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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贮藏室紧里头面壁而坐。打字机就摆在我的前面。天很冷。不光是我的手指冻得像石头，还有我的鼻子。我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我正在脑子里搜索词句时一抬视线，看到的竟是墙壁，于是我想到，也许我不应该把桌子放在靠墙的地方。墙壁太人格化。它太能引起联想。它在跟我谈集中营。我在那边也曾遇见过与我这堵墙壁相同的墙壁。
到达集中营时，大家无一例外都得去 “罐子”里。那是看守们对那个地方的称呼，一个小小的石头笼子，长宽都是一米五，在里面谁都不能站直也不能躺下。
他们一边吼叫一边用棍棒把我们从列车上赶下来。我们必须奔跑着赶往集中营。三公里的行程，路况极差，还有人吼狗吠伴随，有时还会遭狗咬。谁摔在地上，结果他生命的就是棍棒。我们已经很虚弱，我们六天没有吃饭，几乎没有喝水。我们全身僵硬迟钝，腿脚已经支撑不住身体。
在我旁边有一个名叫莫施·克尔玛的大学生，他在列车上与我待在同一个车厢。在那六天里，我们俩一直在聊天，而当时我们都堆挤在那大金属钳子当中闷得喘不过气，金属钳子像鼻涕虫一般在我们看不见的原野上爬行，我们的喉咙干得像八月末的干草，我们周围的人群呻吟着，哭泣着。没有空气，没有坐的地方。人群中有老人、年轻姑娘、男人、女人。紧靠我们俩的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和她只有几个月的孩子。一个非常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我会终生记住他们。
克尔玛讲的是费多琳的语言，费多琳把那千年古语存放在我身上，这语言在刹那间突然顺畅地从我嘴唇里冒了出来。他博览群书，还知道许多花卉的学名—甚至知道长在溪涧间的长春花，在我们那一带，那是一种神话般的花儿，而他却一直生活在“首都”，也就是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离山区非常远。他从未去过高山，认为那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他手指纤细有如年轻女人，还有一头柔滑的金色美发，一张娇嫩的脸。他穿一件曾经洗得很白净的漂亮亚麻衬衫，衬衫硬胸上绣有螺旋形的花饰，那是一件参加舞会或幽会时穿的衬衫。
我先问他我上学期间熟悉的“首都”的消息。在那个时期，我们省的人往往越过边界去那里。哪怕这个城市属于“同根兄弟”的国家，由于在帝国时期
，有好几十年我们那个地区都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当时去那里还有宾至如归一样的感觉。克尔玛对我谈到一些咖啡馆，大学生们常去那里喝热过的酒，吃撒了芝麻的桂皮蛋糕；还谈到散步场所埃尔西，埃尔西围着一片美丽的湖泊，夏天，大家邀请一些年轻姑娘在湖里划船，冬天则在那里溜冰；他还谈到格洛肯施皮尔街的大图书馆和馆藏的几千册金边精装书；还有施蒂普食堂，食堂里那个名叫弗拉格里克的胖胖的女人，她自认为是我们的母亲，总爱用大勺大勺的浓味蔬菜炖肉块和红肠面包片把我们的菜盘盛得满满的。然而，每当我问及一些我过去熟悉而且喜欢的地方时，大多数时间克尔玛都回答我说，他已经起码三年没有再见过那些地方了，自从他和所有被他们诨称为“外来人”的人被他们安置在已经变成犹太人居住区的“首都”旧城区之后，他就再没有去过那里。
但这块围起来的地区里有一个去处他经常光顾，而且对我谈了好长时间，这个地方于我是那样亲切，今天再提起它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心跳加快，就让我内心里禁不住微笑起来：施蒂皮斯皮尔，一个小剧院，它的舞台很小，只有四排座位。在那里上演的戏剧当然是全城最差的，但门票几乎不花钱，而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寒冷的日子，小剧院非常暖和温馨，有如一垛干草。
