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0年，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 去世，使得马扎尔贵族面对野心勃勃的专制王权时能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因为马加什一世那臃肿的护卫队——由无情的税收和无休止的洗劫支撑的雇佣军“黑军”（Black Troop），在他死后立刻解散。新王——波希米亚的拉迪斯拉斯（Ladislas），对那些将他选上匈牙利王位的贵族们承诺，将彻底放弃前任那破坏性的和昂贵的军事政策。接下来的36年，首先是拉迪斯拉斯（1490—1516年在位），然后他的儿子拉约什二世（1516—1526年在位）忠实地遵守了这一承诺。其结果是，曾在几十年间覆盖东南欧版图的庞大匈牙利王权瞬间消失。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特权家族之间寡廉鲜耻的阴谋，伴随着下层阶级之间辛苦和残酷的冲突；且马加什一世和他父亲亚诺什·匈雅提（John Hunyadi）拉拢的匈牙利王国周边属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奥地利、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塞尔维亚，全部脱离控制。

1514年，混乱和暴力导致了危机，一场最初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东征，却演变成农民起义。地方贵族残酷地镇压了起义。镇压起义的重任并非落到那些大领主肩上，因为他们统治着数千英亩的土地，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模仿德意志和意大利贵族有教养的举止。相反，那些数不清的较粗鲁的小贵族，在这次斗争中首当其冲地执行暴力的冲击。但是，追捕逃跑的农民和杀死反抗的农奴这种血腥的工作，与马扎尔士绅的外貌和趣味甚为相符，因为他们还保留着其游牧先祖一部分严酷的军事习性。胜利士绅的军事领袖是约翰·扎波利亚（John Zapolya），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 他在拉约什二世出生前曾公开表露出想当选为匈牙利国王的渴望，如今，他在私底下仍滋养野心。

在镇压农民起义后，扎波利亚在政治方面的过往经历，使他难以有效地制定法律解决方案。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怀疑他的倡议，这些人包括整个大领主阶层和拉约什二世身边的官员——他们曾经反对扎波利亚竞争王位。因而，不是扎波利亚，而是他的代理人和盟友——一位老练的律师和政治演说家斯蒂芬·韦尔伯齐（Stephen Verböczi），在重新定义王国的宪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王国议会首先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民的惩罚措施，让他们沦入永久奴役状态，特地剥夺了他们早前曾有的迁移到其他地方更换主人的权利。议会重新规定了农民必须向贵族地主缴纳的货物、劳务以及货币，且都不利于农民，从前零星的、地方性的或偶尔履行的义务，被宣布为普遍的、正常的和永久的义务。

在同一年（1514年），韦尔伯齐将匈牙利王国的惯例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这份广为人知的文件即《三一法典》。《三一法典》从未被王国议会制定为法律。惯例与当地的法律自成一体，其权威性无须额外加持。《三一法典》的重要性在于：以每一个匈牙利贵族都易于理解的形式，定义了贵族对王权及其代理人所主张的权利和豁免权。《三一法典》特地指出，如无法律判决，则贵族有免于被逮捕的豁免权，贵族只服从合法加冕的国王，不用缴税，只为出于保卫领土的需要而提供军事服务。最后，法典还保证，如果国王用任何方法侵犯了贵族的权利，贵族有权反叛国王。

这类权利和豁免权的主张非常符合旧式马扎尔骑兵的意愿，他们是士绅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统领着几个赤贫农奴的自由人和骑士，不承认自己受人主宰，不管在战争或和平时期，都只跟随自己选择的首领。但是，《三一法典》远不能满足国家整体的需求。《三一法典》破坏了国防，这是它作为宪法的最致命缺陷。因为贵族限制和平衡王权的努力，意味着面对大规模外敌攻击时，匈牙利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卫。更为甚者，马扎尔贵族的派系主义导致他们无法在乡村地区维持应有的和平与秩序。在地区郡议会，贵族的暴力习惯部分得到控制，部分得到纵容，一些重要的事务，如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税率、贵族之间的诉讼、军事征收、王国议会的选举，都由郡议会解决，有时以言辞解决，有时佐以威胁，或者诉诸实际的暴力。

因而，在1514年后的半个世纪，匈牙利遭受不断攀升的地区暴力之苦。匈牙利南部领土与奥斯曼帝国接壤，这位邻居不时袭击其边疆，加剧了匈牙利的地区动荡。然后，公元1521年，苏丹的野战部队出现在匈牙利的领土上，这是1456年亚诺什·匈雅提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the Conqueror）从贝尔格莱德驱赶出去后的首次。自那以后至1566年立法者苏莱曼苏丹（Sultan Suleiman the Lawgiver）去世，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为匈牙利民众和平生活的瓦解添加了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多瑙河欧洲往往回归到古老的和更原始的社会模式。耕作面积和人口减少、普遍的贫穷甚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加剧，游牧业为获得土地而付出了这些代价。在1526年灾难性的摩哈赤大败前夕，奥斯曼帝国的炮火屠戮了大量马扎尔精锐骑士，拉约什二世在逃离这一灾难现场时丧生，中央王室的幌子随之终结，教皇特使对匈牙利王国的状况描述如下：

王国缺少战争所需要的一切。那些庄园被仇恨与匮乏占据。如果苏丹答应给农奴们自由，那些农奴们将发动起义，其严酷程度将超过1514年的十字军东征。但是如果国王答应给农奴们自由，那他将被贵族们疏远。

然而，这种威权下移，只不过是扩大了构成士绅阶层的那些粗鲁和好战的马扎尔骑士的规模。毕竟，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当然，每当一个村庄被烧毁，人群四散，农奴主将遭受难以承担的经济损失；突袭和反突袭导致的暴力死亡，极可能减少了马扎尔贵族的数量，其所占人口比例的降低很可能与匈牙利平原总体人口比例的降低相符。关键是，在这毁灭和反复的灾难时期，比起复杂的军队系统或政府结构，自由民和没有主人的骑兵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有能力的人到处搜罗那些在最近一次混乱中幸存下来的奴隶，强迫他们为自己工作，直到另一次大动乱再次带来当地的结构解体，于是，另一次循环开始。因此，无序、贫穷、耕作面积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反而往往确保马扎尔政治体系中士绅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他们保有《三一法典》中确立的宪法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典是匈牙利的力量所在，其巨大缺陷又令匈牙利付出巨大代价。

由庞廷欧洲略往东，从15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段开始，发生了一种类似的、结局更为剧烈的社会权力转移。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之手，使得黑海贸易仰赖海峡新主人的仁慈；因为贸易主要掌控在意大利人——特别是热那亚人手中，因此穆罕默德二世可以毫无道德负担地将之斩断。毕竟，热那亚人为灭亡前的拜占庭人提供了唯一重要的外援。再者，控制狭窄的海，特别是黑海和爱琴海，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除却政治和军事的考量，苏丹还关注确保新首都的物资供应。因而，如同往日的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一样，苏丹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且全面禁止出口战略物资，如谷物、马、皮革、铅、火药和武器。 ^[1]

