套，伸手进去把胎盘慢慢地给抓出来……然后再打一针催产素，给孩子切脐带，再给产妇推3针葡萄糖。人算救过来了。
走之前，她跟老乡说：“你明天再来厂子找我一趟，大晚上的我记不住你家，你明天来接我。”一般给老乡接生，她往往要跑两趟，第二天再去看看情况，才放心。
第二天一看，没事。产妇年轻，挺过来了。老乡煮了荷包蛋给她吃，她说，快留给产婆吧，你拿什么感谢我都行，就是不要鸡蛋。
“鸡蛋都是农民卖了换钱的。”郭玉珍说，“那时候多穷啊。老乡家穷得连片纸都找不着，生孩子弄一簸箕晒过的灰堆，血都流到灰里……”这种情况下，郭玉珍出诊、接生都不要钱。有的老乡拎着一筐新摘的扁豆走远路送到卫生所，还有几家竟然凑钱给她买了块匾。郭玉珍至今说起这件事还很感动，“匾也挺贵的呀，他们竟然买了块匾送我”。
15年后，她调离延安，送她走的工人农民队伍排了几十米长。2017年，她回去探亲，“你知道来迎我的人有多少？80个！这还是第一拨，后面还有第二拨、第三拨……人家说，郭大夫谢谢你给我孩子治病，谢谢你给我孩子接生，要不是你我家谁谁谁就怎么样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郭玉珍的爱人是北京知青，1991年她随家属进京，在崇文区体育馆路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大夫。内科干了3年，她还是想干妇产科，又调去妇产科，然后又当全科医师调去社区，在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当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
一般人不愿意去社区，觉得社区医院只能看点小病。郭玉珍不这么想，“一来在社区不用上夜班；二来能跟老百姓近距离接触，这点我特别喜欢。”但是刚到社区的时候，一天七个病人还有四个是来量血压的，她也是有点挫折感。怎么办？好好干，她相信只要付出就有回报。
“我干社区工作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郭玉珍说，“归纳起来三条：一是会看病，业务知识面广，诊病准，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会说话，有人际沟通能力和良好的亲和力，话能说到点子上；三是会营销，能够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做到诊病治疗花费合理。这三点做到，慢慢地老百姓认可了，业务量就上去了。”
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连郭玉珍在内有两个大夫（一个是中医），三个护士，最火的时候日均门诊量达70余人，患者一个接一个，根本忙不过来，每年诊治患者超过5000余人。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成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郭玉珍荣获“首都先进医务工作者”，全国甚至外国的同行都来她这儿参观、取经，交流经验，有的甚至想高薪挖她，她有两篇关于社区医学的论文还发表在荷兰的医学杂志上。
“确实是付出了。”郭玉珍说，“过去在医疗队和厂卫生所看了那么多病人，绝对为我日后搞社区工作打下基础。后来我从妇科出来，又去接受了4年全科培训，每周末都要抽出一天去上课，听全国有名的专家大夫培训，学了不少东西；所以我的医术还可以，一般病都能治，治不了的也能及时发现问题。另外，我这人挺有亲和力，跟谁都能合得来，口才也不错，在社区做慢性病讲座大家都喜欢听。说话其实是非常有技巧的，你会说话，病人跟你接触之后心情就会好。好多慢性病其实都跟人内心的抑郁焦虑有关，你跟人家聊天把心结打开了，病就好了一半。”
郭玉珍多年养成的习惯是“逢人面带三分笑”，不笑不说话，跟谁打交道都乐乐呵呵的。病人编了一段快板书形容她：
医德高尚术精尖，
工作热情如丝棉，
未曾说话堆笑脸，
患者心里特舒坦。
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还管理着100多名残障人士，主要以心脑血管病致残的偏瘫病人为主，郭玉珍发现大部分人出院后停止了康复训练。针对这种情况，她首先与病人和家属交流，帮助他们树立起战胜疾病、立志康复的信心，然后定期在站内组织肢体功能康复训练，部分患者配合针灸理疗，根据不同残障部位布置不同的家庭作业，交回作业及时批改、表扬和鼓励，使2/3的病人症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其中有一位患冠心病、脑梗死伴右侧肢体残障的老年人，不会说话，见人只会说“没没没”。听说以前还是个厂长，手下管着不少人，现在病成这样，没法跟人互动，痛苦可想而知。郭玉珍花了半年多时间帮他做康复训练。开始治疗时，让他对着镜子从“a、o、e”口型练起，每周5次，每次半个多小时。等他能说出“今天吃了馒头”“右胳膊有点疼”这些简单的字句，又让他每天左手扶着右手写字，坚持做康复操，看报纸并且把内容复述给家人听，郭玉珍还经常下了班去家里看他。这样日复一日地训练，最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跟郭玉珍成了好朋友。
“帮这类患者做康复，耐心最重要。”郭玉珍说，“患者患肢疼痛、僵硬，随便做个举手、踢腿的动作都特别难，语言功能受损更是急死了。这时候大夫就要有耐心，指导患者要有毅力，一点一点慢慢来。只要能坚持，就会有效果。”
2007年，郭玉珍从长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仍然以返聘专家的身份回去上班。这些年下来，她跟社区内的患者都成了老街坊、老邻居、老朋友，大家舍不得她，她也放不下大家。后来，孙子孙女相继出生，家务事多了，她才去得少了些。节假日，她跟家人朋友出门旅游，国内国外，上山下海，哪儿都去。她说：“人这一辈子说白了，活的就是一心情。心情好，吃好睡好，能用一技之长为人服务，我就很满足了。”
（文/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