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6年，立法者苏莱曼死于匈牙利战场一次毫无收获的战役，这表明，纵使集合奥斯曼帝国全部军队，也不足以在帝国边疆赢得大规模的胜利。行军到多瑙河中游花费了太长时间；沿途涌现了太多防御工事；当敌方恰好由一位勇敢、果决的首领统率时，在巧妙建造的防御工事后，纵使只有几个人，也能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时间长到让奥斯曼土耳其人颜面尽失。由于不可能不保护补给线，这种阻碍足以让整个帝国军队停顿几天，甚至要几周。

在东方，边疆是开放的，因为在庞廷欧洲，几乎不存在匈牙利那样阻挡敌人挺进的密集堡垒。辽阔且可能肥沃的土地向第一个能建立起有利于定居的条件的统治政权开放。但是，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依赖与其共生的克里米亚鞑靼，他们劫掠奴隶的行径，不但远不能鼓励定居，实际上还在许多地区制造出一片沙漠。一些奥斯曼政治家和战略家不满意黑海北部地区成为未开发之地。因此，1569—1570年，奥斯曼远征军突进至阿斯特拉罕（当时才被罗斯从钦察汗手中夺来），开始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修建一条运河，以便黑海和里海变成一片连续的水域。但这一宏图使奥斯曼土耳其人遭受惨重的失败，因为俄罗斯人在阿斯特拉罕抵制这一企图，克里米亚鞑靼人也不情愿与奥斯曼土耳其正规军合作进行这项规划，因为如果运河挖掘成功，鞑靼人将会前所未有地四面受困，他们只能依靠那些沙漠化的乡村生存，那完全不具有现实可行性。1569年，三万奥斯曼土耳其子弟从君士坦丁堡渡海前往阿斯特拉罕，第二年，只有七千人还乡，两手空空。 ^[1] 遭遇如此惨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再未重启这项宏图。

因此，1570年除了是一个方便记忆的整数外，也适合用来标志奥斯曼帝国面向多瑙河和庞廷欧洲扩张能力的衰竭。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优势不再，1570年后出现军事僵局，原先，欧洲战场的胜利是对奥斯曼军事机器及统治精英的试炼，并且其胜利成果足以支撑这一体系，而在欧洲战场出现僵局之后，帝国的其他边疆地区未能提供足够的胜利成果来弥补。在其他边疆的扩张并未停止，红海的海军和远征军于1571年宣称控制了南阿拉伯的赫贾兹（Hejaz），1571—1581年间和威尼斯及其他基督教海军力量的战争，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了塞浦路斯这一有用的中转站。 ^[2]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至少在地图上如此，奥斯曼帝国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希尔凡取得了领土，那是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之间长期战争（1577—1590年）的结果。然而，奥斯曼帝国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始终令人存疑。阿塞拜疆和希尔凡已经是穆斯林地区；因而，当地地主和部落首领没有被替换；格鲁吉亚则仍由其基督教统治者控制，这情形与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类似。因而，除了塞浦路斯这一特例，这些新获得的省份实际上并未为奥斯曼战士提供那些通常由胜利者瓜分的新封地。

由于没有新的领地被纳入帝国版图，特定的战士往往作为某个特定产业的租户而安顿下来。因而，早期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和军事机构曾具有的机动及灵活性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富有冒险精神和无根的战士，作为常胜军的一部分，生活在马鞍上，不太在意他们的孩子（如果有的话），如今成为懒洋洋的土地所有者，定居于某些省份的城镇，在那儿，分配给他们保护的农民，也可以为他们带来生存所需。勇于冒险的战士和懒洋洋的领主，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骑兵们的合适角色，每一角色都是在特定的时期扮演。因此，一开始，这一变化不过是在某个特定民房冬季驻地的穆斯林军事阶层意识到了个人身份的不断变化而已。