这些规定尤其损害了庞廷欧洲的鱼类和谷物贸易，据估计，在14—15世纪，这两项贸易的规模巨大。受官方规定的限制，庞廷欧洲的商人们不能将船只驶向地中海的任一因歉收而食品价格上升的地区，不得不优先将鱼和谷物供应给单一市场——君士坦丁堡，在那儿，官方命令将这些产品的价格控制在低水准。一开始，热那亚人试图绕开这些规定——开通摩尔多瓦和波兰之间的陆路和水路；无视岸上的奥斯曼炮火而冲过海峡；或者试着和苏丹商定交换条件：如果苏丹允许他们运载一定数量的谷物出海峡，他们将在返航时运回奥斯曼土耳其人急需的特定商品。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地理位置决定了黑海贸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任一强大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控制；而穆罕默德二世需要庞廷欧洲的鱼和谷物供应他的首都。 ^[2]

因而，这次海峡政权的更替极其不利于黑海岸边的商人、农民和渔夫。他们的损失却是君士坦丁堡的收益，因为得益于苏丹政府采取的新措施，君士坦丁堡获得充足的食物来供应快速增长的人口。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不到10万，到1600年增加到50万到80万之间。 ^[3]

1474年，事情发生了新的和决定性的转变。那一年，克里米亚鞑靼针对黑海地区的乡村人口发起大规模的突袭，奴役了数以千计的俘虏。这起事件拉开了一系列类似突袭的序幕，其结果是，在1480年前后，奴隶取代谷物成为克里米亚港口的主要大宗出口商品。

庞廷欧洲的贸易变化有几个有趣的方面。在1474年前，克里米亚鞑靼虽然是成吉思汗式传统的继承人，但仍然与黑海地区的农业和城市人口达成了相对和平的协议。很明显，这样的关系自有其吸引人之处。鞑靼骑士收到以实物或金钱支付的“保护金”，以保障沿河通道的和平。这反过来也让这些粗鲁的鞑靼人可以从克里米亚商人那获取城市制造的商品，当中有些商品比如金属刀具和马刀，对于他们传统的好战及游牧生存方式极具价值。一些鞑靼人甚至开始务农，他们发现谷物是牧业产品的宝贵补充，也证明了耕作者不可避免地要束缚在那渴求劳力的土地。其他人则成为地区商业中不可或缺的商队服务者角色。

但是，我们几乎无法确知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庞廷农民之间关系的大部分细节。可确知的是15世纪上半叶，尽管（或由于）克里米亚及其相邻地区都存在鞑靼部落，仍有大量的谷物经由克里米亚的港口出口。而1474年后，当鞑靼部落干扰并破坏谷物产区的村庄定居点时，谷物贸易迅速瓦解。 ^[4] 不管是受到何种因素的激发和维持，这些袭击的爆发和长期存在，显示鞑靼人回归到其祖传的掠食模式——以农业及相对无助的人口为对象。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克里米亚鞑靼只不过在玩弄势力平衡的古老政治游戏；因为在对庞廷欧洲的农民发起的突袭中，他们攻击的是波兰—立陶宛贵族的土地，这些贵族的军事生活方式和对领地农民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极其类似那些和他们同时代的马扎尔贵族。因为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力量的崛起，及同时出现的金帐汗国的衰落，这种冲突属于东欧外交军事力量秩序大调整的一部分。

事实上，克里米亚鞑靼自身即金帐汗国的一部分。在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的头十年（约从1430年开始），克里米亚鞑靼的主要敌手是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钦察（Kipchak）部落。克里米亚的侧翼为基督教势力——意大利的贸易城市和扩张中的波兰—立陶宛贵族政体，起初，克里米亚鞑靼人因为与钦察部落的敌对状态，不得不对位于其南方和北方的基督教力量采取一种和平政策。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促使鞑靼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结盟，在1454年攻击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当攻击失败后，面对其基督教邻居，鞑靼人再次沦落到相对谦逊的外交地位。1468年，在继位之争后，新的鞑靼可汗明里·格莱（Mingli-girai）掌权。明里·格莱的成功夺权部分要归功于热那亚商人的帮助，因此，他上台后利用其职权来偿还欠下的债务。

这种结盟，令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感到不满。1474年和1475年，当苏丹的军队与波兰—立陶宛军队在摩尔多瓦冲突时，局势到了紧要关头。1475年1月，摩尔多瓦大公斯蒂芬（卒于1504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侧翼的帮助下，成功击败奥斯曼帝国野战部队。但是，尽管苏丹的陆上力量遭受灾难性打击，但其海上支援行动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威望。因为被派遣去对付在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的奥斯曼舰队，攻下了卡法（Kaffa）和黑海南部的其他关键港口，历史上首次使黑海那一片水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湖。

苏丹的胜利对克里米亚鞑靼产生决定性的后果。明里·格莱作为热那亚人的盟友，被俘虏并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被判处死刑。然而，苏丹在行刑的前夜赦免了这位手下败将，正式指定明里·格莱为可汗，将他送回其领地克里米亚去统治鞑靼人。 一支奥斯曼帝国驻军被派往卡法，以保证可汗的政策与君士坦丁堡保持一致；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派出大队重要的高阶宗教官员，他们的任务是将鞑靼人的宗教机构与君士坦丁堡牢固地连接起来。这么做的结果是，在1475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他们的热那亚贸易盟友失去了曾短暂享有的独立。

五年后，1480年，明里·格莱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达成结盟的协议，形成了庞廷欧洲新的外交—军事秩序。这项协议意在对抗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及阿斯特拉罕汗国，符合双方统治者的利益。1512年，鞑靼人在波兰的一个分支受波兰人收买，对莫斯科公国发起第一次大规模袭击，导致莫斯科公国遭受奴隶狩猎——俄罗斯西部一整代的居民遭受了这种奴隶狩猎行动，但这一事件并未干扰双方的联盟。

鞑靼人向东扩张的计划，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减少向更西部的扩张。在奥斯曼的鼓励和支持下，鞑靼人定期继续劫掠波兰—立陶宛的土地，抢夺牲口、烧毁村庄、奴役他们俘获的人口。

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从未有一个严密组织或实施过有效管理。一旦出现利润丰厚且激动人心的劫掠机会，任一领队都能够且经常自行发起远征，有时甚至无视可汗和他授权的代理人的政策。君士坦丁堡对此更是鞭长莫及。然而，在穆斯林共有的传统中，军事袭击基督教世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苏丹和克里米亚鞑靼可汗之间，无处不在的双边军事和外交利益的巧合，的确在君士坦丁堡纪律严明的帝国军队和鞑靼非正规军之间建立了一种松散的合作。例如，在1484年，奥斯曼土耳其野战军主力在庞廷欧洲重启1475年因战败而中断的战役。这一次，他们夺取了控制多瑙河口和德涅斯特河（Denieser Rivers）的要塞基里亚（Kilia）和阿克曼（Akkerman），完成了占领黑海海岸线的任务。为了支持这项行动，分散敌方兵力，鞑靼人对基辅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他们攻占并洗劫了它。之后，鞑靼人的突袭团队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野外作战的一支常见附属部队。鞑靼骑兵成为苏丹的斥候和信使，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所过之处，鞑靼人随之来劫掠乡村。简而言之，鞑靼人在1475年前与俄罗斯河流和克里米亚港口的商人建立共生生活方式，在1475年后转而与位于其南部的同宗教帝国军队达成协议，与君士坦丁堡建立一种新的共生关系，与此前相比，这种生活方式更多使用赤裸裸的武力。

