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和庞廷欧洲构成了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在人类通过农业和其他活动改变其地貌之前，这片广阔的草原带蜿蜒横跨欧亚大陆，从东方的满洲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平原。在亚洲，这片草原带的北方覆盖着森林，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逐渐退化成沙漠。而欧亚大草原的欧洲部分打破了这种模式，呈现与亚洲部分不同的面貌。这一带更丰富的降水意味着草生得更丰茂，也意味着一种可能性：通过积蓄更多的水，不规则地形的地表土壤的湿润度达到可供树木旺盛生长的程度。因而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那一带，长满树木的山丘或山坡和草地交相出现，在山谷的底部，水道通常沿林地的边缘蜿蜒。

这种更丰富的地貌源于这一事实：多瑙河和庞廷欧洲位于欧亚大草原及地球上主要山脉系统交汇的地区，这一地区从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开始，通过小亚细亚的山脉、伊朗、青藏高原一直蔓延到太平洋沿岸，然后沿着整个太平洋海岸扫了个大弯直到火地岛。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主要山脉位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平原南部；但是被甩到北部的山脉余波，形成了喀尔巴阡山（和它们向西延伸到波希米亚那部分一起）和类似支脉——黑海边升起的克里米亚山，将这一地区与更远的东部广阔草原区分开。

这些山脉和黑海一道，通过一个个高山森林地带将这一地区分割成数目众多的、通过水道互相连接的独立平原。因此，如果自多瑙河在阿尔卑斯山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会发现它在平原穿行的大部分河道几乎都环绕着山地。只有在铁门峡（the Iron Gates）冲破喀尔巴阡山的屏障，来到更开阔的地带后，才开始呈现典型的欧亚大草原地貌。就算在这一带，仍有不同寻常之处，因为多瑙河在此处流入黑海，而黑海仍需通过另一狭窄水道南向截断地球的主要山脉屏障，形成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一些源远流长且大部分河道流速缓慢的河流，从北部林区流入黑海，和多瑙河一起，在过去和现在为货物和人的交通提供天然道路，并使长距离贸易和水战有可能发生。

人类沿着河道干流的活动横跨整个草原。但是，对那些掌握了马术的游牧者来说，这一片草的海洋本身就是宽广和一成不变的公路。游牧者可随意来回迁移，既可以和平地为他们的牲口寻找牧场，也可以出于其他目的行动：打斗、掠夺或贸易，因时因地制宜。他们移动的总轴线是东西方向，因为骑兵必须一直在他们的坐骑能找到足够食料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留在欧亚大草原的天然草场内。因此，也可以这样定义多瑙河和庞廷欧洲：横穿大陆的马背生活与区域间船上生活（冬季则是雪橇上的生活）的交汇区。

这些自然特色赋予多瑙河和庞廷欧洲一些独特的属性。这种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多种选择。寄生在牛羊群上的游牧生活——人类根据草原的条件而安排活动——可以被农业所补充（甚至最终取代），因为灌溉充分的土地，如果能够维持一层厚厚的草，那么也有能力产出优质的谷类作物。在山区，采矿（喀尔巴阡山在14—15世纪成为重要的产银区）、砍伐或采集林木产品成为另外的可能性。在高山和谷地之间的季节性牧场也为人类提供了适应当地多样地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贸易、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控制及征服，在各种复杂和持续动荡的时代风潮中，将这些经济区域连接起来；但直到1500年，在这一地区的人类和动物居住者中，各种因素仍然维持一种波动中的粗略平衡。

这种平衡，部分是由于当时人们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已掌握相对薄弱和低效的农业工具。草根极深的草皮顽固地抗拒着犁，除非被连根翻转并埋到深处，深到足以窒息这种原生植被，否则，草根在来年春天会再次长出新草并挤走刚萌芽的谷物。与之相反，落叶林地则很容易用简单的工具耕种。用一把斧头环切树皮就足以杀死那些树。这使阳光能够照射到地面，只要将地表落叶的霉菌刮掉，埋到土里，那些见到天日的土壤就等待着种子的降临。这样耕种几年后，燃烧那些已经死去的树，将它们的灰撒在土里，土壤则再次恢复肥力。

