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3月10日傍晚，即将成名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开始动笔写起育儿日记。她想记录长女玛丽安的成长过程，也记录自己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她一丝不苟地写下玛丽安的身心发展。在她看来，玛丽安“脾气非常好；虽然偶尔会忍不住情绪小激动”。盖斯凯尔会认真反思孩子恼怒时的所有迹象，她想知道玛丽安每次哭闹的原因，她也对自己回应孩子情绪爆发的方式表示担忧。几个月过后，她仍然不确定“管理这些敏感情绪的最佳方式”为何。盖斯凯尔很早就注意到她们母女俩在情感上相互依存：“想不到我自己日记里的脾气和感觉，竟然会和我的宝贝这么密切相关。”她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大量思考，因为她想“现在就采取日后可贯穿她整体教育的原理”。于是她开始查阅这方面的最新文献，其中包括瑞士教育学家阿尔贝蒂娜·奈克·索绪尔（Albertine Necker de Saussure）的《进步教育，或生命历程研究》（1828；1835英译版）以及苏格兰医生安德鲁·库姆（Andrew Combe）的《健康与教育之应用生理学原理》（1834）。但这些书籍所提供的建议经常让她深感绝望。在试着寻找如何处理孩子情绪危机的一些指引时，她烦躁地写道：“每本书说的都不一样。”因此，盖斯凯尔持续写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自我的情绪管理。她将日记献给孩子，“作为她的母爱以及对宝贝女儿性格形成感到极度焦虑的纪念物”，希望未来玛丽安能够亲自阅读，或许到时也是以母亲的身份阅读。 ^[1]

盖斯凯尔当年无疑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她有女佣和仆人帮忙打理家务并照顾小孩。她也精通一些最新的科学讨论，比如说颅相学，它鼓励母亲仔细观察子女身上是否出现可能为精神失常病征的外观缺陷。 她还能以法语阅读奈克·索绪尔的育儿教养书。这部对儿童生活头三年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结合了对儿童发展机制的深刻见解，以及父母的权威是带有用同理心对待儿童的重要性。 ^[2] 如此善解人意的父母身份与维多利亚时代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似乎十分合拍。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后，在家中写育儿日记变成了一种流行。 观察技巧、写日记与教养书籍形成吸引人的联盟，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家长带来新的育儿方式。此联盟的一致概念是儿童发展理念：儿童的成长可以观察并记录下来，接着就可用这些观察研究为基础提供育儿建议，因为儿童发展的进步就建立在某些特定机制与原理上。盖斯凯尔追求将教育的努力建立在“原理”上反映了此事。

盖斯凯尔的日记里最无所不在的情绪是“爱”与“焦虑”，而这两者在许多方面本质上是紧密交织的：一方面，盖斯凯尔形容是“穿透每个世俗之爱的爱”这股情绪持续推动她观察并记录孩子成长的决心。另外，“爱”对于培养儿童发展来说也很重要。一种或可称之为“爱的制度”的新制度在这时变得明显可见。用爱和同理心来教养孩子，是为了在教育过程中取得孩子的顺从。比起暴力，爱的关怀或许能更有效产生服从效果；另一方面，盖斯凯尔的日记透露出了大量焦虑。部分原因来自专家文献所给的建议往往相互矛盾。除此之外，密切观察儿童与其发展的新习惯创造出许多让为人父母者焦虑的机会。似乎没有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件事好像都会有什么后果等着要人去承担。事实上，正是这种认为儿童心智与体能是发展出来的、而非预先决定的想法加重了父母的职责。也因此，在盖斯凯尔将内心想法写给未来的玛丽安时，她感到相当忧虑：“而你亦是我最亲爱的小女孩，当你在阅读这段文字时，若想起童年时曾由于我的管教不当而感到任何一丝厌恶或不快乐，原谅我，吾爱！” ^[3] 担心自己以及所有给孩子的爱也许会害孩子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成了盖斯凯尔持续焦虑的来源。 ^[4]

这种让人焦虑的爱是以现代方法对待儿童发展的一面，而反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声浪不久即持续出现。批评者认为过度的爱对孩子有害。在德国教养手册里，这种问题被称为“猴子的爱”或作“溺爱之情”，此说法与当时动物学在猿类身上获得的知识密切相关。 ^[5] 溺爱孩子的父母总是会爱孩子爱过头，他们永远无法让孩子适时变坚强。从此观点来看，父母（尤其母亲）的情感不但不可信任，还要削弱他们的教育职权。于是乎，现代的育儿建议在这两种模式中摇摆不定。19世纪中叶起，一种铁石心肠的态度与另一种将感情以及情绪当作亲子关系基础的态度开始并存。 ^[6] 父母现在得扪心自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对孩子是否有益？还是说，其实他们的情感才是真正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两种模式都依靠指南文学作为绝对可靠的权威。指南文学不仅会提供有用的知识，还会指导父母是否该信任自己的意向与情绪。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模式，会在父母养育孩子遇到各种疑难杂症时提出不同建议：他们应该体罚孩子吗？他们应不应该安慰难过的孩子？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为孩子哺乳吗？这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对教养建议的依赖，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制造出焦虑：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刚好足够还是太多？身为过度情绪化的父母，他们能否信任自己，还是得依赖别人才行？不过，问题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每本教养手册的差异令人心生不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书籍首先是仰赖需要建议的父母才得以存在的。

