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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人如之前一样，继续处于战争状态，但战役不再是决定性的；在地中海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海军、在东安纳托利亚对抗波斯，或是在匈牙利对抗哈布斯堡，这些远征行动能获得重大利益的前景渐化为泡影，所以其规模趋于减小。兵役除了艰苦和危险之外，不能保证任何收益，所以自愿要求服兵役以拥有封地的个体在减少；而各种用法律之外的手段或是勉强为法律所许可的继承人，即使是那些无力履行军事义务的人，也继承了其父亲的土地，却不承担有法律效力的兵役义务。同时，苏丹的家奴——苏丹通过他们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内部事务，也存在失控的威胁。帝国的财政，如同那些独立的奥斯曼土耳其战士一样，以前依赖大量的战利品，租金和税收收益都非常好，但在16世纪上半叶，赋予奥斯曼军队决定性优势的是苏丹的能力——维护一支比其对手都成功的庞大的、装备良好且纪律严明的军队。每年夏天，苏丹让帝国的野战军在边疆地区掠夺，以此实现这一点。但是，边疆军事僵局出现后，战士们在夏季远距离行军，然后再回到首都附近，在这期间只能包围一些孤立的前线城堡，即使拿下这些城堡也没什么让人惊呼的值钱东西，这种军事行动没法让战士们富有，反而让战士们陷入贫穷，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
另一方面，不能再从沿边疆地带捞取的好处，至少有一部分可通过对境内被统治人口征收更多以得到补偿。土地所有者们能够且的确向其领地的农民要求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些出身于苏丹家奴的官员能够且的确索取额外的费用——或为他们履行其职责，或因成规之外的特例而不履行职责。这些手段让奥斯曼土耳其战士和苏丹家奴出身的官员们过上了奢侈的生活，远胜于那些在帝国快速扩张时期获得丰富战利品的前辈们。
然而，军事机构的低微阶层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境遇恰恰相反：至少部分是由于美洲白银涌入地中海经济圈，奥斯曼帝国物价普遍上涨，他们入不敷出。对此，解决方案是允许帝国步兵——著名的加里沙尼军团的奴隶军人，在驻扎的空闲时间做工匠，如此一来他们出售商品的收入可以弥补帝国军饷的不足。但是，曾顽强战斗的前辈奥斯曼土耳其骑兵往往成为寄生的地主，不愿意为战役付出成本和精力，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卑微的士兵身上，当他们的生活开支开始依赖工艺品的销售时，他们更乐于成为君士坦丁堡或帝国其他驻军城镇的工匠，丧失了曾有的纪律和战斗的渴望。
当加里沙尼军团士兵开始从事手工业并与平民自由融合时，世袭原则也无法得到贯彻。加里沙尼军团士兵的儿子只有在通过法律解释后才能进入该军团，因为法律规定不可奴役生而为穆斯林的人，稍后，在塞利姆二世统治时期（1566—1574年），建立了招募加里沙尼军团士兵的子嗣的配额制；然后，在1638年，苏丹穆拉德四世废除了由西巴尔干的村庄进贡儿童的旧有皇室奴隶招募制度。这项成文法律仅仅是承认了一项既成事实。那些已经占据位置的人，他们的儿子，长期以来渴望获准占据苏丹家庭那些有特权的位置；所有的职位已经被填满甚至超额，并没有在偏远的村庄进行强制招募。
奥斯曼体制的演变，再明显不过地是以帝国心脏地带的农民为代价，造福城镇和城镇人口。当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曾经是被奴役的村庄男孩时，对自己出身之地的情感，使得他们对农民有残余共情，所以他们遏制城镇人口和土地所有者阶层盘剥农民的行为。而那些在城镇长大并由于父亲的“拉扯”或直接购买职位而成为苏丹的家奴的人，不会有类似的温情来影响他们的行为。这样的人倾向于靠财政上的无情而成就事业，如果他们在获取财富方面足够聪明，则可以购买更高的职位。
搞阴谋的技巧也能帮助一个人往上爬。传统的论军功行赏仍时不时有助于一个人晋升发达；但是，在遥远的边疆，轻松取胜的机会日渐稀少，甚至善战的指挥官也常因战败而荣耀不再。相反，一个留在君士坦丁堡权力所在地附近的聪明人，可能从军事失败中获得和胜利同样多的利益——如果他尽快加入获胜的政治团体，或是付出优势明显的数目购买一个新的且更有利可图的职位。在这种环境中，盛行见利忘义的精明人；爬上最顶端的人是极其猛烈且无情的竞争的胜出者。其结果是，他们通常精力过人且极其聪明，尽管他们受到非常狭隘、守旧，且道德上可称得上是败坏的传统训练。
城镇在社会结构的比重持续增长，对奢华生活的需求增长、耕种水准提高及上层阶级人数增加，足以维持城镇的发展。粗鲁的战士、寒微的村民和贫穷的部落民的儿孙，他们在战役季节接受了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将之作为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冬季驻扎营地期间，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也无从了解城市生活的诱惑。他们的继任者，那些懒散的领主们，很少且不情愿骑马战斗。这些个体在奥斯曼土耳其式的士绅生活中被养育，从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城镇，接触到穆斯林的知识，也接触了古老的恶习和奢侈生活，一方面为工匠和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向维持他们生活的农民索取更多。
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距愈发扩大。与前几代不同，现在的乡民们系统性地与奥斯曼帝国的机构疏离。匪帮和地方游击力量的兴起是这一转变的风向标；因为，一些年轻人如果在早前的时代被征召进苏丹的家庭，出人头地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到现在则更易于变成当地的强盗，偶尔进行罗宾汉式的事业，攻击奥斯曼土耳其领主或城镇居民，这种行径并不妨碍他们大部分时间寄生于基督教农民。