这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非常古老，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只要原始的林地还保留着，这种方式就能有效利用环境。实际情况是，那些仍留在地里的杂乱的树桩和树根并没有严重地妨碍耕作，因为当时使用的犁小且轻，只是划开了表层土壤（如同现代的圆盘犁），并没有耕出沟（现在的板犁可以耕出沟）。因此，不难在树干周围和彼此之间的土壤里耕种，任何曾经在森林中穿过的人都知道那种土壤——松软、松散地挤在一起。

但是，这种适合在林地耕种的犁，完全不足以破坏草皮，那需要更繁重的劳作。只有能挖出一条深沟的板犁才能胜任这项任务；拉动一条能穿过坚韧、纠缠在一起的草皮的重板犁，所需力量是拉动那些适用于林间表层土壤的犁的七倍。因此，山间林地的农业技术完全不适合在草原地区大规模耕作。

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并非没掌握穿透草皮的耕作技术。例如，13世纪，主要定居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喀尔巴阡山脉矿区的西欧拓荒者，将板犁技术输入这一地区。但是特兰西瓦尼亚那些撒克逊人的镇仍然没有采纳这种技术，他们的情况特殊：耕地狭长且采取轮耕制。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仿制并使用日耳曼拓荒者那更昂贵的工具，特别是使用这些新技术时，必须改变耕地形状、采用新的产权概念、组织更大规模的耕作团队。由于耕地和潜在的耕地并非严重短缺，所以找不到理由来花费如此高昂的资本支出。

然而，原始森林的土地并非取之不尽，且多瑙河欧洲的传统耕作方式会极速消耗森林。只要能找到新林地，这些刀耕火种的农民就会几年更换一些耕地，因为重复耕作谷物会迅速降低林地最初的肥力。当不能找到合适的原始林地时，这些农民就必须回到（间隔越来越短）他们曾经耗尽其肥力并遗弃的耕地上。因此，当人口越来越稠密后，自发形成了一种更稳定的农业模式——休耕（比如周期性地回到曾耗尽肥力的耕地）。周期性的重新耕作使得森林退化，最终那些老树桩消失了，完全腐烂掉。犁反复作用于地表，也消除了地面的不平整。因此，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那些以前为森林所覆盖的地方，发展成与我们紧密相连的整齐、平坦的谷物耕作地。直到相当现代的时期，人类都没有掌握相对简单的将草场转为耕地的技术，当然，如果人类足够勤劳地清除那些一茬接一茬生长的草，就可以一直在草原上种植谷物。但这需要锄头和手的细致工作，并且往往只能保持如同花园那么大的谷地。

游牧民族对分散的农业人口享有的军事优势，极大地加深了传统农业技术的局限。游牧民族有马，可发动长途奔袭，且风险低，因为他们的机动性能使他们大致按其所愿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点，又能在遭遇意料之外的反抗时逃到安全所在。而农耕民族则相反，一旦使他们集合起来的紧急事态结束，他们就强烈地倾向于解散队伍，因为每一个人都急切地、焦虑地想照看自己的家、房子和田地。只有职业军事力量能够成功应对游牧民族带来的危险；但鉴于其原始农业特性，对于1500年前后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的农民而言，军事机器的成本高到难以承担。这就是中世纪的匈牙利王国弱小的主要原因，1526年的摩哈赤（Mohacz）战役清楚明白地呈现了这一点。

摩哈赤战役中马扎尔骑兵的失败不是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历史上第一次实力逆转。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哥特人（Goths）、匈人（Huns）、戈比德人（Gepids）、阿瓦尔人（Avars）和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也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导时期之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地图上看，他们曾经占据的地域大到不可忽视，然而几乎是一击而溃，绝望的逃亡者四散而去，帝国分崩离析。所有的草原帝国都有一种令人恐惧的脆弱性。这类帝国的特征是依靠伟大的军事胜利而建立，又能几乎在瞬间分裂成游牧生活的最小单位：小的、分散的、父系的宗族——整年在一起放牧牛羊群。

