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高适（701—765），字达夫，渤海蓨人（蓨tiáo今河北景县南），世居洛阳。他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做过韶州（故治在今广东韶关市）长史。到他本人一代，家境已经衰败，而他自己又不屑治家理财，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说“少濩落，不事生业”，平生“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

高适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带着天真的幻想，也颇自负，以为“书剑”学成，满可以取得相当的官位，施展抱负。而实际情况却是“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结果失意而归，客居梁宋（唐宋州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县），在友人的资助下，过着隐耕的生活。

高适出仕之前客居梁宋的生活，以开元二十年（732）至开元二十六年间北游蓟门、燕赵，随后又应征赴长安、暂居淇上为限，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定居其地，他说：“余亦惬所从，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其实，这一时期他并非真忘情世事，而是“弱冠负高节，十年思自强”（《鲁郡途中遇徐十八录事》），在孜孜攻读，以求仕途再进；济世之心也无时不耿耿在怀：“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苦雨寄房四昆季》）。

开元十八年（730）五月，契丹大臣可突干杀其王，率国人并胁奚众背离唐朝，降附突厥。唐于是在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分道征兵，兴师出击。这时，正落魄失意的高适，遂想赴东北边塞，争取边地立功以求出路。开元二十年正月，唐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帅兵击奚、契丹。三月，获大胜。当时高适已去到信安王幕府，作有《信安王幕府诗》，述及此役。他想入幕从戎，未能如愿。此后两年，继续浪游燕赵，结果是“北路无知己”（《送魏八》），失意而归。这期间高适以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写了一些反映边塞情况的名作，如《塞上》《蓟门五首》等。更重要的是这一段浪游失意的生活，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序：“乙亥岁，适征诣长安”云云，可知开元二十三年高适又曾应征长安，但仍落第而归。这次失意，无疑更增加了他的不平。他在长安逗留了一段时间，于开元二十四年秋在淇上置别业暂居。约于开元二十五年底或二十六年初返回宋中，从此开始了客居梁宋的第二阶段。

高适客居梁宋的第二阶段，与前阶段不同，不是定居，曾几度外出。开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曾出游相州魏郡，天宝四载（745）至六载又曾旅居东平。值得特别提起的是，高适在天宝三载至五载间，曾两度与李白、杜甫相聚，同游梁宋、齐鲁。这是诗歌史上难得的一次兴会，他们一起抒志言怀，赋诗论文，不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创作上也得到观摩切磋的机会。确如杜甫《遣怀》所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天宝八载（749）夏，高适经睢阳太守张九皋荐举，中有道科，授封丘县尉，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次年冬，以封丘尉职北使清夷军（在妫州城内，属范阳节度使）送兵，转年春天归。又过了一年，约于天宝十一载夏秋之间辞去官职。高适在任封丘县尉期间，心中始终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官卑职微，使他手脚局促，感到难以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他深深慨叹：“州县徒劳那可度”（《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这种心情在北使送兵时也有所表露：“登顿驱征骑，栖遑愧宝刀。远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劳。”（《使清夷军入居庸三首》）而污浊、残酷的“吏道”，更使他不堪忍受，他说：“揣摩惭黠吏”（《封丘作》），又说：“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因此最终辞官是很自然的。

高适辞封丘尉后，于天宝十一载秋去到长安，曾与杜甫等故交重会同游。不久，得到田梁丘推荐，为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兼掌书记，遂赴河西就任。高适这次出塞，虽然是“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但毕竟是比较得意的，他自以为遇上知己，说：“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登陇》）。从此在仕途上开始腾达。

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爆发。当时哥舒翰病废在家，被征用平乱。高适也授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唐肃宗至德元载（756），高适又被命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李璘的叛乱，接着又参加平安史之乱。乾元元年（758）遭李辅国谗，降官太子詹事。次年授为彭州刺史。上元元年（760）转任蜀州刺史。代宗宝应元年（762）任成都尹，次年又迁任剑南节度使。直到广德二年（764），才离开西蜀，被召回长安，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转过年，永泰元年（765）就死去了。高适的晚境，诚如《旧唐书》本传所说：“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任职蜀中时虽无显著政绩，但“政存宽简，吏民便之”。

高适的创作，以诗为主，大致以入哥舒翰幕府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主要成就，集中于前期。

