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总而言之，在那个难得的春日，“另外那个人”平静地说了话，而且微笑一直挂在嘴边，然后再骑上马，把贡特尔·贝肯菲尔撇在那里目瞪口呆，自个儿往我们小镇的方向走了。贝肯菲尔还注视了他良久，直到他消失在克伦克峭壁后面。

在他到达我们那里之前，他一定还在某个地方歇过脚。肯定。我把那段时间重新作过衔接。从贝肯菲尔注视他直到消失那一刻，到傍晚他跨过我们小城镇的城门那一刻，中间有一个空当，因为他进入小镇的当口儿，德费尔家的老大正好在场，他当时犹豫着不敢回家，因为他父亲又醉得像个流浪乞丐，正大喊大叫着要开他的膛。哪怕此人骑马旅行再懒散悠闲，他都不可能填满这样的空当。仔细想想，我认为他是在大河附近作过停留，就在巴普蒂斯特尔布吕克河旁边，在那里，公路在草地上奇怪地弯曲起来，地上的草嫩得像儿童的双颊。我发现的只有这一点。那地方的景色美不胜收，不熟悉我们家乡的人从那里完全可以一览无余，仿佛那是面前的衣料一般触手可及，既看得见小镇的屋顶，也听得见镇上鼎沸的市声，更重要的是，在那里可以对那条大河惊叹不已。

施陶比河并非能使周围的景色如诗如画的河流。有人也许认为可以在这里看到一条缓缓的清流汩汩流向四方，滋润着周边的牧场，然后涌进金色头顶的毛茛植物以及湿头发一般懒洋洋慢悠悠的藻类植物当中。不，不是那样，我们这条河汹涌澎湃，湍急淘气，它吼着，叫着，推挤着沙砾，猛锉着露出地面的岩石，碰撞着，将白沫和细雨般的水点抛到空中。那是真正野性十足的山中急流，河水清亮凌厉有如水晶，鳟鱼在水中闪着灰色的亮光。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无论冬夏，它的水都会让你冷到脑髓。战争期间，在晨光熹微中，有时可以在河里看见鱼类以外的创造物，全身发青，一副吃惊的样子，或者双眼紧闭，好像被谁出其不意催眠之后裹在了漂亮的液体绒布里。

我曾跟“另外那个人”交谈过一些事情，我可以肯定他在那时曾不慌不忙地观察过我们这条河。施陶比，这个名字挺怪。甚至在当地土话里它也没有什么意义。谁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连迪奥代姆在他看过或翻过的所有档案文件中也没有找到它的出处和它的意义。名字，确实很怪。有时我们对名字一无所知，但大家仍然不停地说到它。其实跟人一样，恰巧是那些我们多年来一直照面但从不认识的人，某一天忽然在我们眼前崭露头角，成为谁也不会相信他们能成为的那种人。

我不知道“另外那个人”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屋顶和烟囱时想了些什么。他到达了。他结束了自己的旅行。他来到这里，而不是别的任何地方。贝肯菲尔这么想，而且明白这点，我们后来也跟他一样。想法没有错误。毫无疑问，“另外那个人”是心甘情愿来到这里的，而且对他这次冒险做过充分的准备，为此，他还带了所有的东西，那绝不是一时的冲动或偶发的奇想。

连到达的具体时刻，他想必也计算好了。在那个时辰，阳光正好突显出一切：守望着背斜谷的山峦、森林、牧场、普通墙垣、人字墙、绿篱和人畜的声音，使它们变得更加美丽更加雄伟。那个时辰的阳光并不灿烂，却足以给一切发生的事情增添独特的古老色调，给一个陌生人到达一个四百人口的小乡镇这件事增添明显的轰动效应，何况那四百人在平时就已经勤于搜索枯肠琢磨问题。但反过来说，由于那个时辰还在紧紧缠住西下的夕阳，所以它激起的只是好奇，还不是恐惧。恐惧，那是后来的事，那时，窗户紧闭，护窗板关得严严实实，壁炉里最后一根劈柴已经被埋到炉灰里，寂静笼罩着家家户户的深院内室。

我感到冷。我的指尖冻得像又光滑又僵硬的石头。我是在我们家的贮藏室里，周围堆满了被丢弃的木板、罐子、种子、拉线、细绳以及待填稻草的椅子，总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烂。生活里的渣滓都堆积在这里。而我，却就在这里。我是自愿来的。我需要远离尘世以便尝试着整理这可怕的故事。