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在多瑙河欧洲，人们第一次完全掌握了草原游牧技术，到16—17世纪，火枪、常备军和支撑现代文明战争的因素，足以扭转游牧势力和农耕势力之间的古老平衡，驱使游牧势力永久退却，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了解多瑙河欧洲政治史的自然生态循环。在角色逆转之前（本文的主旨在于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游牧征服者残酷地骚扰先于他们在此定居的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凯旋而归，因为那些居民轻于防卫，如同坐以待毙。因此，在早前的政权统治下潜入平原的各类农业人口，大部分人的生活被颠覆。难民们涌向山谷，或逃往北部，以林地为掩护，在那儿，游牧民族的箭和马失去大部分的威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游牧征服者急需农产品来补充他们的畜牧产品，他们有时通过贸易获得谷物和其他商品，但更常见的是成功地将游牧生活的共生对象从动物群体转到人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游牧征服者的后代就成为一种地主，从其不熟悉的农业方式中获取货物和服务。但是，即便是高贵的地主，有一点也和贫苦的农民一样，其农地和谷仓无法移动，随着这些游牧征服者的后人定居下来依赖农业，他们失去了机动性，也往往失去勇武的习性。阴郁的农民的富有主人，可不像其游牧祖先那样乐意抛下产业。因而，那些因战争而形成的纪律和凝聚力也趋于解体，直到统治集团的有效军事实力减弱到某种程度，以至于一些新的侵略者像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样席卷这块土地，并再次开始整个循环。

公元1000年之后，两个因素使该循环的运作复杂化。一个因素是中亚和北印度文明地区的政治弱点，使游牧民族的主要扩张方向偏移到南方，因而从本质上削减了东方对多瑙河欧洲的压力。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兴起，成为强有力的和令人生畏的文明中心，为匈牙利平原的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公元1000年马扎尔人君主圣斯蒂芬皈依基督教，正是拉丁欧洲和德意志欧洲开始施加威力的象征；接下来匈牙利王国的历史中，安茹王朝的后人被推上王位，因而加强了马扎尔贵族与欧洲的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文化联系。

另一个无法满意地确定其重要性的因素，是瘟疫带来的人口密度波动。当一个先前与外界隔绝的社群，首次暴露在一种新的感染源面前，其成员未曾继承或获得针对特定病菌菌株的免疫功能时，其后果可能将是严重和非常猛烈的。在由这类隔绝社群组成的世界，大量人群的异常活动极可能触发突然的和灾难性的流行病；像13世纪蒙古征服那样广泛的人群扰动，可能在不同的区域激起各种瘟疫的暴发。

我们没法期待能找到对过去流行性传染病病毒力量的令人满意的记录，因为在社会普遍崩溃的时期，编年史学者可能属于首先消失的那批人。因而，乌克兰人口的减少有可能并非波洛伏齐人（Polovtsi） 征服洗劫的后果，而是由于征服带来的偶然的流行病。因为乌克兰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草原特别适合长距离的交通，疾病可能更猛烈地冲击了乌克兰的社群，而更西部的地区受到的冲击要缓和些，得以维持农业人口，因为病毒、掠夺征服者和征税人都绕过那儿僻静的山谷。在和平的生活中，在未被流行病打扰的情况下，平原的人口能够重新繁殖，且确实如此。

这些因素（无疑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的后果是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形成一种明显的文化梯度。例如，公元1500年维也纳所在的马希菲尔德（Marchfeld）这样的平原，完全属于西方的基督教范围。这个平原支撑着由政府和教会机构联合起来的农民、贵族和市民阶层，它共享着其他欧洲文明的特征。匈牙利小平原 自然形成的首都被日耳曼人称为普莱斯堡（Pressburg），马扎尔人称其为波佐尼（Pozsony），斯洛伐克人称其为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虽然没有维也纳发达，却也清晰地属于西欧社会的圈子。