关于儿童情绪的知识生产

从许多方面来看，盖斯凯尔书写育儿日记时，正值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刚开启一种新的育儿知识文化。本章所侧重的指南文学，便是在此时形成一门愈来愈繁荣的文类以及书籍市场。 19世纪初，指南文学的消费者主要是中产阶级读者，而到了20世纪末，读者群大概多少也扩展到下层中产阶级，甚至有可能扩展到底层阶级里——至少，教养手册不断攀升的销售数据是这样显示的。盖斯凯尔的观察往往集中在玛丽安的情绪性上，此举与知识和科学历史的发展概况相符。到了19世纪中叶，儿童情绪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门主题，主要出现在心理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的文献里。 ^[7] 从这时起，各种科学学科、小说家、指南文学作家与深受吸引的群众（尤其家长们），这群人共同形成了复杂的互动框架，且在此框架中生产并传播关于儿童与其情绪的知识。像达尔文与威廉·普莱尔（William T. Preyer）这样的科学家也研究过自己的孩子，并将观察数据使用在学术论著以及写给家长的指南文学里。和盖斯凯尔一样，平凡的父母也会收集他们对孩子的观察数据，收集方式通常是日记簿和问卷调查表，这种做法经常得到学者们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后来收集这些材料并为儿童发展建立更多数据的霍尔。 而小说家如狄更斯和夏洛特·勃朗特在书写儿童的故事时不仅受益于这些知识，他们的小说也为儿童发展的讨论贡献更多题材。自从德国启蒙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坎珀在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里植入个人说教，将小说变成他自己的《青年鲁滨孙》（1779；1781英译版）以后，儿童文学作家便经常仰赖童年与育儿的教育学或心理学知识。 ^[8] 报章杂志、小说和指南文学愈来愈常向民众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而也为日后对于儿童的心智探索设定好了方向。 ^[9]

指南文学在这种知识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知识在此文类中逐渐融为一体。事实上，谈到童年的教养建议时很难将这两者分开来谈。这两个领域的知识紧密交缠，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教育”或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斯坦利·霍尔、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等人的心理学研究密集交流。不过，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多少还是有些不同：心理学家通常关注婴幼儿时期以及（相较之下关注程度比较不高的）青少年期与青春发育期，而教育学家则对童年中期与（初期）学龄儿童较感兴趣。这点也反映在各自的指南文学上。除了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以惊人频率出版教养手册以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同职业的人士也从事这门文献的生产，尤其是神学家、教师、公务员与医生，等等。虽然本章主要只讨论美国、英国与德国的发展，但也得强调一下童年与育儿的争论从19世纪末开始有多么国际化。 ^[10] 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与其他地区的作者彼此合作、互相引用，并且将他们的著作翻译成别国语言。有时，这些知识甚至超越“西方”国家的疆界，比如说精神分析在南美洲、印度、日本和北非特别受欢迎。 ^[11] 因此，关于童年与育儿的知识也适应了这些文化。 ^[12]

19世纪的儿童研究开端

19世纪下半叶，儿童研究在德国、法国、英国与美国成为一门学术领域。此领域出现愈来愈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开始与道德哲学和宗教的儿童教育研究传统相竞争。其中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收集儿童身心发展的资料。德国英裔生理学家普莱尔颇具影响的研究《儿童心智》（1882；1888英译版），便是以他对自己儿子三岁以前的详细观察为基础。 ^[13] 而早在普莱尔之前，达尔文就已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巨细靡遗地记录关于自己孩子的日记，但他对于是否要将这些日记用在当时还在构想中的演化论研究上，感到犹豫。直到1877年达尔文才发表了《一个婴儿的生活速写》，这篇文章成为往后几十年众人创立名副其实的“婴儿科学”的主要动力。 直到20世纪初，心理学家仍普遍利用育儿日记进行科学分析。这种科学日记与教育和家庭对儿童的日记式观察同时存在，后来20世纪常见到这类观察纪录，并且至今仍在使用。

和盖斯凯尔的情况一样，“情绪”在这些育儿日记和新兴的发展概念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构成19世纪中叶起对儿童心智的讨论。 举例来说，法国心理学家伯纳德·佩雷斯（Bernard Perez）的著作说明了多种不同的情绪，以及一般情绪特质是如何在儿童身上发展的。在他谈论婴儿的作品里，他讨论了儿童身上的原始感情以及情感感受力之演化，其中包含了对于恐惧、暴怒、嫉妒、同情、性与个人情感的描述。 ^[14] 在另一本以年纪较大的儿童为题的作品里，佩雷斯加上一篇“高阶情绪”的章节来讨论美感与羞耻感。 ^[15] 在这种育儿日记中，情绪主要是观察对象，并且被理解为是整体发展模式中每个不同阶段会出现的特定元素。儿童是以情绪为起点，随着发育迈向种种认知能力。这种观点经常反映出中产阶级对于童年的观念，即认为童年（尤其是婴儿期）处于情绪性阶段，而成年则为理性自制的阶段。