在入哥舒翰幕府之前，高适在政治上一直是失意的。虽然一度出仕，但官位低下。这使他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矛盾。而长期的浪游生活，又使他广泛深入社会，特别是接触了下层人民。所以高适前期的创作比较饱满，生活基础比较雄厚，思想境界也比较高。

高适是以边塞诗著称的，他的具有丰富社会内容与较高思想价值的边塞诗主要产生在前期。这些诗是有关东北边境的。当时那里的战争是由契丹统治者起衅的。由于战争的这种情况和作者怀才不遇的处境，这些诗具有下述特点：首先，表现了作者坚决抵御侵犯的愿望和希冀为国建功的豪情壮志；其次，常常议论边策，慨叹由于边防失策和边将无能，致使战事连年不息。他反对消极抵抗，苟且偷安，力主选用良将，优遇士卒，以求彻底根除边患。复次，较注意反映戍卒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或歌颂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或表现久戍思归的哀怨，更重要的是高适还以极大的同情写出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作者往往在同时创作的一组诗中（如《蓟门五首》），乃至一首诗中（如《燕歌行》），表现出战士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思想感情。这正是现实矛盾的深刻反映：敌人的侵犯，激发起战士的爱国情感，因而奋起抗击。但由于边策失当，战事久久不能结束，兵困民敝（“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再加上军中存在阶级压迫，苦乐悬殊（“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不能不使战士们感到悲愤寒心。高适反映了这些矛盾，对战士寄予深切的同情，着意为他们鸣不平。

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高适是盛唐诗人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这类诗也都是在前期创作的，与高适接触社会下层的生活经历和同情人民的济世志向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决定了这类诗作的深刻性。这类诗固然常与天灾连在一起写，但是他并没有把人民的苦难仅仅归结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常常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的。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揭露在封建制度下农民受剥削压迫的实质，但触及到一些现象，批评到时政、吏治以及具体制度的得失。他反对土地兼并，反对过重的压榨，反对“鞭挞黎庶”，主张抑兼并，归逃亡，“观黎庶心”而“抚之”，不夺农时，让人民“皆贺蚕农至，而无徭役牵”（《过卢明府有赠》）。高适的这些诗，在盛唐时创作出来，有它特殊的意义，表明即使所谓封建“盛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在客观上起着揭露作用。

在高适前期的诗里，感慨怀才不遇的主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诗虽多表现为朋友间的赠答形式，却不是一般世俗的客套、应酬，而是真挚情怀的流露，并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如《别韦参军》、《效古赠崔二》、《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等诗，都揭露了腐朽的贵族特权统治，反映了上层社会世态的浇薄，代表了下层正直士人的思想情绪。当然也应指出，高适的这类诗中，思想较为复杂，济世之志往往与汲汲追求个人功名联系在一起，失意的感慨又往往杂有消极出世的念头，其与权贵和世俗的对立，也不如李白那样强烈。

高适入哥舒翰幕府，是他仕途升迁的起点，却是他创作上走下坡的开端，从此进入创作后期。

高适在哥舒翰幕府期间，又写了一些边塞诗，但思想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要对他的这些诗作出恰切的评价，不能不先弄清当时西境战争的性质和边将哥舒翰的功过。当时唐和吐蕃军事冲突的性质是十分复杂的，有积极防御、安定西边的一面，也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一面，从总的倾向看，前一方面是主要的。至于哥舒翰，自天宝六载任陇右节度使以后，抵御吐蕃的内侵，颇见成效，边地人民因而称颂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歌》）但他不像前任王忠嗣那样采取比较稳妥的防御政策，每常迎合最高统治者穷兵黩武、轻妄用兵的口味，以邀功求爵。如天宝八载以很大的伤亡代价攻取石堡城一战，就带有这种性质，正如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西屠石堡取紫袍”。因此，无论对当时的战争，或对哥舒翰本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具体分析，弄清是非功过。如杜甫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前出塞九首》，对当时战争的看法就很明确，在态度上褒扬与批评兼而有之，反映了战争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况。杜甫对哥舒翰也不是一片赞扬声，对其轻率用兵是有疑虑和微词的，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嘱咐高适说：“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指哥舒翰），焉用穷荒为？”而高适此期的边塞诗中，则绝无这种全面的观点，听不到一点批评的声音。

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任职时比较得意，生活地位和思想感情与前期在东北边塞时迥异，这使他听不到战士的呼声，也看不到军中的腐朽面，更谈不上在作品中加以反映了。他的着眼点在上层方面，多写一些大小将领。作品偏重于表现满怀希望立功边疆的豪情壮志和进取精神：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塞下曲》