15世纪后十年发生在庞廷欧洲的武装力量的重新调整，也许可以用第三种方式来描述。鞑靼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军事征程之间的联系，只不过是这两个群体之间产生的更广泛联系的一个方面。在文化、经济还有军事上，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庞廷海岸地区变成一片广大的、宝贵的腹地。相应的，克里米亚那狭长但具有活力的城市边缘，以及靠近主要河道黑海入海口的地区，失去了其早期独立的创基立业的用途。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君士坦丁堡在庞廷欧洲扮演的首府角色，这两者的联系持续200年，足以证明其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君士坦丁堡有违人道的奴隶捕掠以及基督徒对奥斯曼土耳其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反感，遮蔽了两者之间联系的本质特征。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奥斯曼土耳其的奴隶制与新世界种植园的田野工人那样的欧洲式奴隶制毫无相似之处；在大多数情形下，也没有同时代东欧奴隶制那样束缚农民的繁重负担。奥斯曼土耳其奴隶制相对温和的特征是由于一件事实：奴隶的价值并非取决于他们劳动的经济用处。相反，奴隶是用来满足奥斯曼新贵（往往自己从前也是奴隶）积攒大量家奴的欲望，以此来证明其个人的高级地位。新贵们毫无自制地展示庞大的奴隶队伍以相互炫耀。 ^[5] 此外，因为一群装备良好的和忠诚的家奴有助于确保这位大人物的安全，所以出于谨慎的考虑，每一位奥斯曼土耳其领主都或多或少慷慨和仁慈地对待他的奴仆们。

因而，奥斯曼社会的奴隶主要是个人的仆从和护卫。 女奴通常也承担妾的角色，并孕育奥斯曼上层阶级的继承人。苏丹本人也是一位女奴的儿子。其结果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大人物们指导奥斯曼社会——在国务和战争方面，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但是要通过他们的家奴来执行。反过来，这意味着奴隶们在实际管理奥斯曼社会的重要方面，特别是皇室的家奴管理着苏丹政府的世俗事务，并构成苏丹野战军的主力。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奴隶制的无根据的假设相去甚远。那些在新世界被残酷对待的黑人奴隶，他们构成典型的西方社会的奴隶人口的原型，他们和君士坦丁堡那些在街市趾高气扬地行走和管理着宫廷的奴隶，确实截然不同。

只要被奴役人口不是穆斯林，也没有向穆斯林统治者缴纳传统上被称为人头税的钱，伊斯兰教就完全认可奴隶制。在与基督教世界对峙的每个边境，奥斯曼战士都乐于抓获俘虏，将他们变成奴隶。确实，因为外国奴隶不能一直满足苏丹皇室的需要，奥斯曼土耳其人采纳了从奥斯曼边境挑选年轻男性为奴的政策。因而，在15世纪早期，在荒凉和遥远的西巴尔干半岛，苏丹难以收到进贡的钱，于是转而开始征集“儿童贡品”。这类定期强行征集奴隶的行动有助于保持皇室仆从充足，但对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贵人来说，这一政策则于事无补。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十分活跃，而对边疆俘虏的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

如同多瑙河欧洲的前线战士一样，地中海一带的海盗也在努力满足市场对奴隶的需求；但是，奥斯曼的奴隶市场却在庞廷欧洲腹地找到其主要的供应来源。其原因并不难以理解。在庞廷欧洲，好战的奴隶猎手已经与有经验的商人群体紧密共存。此外，商人们和鞑靼人已经习惯于相互合作。在热那亚人得势的时期，鞑靼商队领袖已经开始从乡村收集货物，交付给卡法和其他城镇的商人，他们在水道边交易。当运输的货物从成袋的谷物变成人类俘虏时，甚至都无需更改这一运作模式。实际上，对鞑靼人而言，运输问题甚至变得更简单，因为他们的俘虏可以且实际上自己长途跋涉到市场。

奥斯曼帝国边境线的其他地方不盛行这种合作。例如，在匈牙利，从来都只是零星发生奴隶捕猎，因为那儿没有市场组织输送奴隶去城市市场。波斯尼亚的贵族和奥斯曼帝国的帕夏们很少使用奴隶，因为那些依附于他们产业的农奴已经提供了对等的服务，这是当地残酷的法律所允许的。因此，在匈牙利，奴隶贸易从来没有被良好组织或有稳定的需求。 庞廷欧洲的情形则恰好相反，这项贸易通过卡法畅通连接奥斯曼帝国中心地区需求无尽的城镇市场；一旦双方明白了这一点，鞑靼人的奴隶捕猎活动就变成了其一年一度的事业，除非在非同寻常的政治情况下，因巨额经济成本或瘟疫而被迫暂停。 ^[6]

大规模和反复的奴隶捕猎活动对社会的破坏力无需赘述。然而，这一现象还有第二个方面。那些在被捕获且艰苦地运往奴隶市场的过程中生存下来的个体，进入一个陌生的、富裕的和精彩的新世界。他们来自偏远的、与世隔绝的且经常是赤贫的山村，被迫移到奥斯曼自有文明的大都市中心。新的生活方式——堂皇、奢侈、精致、丰富，在他们眼前展开，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可不是新奇事，因为作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奴隶，有时处于一种极其有利的地位。如我们刚才所见，奥斯曼帝国最有财势的人是那些皇室奴隶。奴隶指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奴隶管理各省份，奴隶制定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当然，上升到奥斯曼帝国权力结构的顶端，这并非寻常际遇；但是，在大人物的家里，就算是最卑微的奴隶，即使是一个旁观者，也享有一个广大世界的丰富多样的体验。与记忆中那单调乡村生活中的贫穷与寒冷的冬季相比，眼前的生活是多么迷人啊！有时，主奴之间发生侮辱与残酷的行为，但是在奴隶所来自的山村，生活的真实面目本就如此。那封闭、熟悉的乡村生活圈和风俗在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大都市氛围中无疑是瓦解了。但是，那些在从山村迁移到大都市的过程中生存下来的个体，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可以理所当然认为的是：新生活开拓的视野和兴奋，足以弥补他们所感受到的任何心理安全感的缺失。但是，正如乌克兰民歌所暗示的，与家庭失去联系，也许有时抵消了大都市生活的吸引力。

被强行塞入奥斯曼社会中的奴隶们通常会接受伊斯兰教，这一常见现象是其社会吸引力的最佳证明。对此，不存在要求新来者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身胁迫行为，这一点毫无疑问。通常也不存在系统性的、有组织的信仰宣传活动。相反，社会环境和社会期望的压力已足以说服所有这些奴隶遵守（或是表面上）穆斯林的虔诚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无需明确地（有时需含糊地）否决皈依者从前在他们村子里的那些基督教活动。通过承认基督教是先知揭示神意对人的最终启示的先驱者，伊斯兰教将基督教置于光荣的地位。因此，基督徒虽然在奥斯曼社会处于受管束的、从属的地位，但完全合法且地位明确。穆斯林大人物家庭的奴隶们放弃他们的基督徒身份，实际上得以改善其新生活并取代了早前那偏狭的宗教体验。对大多数进入奥斯曼体系的新来者来说，成为一名穆斯林，似乎是他们克服并抛弃早先无知和愚昧的恐惧的普遍过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