但是，对特定地点的不断加强的依恋，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想将产业和地位传给子嗣的天性，严重到损害法律准则——按这一准则，产业仅授予战斗人员，以补偿其为国家提供的服务。父亲去世时，儿子可能还没成年。即使在苏莱曼的时代，这种情况也带来了麻烦，1530年，苏丹颁布了详尽的规定，规定了已故战士的收入应该分配给他那未成年儿子的比例，死于战场的战士，其收入能分配给儿子的比例，高于那些自然死亡的战士。随后的几十年和几代人里，帝国军事精英趋向世袭继承的动力不断加强，不断蚕食苏莱曼因袭并完善的官僚理性。其结果是17世纪上半叶，苏丹自身的权威也受到严重削弱。奥斯曼帝国行政机构和军事机器受到继承权之争带来的压力，帝国财政紧缩的情形更加剧了这种混乱，苏莱曼之后那些苏丹大多功业平平无奇，这使高层改革举步维艰。

因此我们看到，不管多么锋利的刀刃，尽管曾经效果显著，由奥斯曼征服者战士团体使用很久后，仍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地变钝。但奥斯曼社会和政府结构仍保持宏伟与庄重；并且，1570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的文化仍保持着吸引陌生人的力量，仍对外敞开大门。奥斯曼帝国没有衰败；它仅仅是下降到正常的财政水准和管理混乱，以及被各种混杂的目标所拖累，对于这种情况，西欧早已习见，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和北非长久以来已经面对。

传统上这种变化被称为“腐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种腐朽；奥斯曼帝国统治军事阶层精神面貌的变化，的确弱化了个人在战斗中的勇武精神和后方行政管理的灵活性。苏丹个人可支配的有效权力也因而被削弱。但这些变化也可被同等描述为一种适应过程——不受拘束的权力被奥斯曼社会内部的反制力量所限制，同时，粗鲁和暴力的战士群体至少表面上熟知军营外平民生活的种种便利——包括宗教、诗歌，以及与女孩跳舞和享用烟草。

无论以何种方式来描述奥斯曼社会的变迁，我们最好都记住一点：直到17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仍是世界大国。面对正在扩张的欧洲诸帝国，直到1699年，奥斯曼帝国的撤退才成为定数。从帝国的扩张期到领土开始退缩之间，在奥斯曼土耳其战役技术极限所能达到的遥远边疆范围内，奥斯曼帝国政府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同时，经过最初在官僚体系和世袭原则之间的摇摆后，奥斯曼的政治体制也在两者之间达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折中。

随着普遍的混乱和分歧出现，穆斯林和基督教统治者开始面临类似的权力限制。官僚理性和世袭特权之间的冲突，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圈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基督教世界也平行出现。在基督教西方世界，这种冲突与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密不可分，在俄罗斯，则与东正教抑制拉丁派系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如果我们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他们的用词、他们宣称的理念没有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陷入的各种冲突的后果，那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然而，历史事实的这一面不应该遮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事实：在西方、东正教和奥斯曼社群的政治斗争中，到处都有拥有土地的世袭精英反对王权和官僚专制主义，因为官僚是没有世袭权的、服务于王权和专制体制的选定官员。

在俄罗斯，这种斗争体现出特别激烈和戏剧化的形式，传统上，这段时期被称为“混乱时期”。用同样的术语去描述1570—1650年间的哈布斯堡、波兰和奥斯曼王权内部的政治困难，似乎是个特别称手的工具，因为它强调了这几十年间每个社会体制演化的共同要素。这一术语也适用于我们在此特别关注的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因为在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克里米亚鞑靼，或是在扎波罗热哥萨克，当地统治者和政治实体为维护事实上的独立而做出的努力，与上述斗争具有同样的特征。这些相邻的帝国由于长期的内部危机而部分瘫痪，使得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当地首领和大公们反对帝国领土要求的行动有一些进展；各独立政治实体之间为了真正的统治权和独立而努力达成政治团结的过程，不管是多么短暂或不确定，仍具体而微（ in parvo ）地概括了贵族和王权之间的斗争——同时在这一地区侧翼的各大政治实体之间进行。

为了将这种复杂性简单到可理解的程度，在试图总结1570—1650年间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的人们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之前，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这段“混乱时期”在各相邻帝国内部的体现。 imuC3MDh1eYB8wEobI+/sXJ8+J+y7V7ngn9jhBj7siB3mTELCY+tpyVprs5H72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