这首诗可以作为高适后期边塞诗的代表作，反映了他当时创作的主调。像这样一类诗，含有为国立功的思想，表达了开朗激昂的情绪，是高适后期边塞诗的主要成就所在。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得到边将赏识，个人功名心遂有较大发展；由于地位上升，广大人民和士兵对战争的态度，他也不大容易觉察了。这使他常常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因而在一些诗中出现了不分是非善恶、盲目歌功颂德的情况。如《九曲词》，在歌颂战功时，也夹杂着对追求爵禄的庸俗捧场；又如《李云南征蛮诗》，竟歌颂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是高适后期边塞诗中的消极面。

此后高适又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一时期，他的诗中虽不乏忧国忧民之情，某些诗如《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等，也还能对那个动荡的年代作一些反映，但总的看来，无论数量或质量，高适这一时期的创作是与时代不相称的。造成这种情况，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忙于政务等等，而最主要的，恐怕是他身居高官，浮在上层，未能把自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正是思想和生活的局限，使高适的创作出现了这样一个不景气的尾声。

二

岑参（715—770），江陵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感旧赋》序说：“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他的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倩、堂伯父羲都做过宰相。羲相睿宗，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得罪伏诛，亲族被放逐略尽，从此家道中衰。他父亲岑植，做过仙、晋二州刺史。岑参幼年丧父，从兄受业。家庭境遇的变化对他的思想有不少影响，使他幼年便自砥砺，立志获取功名，重整沦落的“世业”。他“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感旧赋》序），此后十年，曾出入京、洛，往游河朔，为出仕而奔波，结果一无所获。家门昔荣今悴的巨变和个人求官不遂的遭遇，使他感到“世路崎岖”，人生翻复，于是一度隐居终南。但其时追求功名的思想仍较强烈。天宝三载（744）应举及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授官后因官卑职微、不被重用，感到苦闷。天宝八载（749）出塞，这以前他的创作可划为“早期”。

岑参早期的诗歌，有不少是以慨叹仕途失志为主题的。就是他这一时期作的写景、赠答和表现隐居生活的诗，也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内容。总的说来，岑参早期诗歌的社会内容比较贫乏，但在艺术上，他的写景之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已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岑参的写景诗善于刻划一种奇特变幻的境界。例如：

诸峰皆晴翠，秦岭独不开。……东南云开处，突兀猕猴台。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喷壁四时雨，傍村终日雷。

——《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贻友人》

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白阁云，半入紫阁松。

——《田假归白阁西草堂》

又如：“涧花然暮雨，潭树暖春云”（《高冠谷口招郑鄠》）；“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初授官题高冠草堂》）等，无不显露出语求奇警的特色。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选的是天宝十二载以前诸家的作品，那时岑参的边塞诗尚未大量创作和流传，此集中也一首未录，所以这一评语主要当是针对岑参早期的作品而发的（当然也兼指天宝十一、二载居长安时的作品，但此一期间的作品和早期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并无差异）。这样评定早期岑诗的特点是恰当的。

自天宝八载到至德元载（756），是岑参创作的“中期”。这一时期他前后两度出塞，中间二、三年居长安。第一次出塞是天宝八载冬至十载夏在安西，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僚属。关于岑参出塞的目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诗人有安定边疆、为国立功的壮志，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出塞也不可能不夹杂有求取个人功名富贵的目的，如《银山碛西馆》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这次出塞，由于诗人不习惯边地的荒凉景象和艰苦生活，加上感到自己在塞外也和在长安一样不得意（《安西馆中思长安》说：“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所以情绪比较低沉，这对他这个期间的创作必然产生影响。

这个期间的诗歌有的表现为国从军的豪迈精神，有的反映诗人的苦闷，而表现得最多的则是边地的风光和诗人自己的思乡情绪。有的诗着意描写火山、雪海、沙漠、白草等祖国边疆的奇异风光，这不仅为过去的诗歌所未曾描写过，也为“古今传记所不载”（宋许《彦周诗话》）。有的诗则更多地表现边地的荒凉景象，如“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等。在思乡诗中，个别篇章思想开朗，感情纯真，完全没有同类作品中惯有的愁绪（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等）；有的虽然和泪而吟，感情却很深挚动人（如《逢入京使》、《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等）；还有的把乡愁和个人的失志、绝域的荒凉结合在一起，情调较为凄凉（如《碛中作》、《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等）。这些思乡诗的特色是情真意切、朴素自然。总的说来，岑参这一期间的诗歌，情调不十分高昂。