非正统的穆斯林传统使这一观点显得尤其合理。苏丹的家奴和托钵僧（Dervish）教派中的拜克塔什（Bektashi）教团有紧密和特别的联系，这些教团的教义认为一切有组织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都只不过是对真理的无限接近，并通过神秘的狂喜存在于个人与上帝的沟通之中。因而，一名前基督教奴隶在接受穆斯林的宗教实践和观点时，能轻易就相信：除了放弃那些他孩童时接受的训练导致的狭隘和出于无知的偏执之外，他的改宗没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15—16世纪，奥斯曼政体的能量和威力及官员们的活力，士兵们的英勇都依赖大量被奴役的农家男孩们，这些孩子被从受奥斯曼影响的领土边缘地带劫掠而来。单纯的农家男孩一旦被选入皇室，将接受系统的训练，将代表君主（母亲为女奴，因而有一半奴隶血统）实施保卫、扩张和管理全世界最伟大帝国的任务。这项事业向有天赋的人开放，经常有能力非凡的人晋升至官员阶层的顶端；只要奥斯曼帝国的权力继续由那些清晰记得他们在遥远的巴尔干或庞廷村庄的农家童年生活的人所掌握，官员们作为和不作为的偏好就会趋于表现出一点点对农夫们的同情，因为作为个体的他们也来自那里。特别是，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高阶官员们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意愿：以法律限制穆斯林领主们向居住在其领地、需要其军事服务的农民们要求实物和劳役服务回报的行为。因而，在苏丹的奴隶官员和穆斯林骑兵及采邑主之间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但正是由于这种平衡，苏丹的个人权力和巴尔干农夫的福祉都得以在苏丹管理之下得以增长。只要存在维持这种平衡的张力，奥斯曼政体就能维持其切实的威力。这种国家的战斗力量能够被全体动员去野外战斗，而不必担心后方有叛乱的危险，而野战军队自身纪律严明，且只服从帝国的意志，人类历史上任何年代的任何大军都无法达到其程度。每一个奥斯曼土耳其战士都知道：如果不服从或违反一名正规建制军官的命令，迅速和严厉的惩罚将降临。

因此，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行政机器的运转产生了一种奇特且矛盾的效果。在帝国的核心地区，实施负担相对缓和的保护农民的政策；在日常行政管理范围之外的区域的类似社区则实施摧毁性洗劫，这是同一过程的互为补充的两面。的确，唯有在掠夺相对外围的社区的情况下，帝国的核心地区才能长时间维持组织良好的军备力量，同时保留一个安全的基地，在那儿，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对低微社会阶层实行的有限剥削，能部分确保后方的稳定。

这种悖论并非奥斯曼土耳其独有。相反，因为每一个文明社区都必须无止境地从其边疆地区招募人员来维持其存在，所以这种悖论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各地。的确，归化是文明的中心任务，否则文明社群将很快被其境内和境外持续出现的野蛮人征服。因此，对西方人而言，这种人为、极端、令人惊奇的模板形式的皈依，只不过是一种为确保大都市的力量和繁荣的非常激烈和有效的工具。

鉴于15—16世纪东欧那相对小规模的人口和原始的技术及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传统，对于奥斯曼苏丹所做出表率的双面的、中央集权式军事政策的模式，唯一的替代品是军事阶层依赖其他人口的地方寄生形式。15世纪的匈牙利历史就是在这些模式中转换的历史。十字军东征的倡导者亚诺什·匈雅提和他的儿子马加什一世实施了军事和行政的集权，他们直接依赖职业兵团，主要以战利品和劫掠为生，其残酷程度，如同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待战斗发生地的人们一样。 ^[7] 因此，人们或许争辩说15世纪向16世纪的转变，只不过是掠夺的地理位置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在他们统治早期，匈牙利国王将其宗主权力扩展到一大片可劫掠的边疆地带；马加什一世死后，其军事机器崩塌，为奥斯曼军队渗透进前匈牙利政权的心脏地带并全面洗劫这一地带轻易地挪出位置，正如匈牙利十字军早前洗劫他们的邻居一样。

这种半掠夺式中央集权制的不愉快替代品，在1490年马加什一世去世后，以及到匈牙利王国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成为军事行动区域（1521—1566年）之前，在马扎尔贵族建立的政权下生动地展现。正如我们所知，愤慨和嫉妒的贵族们不仅解散了皇室集权的机构，且宣称恢复这些机构的企图和行为永久非法化；而且他们将更沉重的负担加诸农民，在奥斯曼帝国袭击这一地区的前夕，马扎尔贵族们的做法激起了广泛的叛乱和灾难性的内战。简而言之，暴力机构的分散化，为军事化的贵族们提供了加剧剥削当地农民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央集权的政权所固有的不平等，在普遍性苦难中得以解除，因为不受约束的贵族制没有像中央集权的军事贵族制那样严重地危害边疆地区，以及高效且精打细算地利用内部资源。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同甘共苦以及在乡村地区由散漫且平等的战士们引发的地区性不安全，可不一定比马加什一世和苏丹建立的寄生和帝国政权更令人心向往之。

喀尔巴阡山脉以北，不受约束的贵族制的意义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在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在当选国王的主持下，地方的军事实体和贵族共和主义得以长期蓬勃发展。起初，由于其周边不存在实施有效中央集权、军事实力强大且对开疆拓土雄心勃勃的邻国，贵族制对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损害远远少于对匈牙利。然而，即使是在波兰—立陶宛，分散的暴力机器最终也导致它们失去了民族的独立；即使是波兰军事实力最强和领土扩张的时期，不受约束的贵族统治仍意味着处于社会阶层最底部的农民生活窘迫，与之相应的是宫廷和城市文化发展受到限制。因而，文化多样性在波兰—立陶宛的影响范围及其成就，明显地不如在更中央集权的掠食性政权，后者可维持优雅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相较于那些大贵族家庭的贵族文化或受到最佳资助的波兰耶稣会学院文化，更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马加什一世在匈牙利建立的政治—军事结构与奥斯曼苏丹树立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实际相似之处，不意味着两个政体之间的同一性，也不意味两种政体有着任何接近之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鸿沟在两个政权的上流文化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歧。可以肯定的是，在15世纪，这一鸿沟看来并非无法跨越，彼时，奥斯曼帝国将拜占庭遗产纳为己用的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主义的回声，正在马加什一世的宫廷激昂地回荡，也获得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青睐。但是，那些盛行于15世纪意大利、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圈子的自由主义教义，到了16世纪突然遭到激烈的排斥。每种信仰都倾向于将自己封装在那重新获得能量的正统主义观念中，这使得其倡导者愈发排斥其他信念提出的智识的或文化的挑战。此外，在宗教分界线的两侧，激起这种固步自封的反应的条件是相似的。开始于1499年的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什叶派叛乱，预示了在宗教分界线另一侧，由马丁·路德引发的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和北欧发生的宗教改革，在某些方面，两者又是平行发生的。

1512年到1520年在位的苏丹冷酷者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和1520年到1566年在位的立法者苏莱曼成功地镇压了帝国内的异端和叛乱，而德意志国王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却没能做到。其结果是，以前托钵僧群体的异端主义（通常是秘密的什叶派）强调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似之处，以此在这两种信仰之间搭建有效桥梁，但在异端叛乱被镇压之后的奥斯曼帝国领域内，这些思想越来越少得以公开表达。因此，在帝国范围内，这两种宗教团体的鸿沟在扩大。在奥斯曼帝国的边疆地区，穆斯林当中的逊尼派强化其正统，恰巧，在另一端的基督教领域，宗教改革引发争端，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基督教信念之争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的博学之士迅速对学习基督教失去兴趣，反之亦然。