一天晚上，我跟乌利·雷特结伴去了小剧院，乌利·雷特是我大学的同学，乐天随和，笑起来就停不住，笑声犹如铜板泻出的瀑布，他爱上了剧院里一位见习女演员。这位演员有点胖，淡褐色头发，在一出没头没尾的滑稽剧里扮演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我正在打盹儿时，一位年轻姑娘在离我两个座位的地方坐了下来。在那个季节，她身上穿的衣服显得十分单薄，这充分说明她来这里的原因跟我一样。她有点发抖。她多么像一只小鸟，一只虚弱而活泼的山雀！她淡粉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她在微笑。她吹出嘴里的热气暖暖她的小手，然后朝我转过身来，注视着我。一支古老的山歌这样说，爱情前来敲门时，只剩下了门，其余的东西全部消失。我们俩的眼睛就这样交谈了一个多钟头，当我们像木头人一样走出剧院时，只有外面的寒冷能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过来。些许雪花落到我们的肩上。我壮着胆子询问她的名字。她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对我来说，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就在那天夜里，我不停地轻轻念着这个名字，念了又念，仿佛这样重复呼唤下去就能让那个黑眼珠的天使魔幻般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呼唤的名字是：“艾梅莉亚，艾梅莉亚，艾梅莉亚……”
克尔玛和我，我们同时从车厢里走下来。大家一边跑一边用双手护住自己的头。看守们嗥叫着。其中有几个家伙甚至做到了边笑边嗥叫。人们听起来有可能认为那是一出大型喜剧，然而，一路上呻吟之声不断，血腥味刺鼻。克尔玛和我都气喘吁吁。六天来我们颗粒未沾，也几乎没有喝水。我们腿脚发软，周身的关节都像长了锈。但我们仍然尽最大的力量奔跑。而奔跑却没完没了。黎明已开始将它熹微的曙光洒在周围的草地上，尽管太阳还迟迟没有在天空出现。我们跑着经过一棵很大的橡树，橡树歪歪扭扭，部分树叶已经遭雷击烧毁了。跑过橡树不久，克尔玛便停下脚步。戛然停下。
“我不往前跑了，布罗岱克。”
我回答他说，他疯了，看守马上就到，他们会朝他扑过来，把他杀掉。
“我不往前跑了。你知道那里的情况，我没法在那里生活……”他一再这么说。
我试图抓住他的袖子拖着他走，不管他愿不愿意。但我无能为力。我加把劲拖他，竟从他的袖子上扯下一块布留在手上。看守们远远看见这里有点情况。他们停止说话，往我们这边看。
“来，快来！”我恳求他。
克尔玛安安稳稳坐在公路的尘土当中。他还在重复说着“我不往前跑了”，说得很轻，很平静，有如某个人经过长久的静夜思索、考量，最后作出了这个重大的决定，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大声说出这个决定。
看守们开始朝我们这边走，越走越快，而且大声叫着。
“克尔玛……”我喃喃说，“克尔玛……来，我求你了！”
他微笑着看看我。
“你以后要想到我，你将来回到你的家乡，找到溪涧长春花时，你一定要想到大学生莫施·克尔玛。另外，你应该讲述，讲述发生的一切。你要讲车厢里的事，也要讲今天早上的事，布罗岱克，为了我，你应该讲，为了所有的人，你应该讲……”
我的腰上挨了凶狠的一棍，疼得火烧火燎。另一棍打破了我的肩膀。两个看守来到这里，他们边嗥叫边打。克尔玛闭上眼睛。一个看守推搡着我，吼着命我走。再一棍打破了我的嘴唇。血流到我的嘴里。我又开始奔跑，痛哭着，不是因为疼，而是想到克尔玛作出那样的选择。嗥叫离我远了些。我回头。只见两个看守朝大学生扑了过去。大学生的身子从右边朝左边摇晃着，有如一个被顽皮孩子卸掉了铰接点和整个结构的可怜的牵线木偶。我甚至以为我在噩梦般的时间浓缩中又回到了那个夜晚，重新体验了那个“清洗之夜”。
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山里找到过“溪涧长春花”，但我在一本书里看见过，一本非常珍贵的书：花不太高，花茎很细，深蓝色的花瓣粘连在一起，好像从没有真心实意希望开放过。也许今后不会生长这样的花了。也许大自然决定把它永远从花卉目录里抽去，剥夺人类欣赏它的美丽的权利，之所以剥夺他们这个权利，是因为他们不配欣赏它。
跑完这段路程也就结束了我的奔跑，面前是集中营的入口：一个铸铁制作的大门，做工精湛，有如公园或花园的大门。大门两边各有一个岗亭，岗亭漆成鲜艳的绿色和粉红色，岗亭里的哨兵站得笔直。大门上方有一个发亮的大吊钩，很像屠宰场的吊钩，人们用它来悬挂宰过的整牛。一个男人挂在那里摆来摆去，他双手反剪在背后，脖子上有一根绳子，两眼大睁着，眼球突出了眼眶，他舌头很肥厚，肿大，伸在嘴唇外边。可怜的小伙子，他与我们相似如兄弟，他瘦削的胸前却挂了一块木牌，牌子上用那些人的语言—“同根兄弟”的语言，昔日我们方言的复制品，我们方言的孪生姐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一文不值。”他迎风动了动。离他不远，三只乌鸦耐心地等待着，窥伺着它们的美食—他的眼睛。