天宝十载秋岑参自边地归京，仍任微官，颇不得意，曾僻居终南，过了二、三年半官半隐的生活。这一阶段的创作和早期大致相同，值得提出的仍为写景之作。如《终南双峰草堂作》：

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霭。色向群木深，光摇一潭碎。

它写出了幽美的终南月色。着一“破”字，使我们感受到在明亮的月光下，石门谷劈开苍茫的云雾而挺立的高大形象；着一“碎”字，又使我们想象到月下的水潭犹如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微风涟漪，镜面破碎。

第二次出塞是天宝十三载（754）夏秋间至至德元载在北庭，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僚属。这次出塞，情况和第一次有些不一样，首先，他已经历过边塞征战生活的磨炼，其次，这时的主帅封常清原是岑参在安西幕府任职时的同僚，诗人自觉受到了他的赏识和知遇，因此情绪比较开朗和昂扬，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说：“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他的那些最著名的七言歌行，全都是在这个期间创作的。

这个时期的诗歌，有的充满激昂情绪，歌颂了边防将士英雄豪迈的战斗生活。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边塞壮丽风光的描绘，有力地衬托了边防将士的英雄气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渲染了飞沙走石的自然环境，然而这样的困境丝毫阻挡不住战士们前进；“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等句，以写严寒来反衬将士们不畏严寒的顽强战斗意志。有这样的将士，怎能不使敌人丧胆：“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终篇豪气洋溢，令人振奋。再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热烈地歌颂了出征时军容的壮盛和士气的高涨。这类诗歌，格调高昂，气势雄壮，能够激发人们奋勇昂扬的精神，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这个时期的诗歌和第一次出塞时一样，也描绘了祖国边疆的奇异风光，不同的是，较少表现边地的荒凉，而更多地在写景中寄寓豪情壮志，倾注了作者热爱边疆的深厚感情。试看茫茫的沙漠、无边的积雪，在作者的笔下是何等壮丽奇伟：“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由于诗人对边疆充满感情，把边疆视为自己实现壮志的场所，所以在他的笔下，那里的风光往往显得那样引人入胜。

这期间的诗歌还广泛地反映了边地的生活和习俗。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表现从军士人失志的怨望之情；《玉门关盖将军歌》反映边将生活的奢华；《赵将军歌》、《胡歌》等描写“蕃王”和汉将共同娱乐，关系融洽；《首秋轮台》等表现了边地的风习；《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等描写了边疆优美的音乐和舞蹈，等等。此外，也应当指出，岑参这个期间还曾写过少数庸俗地颂扬主帅功名的诗歌。

岑参“早期”诗歌所显露出来的语奇、意奇的特色，在边塞之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首先，边塞之作更加奇特峭拔、“度越常情”，像“都护宝刀冻欲断”，“马汗踏成泥，朝驰几万蹄”等，想象的奇特，令人惊异。其次，早期诗歌由于“情不足”，往往奇得有些“巧”，边塞之作则不然，它感情饱满，奇得扎实、有力，善于在真切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如“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还家剑锋尽，出塞马蹄穿”（《送张都尉东归》）；“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醉里送裴子赴镇西》）等，都能从实中求奇。第三，边塞之作除“奇”之外，更有“壮”的一面，陆游《夜读岑嘉州诗集》说：“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其他人亦往往以“壮”、“悲壮”、“雄浑”来评岑诗，都是指他的边塞诗说的。这豪伟雄壮的特色正是岑参早期诗歌所未曾具备的。应当指出，岑诗发展变化的趋向，总的说来是由“奇”转向“奇壮”，并在第二次出塞时，最终完全形成奇壮的风格。

岑诗于奇壮之中又有俊丽的一面。试以《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为例。开头二句写风力的强劲，很有气势。接着笔锋一转，出人意料地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句子来形容雪景，使人觉得奇丽之极，耳目一新。下面写雪后的奇寒，挥洒之中有细描。结尾数句写惜别之情，很含蓄、俊拔。再如《天山雪歌送肖治归京》也可以说明这个特点。