苏莱曼的措施实际上将奥斯曼帝国的智识生活僵化成固定模式。奥斯曼帝国穆斯林没有在智识的领域接受逊尼派有关神圣律法的观念挑战，相反，在奥斯曼世俗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他们可以有组织地迫害什叶派异端。从长远看来，这种智识上和道德上的退却，令穆斯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缓慢地，但是确确实实地，奥斯曼土耳其人那缺少求知欲、只执著于传统生活模式的心灵，使得欧洲人在思想和行动领域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奥斯曼世界，与此同时，却不会激起穆斯林世界的任何反响。

然而，短期看来，奥斯曼帝国在所有方面都具备优势。在边疆地区的穆斯林这一侧，宗教秩序和纪律对抗处于失控的宗教改革中的欧洲，在那儿，罗马、维腾贝格、日内瓦这些对立的基督教教派相互冲突，也与更极端的支派发生冲突，如浸信会（Baptists）和一位论者（Unitarians）。欧洲未能在一个皇帝和一种宗教之下团结一致，的确为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和地中海取得胜利带来了便利。奥斯曼土耳其人通常不介入其征服区域的基督教教义之争。一些奥斯曼土耳其（希腊）官员可能更同情加尔文教会，将加尔文主义归正会（the Calvinist Reformed churches）视为对抗罗马天主教和哈布斯堡帝国势力的最有力的基督教内部对手。因此，在一些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匈牙利区域，加尔文主义者享有这种友好的政治氛围并在约16世纪中期站稳脚跟。1557年，在特兰西瓦尼亚，加尔文教会、路德宗和天主教会都被官方认可，尤其在察格勒人的社区，一位论也赢得拥戴。1571年，特兰西瓦尼亚议会也相应对一位论者予以官方许可。因此，宗教的多样性成为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多样性的标志和保障，这一原则完全符合奥斯曼帝国体制的结构，在帝国，人们的族裔身份与宗教归属通常是等同的。然而，这些宗教对奥斯曼体制的适应并不能改变事实：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对立信仰的智识源泉在西欧；这种互相敌对，维持了活跃的智识讨论和对宗教谩骂的水准，而在穆斯林社会中找不到类似现象。

在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除了宗教和文化的分水岭，社会结构也存在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当中，最重要的是奥斯曼社会的世袭原则仍相对薄弱。匈牙利的领主阶层愤怒地废除马加什一世的权力，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壤中找不到与此相似的结构。匈牙利的领主们固执已见地抗拒国王——他毕竟只是同一阶层中的第一位而已，这种对立构成了匈牙利建立中央专制王权的唯一有效的障碍。奥斯曼苏丹的个人权威则没有受到可与此相比的制衡；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成功实践以及16世纪匈牙利王权的彻底失败，与这一事实直接相关。

就算是那些生而自由的穆斯林战士，也缺少对其血统的自豪感和家族意识。太多数人是社会新贵，来自寒微不知名的家庭，是奴隶或侍妾的儿子，他们的社会阶层远超祖先，所以完全对祖先的事不感兴趣。奥斯曼土耳其式的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基本与军队扎营情况相关。在结束当年的战斗后，奥斯曼帝国的战士们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把任何能得到的有魅力的女性娶为妻子或纳为妾室。但是，当命令下达，要求他们去新的征战季报到时，他们会离开土地，让女人们和他们的后裔自生自灭。也许他们会在秋季回来，也许不会，这取决于开战的可能、是否有能驻扎的营地或是军事长官的意愿。 ^[8]

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奥斯曼世界中，帝国的统治阶层和军事阶层中相对淡薄的家庭纽带和世袭原则，意味着对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抑制力量明显弱于基督教世界的匈牙利或其他地区。城市势力和拜占庭传统在同一个方向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苏丹对抗乡村穆斯林地主的力量，后者是苏丹发起军事行动时的服役人员，但也是他潜在的对手。

因而，直到16世纪中叶之后，当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达到所能抵达的大致地理局限时，那些进入苏丹军事体系、自由民出身的战士往往将自己与出身完全剥离，与那些在野战中指挥奥斯曼帝国骑兵的家奴的做法一样。一年一度的战役意味着沉重的损失——不仅仅是由于战斗，也因为疾病和事故，这是沿着帝国那拓展而得的长边境线战斗时必须要遭受的损失。其结果是，人员和财产的流动都极其快速。扩张中的帝国，在每一个新设立的省份都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干扰当地财产体系制度，因为胜利者们将瓜分土地。因而，其结果必然是经常更换大部分战士的冬季营地，以阻止他们在当地扎根，防止他们开始觉得某块产业是个人的不动产，而非只是军事休整那段有限时段内方便的收入来源。

基督教区域的大量权势贵族，将其强烈的感情和童年的回忆投注于其家族所拥有的土地上，坚决抵制为骄横的王权服务的新贵官员们提出的任何新措施， 显然，在穆斯林世界，当土地掌握在上述新贵阶层的手中，地方势力对行政中央集权和理性的抵制要弱过典型的基督教区域。

从农夫的角度看，奥斯曼和基督教区域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区别对他们的生活也影响重大。只要奥斯曼战士们每年都从其领地缺席几个月，奥斯曼地主的流动就为村庄自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当他自身是否能返回这块产业的机会也处于不确定状态时，他不会留下真正的全权代表。与之相反，基督教的贵族领主依照悠久的家庭传统，依附于特定的地区，长久以来渗透到乡村社会的组织当中，缩小了领地农民们管理自身事务的空间。零星的酷行和突发的暴力干扰乡村的日常生活，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农民为他们扩大的自治所付出的代价。当某个奥斯曼帝国大领主或流寇毫无预警地要求农民们提供服务或商品，而这些要求超出相对负担较轻的苏丹法令规定的范围时，这类暴力行为就会上演。

然而，这些偶尔出现的暴力没有扰乱奥斯曼帝国村庄的自治。此外，在奥斯曼帝国各种不同的宗教社群，甚至在城镇，也存在着相对广泛的自治，成为广阔乡村地区自治的补充。每个宗教社群都依法服从一位宗教领袖，这位领袖和教区的神职人员一起对共同的教民行使司法管辖权和其他政府权力，正如神圣律法的穆斯林博学者可在穆斯林社群履行其司法管辖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同时存在几种而非一种政体，各政体按其自身的律法统治、遵守各自的风俗、由自己的官员审判，各政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有限。当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穆斯林政体和处于臣属地位的基督教政体与犹太政体以重要且传统的方式合作。但每种政体仍然是独立和独特的管理实体。

从长远来看，奥斯曼社会和政府发展出严重的缺陷；但在16世纪，看起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占尽所有的优势。薄弱的世袭感令苏丹的专制权力更加有效；奴隶事业创造出一群人——他们忠于苏丹且为了权力和职位带来的财富而绝对依赖苏丹。拥有这样的行政手段，拥有这种顺从和依令行事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苏丹在其所到之处战无不胜。的确，唯一能阻止奥斯曼帝国势力扩张的因素是距离，是苏丹的军队在一个战役季节能从其驻扎地出发并且在冬季来临时返回营地的距离。在奥斯曼帝国的认知体系中，全年作战且无论苏丹是否御驾亲临都忠于王权的军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苏丹很少与其私家军队的主力长期分离。若不亲临战场，苏丹将无法保证他的有效控制。与此同时，苏丹也不能承担长年累月待在帝国外围的军营中所造成的后果。因为如果他这么做，无疑会让行政权力脱离其控制。

