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Danubian and Pontic Europe） 发生的民族冲突，使得晚期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奥斯曼帝国悲惨地分崩离析，也为这一地区的史学抹上浓墨重彩的笔触。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使外人难以在各敌对民族的爱国主义主张之间编织出脉络。此外，传统的学习划分法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研究分配给穆斯林，而穆斯林往往认为，自1258年蒙古攻陷巴格达之后的历史都是一种倒退，这种学习划分法鼓励人们忽略位于天平另一端的奥斯曼历史。固执且经常是未经审视的偏见，反映出基督教欧洲长期以来对土耳其的恐惧和敌意，盘桓在西方学者的脑海中，甚至在近期，这些偏见仍盘桓在那些早已忘记他们厌恶的原始宗教基础的人们脑海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在东欧和巴尔干欧洲，民族冲突的密集程度无疑在下降，但对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进展，使人们开始有可能更均衡地理解在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疆地区曾经发生的事。正是因为期待能利用这些新开启的机会，本书才得以写成。精通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主要资源，这一点非我力所能及；但是，只有语言方面准备充分的学者带着精心设计的问题来研究材料，才有可能产生富于成果且智识上令人满足的历史研究。因此，本书的作用在于为多瑙河和庞廷欧洲过去那些错综复杂的故事提供一种观点，期待在将来，那些准备更充分的学者们，能使用他们的技巧纠正这一阶段不可避免的摸索和不完善的初始方法。

本书是将专题研讨会工作和积极的历史学研究结合的一项实验，从1963学年开始写。由于工作千头万绪，在夏天之前只完成了前两章，在将其他的乱麻斩断获得暂时的清净之后，才得以完成全部工作。

本书的观点是在向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授课时形成的，在约七年时间里重复了四次。学生们的耐心，以及他们带有批判的关注，有助于迫使我为自己的想法提出明确定义。1963年研讨会的成员约翰·雷纳尔多（John Renaldo）、弗里德里克·扬（Frederick Young）和汉伯托·内利（Humberto Nelli）为此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参考书目资源和有见地的批评，帮助形成本书前两章的初稿。此外，我的同事理查德·钱伯斯（Richard Chambers）、阿卡迪斯·卡汉（Arcadius Kahan）、唐纳德·拉奇（Donald Lach）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拉夫（Marc Raeff）通读了全书。他们的建议使我避免了一些错误，并确认了我的期待：就算是一本其见识难免浅薄如此的书，也可能值得出版。

威廉·H.麦克尼尔
1964年1月30日 9V8z2XT3c8YFhJZWQlq7ybm0o1JngOKep48797s0Njk12YJKC5WE/LFNYbXrm/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