岑参的边塞诗所以能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是由于他怀抱为国立功的壮志，有边塞生活的切身体验，还由于他在艺术上“用心良苦”（《唐才子传》），努力下过提炼工夫。沈德潜《说诗晬语》：“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斗胜者，难字而已。”岑参所有杰出的诗篇正是炼意、炼字兼施，而又以炼意为主的。

岑参最擅长七言歌行，这在早期创作中已开始表现出来（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等），在中期的边塞诗中则获得更大的成就。他的七言歌行用韵灵活多变，韵调与诗歌的内容十分协调。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诗，句句用韵，每三句一转韵，读起来三句一气而下，急促铿锵，与诗歌高亢的情调极为谐和。

岑参大约于至德二载（757）自北庭东归，这以后他的创作进入“晚期”。他最初到凤翔，被杜甫等人举荐，授右补阙。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为了匡救国家的危难，他尽心谏职，“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杜确《岑嘉州诗集序》），然而“谏书人莫窥”，一个小小谏官的意见，并不被上层统治者看重，所以诗人精神苦闷，情绪低沉，《西掖省即事》说：“官拙自悲头白尽，不如岩下偃荆扉。”乾元二年（759），他被贬为虢州长史，“州县琐屑”，怀抱更不得施展，常常郁郁寡欢。此后，曾入为郎官，但这种思想状态并没有太大改变。大历元年（766），岑参入蜀，初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僚属，后转嘉州刺史。在任职期间，他一方面感到“终日不得意”，另一方面又仍有建立功业的愿望（如谓“功业岂暂忍”）。大历三年，他秩满罢官，这种愿望不得实现，心中充满愤懑与辛酸，曾说：“不意今弃置，何由豁心胸”（《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莫言圣主长不用，其那苍生应未休”（《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罢官后东归不遂，大历四年岁末卒于蜀中。

总的说来，岑参“晚期”虽有为国靖难的壮志，但又跳不出个人的圈子，所以当遭遇挫折、壮志无法实现的时候，思想便往往变得消沉起来。正因此，使得他“晚期”的诗歌成就不高、情况与“早期”并无太大差异。当然，由于他怀抱不得施展，对朝政有所不满，也曾写出一些直接反映现实的诗篇。例如《潼关镇国军句复使院早春寄王同州》一诗揭露朝廷用非其人，“承恩”“诸将”寻欢作乐，不事征战，而“儒生有长策”，却“闭口不敢言”。《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一诗则指斥权贵把持朝政：“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长安多权贵，珂珮声珊珊。儒生直如弦，权贵不须干。”再如《行军二首》、《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阻戎泸间群盗》等也都反映了一定的现实问题。这些诗虽然可贵，但可惜数量不多，在“晚期”诗中只占很小的比重。

写景之作在岑参“晚期”诗中仍是值得注意的。他“谪官”虢州时，虽很苦闷，却也常抱着“及兹佐山郡，不异寻幽栖”（《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的态度，着意地去歌咏自然景色的美，如：

使君五马天半嘶，丝绳玉壶为君提。坐来一望无端倪，红花绿柳莺乱啼，千家万井连回溪。

——《西亭子送李司马》

岑参在蜀中也创作了不少写景诗，着力刻划巴山蜀水的奇异，如写剑门山势的险峻：“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曲折江岸的奇峰：“江回两岸斗，日隐群峰攒。”（《早上五盘岭》）；水的浩渺：“始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登嘉州凌云寺作》）；江的澄澈：“峨眉烟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等等，都清新而奇特，富有审美价值。

三

在盛唐诗人中，高适和岑参在艺术上的关系，颇象王维和孟浩然：都是在一个总的艺术风格下，放出各自的异采；或者说，以各自的创作风貌，构成同一个流派。所以他们向来被并称为“高、岑”，常常在艺术上被合在一起品评。作为二人的知交，杜甫就曾说过：“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宋严羽对他们的风格更有简明的概括：“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诗评》）从此，“悲壮”便成了定评。元辛文房说岑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岑参传》）这里也含悲壮之意。明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诗薮》内编卷二），直袭严说。我们觉得用“悲壮”来概括高、岑诗歌的共同风格，的确是抓住了主要精神。

高、岑这种共同风格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有文学发展的时代因素和他们的个人因素作为基础的。