16世纪的苏丹们，面对上述困境，通常是这年的一部分时间待在军营，另一部分时间回到君士坦丁堡。但这种迁徙意味着苏丹的私家军队——帝国野战军队的核心，不得不每年春天从君士坦丁堡或其周边开拔前往战场，而战场通常是离首都遥远的地方或是帝国的某个边疆地带。苏莱曼时代的帝国军队拥有一支精心规划的骆驼车队用以运输，并且掌握了如何使用多瑙河的船只运输补给。尽管有组织良好的后勤，但一支并非所有人都装备好且必须保证补给的几千人的部队，在长距离的行军中也难以保证快速行动，尽管紧急情况下仍有可能达到一天30英里的行军速度。因此，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役季节的有效行军范围是90—100天的行军，距离君士坦丁堡直线距离700—800海里之间，但实际行军长度可能是直线距离的两倍。这么远距离的往返行军需要整年的好天气。更长距离的行军是完全不合实际的。

诚然，帝国向沿着其疆界的边远要塞无限期派遣小型武装力量并维持其存在；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比如，1516年和1517年间，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在征服埃及的马穆鲁克王国和叙利亚的过程中，和他的军队在营地停留了超过一个战役季节。但这种偏离常规的做法并没有改变事实：在从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到1566年立法者苏莱曼去世之间的大部分年份，皇室私有的奴隶部队和整个帝国内持有土地的骑兵一起，在春季开始行动，朝苏丹指定的当年战斗所在地前线进军，然后又回到首都或附近的冬季驻扎地。

即使在苏莱曼统治（1520—1566年）初期，奥斯曼帝国的陆地边疆已经被推进到离君士坦丁堡很远，以至于大大降低了帝国野战部队的机动能力。围城仅几周后就不得不解除，这预示了战役的失败，如著名的1529年维也纳之围战役（9月27日开始，10月15日中断）。因此，当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的优势清晰体现后（1526年的摩哈赤战役），对那些靠近奥斯曼帝国边境的基督教防卫者而言，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出现时，最明显的战略是尽可能加固更多要塞并躲在墙后。这种战术几乎耗尽苏莱曼大军的优势，使其对匈牙利的入侵行动变成一系列的小型围城战，输赢的决定因素不再经常取决于直接的军事行动，而在于对天气的估算或物资供应充足与否。

1543年，苏莱曼首次将匈牙利中部置于奥斯曼帝国直接管理之下，这之后，这一僵局才真正开始出现。如同帝国的其他省份，匈牙利中部大部分地区被苏莱曼分派给帝国的骑士，这些骑士就地驻扎，在整个边境地区忙于与当地马扎尔和克罗地亚骑士的斗争。苏莱曼则保留城市和一些开阔的乡村作为皇室的财源。

这种安排的后果给匈牙利当地农民带来切实的痛苦。在夏季的那几个星期，如果苏丹选择匈牙利作为当年的战场，他的野战部队会进军到他们选择的任何地点，围困任一他们决定进攻的要塞。当然，奥斯曼帝国军队就地掠夺民财以取得其所需的物资，且也意在如此。在这一年余下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军事力量能享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地的洗劫团伙在这块土地上自由地穿越，横冲直撞，而且也像奥斯曼的军队一样，就地取得供给。在这种政权统治之下，军事力量的平衡随季节不同而剧烈振荡，随任一年份君士坦丁堡那不可预估的是否入侵的决定而摇摆，因而，和平与安全遥不可及。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匈牙利平原仍有人居住。正如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的，许多村庄被遗弃；有幸避过屠刀的人们逃到安全的地区，或者移居到奥斯曼帝国内陆，成为奴隶。这两种可选择的避难方式吸引着那些被骚扰的匈牙利农民。一方面，人数众多意味着有望获得安全，所以一些大的定居点容易吸引周边社群的逃难者。这类难民可能希望，一旦严重的地区危机缓解，他们可以重返被遗弃的家园，甚至将开发隔着几英里远的原有土地当作一种随意的副业；或者，如果大型村镇附近有闲置的土地，难民们可以期待在那些临近他们新家的无主土地上耕作，以此维生。分配给苏丹作为私人财源的镇和村庄通常比分配给奥斯曼帝国武士的村镇享有更好的条件。因此，源源不断的移民迁徙到这些地区。 ^[9]

其他的避难区域位于喀尔巴阡山的山谷里，这些山谷环绕着匈牙利平原的北部。那些长期给开阔平原上的村庄带来危险的突袭骑兵，面对这些树木茂盛的斜坡和狭窄的山谷难有作为，即使他们前来，那些进入山谷的有限通道，也足以警告那些警惕的村民们有来者不善的觅食团伙进入，使他们能够逃入那些无法追踪的山区荒野。因而，除了一些相对防卫良好的大定居点外，有一种明显的迁离平原的趋势，而北部山谷则挤满了人，这里的人既耕种任何可获得的小块耕地，也通过放牧谋生，他们主要放牧绵羊和山羊，这些动物在山谷行动敏捷，在平原易喂养。山谷居民的这种生存方式，就算是面对长期反复发生的军事突袭，也易于逃跑和生存。 ^[10]

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在1543年后对匈牙利中部的占领，并没有摧毁这块土地上旧的政治组织。马扎尔士绅保留并继续运行原郡议会。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看，基督教徒理应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如果在奥斯曼帝国直接管辖下的部分匈牙利基督徒更乐于通过加尔文教会会议组织和世俗议会在其教区行使正义，奥斯曼帝国方面不会感到不满，而且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有自己的法庭，遵从自己的行政上级，正如他们期望马扎尔人也遵从他们的行政上级一样。

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马扎尔人都同意保持匈牙利王国表面上的不可分割。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看，1543年后，匈牙利王国的中心部分如同帝国的其他省份一样被管辖，其两侧是附庸的公国：特兰西瓦尼亚，首先由约翰·扎波利亚统治（1526—1540年在位），随后，他的儿子约翰·齐格蒙特（John Sigismund，1540—1571年）继位；西北地区则由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一世及其继任者远距离控制。扎波利亚和哈布斯堡都为其在匈牙利的统治而向奥斯曼帝国进贡；以奥斯曼帝国的观点看，匈牙利王国每个部分的统治情况都符合自身利益，这只是因为如果用武力将原有的统治者赶走，那将得不偿失。

而哈布斯堡和马扎尔贵族对此的看法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同。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一世凭借继承权谋求匈牙利王位。1521年当斐迪南一世和拉约什二世的姐姐结婚时，缔结了一项家庭协议，协议特别指出，在拉约什二世去世且无继承人的情况下，哈布斯堡有权利继承匈牙利王位，在摩哈赤战役中果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抗击奥斯曼帝国入侵的摩哈赤战役大败之后，一些马扎尔贵族（由大领主们主导的团体）立即承认哈布斯堡是匈牙利的合法统治者；另一个团体（主要是小士绅）则更倾向于约翰·扎波利亚有合法继承权。但所有的马扎尔贵族都同意匈牙利王权的继承取决于王国议会的选举，而非由家庭契约或在位君王的个人意愿来支配。