关于这种情绪（以及心智）是发展出来的概念，日益与演化论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再一次，铺路人还是达尔文：“难道我们不必去怀疑那些独立于儿童经验以外，模糊不清却又十分真实的恐惧，是远古野蛮时代的真实威胁与可悲迷信所遗传下来的影响吗？” 素有美国儿童研究运动之父称誉的心理学家霍尔，同时也是儿童研究中这种复演论 的主要拥护者。 霍尔在他的育儿实务建议里提出一种奇特的混合思想，结合了卢梭的旨趣（儿童需要在大自然中度过“野蛮”的阶段），以及用纪律、训练与惩罚（体罚）进行严格教育的信念。他主张要到青少年期，野蛮的儿童才转变成严格意义上的人类。霍尔在1906年时还用了整整一本（教养）手册来探讨这个主题。 ^[16] 许多作者都跟霍尔一样，将儿童心智比拟为动物、原始人、非正常人的心智结构，或古代人类的心智状态。在复演论的概念里，个别儿童的发展（个体发生）总是与物种的发展（种系发生）有所关联，而前者的发展最终总是能够用后者来解释。 ^[17] 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这种想法将儿童研究与对国家、文明以及人性即将退化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18] 同时，用演化观点来看待儿童的行为举止也给了家长一些安慰：孩子身上种种费解的行为，现在终于可以用往昔的动物岁月“解释”通了。无论如何，儿童教育的总体目标仍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成为一名受西方中产阶级与文明道德所控制、情感丰富又不失理性的成人。

到了19世纪末时，科学调查的领域变得更加复杂，而对儿童心智与其情绪发展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加。过去盛行针对个别儿童进行的质性研究，如今逐渐被愈来愈多大规模调查取代，而这些调查采用的则是统计法与测验。 ^[19] 除此之外，婴儿与儿童变成了专业实验室里的实验对象，比如说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884年于伦敦召开的“国际健康博览会”中展示的“人体测量实验室”。整体而言，在儿童研究的科学组织里的这些变化反映出专业化的趋势。这必然会导致在获取关于儿童的知识过程中，父母的参与不再受重视，同时也造成研究者、家长与相关从业人员之间的分工愈来愈严格。 因为此学科在本质上与家庭生活以及两性关系如此紧密相关，而专业化也削弱了母亲观察子女的能力。

教育指南文学与儿童教育

儿童的情绪在教育学学科里是历史悠久的主题。尽管如此，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关于儿童教育的新理念仍开始在欧洲各个社会、美国和全球许多地区流行起来。“新教育”“进步主义教育”等词语成为口号，推动着各种教育改革运动。 ^[20] 这些具有“全球教育运动”特点的尝试需要获得更多关注，特别是因为这些运动横跨到西方以外的世界。 ^[21] 举例来说，孟加拉国诗人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1918年在桑提尼克坦成立的大学，其采取的教育概念便深受新教育运动以及学校改革计划影响。 从一开始，一连串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就塑造了改革者的议程。托尔斯泰1849年于他在俄国乡村的庄园“晴园”里展开的教学工作与学校规划，使这位俄国作家成为最有名的儿童教育自由提倡者之一。 1900年，瑞典教育家与社会主义者爱伦·凯为随后这番争论提出“儿童的世纪”这句中心格言：“成人首先要了解儿童的性格，接着保持住儿童性格中的单纯。” ^[22] 善解人意、仁慈与爱成了父母在处理儿童教育时的情感特质。

“青年共和国”的实践性教学实验被推广到许多社会里，青少年在此可以建立自治组织（通常会有一名成人在旁指导）：美国有W. R.乔治的“少年共和国”与荷马·莱恩（Homer Lane）的“福特共和国”（后来改称“男孩共和国”）；英格兰有莱恩的“小小共和国”与其追随者尼尔（A. S. Neill）的“夏山学校”，以及尼尔在德国时的学校实验；德国则有齐格飞·贝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的（犹太）儿童鲍姆加登之家；早期苏联有安东·马卡连柯（Anton S. Makarenko）的“高尔基工学团”等等。 ^[23] 这些计划经常伴随着浓厚的情感色彩，比如说，莱恩推广以“爱的态度”来对待儿童。 ^[24] 这套实践方法丰富了无数新出版的教养手册，这些教养手册的重点是把儿童置于教育过程的中心。莱恩的好友兼弟子尼尔在德国与英国的改革学校中利用了这些概念，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在1924年创办的夏山学校。 ^[25] 两年后，尼尔出版了一本写给家长的专著《问题儿童》，十年内就再版了五次，并吸引更多孩子来到夏山。尼尔在书中主张，问题儿童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幸福的：