每天都有一个人像这样被吊在集中营的入口处。每个人早上一醒来都会想想也许该轮到自己了。看守们把我们从简陋的房子里赶出来，此前我们都席地堆挤在那里过夜，出来后，他们命我们排成行，于是，我们便在那里等着，就那样站着，等很长时间，无论刮风下雨，一直等到他们从我们当中挑选出当天的牺牲品。有时，几秒钟就决定了。有时，他们拿我们玩骰子打牌赌输赢。而我们则必须站在他们旁边等候，排列整齐，一动不动。赌博没完没了，到最后，赢家享受特权，进行选择。他来到我们行列里。我们都屏住呼吸。每个人都试图尽量缩小身子不被他看见。看守却不慌不忙。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囚徒前面站定，用他的棍棒触触他，简单说：“你。”我们这些人，所有其余的人，在我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一种疯狂的快乐，一种丑陋的幸福，而这快乐和幸福也只能延续到翌日，延续到新的仪式，但它毕竟能容许我们坚持，坚持下去。
那个“你”便同看守们一起走了。他一直走到大门边。他们让他爬到吊钩处。让他把昨天被吊死的人解开，然后取下来背在自己背上，挖一个坑把死者埋掉。接着，看守们命他挂上写着“我一文不值”的木牌，把绳子交给他，让他爬到梯凳最高处，等待那位“吞噬生灵的女人”到来。
那“吞噬生灵的女人”是集中营营长的妻子。她很年轻，更重要的是，她具有一种毫无人性的美丽，头发格外金黄，皮肤格外白皙。她经常在集中营内散步，我们则奉命绝不能与她的视线相遇，否则格杀勿论。
这个女人从不缺席晨间的吊人活动。她慢慢走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净水、香皂、护肤霜使她的双颊格外红润，有时她的香味会随风飘到我们这里，一种紫藤的香味，自那以后，我一闻到这种紫藤花香就必定呕吐，必定哭泣。她穿的衣服很干净。她的打扮无懈可击，并且衣着入时，而我们，在她几米之外，却衣衫褴褛，破衣无形也无色，浑身跳蚤虱子，光头垢面，满头疮疥，臭气熏人，骨瘦如柴。我们属于与她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她从不只身来到这里。她怀里总抱着自己的孩子，一个裹在漂亮襁褓里的几个月的婴儿。她安静地摇晃着孩子，在孩子耳边说话，还小声唱着儿歌，我记得有一首儿歌的歌词这么说：“世界，光明的世界/人类的手将一切包揽/ 世界，光明的世界/ 啊，我的孩子睡得那么香甜。”
孩子一直很安静。他不哭闹。有时他会睡过去，于是，她便用非常温柔的动作让他醒过来。当他终于睁开眼睛，用小胳膊小腿乱舞乱蹬，朝天上打哈欠时，她便动动下巴，向看守们示意，仪式可以开始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看守便朝梯凳使劲踢一脚，那“你”的身子往下一滑，立即被绳子接住。那女人注视他几分钟，嘴唇边随即掠过一抹微笑。她从不放过任何细节：惊吓中的哆嗦、喉咙的响声、在空中寻找土地的双脚、肠子排空时发出的呱呱声、全身动作最后的凝固、绝对的静默。于是，她给孩子的额头一个长长的吻，孩子有时会哭两声，显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饿了，要求吸吮她的奶头，她也就安静地离开了。三只乌鸦已经就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看见的那几只，它们是那样相似。看守们互相也很相似，但他们不吃眼睛，他们只吃我们的生命。跟她一样。跟集中营营长的老婆一样。她，我们私下里用这个绰号叫她：“吞噬生灵的女人”。
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个孩子，她的孩子。他是否像她一样死掉了？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与我的小波朴切特岁数相当。那小家伙在那些日子里，每天清晨吃他母亲乳房里温热的乳汁，同时将几百个人吊死的场景尽收眼底，他如今情况如何？他在梦里都看见过些什么？他说些什么话？他还能微笑吗？他有没有变成疯子？他是否忘却了一切，或者在他年轻的脑袋里一再回想那些接近死亡的身体如何抽搐，那些即将窒息的喉咙如何发出呻吟，眼泪如何在土灰色的瘦脸上流淌？还有乌鸦刺耳的聒噪？
到达集中营的头几天，在“罐子”里，我不停地同克尔玛说话，仿佛他还活在我的身边。所谓“罐子”，其实就是没有窗户的单人黑牢。阳光只能从包了铁的大门下边钻进来。我睁开眼，看见的是面对着我的墙壁。我闭上眼，看见的是克尔玛，在他背后更远的地方，远得多的地方，是艾梅莉亚，她的肩膀柔弱而单薄，再远些的地方是费多琳，她微微摇着头，正在哭泣。
我不知道我在“罐子”里待了多长时间，与我同在的是那三个人的面容和那堵墙。想必时间很长。几周，也许几个月。但在那里，在集中营里，日、周、月，这些字眼毕竟毫无意义。时间算不了什么。
时间，它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