初唐诗坛，还不免受齐梁浮靡诗风的影响。到初唐后期，陈子昂反映时代要求，标榜“汉魏风骨”，诗风才有了进一步扭转。至盛唐时，这个诗歌革新运动，才卓见成效，最终完成。如殷璠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河岳英灵集序》）杜确说：“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岑嘉州诗集序》）高适、岑参正是为这个文学潮流所促成的两个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关于他们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联系，胡应麟说得最为清楚：“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盛唐继起，……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诗薮》内编卷二）

仅仅看到这一面，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王维、孟浩然与高、岑同时，何以风格迥异，如胡应麟所说：“王、孟闲澹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这就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个人因素。所谓个人因素，主要是指出身、教养、生活经历、思想、气质等等。高、岑二人，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共同处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他们都是早岁孤贫，在社会上受到不少冷落，心怀不平之气。第二，一般说都是怀抱理想，积极用世，在仕进道路上虽几经挫折，始终不甘寂寞。第三，都有边塞立功之志，曾周旋于幕府，从军边疆，亲自体验过豪壮、艰苦的军旅生活。所有这些自然不能不在他们的诗歌上留下标记，表现出“悲壮”的特色。

高、岑诗歌，在共同风格之下，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格调上看，高诗是在沉郁顿挫中以见豪迈，气势内蕴；而岑诗则是在骏爽、流畅中以见奔放，气势外露。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诗（特别是古体诗）作一些比较，这种差别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其次，高、岑虽都是抒情诗人，但在表现方法上，高适多是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而岑参则是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前人就已看出这一点，如殷璠以为“适诗多胸臆语”（《河岳英灵集》）；元陈绎以为“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诗谱》）。

高适直抒胸臆，并不是赤裸裸地表达思想，而是以饱和着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现他的深刻感受，诗的感染力很强，自我形象也非常鲜明。高适最善于披露自己的胸襟，例如：“惆怅闵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君门嗟缅邈，身计念居诸。”（《苦雨寄房四昆季》）“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邯郸少年行》）“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等等，无不淋漓尽致。他也善于体贴入微地揭示别人的内心世界，如“远途能自致，短步终难骋。羽翮时一看，穷愁始三省。”（《同吕员外酬田著作幕门军西宿盘山秋夜作》）又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可谓心心相印，如吐己怀。高诗叙述和议论的语言，也多带着强烈的感情，总是鲜明地流露着自己的态度。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我辈今胡为？浩哉迷所至。缅怀当途者，济济居声位。邈然在云霄，宁肯更沦踬！……我惭经济策，久欲甘弃置，君负纵横才，如何尚！”（《效古赠崔二》）愤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总之，读高诗，处处会觉到作者感情的激荡。

高诗写景之笔不多。岑诗几乎每首都或多或少有点景物描写。岑诗寓情于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诗关于边地奇异景物的描绘，无不与戎马生活的豪情壮志联系着。再如《送李翥游江外》：“匹马关塞远，孤舟江海宽。夜眠楚烟湿，晓饭湖山寒。”写旅途孤独凄凉之情，尽在景色描写中。高适当时也有诗送行，他是这样写的：“愁临不可向，长路或难前。吴会独行客，山阴秋夜船。”（《秦中送李九赴越》）这是何等鲜明的两种笔法！

即使同是写景，二人也不同。高诗不重具体描绘，而是偏重在表现感受的一面，主观的色彩很浓。如“石激水流处，天寒松色间”（《入昌松东界山行》）；“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自蓟北归》）；“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使清夷军入居庸》）等等，都是如此。至于二人登慈恩寺塔同赋之诗，更是一对现成的比较例证。写人物也与此类似，如高诗：“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送浑将军出塞》），是直探心曲；而岑诗：“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则是写貌以见情。

由于这种表现方法的不同，再加上在想象、构思方面高适质实，岑参瑰奇，所以他们的诗给人的印象也就不同：高诗浑浩，读来如沈德潜评汉魏诗所说的：“浑浑灏灏，元气结成，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唐诗别裁集例言》）；而岑诗峭拔，读来不时使人惊心动魄。

最后，在接受文学遗产的影响方面，高、岑也表现出差别。总的说来，他们同样继承了“汉魏风骨”，同时也吸收了六朝以来诗歌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融会贯通进行独创，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时代要求。但是，他们接受遗产又是各有所侧重的：高诗直追汉魏的特点比较显明，岑诗则较多熔铸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杜甫说高适“方驾曹（植）刘（桢）不啻过”（《奉寄高常侍》），说岑参“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并非随意比喻、称道，这里面包含着准确的评价，说明他们跟历史传统的关系。胡应麟说：“高黯淡之内，古意尤存；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诗薮》内编卷二）王世贞说：“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艺苑卮言》）也都说明二人在接受传统影响方面的差异。