没有幸福的男人会扰乱会议、鼓吹战争或对黑人动私刑；没有幸福的女人会唠叨丈夫与孩子；没有幸福的雇主会让员工感到害怕；没有幸福的人会犯下谋杀或窃盗罪。所有的犯罪、仇恨、战争都可归结为不幸福所致。本书将尝试说明不幸福从何而来，又如何破坏众人的生活。 ^[26]

对尼尔来说，教育中只有“自由的哲学”才能产生幸福。有一本德国教养手册可作为相同趋势的例子：海因里希·罗茨基（Heinrich Lhotzky）的《孩子的灵魂》出版于1908年（1924英译版），到1938年时至少已售出三十万本以上。 ^[27] 在这本书里，儿童与父母是平起平坐的，就像朋友一样。

这些教育改革与情感自由的例子都表明了，教育的重新定位发生在20世纪之交。尽管知识层面在教育争论中仍然重要，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而儿童的情绪与社会学习之重要性则增加了。不过，“新教育”将新的重点放在情绪上也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要信任孩子自然发展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安全感，因为对父母师长来说，要准确无误地看出儿童的本性究竟为何着实困难。

20世纪前后的教育争论，也不完全是由改革思想、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所主导。在德国，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这位结合了“革命与反动”的天主教徒教育学教授， ^[28] 无疑是最著名也是拥有最多读者的教育书作者。他的教养手册呼吁将儿童自治、自我控制与一套僵化的道德哲学融合在一起，其中心教义是彻底压抑情绪与欲望。同时间，福斯特的作品也反映了当时改革教育学大力倡导的“从儿童开始”的共同恳求。在福斯特的观点里，有道德的教师必须观察儿童的性格，以便找出有助于发展自我控制的元素。 ^[29] 对他而言，儿童的自由意味着孩子要自己找出他们的方式来严格地控制自己的身体、欲望和情绪，选出他们对自己的专制。在20世纪之交，这种呼吁可说远比相关的改革文献里所承认的还要普遍。事实上，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让孩子变得铁石心肠的教养方法在教育学的讨论中从未缺席过。

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里的儿童与其情绪

专业化与实证研究的趋势在20世纪初达到巅峰，尤其是行为主义兴起之后。行为主义的创立者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特别关注儿童情绪。他批评过去研究婴儿的文献只是在纸上谈兵，生产出来的不过是专业实验室科学环境外随意观察的结果。相反地，他的方法则需要在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大量测试并详细分析儿童（主要是婴幼儿）的行为。他假定，“一种情绪就是一种遗传反应模式，其模式涉及整个身体机制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内脏与腺体系统。” 将情绪（他只提到恐惧、愤怒与爱）定义为遗传模式，并不排除情绪在许多方面是习得而来的想法。华生对幼儿的研究，的确有许多都是在试图证明儿童与其情绪可以透过特定刺激反应模式训练而受制约。他企图在他对婴儿与儿童进行的实验中证明这点，有部分的实验策划与执行展现出高度变化的技巧，却也相当残忍。 最知名（也最臭名远播）的莫过于“小艾伯特实验”：华生与他（后来变成妻子）的助手罗莎莉·雷纳让八个月大的小艾伯特受到制约而惧怕白老鼠，以及其他会引发相关联想的毛茸茸物体。

华生于1920年年底辞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职位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更进一步的实验，不过他仍持续发表许多儿童心理学的文章。他瞄准广大的群众，将育儿文章刊登在无数大众杂志上。关于以科学来洞察儿童心智的优点，华生的陈述有时相当激进。他曾一度挑衅地宣称，他能够将任何“健全的婴儿”训练成各种专业人才，不论是“医生、律师、艺术家、商户主”，“甚至是乞丐与窃贼”都没问题。 ^[30] 1928年，他与罗莎莉出版了育儿书籍《婴幼儿的心理照顾》，这本书出版没几年就卖出十万多本。他们的目标是“帮助认真的母亲排除万难带大快乐的孩子”。在他们看来，“现代母亲”才刚开始明白“养儿育女是所有职业中最困难的一种”。 ^[31] 他们坚称父母对孩子的泛滥情感会带来问题：

对待孩子有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把他们当成小大人来对待……你的行为要永远客观、友善而坚决。千万别拥抱或亲吻他们，也别让他们坐在你的大腿上……试试看，不到一个星期你就会发现，原来要完全客观同时又善待孩子是这么简单。到时你就会为从前那套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方法感到惭愧无比。

在这段叙述里，华生透露了这本父母教养手册的核心机制：将父母身份陌生化、灌输不安全感，接着再承诺透过专家建议能够改善这一切。整体而言，华生的行为主义无疑地全神贯注在儿童情绪问题上，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它们变成实证研究的奠基石。透过学习与制约就有可能让儿童习得、增强或削弱情绪，这种可能性为科学育儿法开辟了无数视野。这种态度与爱伦·凯传统上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性”相对立，后者否认行为模式有任何改造的可能性，所有学习亦然。就许多方面而言，华生将情绪视为社会工程的一环，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成熟、有用的成人与公民。对于福特主义式与泰勒主义式的社会理想来说，华生的行为主义与其儿童心理学可助于达成情绪的精简化与理性化。在20世纪初期，这种看待儿童与其情绪的观点支配了美国与德国——不过德国的情形略有别于美国，以下接着说明。