因而，由此产生了极端混乱的宪政。相关各方都大胆捍卫透明的法律拟制（指法律对事实的假设，以作为裁决的基础），与此同时容忍暴力和贪婪行径——和法律没什么关联。在某些情形下，农民发现自己被要求供养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主和政府——先是一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战士，苏丹土地分配给他，以支撑其所需，同时，这位农民又必须供养一位马扎尔士绅，因为其世袭权利并未因奥斯曼土耳其主人的出现而被取消。有时，租金和税收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转到匈牙利王国，那些逃过摩哈赤战役生死劫的大领主都居住在那。但这种双重剥削的负担对于农民是无法忍受的。的确，曾有过规范奥斯曼帝国和马扎尔地主各自权力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假定这种努力曾有实际效果。例如，1548年，苏莱曼将匈牙利应缴的税收减半，这足以表明先前的课税在实际中是无法征收的。20年后，苏莱曼和他的哈布斯堡附庸达成一项协议，特别指定奥斯曼匈牙利一些特定的村庄为哈布斯堡承担税收义务，而哈布斯堡匈牙利的一些村庄承担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税收。 ^[11] 在实际执行这项协议时，这种矛盾的权利的所有人很可能是一个武装骑兵，也许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许是基督徒，他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从一个懦弱的农奴那榨取利益。谨慎、精明的有关产出和劳务的法律主张，在实践中不过是一种提供方便的理由，为各种规模的武装地主在任一特定时刻和条件下随性使用暴力而辩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王国的情形则相对简单些，因为那儿通常只有一位王子和一位地主宣称其有权分享农民的产出。但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和鞑靼军队频繁的洗劫行动对其治下居民和耕作者的实际影响，不输于那些困扰匈牙利中心平原幸存耕作者的多重及矛盾的权利主张。

再往东，在庞廷欧洲，在那里的开阔草原上从未牢固建立起固定的农业定居点，当鞑靼的掠夺行动变成一种长期现象后，位于草原上的农业社群很快就消失了。在摩尔多瓦那被橡树和山毛榉覆盖的斜坡下，情况则不同。在那儿，农业和放牧混合生活方式足以存续，因为这种地形，鞑靼骑士和他们的弓难以发挥作用。当敌人来临时，受威胁的社群可以分散到林中，藏在那里等待袭击者离去；如果碰到大规模袭击，摩尔多瓦当地家族可以将战斗人员聚集在一起，借助森林木桩和类似的原始但有效的工事，有时能相当成功地抵御骑兵的进攻。

的确，摩尔多瓦的大公通常认为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是一件便利的事；且君士坦丁堡对其附庸国的控制很轻微。摩尔多瓦当地的政治军事斗争推出一个接一个胜利者，通常，奥斯曼帝国认可每一位胜利者为公国的统治者，让他正式就位，直到其对手出现并推翻他。在摩尔多瓦长期存在着外部势力的干预。中世纪晚期，匈牙利和波兰都宣称自己掌控摩尔多瓦。这种主张为它们干涉摩尔多瓦内部事务提供了基础，所以，当情况对他们有利时，波兰和摩尔多瓦的统治者都允许意图一搏的冒险家们在它们的领域内集结。这些行动有时惨遭失败，有时成功地推翻了在位的国王，在王座上扶植起一位新的且可能懂得感恩的统治者。

这类事件中，最非比寻常的是以波兰为基地的一次冒险——1561年，将约翰二世·巴西利科斯（John II Basilikos）送上摩尔多瓦的王座。约翰二世宣称是拜占庭统治者的后裔，他在德意志和其他西欧国家度过几年，那时他试图煽动十字军东征以重获其祖先的王座。在进行这项事业的过程中，他与路德教会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特别是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因此，在他短暂的在位期间，约翰二世尝试在摩尔多瓦推行宗教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项运动是从宗教改革的教义如野火一样蔓延的波兰传播开来的。尽管如此，约翰二世篡改正统教义，为摩尔多瓦族长们的群起反抗提供了有效的理由，在约翰二世缺少更好的装备进行侵略冒险行动的情况下，那些族长们主导了当地的军事局面。因而，约翰二世的统治在两年后就结束。他对宗教改革的热忱所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加剧了正统宗教社群和其波兰—日耳曼—马扎尔邻居之间的不信任，看来这些宗教动荡曾短暂威胁到正统教义的永恒真理。 ^[12]

与摩尔多瓦相比，瓦拉几亚的农业更为发达，尽管支配摩尔多瓦的重要经济方式游牧业，在瓦拉几亚这一更偏南的公国中也远未消失。农业的极端重要，表明耕地的农民与地主之间明显的社会分化。摩尔多瓦部落和当地社群具有严苛和随时就绪的自我防卫特性，而瓦拉几亚则随意和松懈些，因为首领及其下属之间不再有内在的互相信任和类似的前景。这种军事上的相对弱点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对瓦拉几亚当地的政治斗争行使管辖权时，没有遇到在摩尔多瓦那么有力的抵制。其特征是，瓦拉几亚那些野心勃勃的王位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和争吵，能在君士坦丁堡通过阴谋和行政程序得以有效解决，而非如同摩尔多瓦通常会发生肉搏战。换句话说，在瓦拉几亚，大维齐尔通常可以在对立的候选人之一选择，而在摩尔多瓦，他通常需要面对既成事实（ fait accompli ），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只能认可，或通过远距离和艰苦的战役来加以推翻。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多瑙河为君士坦丁堡和瓦拉几亚之间的军队及物资运输提供了便利，这些事实在16世纪加强了瓦拉几亚和奥斯曼帝国首都之间本就相对牢固的纽带。

目前尚不清楚君士坦丁堡在何种程度上依赖瓦拉几亚剩余农业产品的出口。奥斯曼帝国和鞑靼肆意牺牲乌克兰土地产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首都附近就能找到充足供给。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两岸，色雷斯及君士坦丁堡掌控下的保加利亚腹地，在就近提供供给方面发挥作用。不过，由于君士坦丁堡提供的城市市场，瓦拉几亚建立并维持着商品化的农业，这类经济循环开始支撑起瓦拉几亚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军事从属地位。17世纪，当波雅尔地主开始对其前跟随者和同族的人课以重税，以便在君士坦丁堡出售小麦时，这种情况得到有力的发展。由于这样，瓦拉几亚面对君士坦丁堡时失去了一种有效独立的政治军事权力基础，与此同时，至少以一种地方的和边缘的方式，与奥斯曼社会系统内的城市基督教上层阶级分享其知识文化和物质的奢侈品。

鞑靼人的劫掠屡次穿透到远至维尔纳和莫斯科这么远的城镇，更不用提那些近的目标如利沃夫和基辅，尽管如此，摩尔多瓦的森林地带及其更北的村庄社会，仍在鞑靼人的侵略中生存下来。当不可能在草原上的村庄定居点生活时，甚至连隔断克里米亚鞑靼人大本营和波兰—立陶宛及莫斯科公国的沙漠地带也开始有人居住。河边的渔夫和猎人，以及那些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获取横财来维生的个体，从未消失过；以这些人为核心，到大约1550年，哥萨克游牧部落得以发展起来。他们的生活模式与其鞑靼敌手极为相近，不同之处是他们倾向于洗劫黑海岸边的穆斯林社群，并设法截获那些成功北征归来、满载战利品的鞑靼人。 ^[13]