诗歌形式发展到盛唐，出现百川归海之势，各体皆备。高、岑以他们个人的创作反映了这一特点。他们的诗各类体裁皆有佳篇，因此在各种诗体的继承和发展中，都作出一定的贡献。高、岑七言歌行的成就最高，在这方面，接受了以“壮丽豪放”及“俊逸”见称的鲍照的较为直接的影响，并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体裁，除了抒情之外，还引进了描写和叙事的成分。

高、岑诗歌的成就，如果从思想性和艺术性全面考察，确如王世贞所言，“一时不易上下”，可以说是唐诗百花园中竞相辉映的两朵奇葩。但是，不能否认，岑参在艺术上的创造性，要比高适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奇特的想象、构思和鲜明的形象描写方面。岑参的创造性，使他的诗更富有艺术个性，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也就更大一些。

四

今存高诗约二百四十首，岑诗约四百首，本书共选入一百三十四首（高适五十八首，岑参七十六首），约占两人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入选的诗，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兼顾各种内容、体裁以及各个时期的作品，希望能从各个方面来反映高、岑诗歌的主要成就。在照顾全面的同时，也考虑到突出重点，以使读者对高、岑的作品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

入选的诗，按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对作品的写作年代，均在各诗的第一条注释中分别说明。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编年的依据。无法考定其具体写作年代的诗，则根据我们的理解，给安排一个大致的位置。

本书注释，力求详明，典故都注明出处（有的直引原文）。为了帮助读者领会诗意，除难解之句加串讲外，各首诗又分别作了题解（见于第一条注释）。

入选的诗歌，都作了校勘。高适部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为底本，校以：（一）《高适诗集》（敦煌写本照片，校记中简称“敦煌集本”）；（二）《诗选》（敦煌写本照片，简称“敦煌选本”）；（三）明抄本《高常侍集》十卷（残存前五卷，简称“明抄本”）；（四）清初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十卷（简称“清影宋抄本”）；（五）明仿宋刻本《高常侍集》十卷（简称“明仿宋刻本”）；（六）明嘉靖黄刻本《高常侍集》二卷（《十二家唐诗》中的一种，简称“黄本”）；（七）明许自昌刻本《高常侍集》二卷（《前唐十二家诗》中的一种，简称“许本”）；（八）《全唐诗》。岑参部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十五年熊相济南刊本为底本，校以：（一）宋刻本《岑嘉州诗》八卷（残存前四卷，简称“宋刻本”）；（二）明抄本《岑嘉州诗集》八卷（简称“明抄本”）；（三）明刻本《岑嘉州集》八卷（有清吴慈培、近人周叔弢朱墨笔校，简称“吴校”、“周校”）；（四）明正德庚辰谢元良刻本《岑嘉州诗》八卷（简称“谢刻本”）；（五）明铜活字本《岑嘉州集》八卷（简称“明铜活字本”）；（六）明万历刊本《岑参集》一卷（《唐十二家诗》中的一种，署“关中李本芳元荣校”，简称“李校本”）；（七）明许自昌刻本《岑嘉州集》二卷（《前唐十二家诗》中的一种，简称“许本”）；（八）《全唐诗》。此外，两人入选的诗歌，还曾校以《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唐诗三集合编》等书。

凡改动底本文字，一般都在注中作校记说明（明显误字，则径据别本改正，不复作校记）。对各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异文，均择要在校记中加以反映。作校记时，有数本文字相同者，仅举出一、二本作代表。校记不单列项目，并入注文之中。

本书是一九六二年我们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时共同编注的。选目经集体讨论确定，校勘、注释则分头进行，其中高诗部分由孙钦善、武青山负责，岑诗部分由陈铁民、何双生负责。全部注稿又经四人互相审阅修改。编选注释过程中，曾得到阴法鲁、陈贻两位先生的不少帮助，特别是阴法鲁先生，曾审阅过全部注稿，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完稿后，搁置多年，这次出版，我们又作了若干修改。但限于我们的学识水平，书中恐怕还会有不少错误。对此，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孙钦善陈铁民
何双生武青山
一九八一年十月