精神分析是20世纪初影响儿童研究的另一项因素。尽管众所周知童年期，尤其是婴儿期的心理发展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十分重要，不过他却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在儿童研究上。就连他的一个重要例外研究，即后来以《小汉斯》闻名的《一个五岁小男孩的畏惧症分析》（1909；1975英译版）也不是建立在直接观察上。 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这篇案例研究被后人认为是确立了弗洛伊德对于幼儿性欲的想法，该想法最早出现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1949英译版）中。 ^[32] 至少，俄狄浦斯情结在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是至关重要的：“汉斯活脱脱就是一个想摆脱并‘除掉’父亲的小俄狄浦斯，这样他就可以与美丽的母亲独处、共枕同眠。”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儿童（必须强调一下，是男性儿童而已 ^[33] ）发展的核心是以这种恋母情结为特征，事实上，也就是关于爱情、嫉妒、恐惧与仇恨的情感故事。就这样，《小汉斯》处于精神分析一个子领域的开端，即对于儿童心智结构，尤其是儿童情绪的研究。 ^[34] 弗洛伊德的一些女性跟随者，如赫米内·胡格赫尔穆特（Hermine Hug-Hellmuth）、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便在这块领域中耕耘。

就许多方面而言，儿童精神分析成为既有的专业精神分析实务以外的另一项选择。新的精神分析数据最好是透过观察儿童获取，而不是从“神经质”的成人治疗晤谈中取得。如此一来，对某些选择分析自己孩子的业余女分析师来说，儿童精神分析也显然是个恰当的起点。 ^[35] 1920年代后期，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成为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新专家，并且很快就媲美先去柏林后至伦敦发展的克莱因。 ^[36] 安娜与克莱因以各自的方式重拾实证主义传统，这样一来，儿童研究的领域便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与行为主义传统的测试以及实验室研究法相反，透过近距离观察法取得的质性资料因精神分析而重获声望。儿童精神分析师会试着在诊疗室中借由玩具或画具营造鼓励儿童玩耍的气氛，并从中观察儿童。 尽管很难概述这个多变且矛盾重重的研究传统是如何讨论情绪的，但克莱因学派里有件值得一提的重大转变，那就是脱离了弗洛伊德学派对“驱力” 的强调，对驱力的强调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对情绪的概念性理解。 对客体关系的强调逐渐取代对于驱力的强调，这使得儿童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 ^[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成为一片焦土，大多数的精神分析师也离开了欧洲大陆，精神分析与其童年研究的使命落到美国手上。 ^[38] 科学背景的改变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将弗洛伊德的思想改头换面。 ^[39] 除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的一般医学转向外，对这些思想的乐观解读影响儿童研究尤深。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深刻文化悲观主义在美国从未出现过。精神分析的常态化倒是出现在两个重要方面：诸多此方面的想法在战后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日常主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比起精神障碍患者，研究“正常”心智的心理发展变得较为人所能接受。这进一步推动了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普及。一方面，观察儿童变成研究“正常”行为的重要工具——远比诊疗沙发还重要；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的知识现在将开始全面影响养儿育女的方法。

父母在指南文学里的新角色

到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许多育儿书籍愈来愈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的转向加剧，逐渐取代以往中产阶级模式下的指南文学。因此，以德国为例，愈来愈多心理学专家统治出现，接手了资产阶级传统中鼓励父母着重孩子潜在的自我形塑与教育。心理学家暨教育家希尔德加德·海泽（Hildegard Hetzer）在维也纳儿童心理学派中开始对社会不幸儿童进行研究（与心理学家卡尔·布勒以及夏洛特·布勒一起），她的种种著作如《心理卫生！适于生活的孩子！》（1930）便是这股趋势的缩影。 ^[40] 不过，这股趋势也并非都无人挑战。乔安娜·哈尔（Johanna Haarer） 于1934年出版了她的教养书《德意志母亲与她的第一个孩子》，这本书在1945年后（这时书名拿掉了“德意志”）至1987年间都还在发行，总销售量多达一百二十万本。 ^[41] 哈尔在书中表示，她怀疑科学与心理学化趋势阻碍了母亲能真正教育孩子。抑制情绪的建议在这本书里也十分突出：“当心所有太招摇又太强烈的母爱情怀表现。”父母不但得提防孩子的情绪，还得抵抗孩子对爱与亲情的自然渴望，否则的话，他们将创造出“家庭暴君”。 ^[42] 如果说这种要求父母限制并控制自身情绪的劝告，听起来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很相像也不用太感到意外，毕竟，哈尔以及海泽都站在支持育儿理性化的相同传统立场上。德国与纳粹例子的特殊之处，即在其对于亲子关系中情绪操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 ^[43] 当时的人认为儿童出生在充满敌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中，因此父母（尤其母亲）得坚持住能够让后代变得更坚强的严格生涯规划。过多安慰、纵容与情感会毁掉孩子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父母（再次强调，尤其是母亲）必须学会不信任自己以及自己为人父母的情绪。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指南文学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育儿方法，最终让上述的育儿方式都黯然失色。虽然在20年代期间，心理学家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就已经开始强烈反对华生的育儿方式，并支持近距离观察儿童以及个体发展。 ^[44] 不过，与旧概念标示出分水岭的，主要还是查尔斯·安德森·奥德里奇与玛丽·奥德里奇夫妇合著的《宝宝是人类》（1938）。突然间，父母又被鼓励好好去享受天伦之乐了。 ^[45] 在奥德里奇夫妇看来，旧式作风忽略了不同儿童之间的明显差异：“如果他们总是同一个样子……那我们大可……用养鸡场的量产模式把他们放在巨大的婴儿孵化器里养大就好了。”父母应该停止过度听从指南文学，并开始响应孩子在自然发展与其他（感情）方面上的需求：“给宝宝所有他似乎需要的温暖、安抚和拥抱；用满足且适当的食物来饱足他；根据他个人的节奏来调整我们对他的生活习惯训练；并确保他有机会练习每一项新技能。” ^[46]