这些情况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描述：军事机构和行政官僚，最初通过掠夺奥斯曼的边疆地区来维持其生存，在耗尽边疆的能量后，这些机构转变其掠食轨迹，将利爪伸向帝国的中心地带。帝国对边疆的压力有所减缓，相应地大大升高对中心地带的压力，因而趋于在地域上均衡负担。在15—16世纪，这种非比寻常的、靠武力强行为之的社会系统，达到了社会和技术扩张的限制，不得不痛苦地调整，改变其既往依赖大规模战利品的方式。在这么做时，奥斯曼土耳其的管理者和战士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军事打击能力，其社会不可避免地分裂，无必要地、严重地互相对抗，远超从前的任何时间，因为在从前，边疆地区能提供足够合适的引颈以待的受害者。
由停止领土扩张导致的战利品收入缺乏，给奥斯曼体制带来的最显著压力表现为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系列骚乱，其特征是：由加里沙尼军团、骑兵驻军（宫殿大门的非常规骑兵），甚至由城市宗教机构的学生和官员在几个地方同时发起。1589年，奥斯曼帝国以贬值的硬币发放加里沙尼军团的军饷，加里沙尼军团抗命不从；直到按加里沙尼军团的要求更换了大维齐尔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城市才恢复秩序。 [3] 这是普通士兵首次成功干预奥斯曼的政治；但是，一旦成功的可能性清晰地呈现，类似的、更持久的暴力叛乱就变得频繁。1622年，叛军达成了里程碑式的新成就，当在位苏丹——奥斯曼二世被废并被处死后，应叛军要求，一个无助且无能的家伙被推上王座取代他，他们闯进王宫，胁迫皇室的囚徒们听命于他们。 [4]
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两次和很多不那么剧烈的叛乱，奥斯曼政府系统和军事机构仍能够时不时恢复运行。例如，1596年，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遭遇严重挫折后，君士坦丁堡的特殊祈祷和其他宗教活动为全国资源总动员揭开序幕。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御驾亲征，在凯雷斯兹特（Keresztes）艰难取胜。随着胜利而来的是令人愉快的附加效果——洗劫的成果斐然，不输从前。苏丹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孔武有力，才能出众，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迎来戏剧性的复兴，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帝国的重振及改造已失序的旧体制，且获得成功。穆拉德四世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与其在国内的大规模处决旗鼓相当。无论何人，只要苏丹认为有碍于他的统治，或仅仅是低效，或不顺从，都立刻被处决。这种残暴正如一个世纪之后的彼得大帝，可不仅仅是肆意妄为，而是有意为之。穆拉德四世计划全面的军事改革，意在用奥斯曼政府拥有的资源，支撑一支小型的、完全职业化的军队。但是，不加节制的个人习惯部分导致他的早逝，导致他的改革无果而终，唯独暂停进贡儿童这一项获得成果，因为这恰恰符合帝国统治集团的私利。
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当中央政府不是由无情且精力过人的苏丹或大维齐尔行使权力时，既得利益便迅速固化。任何推动政府机器采取有效军事行动的行为都需要持续付出巨大的努力，比如，需要大规模地镇压那些逃兵和反对者。如此极端的措施，威胁到每个安享其位的人，不管怎样，只有在外部危险迫在眉睫时，这类措施才能赢得普遍的支持。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两难境地。军事或其他有效的改革意味着创新。而既得利益者通常反对这样的行动，他们解释说：继续让帝国保持伟大的方式，不是创新，而是信守先例；尤其是加里沙尼军团的习俗和特权不应被打破，也不应改变军队传统的装备和部署。欧洲或其他地方军事技术的发展，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安拉通过授予奥斯曼土耳其人巨大的成功呈现了意愿，表明赞同古老的风俗，所以不能改变。因此，那些不虔诚的人如果刻意改变从过去传下来的事物，将被降灾。
有效地回应上述说辞是不可能的。奥斯曼帝国的成功难道不够了不起吗？过去的成功作为行为的模板，难道没说服力吗？伊凡雷帝和后来的彼得大帝对俄罗斯进行的自我改造比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要容易得多。不曾有过伟大帝国的俄罗斯人，可以为外国人提供典范；而只要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忠于帝国的理想和自我认知，改革就不会真正进行。
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观点是：在奥斯曼帝国，专制权力受到的侵蚀不如在那些没有如此光辉的历史来抑制城市和贵族的狭隘地方主义的政权。在奥斯曼社会，纵使孱弱的君主或儿童占据王位，也潜藏着专制主义。无情和有能力的人继续充斥在奥斯曼的官僚机构，尽管他们已经不再主要关注公众福祉，而是全神贯注于那些更狭隘的游戏——自我强化其重要性、致富和防范对手。一个意志坚定和残暴的人如果出现在这种等级制度的顶端，将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分化官僚阶层，让他们像磁铁的分子一样两极化，使他们成为一个单一君主的意志的顺从工具。苏丹穆拉德四世正是以这种方式取得成功，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科普鲁卢（Mehmed Köprülü，1656—1661年在位）稍后也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但是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的传统主义既允许这样的复兴，也将限制恢复后的官僚机构的有效行动，使之局限于传统的手段和目标。
与此同样保守的思想框架，极大削弱了世袭特权。纵使世袭特权在事实上变得广泛存在，主导了土地所有权的传承、影响许多政府部门的入职门槛，但从根本上，世袭特权仍被认为是错误的，可能被一个强势的统治者和他选定的代理人合理地终止。因而，不管世袭特权在君士坦丁堡这样的权力中心如何时断时续地呈现，奥斯曼的“混乱时代”仍是相对表面的，没有造成社会内部力量平衡的持续转变，也不要求从根本上脱离有关政府和生活的成规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