军事上强大的哥萨克社群的发展，再加上农业定居点从易于被洗劫的黑海港口撤出，这两种因素使鞑靼奴隶的突袭行动在经济方面的回报越来越少。在16世纪下半叶，天平两端逐渐发生转变。农业人口因鞑靼人的奴隶劫掠而遭受的损耗达到极限，然后人口的自然增长超过损耗，以至于在哥萨克的屏障之后，尽管鞑靼人仍持续骚扰，农业定居点很快开始再次向南扩展。

大约在相同的时期，因为类似的原因，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欧洲扩张的主力行动也告一段落。因为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有效战斗半径已经到达极限，所以苏丹的军队已无法齐心勠力在一个战役季节大规模攻城拔寨——正如1551年到1562年间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在匈牙利进行的漫长且时断时续的战斗，奥斯曼势力进一步急剧扩张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在边疆地区几百公里纵深处，当地军事力量的平衡急剧变动是这种僵持局面的特点，也成为当时的主要趋势；匈牙利斜穿过这一局势不稳的前沿地区，但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都宣称拥有这一地区的主权，且被穆斯林和基督教武装力量敌我不分地骚扰，这一事实很快让这块土地成为不受欢迎的战场，因为一支大军在这一地区无法长时间自我维持。因此，正如鞑靼抢劫团伙采取的行动一样，奥斯曼帝国野战军往往是在限制他们扩张的地理极限地区创造条件采取行动。

崛起中的哥萨克社群与更东部的鞑靼人社群互相抗衡且互为镜像，如同不定期出现的基督教力量与奥斯曼土耳其势力在争议边疆的对抗。但是，一支组织良好、足以匹敌立法者苏莱曼所指挥军队的职业野战力量，却尚未给奥斯曼帝国在开阔地带的优势地位带来挑战。这支在哈布斯堡指挥下的力量，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多瑙河欧洲的力量均衡。但在这均衡被打破之前，尚有一段势均力敌且麻烦不断的时期。对此的更深入研究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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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Bratianu, “Études sur l’approvisionnement de Constantinople, et le monopole du blé a l’époque Byzantine et Ottomane,” 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Paul Genthner, 1938）, pp. 168—177.

[2] Cf. Wilhelm Heyd, Geschichte des Levanthandels im Mittlelalter , II（Stuttgart: J.G.Cotta’schen Buchhandlung, 1879）, pp.393—400; J.Nistor, Die auswärtigen Handelsbeziehungen der Moldau im XIV, XV und XVI Jahrhundert （Gotha: Perthes, 1911）, pp. 188 ff.

[3] Albert H. Lybyer, “Constantinople as Capita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16）, I, 377;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49）, pp. 272, 283, 461—462; Nicholas Jorga, Points de vue sur l’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Orient à l’époque moderne （Paris: Librairie universitaire J. Gamber, 1925）, pp. 3—25; Walter Hahn, Die Verpflegung Konstantinopels durch staatliche Zwang-swirtschaft, nach türkischen Urkunden aus dem 16. Jahrhundert （Beihefte zur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III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26]）, p. 11 and passim ; Alfons Maria Schneider, “Die Bevölkerung Konstantinopels im XV. Jahrhundert,”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 No. 1（1949）, pp. 233—244.

[4] 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看，黑海北部海岸平原地带的谷物供应链垮掉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与此同时，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如今的保加利亚北部和跨河流的瓦拉几亚一带，商品化谷物的数量大增。参阅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 p. 574, for travelers’ reports of Bulgaria and the lower Danube as the granary of Turkey。

[5] 16世纪，苏丹的家庭成员包括约20000—25000名男性、女性和孩童；当大维齐尔鲁斯塔姆去世时，他的家庭有1700名奴隶和2900匹战马！参阅Franz Salamon, Ungarn im Zeitalter der Türkenherrschaft （Leipzig: Haessel, 1887）, p. 199。

[6] Nikolaus Ernst, “Die ersten Einfälle der Krim Tartaren auf Süd-Russland,” Zeitschrift für Osteuropäische Geschichte , III（1913）, p. 49，列出了1474—1534年间鞑靼人的袭击记录。这50多年内发生了至少37次单独远征，有些跨度长达几年。在1482—1512年间，只有五年无袭击记录；我们没理由认为这些记录是完整的，或忽略了任一非同寻常的大规模进攻。

[7] 雇佣军是马加什一世能对其马扎尔同胞行使权力的基石，当人们理解马加什一世在维持这支部队时所面临的问题时，就理解了为何马加什一世偏好在中欧的战役。这一世纪早期，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东征行动在多瑙河南部制造出一个荒芜的地区，后来，奥斯曼的行动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也制造出可与此比拟的地区。因此，马加什一世难以模仿他父亲的角色——作为基督教的倡导者来对抗奥斯曼帝国，且与此同时让他自己的追随者部队保持良好的状态。相反，他转向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奥地利、卡林提亚、卡尼奥拉，因为洗劫所得及从这些相对富裕的地方所征的税，使他更容易维持他那支不可或缺且成本高昂的“黑军”。有关马加什一世的军事建制的细节，与他同时代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安排及其类似。参阅Wilhelm Fraknoi, Matthias Corvinus, König von Ungarn 1458—1490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sche Verlagshandlung, 1891）, pp. 275—279。

[8] 大部分战役的幸存者都会回到他们出发的临时驻点，否则将造成行政管理的混乱。1530年，苏莱曼正式承认阵亡战士的儿子有权利得到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其生活。这表明，如果必要的话，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当中并不缺少家庭团结感。
此外，对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的捐赠，由称职的虔信人员管理，他们可能恰好是捐赠者的儿子们或其他亲戚，这为希望确保其后代的经济利益的穆斯林提供了一条可合法通过的途径。很多人确实利用了这种可能性。然而，上述这些合法的途径，并没有消除帝国领域内流动的军事阶层与扎根于当地基督教世界贵族们之间明显的反差。参阅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 pp.637—640; Richard Busch-Zantner, Agrar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üdosteuropa （Leipzig: Harrassowitz, 1938）, pp. 67 ff。

[9] Franz Salamon, Ungarn im Zeitalter der Türkenherrschaft （Leipzig: Haessel, 1887）, pp. 212—218。奥斯曼帝国的税收系统从所评估的可耕地面积中豁免了牧场税，且有时似乎是鼓励土地所有者将农民清理出他的产业，为放牧马和其他动物腾出地方（ ibid ., pp. 210—211）。

[10] A. N. J. den Hollander, “The Great Hungarian Plain: A European Frontier Are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II（1960—61）, 74—88.

[11] Franz Salamon, Ungarn , pp. 272, 284; cf. also Charles d’Eszlary, “L’administration et la vie dans la Hongrie occupée par les Turcs au cours des 16e et 17e siècles,” Ibla, Revue de l’Institut des Belles Lettres Arabes , XX（1957）, 351—368.

[12] 有关此不寻常事件的更多细节，请参阅Ernst Benz, Wittenberg und Byzanz （Marburg: Elwert Gräfe und Unzer Verlag, 1949）, pp. 34—58。

[13] Günter Stökl , Die Entstehung des Kossakentums（Veröffentlichungen des Osteuropa-Instituts München, III [ Munich: Isar Verlag, 1953 ]）。 S60v/6JO/ZYSjYMXNpNxkO3V7SB/RjLPWBX1EpwC/BmLhyA7RAcD/4kD7PziDw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