奥德里奇夫妇的作品启发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育儿书，也就是本杰明·斯波克的《婴幼儿保健常识》（1946）。这部作品已翻译超过四十种语言、销售量破五千万本，至今仍在市场上销售。身为30年代纽约一名小儿科医生，斯波克愈来愈怀疑行为主义的方法，并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兴趣。和奥德里奇夫妇一样，他也想鼓励父母相信自己养儿育女的本能，和子女建立起信任与相亲相爱的关系（见图1.1）。 不过，他的育儿模式并非放任主义式的。就许多方面来看，他的书也关注社会工程中“有用且适应良好的公民”这一块。 ^[47] 明显有别以往的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对自己“自然本能”该有的信任。由于强调此一自然层面，（亲生）母亲在这种指南文学的新传统中变得格外重要。也因为儿童需要“一个沉着、充满爱心的人”，斯波克难免宣称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给予孩子安全、踏实‘归属’感的最佳人选。” 父亲通常沦为辅助者的角色，直到儿童发展后期才会被视为养育孩子的重要参与者，就算是这样，父亲的主要作用也只是提供男孩子性别认同。

依附理论与关于儿童知识的生产

在科学讨论里，养育儿童的其他方式往往与精神分析的知识密不可分，但未必都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继弗洛伊德以后，出现在精神分析理论里的进展促进了儿童研究的革新。战后其中一个主要的理论发展，来自在美国及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英国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 ^[48] 他的依附理论将情绪视为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面向。 鲍尔比是受过培训的精神分析师、心理学家与精神科医生，后来也成为伦敦重要的塔维斯托克诊所儿童部门主任。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职业生涯里，专注于治疗神经质与贫困儿童。他试着透过分析这些孩子的个人生长环境，尤其是母子关系，想从中解释他们的精神官能症。不过，即使是在母子关系未受死亡、疾病或其他创伤影响的“正常”家庭里，儿童也可能显露精神官能症病征。鲍尔比的解释是认为，这些都是由于“缺乏一般慈母直觉地就该有的同情与理解”所引起的。 相反地，这些母亲或许不自觉地对孩子心怀敌意、怨恨、内疚、嫉妒甚至是仇恨，而这些往往源自她们自身的童年经验。

二战结束后，鲍尔比受命为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一项研究，探讨无家可归的儿童之需求。他的研究报告《母亲关怀与心理健康》在1951年出版，后续研究《陪孩子一起成长》 则在1953年出版。 ^[49] 后面这本书被翻译成14种语言，单是英文平装版就售出了40万本。从鲍尔比的观点来看，母爱显然是正常儿童发展的关键要素。虽然在某些段落里，他也承认亲生母亲可被其他具备母亲形象的人物取代，但他大部分的构想都假定只有亲生母亲才能完全办到（见图1.2）。父亲则沦为经济来源以及母亲（而非孩子）的感情支柱而已。而且除了母亲的在场以外，儿童还需要一种很特定的“母爱”：那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直觉地”无意识情感。如果母子关系出了什么状况，鲍尔比就会推断说那是因为母亲缺乏或没有足够的情感：

能够一年365天、每周七日、不分昼夜给予持续关注的，只有那位能从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深刻满足，深知孩子之所以能从婴儿期历经童年种种阶段成为独立自主的成人都归功于她的女人，才办得到。 ^[50]

