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布罗岱克，我同那事毫不相干。

我坚持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点。

我，我什么也没干，而且我一得知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就宁愿一辈子不谈此事，把我的记忆永远捆绑起来，紧紧捆着它，让它像鱼叉插进铁罗网一般闷声呆着。

然而，别的人逼迫我，他们对我说：“你呀，你会写字，你上过学。”我回答说，那时学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且还没有结业，什么内容我都不大记得了。他们却什么也不愿弄明白：“你会写字，你知道那些生字，知道怎么用那些字，也知道那些字能如何说事。这就足够了。我们这些人就干不了这个。一干就犯糊涂，像一团乱麻，可你就不同了，你一说话，人家就相信你。再说，你还有打字机。”

打字机，那已经老掉了牙。键盘上的好多按键都碎了。我又没办法修理。这老家伙真有点反复无常。它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有时，它突然动弹不得，也没有预先提醒我，就好像它勃然大怒，跟我闹脾气似的。不过，这事，我可没有说，因为我不想重蹈“另外那个人”的覆辙。

你们别向我打听他的姓氏，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很快，人们就以彻头彻尾编造出来的表达方式用土话来称呼他了，我把那些称呼翻译为：肿泡眼—根据是，他的眼睛有点突出于他的面孔；说悄悄话的人—因为他很少说话，而且话音非常细小，犹如一阵微风；月影—原因在于他的神气，看上去好像住在我们小镇却又不在我们小镇；那边来的人。

然而，对我来说，他一直是“另外那个人”，也许除了他来无来处，他还与众不同，而这一点，我了解颇为深切，我应该承认，有时候，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他，可以说就是我。

他的真实姓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询问过他，除了镇长，也许镇长问过他一次，但，我认为，他并没有得到答复。如今，谁也不可能知晓了。为时已晚，而且，很显然，这样更好些。事实真相，它可能斩断人的双手，而且留下的伤口可能让人难以带着它们继续活下去，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所希冀的，也就是活下去。活得尽量少些痛苦。这就是人性。我可以肯定，假如你们经历过战争，了解战争在这里干过些什么，尤其是战后发生过什么事情，战后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特别是前几个月，这个人来到我们小镇，在这里住下，就这么着，一下子，你们也会跟我们一样。为什么选中我们小镇？大山有那么多山沟山梁，上边有那么多村镇，村镇坐落在各个森林当中就像鸟蛋挤放在鸟窝里，其中有不少跟我们小镇何其相似！为什么恰恰选中我们小镇，一个如此远离尘世、如此偏僻的小镇？

我讲述的一切，他们说希望我来写报告的那个时辰，这些都发生在施罗斯客栈里，约莫三个月之前。正好在……之后，正好在那……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姑且说是l’Ereigniës吧，Ereigniës，这个词很古怪，迷雾重重，鬼影憧憧，意思大略是“发生过的事”。用一个取之于当地土话的词语来说这件事也许更恰当些，土话是一种语言，却也算不上语言，但它又与当地居民的肌肤、气息和灵魂如此完美地水乳交融。“发生过的事”，用它来形容难以形容的事。对，我就称它为“发生过的事”。

这事刚发生不久。除了两三位老人待在自家的火炉旁边，当然还有本堂神甫派佩，他当时大概在他那墙壁只有鹰翅那么宽的小教堂的哪个角落里休息以便醒酒，除此之外，所有的男人都在那里，都在那个像偌大的巢穴一样的客栈里。客栈有点阴暗，烟草和炉膛里的烟雾弄得它活像一个令人窒息的蒸笼。男人们目光呆滞，被适才发生的事吓懵了，与此同时，怎么说呢，又好像舒了一口气，因为，事情总得有个了结，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了结。大家实在是受不了啦，知道吗？

人人都好像自我封闭起来，坚守着沉默。哪怕只有近四十个人待在客栈里，他们仍然一个紧挨着一个，活像柴捆里挤做一团的一根根柳树茎秆，挤得透不过气，挤得互相能闻到对方的气味，口臭味、脚臭味，以及他们的臭汗、他们潮湿的衣衫、旧羊毛、旧粗布发出的刺鼻的倒霉味，其中还混杂着尘土、树林、厩肥、干草、葡萄酒和啤酒味，尤其是葡萄酒味。并不是因为他们一个个都醉了，不，用酒醉当托词会过分宽容。大家会一下子将所有的残酷暴行抹掉。那就太傻了。太过于天真了。我要尝试不去简化、淡化那些极难描绘极为复杂的事情。我要尝试。但我不许诺我一定做得到。

我要再说一遍，我，我希望大家理解我，我本可以闭口不谈，但他们要求我讲述，而且，在他们对我提出这个要求时，大多数人都握紧了拳头，或者把双手放在衣兜里，我猜想，那一双双手都紧紧握着他们的刀柄，甚至是刚刚……的刀柄。

我本不需要讲得太快，但这很难，因为我此刻感觉到我的背上承受着一些东西，有动静、有声音、有视线。几天以来，我在想，我是否正在逐渐变成别人狩猎的野味，身后尾随着一大队追捕我的人和正在用鼻子嗅闻的猎犬。我感觉自己在受到窥伺、围捕、监视，仿佛从今以后永远有人站在我肩膀后边，为的是抓住我哪怕最微小的动作以解读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我以后会回过头来追述他们手上的刀派了什么用场。我肯定会追述。我现在要讲的是，当时所有的人满脑子还充斥着野性和血腥的想法，在那样特殊的情绪状态下，要拒绝大家对你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我接受了，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要求。我只不过是在最倒霉的时刻来到了客栈，正好在那“发生过的事”几分钟之后，那惊慌失措的一刻也正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一刻，那一刻，大家会一把抓住第一个开门进来的人不放，或将他变成救星，或将他剁成肉泥。