下一个平原，匈牙利大平原属于不同文化圈的过渡地段。这块平原由马扎尔领主和一些马扎尔农民、斯拉夫农民和罗马尼亚农民稀疏地占据。这里的城镇不如西欧发达，主要是由说日耳曼语的外人占据。河流与溪流两岸遍布因春汛而形成广阔的沼泽，这类地方只能作为夏季牧场。冬季，冰使得河道上和沿着河道的移动相对容易些，在其他季节，这些沼泽阻塞了前往河道的通路，几乎不可能利用水路运输。领主和农民的关系不稳定。领主们努力从农民们那榨取更多的钱、货物和劳力，但受到限制，且仅限于当地，即便这样仍激起了两个阶级之间的敌意，而在西欧极少达到这种程度。

出现这种情况的理由很充分。一方面，农民们意识到有一种自由（或几乎是自由的）的生活：依林而居，刀耕火种。回归这种生活方式仍具实际可行性，而领主们只有通过持续地发挥其军事力量的优势才可以阻止农民这样做。领主们从他们的角度，自豪地回忆起他们的马扎尔出身——从东方来的征服者。基于他们所宣称的征服的权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对治下农民的索取也应有所节制。因而，这种社会外表看来与西欧相似，而其结构却截然不同。事实上，农耕和游牧（严格地说，在很多方面，是前游牧）这两种互为异己的社群形态，在这儿过渡到仍旧赤裸裸的掠夺关系，这仍旧是当时庞廷欧洲的特色。

在匈牙利大平原的北部边缘，人口则更稠密，那些从喀尔巴阡山的山谷里迁出的农民定居于此。特别是特兰西瓦尼亚，受到喀尔巴阡山臂弯的保护，并幸运地拥有肥沃的、排水良好的土壤，富含金属的岩石露出地面，社会结构比在开阔平原盛行的结构更复杂，地貌更接近欧洲。从12世纪开始，日耳曼定居者以他们的家乡为原型，在此建立了一系列城镇；日耳曼采矿者和农民把西欧的全部技术设备移植到偏远的特兰西瓦尼亚峡谷。被称为察格勒人（Szeklers）的自由民战士，形成了特兰西瓦尼亚人口的另一种特色元素。察格勒人是一个游牧部落的后人，说着与马扎尔语接近的语言。从12世纪起，他们就被匈牙利王国认可，为王国提供边防，以换取税收和租金的特殊豁免。同一时期，撒克逊人也定居于此；当日耳曼矿工将特兰西瓦尼亚的银矿变成整个欧洲的贵金属主要来源时，德意志的城镇生活发生重大的进展。其结果是，存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缓和了匈牙利大平原马扎尔领主和赤贫农民之间的两极分化特色，大大小小的绅士阶层，他们日益衰落，变成宣称有高贵身份，而事实上过着和自由民一样生活的人——没有主人，却仍然为贫困所逼，和其他耕作者一样在田间工作，他们和有特权的市民、矿工、手工艺人一起形成中间阶层。

在喀尔巴阡山的两侧——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特兰西瓦尼亚，说罗马尼亚语的弗拉赫人保留着半迁徙的生活方式：夏天在山地的高处放牧羊群，冬天则下迁到可保护牛羊的低地；一些人从事刀耕火种的轮作农业；另外一些人在收割季到平原做帮手，或从事其他以实物支付工资、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

因此，一种更简单的社会组织得以幸存，虽然到1500年，它的处境显然仍不牢靠。关键问题在于军事防御。在抵御外侵方面，这种粗糙的、半部落式的弗拉赫政治组织有时相当有效。例如，1475年，摩尔多瓦的大公斯蒂芬（Stephen the Great），召集他所有的波雅尔（boyars） 及其跟随者，征召所有能拿动弓弦的年轻人，大胜奥斯曼帝国的野战部队。这支训练不足的部队在能得到掩护的林地等待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那儿，入侵者无法找到草料。然而，如果没有更职业的战士从波兰和匈牙利侧翼予以协助，斯蒂芬将不会赢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而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邻居，如同奥斯曼帝国一样，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弗拉赫省份视为其理所应得的囊中物。