这种理论对一般母亲与妇女所设下的高标准，一直受到强烈的历史、学术与政治批评，质疑所谓母亲缺席的恶性后果究竟为何。 ^[51] 因此，依附理论后期的发展转而强调儿童成长所处的更大社会环境。 尽管彻底性别化的育儿制度，其影响及对战后家庭观念的政治意义似乎很明显，然而在鲍尔比的依附理论里，情绪后果则更具辩证性：倘若母爱被“自然化”了，那么母爱就不再具有任何字面意义上的“爱”，而仅仅是母亲的生物反应罢了。

从19世纪中叶起，儿童发展的研究重点就经常集中在情绪上。早期的学术尝试主要将儿童情绪当作需要借助各种技巧来进行研究与检验的对象，这些技巧包括育儿日记中的质性观察、在人工实验室里对儿童进行测验，或是在精神分析晤谈中与治疗师互动。虽然像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这样的家长从19世纪起愈来愈关注孩子的情绪，然而到了20世纪，学术辩论则逐渐转向亲子关系的情感面向。随着行为主义到来，建议父母如何调教孩子有恰当情绪似乎是可行的，但与此同时又有精神分析出来告诉父母，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其实既脆弱又充满矛盾。在这整段时期里，学术知识的生产往往与大众以及意识形态对童年与育儿的看法纠结在一块。在许多层面上，以育儿与发展为主题的指南文学成为学术界与公众的桥梁，不论这些指南文学是由学者所撰写，或是其他人受到这些学者的理论影响而写成。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指南文学本身也会产出知识，尔后这些知识似乎又会传回到学术探讨里。

当盖斯凯尔在1835年写下育儿日记时，她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爱与焦虑的情绪状态。以19世纪初她能够入手的指南文学来看，当时的父母似乎就已经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了。尽管如此，整个19、20世纪下来，由于愈来愈多家长更加重视这种建议文化，这类书籍的市场继续发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但无论这庞大的文献实际上对儿童情绪的重要性以及情绪对儿童的重要性说了些什么，给予建议的行为本质上就暗示了接受者是需要建议的，并且由于这种暗示发挥了实际作用，于是家长不得不感到不安与焦虑。盖斯凯尔从小就没了母亲，而她在书信里透露了终其一生留有的失落感。 后来，她收到一些母亲的信件，这些信件被她当作纪念品珍藏着。盖斯凯尔于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几天、头几周、头几个月所写的私人日记应该也是类似的纪念品，她称之为爱的信物。她愿将来当玛丽安成为一名母亲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份礼物，并确实从中发现她的母爱：“我希望（如果有天她真能看到这个）我至少能让她知道， 她 身上载满着爱与希望。” ^[52] 话虽如此，这份信物代表的不仅是爱，同时也是焦虑——这是为人父母情感中的一面，只不过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似乎想对她的孩子隐藏起这份情感。

注释

[1] Chapple and Wilson, Private Voices , 50, 56, 52, 50.

[2] Necker de Saussure, Progressive Education .

[3] Chapple and Wilson, Private Voices , 50.

[4] 关于恐惧的进一步学术研究尤见Bourke， Fear .而彼得·斯特恩斯提出不同的论点，他主张20世纪美国父母的焦虑来自儿童对家庭收入不再有任何贡献（相较于从前），儿童的社会功能变得模糊不清；见Stearns， Anxious Parents. 关于恐惧在儿童文学里的深入讨论，见第九章《小纽扣吉姆的恐惧》；第十章《伊凡的勇敢》。

[5] 例如Matthias， Wie erziehen wir unsern Sohn Benjamin ；Kay，“How Should We Raise Our Son Benjamin”。最常被引用的动物学著作见Brehm， From North Pole to Equator 。关于动物在儿童文学里所扮演的角色，见第五章《杜立德医生的同理心》。

[6] 关于“洛克的后天教养最重要一派”的“严厉”教养建议和“让童年按自然发展的温和卢梭倡导者一派”以外的替代方案，见Hulbert， Raising America ，9。

[7] 特别探索童年与儿童情绪等相关知识产生的现代史研究作品很稀少。见Herman，“Psychologism and the Child”；Kössler，“Ordnung der Gefühle”；Shuttleworth， Mind of the Child 。

[8] Defoe， Robinson Crusoe ；Campe， Robinson the Younger .关于坎珀的指南书，见Berg，“Rat geben”，714—715.关于坎珀《青年鲁滨孙》进一步讨论，见第四章《拉尔夫的同情心》。

[9] 关于德国早期的指南文学，见Marré， Bücher für Mütter als pädagogische Literaturgattung ；Fuchs， Wie sollen wir unsere Kinder erziehen ；Höffer-Mehlmer， Elternratgeber 。关于美国早期的指南书，见Grant， Raising Baby by the Book ；Hulbert， Raising America 。关于英国早期的指南书，见Urwin and Sharland，“From Bodies to Minds in Childcare Literature”。

[10] Brock， Internationaliz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关于跨国面向对一般情绪以及儿童情绪的历史研究之影响，见本书结语。

[11] Damousi and Plotkin, The Transnational Unconscious .