施罗斯客栈是我们小镇最大的咖啡店，小镇里还有五家这样的店铺，还有一间邮局、一家服饰缝纫用品店、一家五金制品店、一家肉铺、一家食品杂货店、一家下水铺，还有一个学校，一个S城的公证人事务所的分所，分所脏得像个马厩，主宰这间事务所的是戴一副破旧夹鼻眼镜的西格弗里德·克诺普夫，人们管他叫先生，尽管他只是个文书，还有一个詹金斯办公室，充当警察的角色，但詹金斯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我还记得，詹金斯作为第一个参战的人，在出发那天，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竟然笑着同所有的人握手，就好像他是去参加自己的婚礼似的。谁都认不出他了。当他从莫伯施温锯木厂边角拐过去时，他还使劲摆着手，并且把他的帽子往天上抛得老高，表示快乐的告别。后来便没有人再见到过他。也从来没有人代替过他的工作。他那小小办公室的百叶窗也一直关闭着。此后，些许苔藓便把办公室的入口永远封死了。门上了锁，我不知道谁拥有那门的钥匙。我从没有问过。我学会了不要提太多的问题。我也学会了用墙壁的颜色、用大街上尘土的颜色来装扮自己。这并不困难。我与任何东西都没有相似之处。

一旦伯尔纳尔寡妇的食品杂货店在夕阳西下之际拉下它的铁门帘，施罗斯客栈也做一些食品杂货买卖。它也是几家咖啡店中人气最旺的一家。这家客栈拥有两个厅堂：大厅堂在客栈前沿，周围的木墙已被熏黑，地板上覆盖了一层木屑，当人们进店时，几乎人人都差点摔到木屑里，因为必须下两级很陡的台阶，而粗砂岩台阶中央已被接二连三成千上万的酒客踩得凹了进去。小厅堂在客栈后店，我从没有看见过它。一扇很雅致的落叶松木门将前厅和后厅隔开，门上刻了一个日子，1812。小厅堂是专为某些人保留的，那些人每个礼拜在那里聚会一次，礼拜二晚上，他们在那里喝酒，吸的是他们自己田地里种植的烟草，用的是镂空瓷管烟斗，也吸一种不知在何处制造的劣质雪茄烟。他们还将这样的聚会美其名曰“觉醒联谊会”。对一个怪怪的社团而言，那是个挺滑稽的名字。谁也不清楚这联谊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它的奋斗目标、如何入会，更不知道谁是会员，当然有那些殷实的农场主，也许还有克诺普夫先生、施罗斯自己，还有镇长，那还用说，镇长汉斯·奥施威尔，他是本地占有财富最多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搞什么名堂，聚在一起时都说些什么。有些人猜想说，镇里某些最重要的决定是在那里做出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公约和承诺也是在那里缔结或确认的。另一些人干脆揣想他们无非是在那里喝烧酒、玩跳棋或玩扑克牌，还一边吸烟，一边开玩笑。也有一些人硬说他们曾听见从下边门缝传出的音乐声。也许小学教师迪奥代姆知道真相，他喜欢到处寻根究底，在文件里，在人们的脑子里，他总是那么如饥似渴地探究事物的正反两面。然而，可惜呀，这可怜的人再也不会来这里谈论此事了。

我几乎从来不去施罗斯客栈，因为，我应该承认，迪特尔·施罗斯让我感到别扭，他那潜伏特务一般阴险狡诈的眼神，他那在粉红色秃脑袋下面老渗出汗液的额头，他那些发出脏包扎布臭味的黑褐色牙齿都让我不舒服。再说，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自从我在战后回到家里，我并不谋求参与社交聚会。我已经习惯了清静的隐居生活。

在“发生过的事”那天晚上，是老费多琳派我去客栈买缺少的黄油。她想烹制小油酥饼。平时，都是她自己去采购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但是，在那个凶险的夜晚，我的波朴切特高烧卧床，费多琳在她枕边为她讲《可怜的裁缝比利西》的故事，那一刻，我的妻子艾梅莉亚正在她们身边轻轻地哼唱着她自己的歌曲。

此后，我老在想那黄油，那一小块我们食品贮藏室当时缺少的黄油。人，永远也搞不清楚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一块黄油、为别人让出的一条小道、人们跟踪或逃避的一个影子、谁选择用些许铅弹射杀或饶命的一只乌鸫。

波朴切特睁大她极其明亮的美丽眼睛倾听着老妇人的话音，我昔日常听不厌的话音，话音从那同一张嘴里发出来，同一张更年轻的嘴，而如今这嘴里已经没有了牙齿。波朴切特用她那双发着高烧的黑眼睛注视着我。她双颊泛出欧洲越橘的颜色。她冲着我微笑，一边向我伸出双手，在空中拍打着，一边像雏鸭一般牙牙唔唔地说：“爸爸，回来，我爸爸回来！”

我出门时，耳畔还回响着我孩子的乐音和费多琳喃喃的话语：

“比利西瞥见三个骑士出现在他的茅草屋门口，骑士们的甲胄已经旧得发白了。三个骑士手上都握着一支红棕色长矛和一个银盾牌。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孔，甚至看不清他们的眼睛。夜深时经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