此外，波兰贵族或马扎尔领主的军事化生活方式，也激起了弗拉赫酋长或波雅尔的野心。将传统的义务转为租金、将跟随者转为农奴、将领头人转为领主，开启了各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财富和文化在这条路上朝波雅尔招手；但他们越沿这条路往前进，就越不可能聚集全社群的力量来抵御外侵。愤恨的跟随者和不情愿的租金支付者通常不会听从压迫者的命令去勇敢地战斗且取得胜利。

在15世纪，有那么一阵子，似乎有第三种道路。斯蒂芬大公因占有主要河流和黑海港口，并课以贸易重税，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足以支撑一支职业的军事随扈。这些收入，再加上依传统向全体人民所征的税，令他成为地区战事中令人生畏的角色；但是，他的商业基础是脆弱的，且阻止不了摩尔多瓦的波雅尔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而牺牲普通人的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征税的能力。因此，他濒死之际，躺在床上指示他的儿子与相邻的强权——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因为奥斯曼帝国最不可能干扰摩尔多瓦的传统社会秩序。与信奉天主教和由贵族把持的波兰或匈牙利相比，实行宗教容忍和平等主义政体的奥斯曼帝国，对信奉东正教和父权宗法制（patriarchal tribalism）的摩尔多瓦威胁更少。

1500年时的庞廷草原，在其西边和北边与黑海接壤的大片地区，人口极其稀少。一些定居者临河而居，那儿的洼地易耕作，开阔的草地养育着散居的牧民。尚不存在组织良好的游牧社会；更没有数目众多的农业人口。相反，游牧征服者的后代大部分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天然堡垒，他们发现奔袭骑士的英雄生活偶尔由更平和的货物交易予以补充的话，比在草原游牧的艰辛生活更具吸引力。结果，年复一年的洗劫，将与其接壤的农业人口推至遥远的北部和西部，将农业定居点推回林木线以内（也许还有瘟疫的作用），因而在整个庞廷草原形成接近荒漠的地带。

克里米亚半岛像它西边的特兰西瓦尼亚一样，形成了一种类似岛屿的社群，其中抢劫的收益以及跨整个庞廷地区的贸易收益，更容易集中起来。这些聚集起来的收益足以支撑一些城镇，使当地的工匠和商业社群兴盛。克里米亚地区政治上的主导文化是穆斯林文化，与东方的纽带深入到中亚（克里米亚鞑靼的可汗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南向的纽带则连结正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如果特兰西瓦尼亚被恰当地描述成西欧社会风格的一部分孤立分支，那克里米亚可以被恰如其分地视为穆斯林平行区域：奥斯曼文明的外围参与者。

回顾历史，可清晰地看出：到1500年，农耕文明军备的进步，已注定了克里米亚鞑靼骑兵突袭的绝迹。但这一变化实际发生之前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农业政权军事力量的决定性行动取决于农业组织及技术的缓慢却可靠的进步，在17世纪下半叶，这些进步足以使人类将开阔的草原地带转化为大片的耕地。这种可能性使征服和保护空旷草原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因为可引入新的居住者，向他们收取租金和税收，这些新创造出的财富将由那些牢牢把握草原的人获取。所有相邻政权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事实，导致了定居活动快速发展，直到1800年，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全都被纳入三个毗邻这一地区的庞大农业帝国——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然而，直到17世纪中期，事态仍未像本书所陈述的那样清晰。令人绝望的混乱、密谋、暴力、财富的突然易手和持续的残酷诡计，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生活的特征。农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愈来愈无情地压榨卑微农民的手段，农民劳力短缺，需求却极其旺盛。在当时，这一情况仍不确定：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组织文明生活方式的中央政权，其影响力将会超出区域限制。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公国、扎波罗热哥萨克和克里米亚鞑靼，每一地区都为寻求独立而付出代价。每一地区都失败了；但只有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不确定之后，当结果看来悬而未决时才会如此。以维也纳、君士坦丁堡 和莫斯科为中心的帝国将会三分草原地带的形势，在1500年时并不明朗，因为在那时，华沙和布拉格也是抢夺帝国统治权力的热门候选。 BolSwca1GdzgBk/fovSZH8EqpVXlKaBnOpCBD8dyArbg2dFndFvLn5SbvqiVdh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