[12] 比如说，在加尔各答有一名孟加拉国本土精英对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童年的精神分析学问感到非常有兴趣。吉林德拉塞卡·玻色（Girindrasekhar Bose）在他的通俗导论里介绍这个分支时，用了整整一章讨论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Bose， Everyday Psychoanalysis ，35—45。并且他让这些概念在孟加拉国流行起来：Basu，“Sisur Man”（一个儿童的心智，1929）。

[13] Preyer, Mind of the Child .

[14] Perez, First Three Years of Childhood .

[15] Perez, L'Enfant de trois a sept ans .

[16] Hall， Youth ，这部作品是根据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少年期》改编而成。

[17] Gould, Ontogeny and Phylogeny , esp. 135—147.

[18] Olson,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

[19] 例如Hall， Contents of Children's Minds on Entering School 。Hall将这份研究奠基在一万名柏林学童的调查上，并于1870年发表在 Berlin Städtisches Jahrbuch 上。

[20] 关于“新教育”或“进步主义教育”，见Röhrs and Lenhart， Reformpädagogik auf den Kontinenten ；Brehony，“New Education for a New Era”。对于“新教育”新颖性的批判性评价，见Oelkers，“Reformpädagogik vor der Reformpädagogik”。

[21] Hermann Röhrs， Die Reformpädagogik ，98.关于德国改革教育学对印度的影响，见第三章《阿斯嘉礼的虔诚》。

[22] Key, Century of the Child , 183.

[23] Kamp, Kinderrepubliken .

[24] Kamp，119—122.另见Lane， Talks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

[25] Neill， Summerhill .关于尼尔的无恐惧教育概念，见第九章《小纽扣吉姆的恐惧》的讨论。

[26] Neill, Problem Child , 10—11.

[27] Lhotzky， Soul of Your Child .另见Höffer-Mehlmer， Elternratgeber ，125—129。

[28] Kamp, Kinderrepubliken , 88.

[29] Foerster, Jugendlehre , esp. 15—23.

[30] Watson, Behaviorism , 82.

[31] Watson and Watson，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Infant and Child ，14，16.关于母亲身份的彻底改变，见Kay，“How Should We Raise Our Son Benjamin？”，105—121。

[32] Freu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

[33] 弗洛伊德对于女性的性特质（也就包括了女童在内）假设当然是有问题的。弗洛伊德对于幼儿性欲的男性偏见——也就是假设女孩子都有阴茎嫉妒——很早以前就被女性精神分析师批评，例如卡伦·霍尼（Karen Horney）；Horney，“On the Genesis of the Castration Complex in Women”。该批评导致了日后女性主义对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的攻击，此攻势自1970年以来有增无减。参见Appignanesi and Forrester， Freud's Women 。

[34] Wolma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 Geissmann and Geissmann, History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

[35] 关于女性精神分析师的历史，见Appignanesi and Forrester， Freud's Women 。

[36] 安娜·弗洛伊德对于该主题最早的出版品为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Child Analysis 。至于克莱因的研究法，见Klein，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

[37] Mitchell and Black, Freud and Beyond .

[38] Kurzweil, The Freudians .

[39] Hale, Rise and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

[40] Hetzer, Seelische Hygiene .

[41] Haarer， Deutsche Mutter und ihr erstes Kind .对此作品的学术讨论另可参见Benz，“Brutstätten der Nation”；Gudrun Brockhaus，“Lockung und Drohung”；Gebhardt， Angst vor dem kindlichen Tyrannen ，esp. 85—99。

[42] Haarer， Deutsche Mutter und ihr erstes Kind ，171，176.（引文为作者翻译）

[43] Gebhardt, Angst vor dem kindlichen Tyrannen , 99.

[44] Gesell， Mental Growth of the Pre-School Child ；Gesell， Infancy and Human Growth .关于格塞尔的主要教养手册，见Gesell and Ilg， Infant and Child in the Culture of Today 。对格塞尔的进一步探讨，见Hulbert， Raising America ，154—187。

[45] Hardyment, Dream Babies , 213—220.

[46] Aldrich and Aldrich, Babies are Human Beings , 51, x—xi.

[47] Spock，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 ，484.另见Graebner，“Unstable World of Benjamin Spock”。关于斯波克对体罚的态度以及认为痛苦在儿童身上会造成的影响，见第八章《勒布拉克的痛》。

[48] 关于鲍比的依附理论在美国的反应，见Grant， Raising Baby by the Book ，218；Hulbert， Raising America ，205。在德国的反应，见Gebhardt， Angst vor dem kindlichen Tyrannen ，166—173。

[49] Bowlby, “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 Bowlby, Child Care and the Growth of Love .

[50] Bowlby, Child Care and the Growth of Love , 75—76.

[51] Dally, Inventing Motherhood; Eyer, Mother-Infant Bonding ; Vicedo,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Mother's Tie”.

[52] Chapple and Wilson， Private Voices ，50.（粗体字为作者所加） g9jWCWmR8sMWhcrE3+jedMs1fW31K6N1iYqT29vvJaI+FKLd5BzKC7MQH8U3eB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