我们进入这个住宅快十年了。当我能够用我的薪金以及艾梅莉亚的绣品所得积攒下来的钱买到这个住宅时，我们便从原来的简陋小屋搬了进来。当我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购房契约上时，公证人克诺普夫先生用力地紧握我的双手说道：“这一下你真的住在你自己家里了，布罗岱克。永远别忘了，住宅，就像一个国家。”他随即拿出几个酒杯，我们碰了杯，就他和我，因为卖房人拒绝了公证人递给他的酒杯—他名叫鲁道夫·萨克斯，戴一个单片眼镜，一双白手套，他来自S城，是专门为此事来的，他用高不可攀的眼光看我们，仿佛他住在白云端上，而我们却住在粪坑里。这个住宅原来属于他的一个叔爷爷，他却从不认识这门亲戚。

那间简陋的小屋是三十多年前费多琳、她的大车和我来到这里时，别人给我们的。我们是从天涯海角来的。我们的跋涉延续了好多个星期，就像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梦。我们翻越过许多边境，蹚过不少河流，穿越过山口、城镇、桥梁、森林和田野，领略过不同的风光，听到过各种语言，见到过各地的百姓。我待在大车上，俨如一个小皇帝，紧靠着大包小包和兔子的肚腹，兔子始终用它那丝绒般的眼睛注视着我。费多琳每天都用从好几个大蓝布口袋里取出的面包、苹果和肥肉喂我，还喂我好多词句，她把那些词句塞进我的耳朵，我则必须从嘴里把它们吐出来。

后来，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小镇，它也就成了我们的小镇。费多琳把大车停在教堂门口，让我下来活动活动僵硬的腿脚。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害怕外来的陌生人，哪怕他们穷得叮当响。人们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些妇女给我们带来些吃的和喝的。我还记得男人们的面容，那些人拉着大车朝简陋小屋走，再也不愿让费多琳出一点力。接下来是派佩神甫，他当时还很年轻，充满活力，还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还有镇长，一个满脸白胡子的老汉，颈后还留着发髻，他名叫西贝柳斯·克拉斯巴赫，昔日是帝国军队的医生。他们把我们安置在那个简陋的房屋里，还让我们听明白，我们可以在里面住一个晚上或者几年。房屋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大炉子、一张冷杉木制作的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三把椅子，还有另一间空房。木墙的蜂蜜颜色给人以温馨暖和的感觉。那里面的确很温暖。夜里，有时可以听见风儿在附近高大冷杉树林的枝头发出的呜呜声和炉子的热气烤着木头发出的咔咔声。我在那里一边想着松鼠、獾子和斑鸫，一边入睡。那是天堂。

在这里，贮藏室里，我就一个人。这里是不适合女人、青年或老人停留的地方。夜间，蜡烛生发出好多怪诞的影子。房梁奏出干巴巴的音乐。我感觉自己待在很远的地方。我感觉，也许是错觉，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打扰我、能伤害我，我可以躲避一切，躲避所有的人，而我其实是在小镇的中心，我周围还有别的人，他们对我的状况了如指掌，知道我在怎样呼吸，也了解我的所作所为。

我把打字机放在迪奥代姆的桌子上。他去世后，奥施威尔命人把他的东西全部扔掉、烧掉，衣服、几个家具、小说，借口是，必须腾出干净地方迎接新小学教师。代替他的是约翰·吕利。他是本地的子弟。他一条腿比另一条腿长，妻子却很漂亮，他还让她给自己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里。吕利并非学识渊博，但也并不愚蠢。他以前在镇政府搞文字工作，如今，他先在黑板上写些字母和数字，然后让孩子们结结巴巴地诵读。“发生过的事”那天晚上他也在场。在那些注视着我的人头里，我发现了他那一头红棕色的乱发和他十分宽阔的肩膀，他的肩膀之宽，让人以为他穿外衣之前忘了取下衣架。

我并非真正需要迪奥代姆的桌子，我只是想保存一点他留下的东西，他触摸过的、为他所用过的东西。他的桌子与他相似。两块漆过的漂亮核桃木面板边靠边黏合在四条简单的桌腿上，没有花哨的装饰。一个大抽屉上了锁，但我没有钥匙。我也没有硬打开它的好奇心，不想看里面放了些什么。我摇摇桌子，没有听见里面的动静。照我看，里面极有可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